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性制度安排理论研究综述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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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性制度安排理论研究综述下

过渡性制度安排理论研究综述（下）

2012-1-1010:

17:

06　　来源：

《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6期

周冰钟玉文（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合肥师范学院经济系）

   王玉海（2007）明确提出过渡性制度安排持续变革的动力机制问题。

他认为，过渡性制度安排持续变革的动力在于转型的主导者—政府在一定的条件下允许企业、个人等微观主体以自身利益增长为目标的活动，以及政府不断为其创造条件和改善条件的行动。

也就是说追逐“即期经济剩余”，以及因制度效率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导致的即期经济剩余的变动构成了过渡性制度安排持续变革的内在动力。

如罗德里克（2010）所言，中国能持续向市场制度变革，避免了印尼“走向麻烦”的经济增长，是因为中国大体遵从了把经济增长视为制度变革的机遇。

但实际上这并不只是政府的主观选择，也不能表明将永远如此，因此需要一种内在的机制来保证它的运行。

对此，周冰（2007）提出，要保证过渡性制度安排能向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转换就必须以生产性改革②作为改革决策的原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规避政府目标与社会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改革，以保证生产性的改革和利益增加的机制，消除可能的路径锁定，以推进过渡性制度持续演化，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三、过渡性制度安排演化的方向和路径

理论界对于过渡性制度安排在体制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通常与他们对过渡性制度安排演化方向的看法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又往往是与学者们对于过渡性制度安排演化机制的研究相关的。

这方面的文献在观点上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四类。

第一种是对中国式的渐进改革能否以更低的成本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持否定或怀疑的观点。

前者如萨克斯、杨小凯（杨小凯，2003；萨克斯，2000）等，后者如科尔奈（2005；Kornai，2000）等。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以萨克斯和科尔奈为代表的这些学者探讨的并不是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演化问题，而是以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市场制度为转型目标的既定前提来讨论渐进改革下诸如过渡性制度安排能否推进的问题。

他们否认转型国家在建立市场制度上其他可能的创新，并且认为经济运行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组合关系也都是单一的。

他们基本上是以目标来衡量转型方式、转型路径的优劣，否认经济增长与过渡性制度之间的紧密关系。

他们对中国渐进转型的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重视即时经济绩效而轻宪政规则的模式是持否定态度的。

也就是说，对于通过过渡性制度安排和中国所选择的改革顺序进行渐进转型能否把中国带入西方市场制度表示怀疑。

第二种观点，虽然也把转型看成是从一个确定的起点到一个先验给定的终点，即把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作为体制转型既定的前提和目标，但是由于他们赞成渐进的改革方式，因此主要探讨的是改革过程的路径。

在罗兰（2002）的研究框架下，过渡性制度并不是一个关键的解释变量，这导致作者主要是从确定恰当的改革顺序的角度来解释改革的不断推进。

至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顺序，他认为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并没有具体的路线图，过渡性制度安排的选择只是对意外事件和压力的一种即兴反应。

樊纲、胡永泰（2005）则提出，在转型过程中的各项改革措施与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演化是平行推进的，而非改完一个领域后再改革另一个领域的循序渐进。

第三种观点强调市场体制的多元化。

如周冰（周冰等，2007，周冰，2008）认为现有的市场经济制度模式是多样的，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制既存在共性的规则，但也存在一些与各国历史、文化等相关的一些特性制度。

由此认为过渡性制度演化的方向并不是照搬某一个或几个国家的现存的市场制度的原型，而要根据现代市场制度的基本特征进行创新，以创造出更加适应本国国情和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先进体制。

豪斯曼、怀默霆（Hausmannetal，2008；MartinKingWhyte，2009）等则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类似的观点，他们都反对简单照搬他国模式，主张根据国家自身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等进行市场导向的制度创新。

赵志峰（2007）通过最高（政治）决策者、主管政府和企业的三元博弈来解释国企的演化机制，从主管政府的腐败行为等角度来说明演化方向的多元性或难以达到彻底的私有产权制度。

钟玉文（2010）认为，转型中滞后的风险转移是推动国企产权制度持续演变的直接原因，其核心动力来自最高（政治）决策者，并试图通过把主管政府进一步细分为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来解释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改革方向的多元性和与社会公众目标相背的可能性。

第四种观点，一方面强调以经济增长目标来评价过渡性制度、决定过渡性制度变革方向，另一方面强调过渡性制度安排演化趋势的不确定性。

罗德里克主编的论文集《探索经济繁荣》（2010）是一个主要代表。

他们通过国别研究得出：

虽然政治民主和产权清晰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但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单一的市场制度并不一定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如印度；然而缺乏良好的公共制度（比如政治民主、清晰的产权制度）时，经济即使有一定的增长，也非常脆弱，如1997年以后的印度尼西亚；虽然可以把经济增长的目标作为评价和决定过渡性制度变革的标准，但这只是一种价值诉求，经济增长与向市场制度方向的变革并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也不存在必然关系，如巴基斯坦；过渡性制度变革的目标并不是照抄现有的模式，而是需要反复尝试、针对当地具体条件探索适合自己的完善制度，并强调了探索过程中主观选择的重要性。

