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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书定稿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书

论文题目哈罗德·布鲁姆“新审美”批评理论研究

研究生姓名屈冬

学号**********

研究生类别博士

硕士□

所在学院文学院

专业中国语言文学

研究方向文艺学

指导教师赖大仁

填表日期2015年1月30日

一、选题依据

1．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布鲁姆以英国浪漫主义捍卫者的姿态，相继出版了《雪莱的神话创造》（1959）、《幻想的伴侣》（1961）以及《布莱克的启示》（1963）等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专著。

这些专著一经面世便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普遍关注。

随后，布鲁姆又出版了《影响的焦虑》（1973）、《误读图示》（1975）、《卡巴拉与批评》（1975）和《竞争-走向一种修正理论》（1982），这“影响四部曲”在学界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也奠定了布鲁姆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领域的地位。

90年代伊始，《西方正典》（1994）、《如何读？

为什么读？

》（2000）、《莎士比亚：

人类的创造者》（1998）等经典普及类著作的相继出版，更是在西方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由于布鲁姆“误读”理论、文学经典论及批评实践产生的巨大反响，使他成为了西方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他理论著作和批评实践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但由于西方学界处于理论多元化、批评范式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中，对布鲁姆的评价可谓是褒贬不一。

关于这一点，从罗杰·吉尔伯特对布氏的评语中可见一斑。

他认为，布鲁姆是“我们时代最负盛名的，也同时是最为臭名昭著的文学批评家”（RogerGilbert,ActsofReading,ActsofLoving:

HaroldBloomandtheArtofAppreciation,inTheSaltCompaniontoHaroldBloom.SaltPublishing,2007.p.35）。

西方学界对于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关于布鲁姆的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和宗教批评研究。

大卫·费特的《哈罗德·布鲁姆：

浪漫主义想象的修辞》分析了布鲁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著作，认为布鲁姆整个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与其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批评是分不开的，是英国浪漫主义诗学在新理论环境中的延伸和演变。

米勒在《文学的修正主义和现代性的重负》中指出，布鲁姆观念中的诺斯替主义，是试图以“迷信”的批评观来取代当代西方学界的理性、客观的批评。

罗伯特·奥特在《布鲁姆的“J”》中总结了该书的主要观点，认为布鲁姆没有仔细阅读《希伯来》原典，对《希伯来》原典的理解存在很多错漏之处。

此外，还有些学者批评布鲁姆把《圣经》当做文学作品来解读，亵渎了宗教的神圣性。

二，关于“误读”理论的研究。

艾伦·格罗斯曼和马来恩在总结了《叶芝》一书的主要观点后指出，《叶芝》是布鲁姆转向“影响诗学”的转折点。

德·曼对《影响的焦虑》的评论较为深刻，对布鲁姆有一定启发。

他认为布鲁姆的六种修正比可以与修辞手法相对应。

布鲁姆在《误读图示》一书中采纳了德曼的部分观点，结合“卡巴拉”文本阐释策略和弗莱神话原型理论关于文学规律的强调，建构了一个融修辞手法、心理防御、诗歌意象和修正比等要素为一体的复杂图示。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尝试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和关注视域阐发“影响-误读”理论，指出该理论的不足。

例如，波拉从历时性角度对“误读”理论的修辞观进行分析。

他认为，“误读”理论以建构转义的修辞系统为主，揭示了修辞的“历时性”变化；莎莉·韦斯特认为，《误读图示》中的修辞手法不足以表现诗歌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她认为布鲁姆分析诗人与前辈之间的误读关系时，往往忽略了与最近前辈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布鲁姆文学经典论的研究。

西方学界对布鲁姆《西方正典》和《莎士比亚：

人类的创造者》等普及经典类著作的评介最多，其中以批判性研究成果为主。

斯蒂芬·赫姆林的《哈罗德·布鲁姆的批评性崇高》、大卫·杜雷的《布鲁姆和经典》与丹尼尔·希尔沃的《西方正典书评》，对布鲁姆经典作品的选择标准和入选作品提出了异议，认为某些当代作家不具备入典资格。

