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与人生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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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与人生意义
人生意义重大!
很多人已经开始思考,然后顿悟,后悔失去了什么。
可是回不去了,那些如歌的岁月。
老人尽管穿红戴绿,炼体强身,可时光仍然追不回;把自己未能实现的希望寄予晚辈,可又总觉得他们不争气。
中年人蓦然回首,原来以前懵懵懂懂为家庭,为孩子,都是尽责任,尽义务,没有一点为自己,好像前半辈子都白活。
确实,如果人与宇宙万物,特别是其他动物(众生)的一生作为座标作比较。
这么一比较,不对了。
许多人以往过的刚能糊口的日子,原来是猪狗一般的生活。
这还是往好里说。
因为劳累之余靠麻将换取点乐趣,与猪吃饱了,哼哼着晒太阳没什么两样。
往坏里说,则为了吃口饱饭被差来呼去,毫无过自己想过的日子的人生自由可言,简直猪狗不及,猪狗还有它们的自由呢。
纵然卖命拼斗出个别人都羡慕的人模人样,但那也只是“模样”而已,如果为财色、为官位……你争我夺个不休,原来所谓“人模样”,却依旧生活在兽类的古老丛林法则支配底下,兽类的本能追求成了一切。
难道人的生活,就应该这么“烂”吗?
作为万物之管理者的人,应该过着有别于万物的丰富生活。
在人生意义上,人应该超越于兽性;生活,不应该局限于众生皆具的本能欲望的满足,何况多半也不可能完全满足。
不过对现代人而言,禁欲也是错。
作为基督徒,个人与神建立成熟的人格关系是基督徒得着救赎的前提。
从过每个人受神异象启示想过的生活出发,实现自我,进而完善自身人格才是正确的方向。
所以,个人理想的信仰生活、丰富的精神追求的实现程度是评价人生意义的首要尺度。
教会对人生意义的引导,主要是在实现自我的基础上进而超越自我。
以尽善尽美、全知全能、永恒无私着的象征——神作为人的座标,人很难达到。
中国古代贤者王夫之有言:
能兴者谓之豪杰。
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
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动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
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与乱世之大权也。
可见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容易眼界狭隘,意志消沉,感觉迟钝,心灵充满暮气,终日斤斤计较,被日常生活的狭隘视野所遮蔽,需要依靠一些引导人生生气昂然,心胸阔达,敏锐而有豪杰气象的东西。
可人要想拔着自己头发去超越自己是办不到的,至少在欲求现实中难以满足的困境下,我们需要那在自身之外的超自然超社会的神的力量帮助。
在教会场合,在那至高者的相形之下,拯拔之下,救度之下,人的个体生命才能深察自身在自然与社会中的真实处境,褪除人定胜天的狂妄以及万恶之源——自我中心主义,全心全意信靠上帝。
基督徒应追求“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事业”,出世精神即无私,爱人如己。
摆脱世俗功利束缚,超越对家庭子女的牵挂等,这是宗教的追求。
但是,超越世俗并非仅为自私地到他方净土或天国去享福,而是在现实人生中忘我地专心致志做个人有兴趣的各项事业或技艺。
个人能力有大小,强者投身于事业,科技文化教育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顶尖者,都是由个人兴趣诱导,达至忘我境界的伟大人物。
弱者乃多数人纵然能力有限,只要有这点精神,不论干什么,都能发挥个人最大潜力,即求取所谓技艺的“小”道,也会颇有可观,如茶道、棋道等无不由此臻极。
文化史的评价最为公正,这些人类心智的结晶都能留下或大或小的一笔。
对人生意义问题,宗教的先知或创立者奠定的教义以超验的预设作出了回答,而哲学家、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归纳以往人类经验的基础上,也以理性的认知作出了回答。
当然,立足于超验还是经验?
面对的是终极还是具体问题,这就是宗教教义与各种哲学人文社会学说的回答之差别所在。
宗教的目的主要是处理人生面对的终极问题,例如,人为什么摆脱不了生离死别的悲哀?
好人为什么会遭受不公正的对待?
为什么挫折一再降临于己而不是他人?
为什么有时个人无论如何努力都落空,到头来还得受命运作弄?
等等。
对这类带有终极性的人生意义问题要作出的答案,不可避免地超越了我们有条件、有限的经验,超越了理性了解的知识世界的范围;而且,无限的未知永远横亘在人类面前,即使不谈学者强调的知识分散性和个人性,纵然当今正面临着“信息爆炸”、知识爆炸,那意味着人类拥有的知识正在加速度增长,但未知数却同样成倍地向前延伸。
正如庄子所说,生也有限,知也无涯;以有限逐无涯,殆矣!