王玉海（2007）认为，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演化是通过三个层次来实现的。

即利益主体的适应性调整、契约的适应性调整和和制度的适应性调整。

其中利益主体为追求自身收益增加而作出的适应性调整又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在既有制度给定的选择集内的偏好调整，另一个层次是扩大选择集的调整。

利益主体扩展选择集的适应性调整是借助契约进行的。

因为利益主体的行为，既有生产性行为又有分配性行为；而通过契约形成的合作组织，既有创利集团又有分利集团，而且还存在着创利集团蜕变为分利集团的倾向。

因此，总体经济剩余的获得要以制度的适应性调整为保障。

四、过渡性制度安排的评价：

体制平滑转型中的特例还是制度变迁的一般

过渡性制度安排是否具有普遍性？

它是体制转型乃至制度变迁过程中都可能出现的一般现象，还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所采取的特殊的改革策略而出现的特殊现象？

对此，在研究转型经济的学者之间存在着分歧。

那些不看好渐进改革的学者，如萨克斯等认为渐进转型的实行是由中国特定国情和初始结构决定的，不适合俄罗斯等其他国家（转引自文哲，2005）。

因此可以推论出过渡性制度安排是一种只适用于中国体制转型过程的特例。

以罗兰为代表的支持渐进改革策略的学者认为，过渡性制度安排虽然不具有普适性，但是对于诸如越南、中国等国家都是合适的，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就可以采取，并探讨了具体的条件。

罗兰（2002）从总和不确定性等角度来说明渐进主义策略下过渡性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或占优性。

即只要转型经济满足总和的不确定性，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逐步改革时，这些特定顺序的局部改革即过渡性制度安排能够提供关于改革的结果的信息，即能够提供人们将从改革中获益的确定性信息，那么就适宜于采取渐进——制度策略。

他也探讨了某些不需要采取渐进改革策略和过渡性制度安排适合大爆炸转型的条件，如他认为对于那些受到地缘政治强烈影响的一些小国，如中欧的一些国家体制转型就未必一定要采取渐进转型。

但是他对适合大爆炸转型条件的讨论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

钱颖一（罗德里克，2009）把过渡性制度等同于某几个成功的非驴非马的制度，如双轨制、乡镇企业产权制度、财政联邦制等，也没有意识到它是中国改革过程中所存在的一种普遍的制度变革模式。

以周冰（2007）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过渡性制度安排是实现体制成功转型的一般性机制，而不是特例。

他们提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存在三个特征性事实，即转型是一个要持续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转型过程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公共选择、转型过程存在着总和的不确定性，因此成功的体制转型必然需要通过过渡性制度安排来实施。

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不论是采取渐进的策略还是激进的大爆炸策略，新旧体制的转换特别是新体制的建立都需要一个逐步形成和完善的适应过程，因此，都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来逐步实施。

因此，对于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它是制度变迁过程中，无论是在宏观体制层面还是微观组织层面的一般现象。

尽管目前对于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研究都是与体制转型直接相关，但是从公共决策的角度来研究决策模型的学者们，提出的断续渐进主义决策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更进一步拓宽过渡性制度安排的适用范围。

林德布罗姆（Lindblometal，1963）等人从不确定性和理性有限性的角度论证了完全理性决策的非现实性，并提出一个代替完全理性决策的新的决策模型，即断续渐进主义决策模型，也被称为断续渐进主义策略（thestrategyofdisjointedincrementalism）。

在这一决策模型下所形成的行动策略与过渡性制度安排具有相似性，只不过前者研究的是政策、策略，比制度的范围更广泛。

这些理论探索也构成了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思想渊源，对过渡性制度安排拓展应用范围具有启迪作用。

对于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效率，研究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穆瑞尔（PeterMurrell，2008）在新古典均衡分析的框架下探讨了过渡性制度安排问题，他认为过渡性制度安排虽有利于降低改革成本，但经济绩效却不如均衡制度。

也就是说过渡性制度是低效的，只不过因为该体制下特定主体征选择制度时考虑的是改革成本而不是效率。

但是以诺顿（BarryNaughton，2007）为代表的学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得出中国转型过程中特有的制度形式并非低效，而他们论述的中国在改革不同阶段所实施的渐进制度变迁与“过渡性制度安排”是类似的。

樊纲、陈瑜（2005）认为，从静态（总体）的角度来看，过渡性制度相对于市场体制下的制度是次优的，但若考虑到体制环境的约束，那么在任一阶段的过渡性制度都是最优的。

由此，若把时间历程上的制度环境考虑进来，把既定的资源下最大的生产能力所构成的轨迹连接起来就构成了制度环境约束下的时间历程的生产可能性曲线，那么过渡性制度就是那些能达到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生产能力的制度形式。

因此，樊纲所说的过渡性制度安排虽然相对于理想状态而言是次优的，但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它是既定体制约束下的最优制度。

本文是作者承担的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过渡性制度安排与适应性效率——中国转型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10BJL0001）的部分研究成果。

注：

①盛洪的文章中同时使用了“过渡性制度”和“过渡性制度安排”两种提法。

②这个概念是由周冰提出的。

他认为，任何改革都具有分配效应，但是只有一部分改革能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能够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改革就称为生产性改革，否则，就是分配性改革。

作为生产性改革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即速效、向生产者倾斜、留有接口和后向可加。

具体见周冰（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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