他们认为布鲁姆的经典标准过于武断、主观。

《黑人高等教育期刊》评论《西方正典》时说，布鲁姆把文学时代划分为“神话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时，很难见到黑人作家入选（在“民主时代”，只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入选，而布鲁姆认为鲍德温、拉尔森、莫里森、休斯等人仅有将来入选经典的可能），认为布鲁姆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

詹姆斯·迪斯默特和罗伯特·索耶主编的《哈罗德·布鲁姆的莎士比亚》是布鲁姆莎士比亚研究的批评集。

十八位学者以《西方正典》、《莎士比亚—人的创造》为中心，从“莎士比亚崇拜”、“莎士比亚的人物研究”、“影响的焦虑”、“莎士比亚作为文化资本”等四个方面评论布鲁姆在莎士比亚戏剧、戏剧人物研究、莎士比亚对西方作家的影响和莎士比亚教学中的成就和问题。

这些学者对布鲁姆坚持“莎士比亚创造了人类”、“哈姆雷特和福尔斯塔夫是现实的人物”等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

霍克斯认为，布鲁姆《莎士比亚》一书将戏剧从其现实土壤中剥离出来，忽略了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外在的、政治的内涵，将历史斥为意识形态语境而排除在外，把它视为“憎恨学派”的唯一观念，这不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应然姿态（TerenceHawkes,BloomWithAView,inHaroldBloom’sShakespeare,editedbyChristyDesmet,RobertSawyer.NewYork:

Palgrave,2001.p29）。

泰勒认为，对莎士比亚艺术的推崇意味着对其他作家艺术成就的贬低，布鲁姆对其他当代莎士比亚批评家的批评是为了确立自己的批评身份和学术权威（GaryTaylor，Power,Pathos,Character,inHaroldBloom’sShakespeare,editedbyChristyDesmet,RobertSawyer.NewYork:

Palgrave,2001.p43,45）。

从分析中可以看出，西方学界在布鲁姆的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宗教批评、“误读”理论及其文学经典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其中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较为明显的是，西方学界缺乏对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的整体性观照，往往将关注视域或关注焦点局限在布鲁姆学术生涯的某个阶段或对某部著作（如对“影响四部曲”和《西方正典》等著作的研究）观点的梳理、分析和批评上。

在整体性观照缺失的情况下，对布鲁姆及其批评理论的认知与评价是有待商榷的。

其二，对布鲁姆批评理论特质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探索，只有塞尔登、艾布拉姆斯等学者在文章中提及布鲁姆的理论特质问题，认为布氏具有解构批评、心理分析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的倾向，但没有对此进行系统阐释。

究其根源，主要在于西方学界还没有对布鲁姆批评理论形成整体性认知，难以在宏观层面对其理论特质系统审视；其三，由于西方学界处于理论多元化、批评范式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中，对布鲁姆的研究和批评，特别是对文学经典论的批评，往往成为对自身文学观念和理论立场的维护与辩护。

因此，西方学界对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价值与意义的认识和评价，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由于译介迟缓，我国学界对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要滞后于西方学界。

1989年才由三联出版社出版了徐文博翻译的《影响的焦虑》；最早的一篇与布鲁姆批评理论相关的评介性文章，是李红艳在1993年发表于《河池师专学报》的《诗的误读与脱胎换骨》。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加和对布鲁姆著作译介的增多，对布鲁姆批评理论的研究逐渐繁荣起来。

与西方学界“褒贬不一”态度不同，国内大多数的专著、学位论文以及期刊论文对布鲁姆持较为肯定的态度，认为布鲁姆批评理论对我国文学理论，特别是文学经典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如高永的《哈罗德·布鲁姆精英主义文学观及其启示价值》及汪源的《从布鲁姆<西方正典>看当下社会的重读经典》等；少数持有批判性态度的专家学者，则以布鲁姆“孤独的读者”、“为自我而阅读”等为切入点，指出布鲁姆批评理论的不足和缺陷，如黄应全的《如何构想新审美批评?