由于经验知识永远有限,个人能把握的知识更加有限,人们为寻求使自己摆脱苦恼的答案,活着因有信心而自在,赴死则临危不惧,就往往不得不进入超验的信仰世界或借助于超验的预设。
西方神学所具的超自然、超社会的终极特性十分显明,已无须论证。
熟谙东方宗教的美籍华人学者杨庆堃认为:
东方“儒家学说将注意力集中于生与死的终极意义,但只是在道德责任方面,而不关心任何超自然因素。
作为思想体系,儒学的宗教特性存在于对天和命运等观念含糊不清的态度中……”(《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的确,把儒学列入宗教,许多人会感到勉强,但毫无疑问,儒学含有宗教文化要素,如孟子的天赋使命感、司马迁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说,都对人生意义有着深刻启示,这两方面都含有超验的终极意味:
天如何赋予人使命?
历史如何显现其永恒?
因其“含糊”——似乎是这回事,国人多不去深究,最终也无法证伪,从而可成为人生支柱。
相反,为光宗耀祖、为子女、为撑起这个家活着等等,这类非终极的人生意义寄托因其可以验证,一旦被证伪,则立刻引起失落与破灭。
当下不少家庭破裂,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类意义危机。
致富了以至小康,只是使原本因经济条件不允许而勉强地痛苦地维持的局面被打破,实际上是赖此破解了原已存在的危机。
甚至,单纯的做好人好事,见义勇为等等,也经常由于受救助者并不感谢,被社会上的议论称作“傻瓜”等而气馁、而委屈。
但在宗教的人生意义指引下,受到同样的对待就会无怨无悔,无论是基督教的荣耀上帝,还是儒家或道教的行善积德、佛教的种功德福田,都有同样的作用。
这就因为做同样的事,却带有宗教的终极意味。
与儒家的天命一样,早期佛教则通过涅槃、缘起业报等难以被日常经验证伪或完全证实的观念,体现其宗教特性与人生意义指引,超自然因素同样被置而不论。
这些说明,宗教的特性在于有着终极的超验的人生意义指引,而超自然因素在东方宗教中可以被隐含,也就意味着不是不可省略的。
笔者认为,神学的、佛学的与儒学的人生意义指引之间的区别在于,前两者通过构思出系统的超验世界,能不断地启发人对人生意义的强烈反思。
而儒学的反思性则曾通过复古的“三代之治”理想世界体现,因这一理想已被证伪,其反思也被当下断裂。
当代新儒家如果不能重塑其超验理想,则儒学就会缺乏对现实相应的反思,它对人生意义的启示就显得弱了。
三、积极的人生追求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人都想活得有滋有味,这就是追求积极的人生意义。
然而,宗教的人生意义指引并非都是积极的,特别是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充满着消极性。
那时,佛教讲人生如梦幻,如水泡,毫不足惜。
儒家则讲存天理,灭人欲。
天主教神学也“蓄意叫人陷溺于恐惧与盼望之间,徘徊浮沉,不得超脱”,使死后升天国成了唯一人生目标。
这些当然是该扬弃的。
而当代宗教在继承古代优良传统的同时,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1907-2000)号召“发扬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精神”。
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主席、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丁光训名誉主任委员要求基督徒发光作盐,投身于荣耀上帝的事工。
中国道教协会、伊斯兰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也都致力于“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当代新儒家也一再弘扬早期儒家的奋发有为精神。
这些都说明,追求积极的人生意义,也已成为当代宗教价值导向的主流。
小康社会的生活,决不是只讲票子、房子、车子、女子(男子)和孩子。
这类物质的与繁衍后代的需求,说到底还是受生物本能的驱使。
虽然只要不过分,这些需求也不能否定。
但是,小康社会与普遍物质匮乏时代相比,必然讲求价值多元,讲求人所特有的精神方面的价值追求。
小康社会这方面的要求正在,而且将越来越突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任务正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
既然是共同的精神家园,那么就既需要经验性的指引,如哲学人文社会学说的人生意义指引;也需要超验的终极的,即宗教文化的人生意义指引。
因为精神家园的共同性,也由每个人找回自己所认同的人生意义所构成。
失落了共同精神家园,人们的生活就象飘泊的浮萍,找不到着落。
找不到共同精神家园,无论外表如何富足,都掩不住内在的贫乏。
缺乏积极的人生意义指引,纵然已挣得亿万家产,往后的路上依旧黯然没有尽头;而如果那指引没有一点终极性,到头来终会喟叹百般聚敛皆虚。
相反,建设并坚守着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才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创造力。
在积极的人生意义滋润下,人才活得有劲头,有奔头。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正如联合国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文化的繁荣。
”如果说,我们以往曾过分地功利,因而需要宗教文化注入一份超脱;曾过分地浮躁,因而需要宗教文化吹来一丝清凉。
那么,已达于小康的社会进一步发展,不可避免地将更多地仰仗精神动力,仰仗精神家园的支撑与抚慰,仰仗文化精神的启迪与烛照,也仰仗着每个人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江南大学宗教社会学研究所邓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