———评哈罗德·布卢姆的<西方正典>（修订本）》和白书藏的《哈罗德·布鲁姆的经典文学观研究》。

另有一些学者从布鲁姆文学理论的精神建构角度进行研究，如胡水清的《追寻失落的经典———从哈罗德·布鲁姆的经典观中探析经典的本质特征》和金永兵与陈曦的《文学经典的阐释与美国精神的建构———哈罗德·布鲁姆“文学经典”理论解析》。

总体来说，我国学界对于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

首先，关于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的整体性研究。

截止至2015年2月，具有代表性的布鲁姆批评理论整体性研究成果，共有三本专著和一篇博士论文，分别是：

翟乃海的《哈罗德·布鲁姆诗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张龙海的《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曾洪伟的《哈罗德·布鲁姆文学理论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以及艾洁的《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山东大学，2011年）。

这些著作与学位论文对其批评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来源、文学观念、批评方法和批评实践进行了阐释性梳理。

艾洁在博士论文中，以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的阶段性分期作为阐述框架，分别以布氏浪漫主义诗歌批评，“误读”理论以及在审美自主性基础上提出的经典论和阅读论为主题，梳理布鲁姆批评理论的历时性发展过程，对布鲁姆每个阶段的具体理论命题作出了细致的介绍，同时通过对比布鲁姆批评理论和其他相似或相悖的理论来深化对其批评观点的认识；张龙海曾师从布鲁姆进行博士后研究，他对布鲁姆批评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在《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观》一书中，张龙海将布鲁姆的学术研究分为四个时期，并得到了布鲁姆本人的肯定。

张龙海对布鲁姆的理论命题如“误读”理论、文学经典论及其对莎士比亚的研究等进行了细致的阐释，针对布鲁姆的理论身份归属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布鲁姆不属于任何批评流派；曾洪伟的《哈罗德·布鲁姆文学理论研究》从整体上对布鲁姆批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阐释，并对布鲁姆诗学在我国的接受情况作了详细介绍，指出我国学界在布鲁姆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如文献引用的疏忽、翻译的失误等）。

在该书中，值得关注的是曾洪伟对布鲁姆研究两个基本问题的推敲。

学界普遍认为布鲁姆是“耶鲁学派”成员之一，属于解构批评。

对此，曾洪伟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国内学者是盲目追随、附和西方学者的观点，并没有真正把握布鲁姆与其他三位成员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忽略了布鲁姆批评理论的多元性、复调性、张力以及其理论发展演进等特点。

曾洪伟的这一判断是在张龙海的评判基础之上做出的更为细致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由于资料掌握不充分，张龙海与曾洪伟两位学者对布鲁姆的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和宗教批评的论述缺乏一定的可信度；翟乃海的《哈罗德·布鲁姆诗学研究》是目前国内对布鲁姆批评理论最新的研究专著。

在掌握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材料（包括布鲁姆的主要著作）基础上，翟乃海从诗歌观、诗歌批评方法和诗歌传统对布鲁姆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进行静态考察，阐释布鲁姆理论和批评实践中的基本问题和根本原则，并且对布鲁姆理论是否属于解构批评，布鲁姆与德里达、德·曼的同与异；布鲁姆理论是人文主义，还是反人文主义；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精英主义进行了思考。

但翟乃海的某些观点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例如“布鲁姆的文学史观是封闭的，拒绝一切外部因素干预。

”；布鲁姆过于重视个人的生存体验，使得“文学批评沦为一种个体阅读观的风险。

”

其次，关于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命题研究。

一，以文学经典论为主题的研究。

在若干重要命题的研究成果中，以布鲁姆文学经典论为主题的相关成果最多。

高永在《站在不同擂台上的对手———哈罗德·布鲁姆与“憎恨学派”》一文中分析了布鲁姆与“憎恨学派”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处在同一结构内的不同层次上，并建议将布鲁姆批评理论与“憎恨学派”理论相互融合；曾洪伟在《在Canon与Classic之间:

哈罗德•布鲁姆经典观特征管窥》中，从词源学角度详细分析了布鲁姆经典论的特征，指出布鲁姆的经典论具有宗教性和等级性的特点；顾星欣的《保守的经典观与自由的审美观——布鲁姆“正典说”中的悖论》从布鲁姆文学经典的“悖论性”出发，阐释布鲁姆经典论的特性；江宁康在《文学经典的传承与竞争——评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与美国新审美批评》中表达的观念与高永颇为接近，对文学经典研究如何与“非文学”研究相结合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此外，也有学者指出布鲁姆文学经典论的不足。

黄应平认为，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论存在两个不足：

一是布鲁姆对“审美的自主性”的理解是不完整的；二是布鲁姆在坚持了文学经典形成过程中外因与内因复杂的交互作用的同时,存在理解过分简单化的倾向（《如何构想新审美批评?

———评哈罗德·布卢姆的<西方正典>（修订本）》）。

白书藏则认为布鲁姆的经典论陷入了主观主义陷阱和自身的悖论之中。

二，以“误读”理论为主题的研究。

除文学经典论外，学界对布鲁姆“误读”理论关注较多。

郭云在《影响的焦虑与强力误读——论哈罗德·布鲁姆与弗洛伊德的思想承继关系》一文中指出，布鲁姆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较大，其学说是对弗洛伊德学说强力误读的结果；王敏从主体性角度出发，深入剖析布鲁姆“误读”理论，认为“误读”理论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是一种颠覆性、延异性主体研究（《<影响的焦虑>背后的权利意志——布鲁姆误读理论的主体性特征》，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10月）；郑晓韵在《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焦虑理论和身份诉求》一文中，认为“误读”理论是布鲁姆自我身份彰显的一种体现；张龙海从误读的可能性、误读的必要性、阅读方式与意义的产生四个角度详细阐释布鲁姆的“误读”理论，认为该理论为我们指出新的阅读方式的可能性，为我们的理解提供新的借鉴，为我们的思维打开新的世界（《哈罗德·布鲁姆论“误读”》《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2期）。

三，以布鲁姆理论特质及其身份归属问题为主题的研究。

部分学者将布鲁姆“误读”理论与解构主义的互文性理论联系起来，以此为依据将布鲁姆划入解构批评。

陈永国在“西方文论关键词”的《互文性》一文中，直接把布鲁姆的“误读”理论与互文性理论等同起来，而王瑾则将布鲁姆“误读”理论与互文性理论联系得更为紧密。

她认为布鲁姆以互文性确立自己的文本观，并且以此作为基础考察文学史，与法国文论家一起创造、发展了20世纪的互文性理论。

《影响的焦虑》译者徐文博、《误读图示》译者朱立元与《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的译者吴琼均认为，尽管布鲁姆独树一帜地提出逆反式批评，且自称是一种实用批评，但还没有脱出解构批评的范畴。

“误读”理论与“互文性理论”的内涵与外延是有差异的，能否将两者等同起来还有待商榷。

对此，有学者如翟乃海、张龙海等人对“误读”理论是否属于解构批评持谨慎的态度。

他们认为，“误读”理论体现的是一种人文主义倾向，而解构批评的“互文性”理论体现的是一种科学主义倾向，不能把布鲁姆归入解构主义学派。

除“布鲁姆与解构批评”外，学界还围绕布鲁姆与读者反应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金元浦在《接受反应文论》一书中指出，布鲁姆在读者反应批评中以研究文学影响与误读驰名于世，他的“误读”理论是读者反应批评中集中于读者与阅读阐释的理论；张龙海则明确反对将布鲁姆划入读者反应批评，认为读者反应批评强调文本无固定和终极的价值与意义，文本的价值与意义是在读者与文本的相互作用之下产生的。

布鲁姆的阅读则是强力诗人为创造出自己的新诗而通过比喻或防御对前辈诗歌所作的有意误读；王先霈在《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一书中，将布鲁姆诗学体系放置在精神分析批评的理论框架与模式中，对其理论关键词进行阐释，如“影响的焦虑”、“心理防御”等。

此外，还有学者从人文主义角度对布鲁姆理论身份归属问题进行探讨。

王宁在比较了布鲁姆与解构批评之后认为，布鲁姆批评理论在人的主体性这一问题上与解构批评是对立的。

解构批评旨在否定文学活动中“人”的在场性与主体性，并将“人”的价值归为虚无；而布鲁姆则恰恰相反，他强调“人”在文学活动中的主体性与建构性。

因此，王宁认为布鲁姆应该属于人文主义传统。

然而，王逢振并不赞同这一观点。

他认为，布鲁姆的批评理论并不具备人文主义传统的文雅姿态，而是充满了权力、暴力与占用。

四，以布鲁姆的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和唯美主义倾向为主题的研究。

与其他理论命题的研究相比，学界在这一方面关注较少。

到目前为止，仅有曾洪伟、张克军、郑晓韵、艾洁与江宁康等少数学者予以关注。

曾洪伟、张克军、郑晓韵认为，布鲁姆批评理论的建构与其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研究具有密切关系，但对两者关系的系统性研究还不够，也没有从他的浪漫主义诗歌批评与“误读”理论及其经典论的关联性角度进行深入剖析；艾洁在博士论文《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对布鲁姆浪漫主义诗歌批评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认为布氏早期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中蕴含着“误读”理论的萌芽，但对布鲁姆文学经典论与其浪漫主义诗歌批评的关联性有所忽视；江宁康的《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中的唯美主义倾向：

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批评思想研究》一文，虽然以布鲁姆的唯美主义倾向为阐发点，但对布氏与唯美主义诗学的关系，及其对唯美主义诗学的吸纳缺乏深入研究，只是围绕布鲁姆批评理论中的审美因素进行评介。

虽然这些学者围绕着布鲁姆与浪漫主义诗学和唯美主义诗学进行了探讨，但还没有从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过渡到对其批评理论特质的系统剖析。

最后，关于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研究。

到目前为止，只有江宁康与黄应全两位学者提及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

在《文学经典的传承与论争—评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与美国新审美批评》一文中，江宁康以布鲁姆批评著作中的审美批评立场和审美倾向为依据，认为把布鲁姆称为美国新审美批评的代表性人物，不仅是对布氏批评实践的总结，也是“对长期被各种社会批判理论所遮盖的文学审美批评给予新的肯定。

”黄应全在《如何构想新审美批评？

—评哈罗德·布鲁姆布卢姆的<西方正典>（修订本）》中认为，布鲁姆与阿多诺、利维斯等人，在审美这一问题上区别主要在于布鲁姆所坚持的是“审美自主性”，而阿多诺、利维斯坚持的是“审美优先性”。

由于缺乏深入研究，两位学者对布鲁姆“新审美”批评研究停留在对其经典批评著作中某些观点的梳理、概括和评介，对其“新审美”倾向和立场的阐释还不够系统，对布氏“新审美”批评与传统审美批评的继承与发展也没有做出深入的分析，也没有从这一点上升到对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

从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学界在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与西方学界相比，在布鲁姆的理论特质及其批评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但其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反思。

首先，由于译介迟缓，我国学界对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处于滞后状态，探讨的问题和关注视域容易受到西方学界的牵引。

此外，学界主要依靠布鲁姆著作的中译本进行研究，缺乏对布氏英文原著的阅读，对其著作及相关资料的掌握还不够全面，使得学界的关注焦点局限在“误读”理论和文学经典论层面上，在关注视域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衡现象。

其次，虽然学界在布鲁姆理论特质及其身份归属方面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但由于布鲁姆批评理论具有一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学界还没有对其理论特质和理论身份达成共识，对布氏批评理论的“新审美”批评的特性研究还有待深入。

有学者如张龙海、王宁，注意到布鲁姆批评理论的特质之一是“对抗性”，但在这一问题上系统阐述不够，对布鲁姆批评理论与浪漫主义诗学、唯美主义诗学在精神内涵与理论观念方面的联系有所忽略；也有学者如江宁康、黄应全发现，布鲁姆批评理论具有“新审美”特性，但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时，没有将布氏“新审美”批评纳入到审美批评传统中，对“新审美”批评“新”在何处进行系统剖析。

此外，布鲁姆批评理论的“主体内向性”这一特质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

最后，由于在布鲁姆理论特质这一问题上缺乏系统审视，学界对其批评理论的整体性研究还有待深化、提高。

张龙海与曾洪伟两位学者在对布鲁姆批评理论进行整体性研究时，就布鲁姆的理论特质方面提出了“对抗性”和“审美性”，但对这两种特质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还不够，也没有以布氏理论特质为参照审视其批评理论。

这些现象和问题表明，虽然学界在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研究领域取了一定成绩，但总体上说还处于探索阶段，需要从新视角采用新方法加强对其批评理论的研究。

从“新审美”批评角度对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进行研究，虽然有学者关注，但在系统性和深入性方面做得不够。

从这个角度切入对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以“审美性”、“对抗性”、“主体内向性”为参照审视其批评理论，是一个新的视角，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认识和启示。

2．选题的研究意义（含科学与实践意义）

.从“新审美”批评这一角度对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国内外学界对此关注不够，而这正是布鲁姆批评理论的重要特质。

“新审美”批评中的“审美性”、“对抗性”和“主体内向性”，是布鲁姆批评理论的独特品质，也是区分他与传统审美批评、当代其他批评流派的重要标志。

从这一角度对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进行研究，可以为审视其批评理论特质，阐释其理论命题提供一个崭新视角。

.将布鲁姆“新审美”批评理论置于西方文学批评传统中进行考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与其它批评理论的关系，丰富对其批评理论的认知。

“新审美”批评理论具有一定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除浪漫主义诗学和唯美主义诗学外，布鲁姆有意或无意地从传统中汲取其他理论养分来建构、充实其批评理论。

从他与西方文学批评传统的关系审视其批评理论，可以为其批评理论的研究提供一个广阔的研究视域。

.本选题把布鲁姆批评理论中的若干重要命题，纳入到“新审美”批评的理论视野中来重新认识和进行阐释，有助于深化对其批评理论的研究。

而这一点，还没有学者予以尝试。

布鲁姆重要的理论命题及其批评实践，无一不体现着“新审美”批评的“审美性”、“对抗性”和“主体内向性”，在“新审美”批评理论视野内，重新审视其批评理论的重要命题，无疑会深化、丰富对其理论内涵和批评实践的理解。

.对“新审美”批评理论与其批评实践进行互证式研究，在这一方面国内外学界对此缺乏系统的关注。

除“误读”理论外，“新审美”批评理论的重要命题与理论特质，大多是在批评实践中针对具体问题而提出。

运用理论与实践的互证式研究法，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系统地认识其批评实践，深化对其批评理论的理解。

.从中西文学批评理论比较研究的意义上说，对布鲁姆“新审美”批评理论进行评析，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特点、意义价值及局限性，为我国文学批评理论建设提供参照借鉴。

这样，不仅可以在比较中全面认识其批评理论，也有助于从其批评理论的建构方式、“新审美”观念及其批评实践，在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以及实践论层面上探讨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途径。

二、研究方案

1．研究内容、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研究内容

一，对“新审美”批评的理论来源进行系统性研究。

本文在全面掌握布鲁姆理论著作的基础上，将“新审美”批评理论置入西方文学批评传统，系统梳理其著作中与批评传统相关的文学观念，深入考察“新审美”批评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指出：

“新审美”批评的理论基础是唯美主义诗学的自律与自为文学观、自由独立的主体观、现世人生拯救主题，以及浪漫主义诗学中的审美观、崇高观、想象观和哈兹里特的“宣泄说”。

在此基础上，布鲁姆通过吸纳弗莱神话原型理论、弗洛伊德“家庭罗曼司”、尼采权力意志以及古犹太神秘哲学“卡巴拉”的文本阐释策略，建构起极具个人特色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