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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理化学
第13章、中国物理化学
中国物理化学的发展历史，以1949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三四十年代，一批学者留学欧美，他们有的在国外工作，有的回到国内，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及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为中心，在很薄弱的物质基础上，组织和从事物理化学的研究工作。
他们不仅在那些传统领域，如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和胶体化学，也在一些新领域，如分子光谱、X射线晶体学、量子化学等方面，做出了成绩，发表了大约300篇论文。
1944年出版的《中国化学会10周年纪念刊》，以“中国物理化学研究”等为题的一组文章，对这一阶段的基本情况，做了全面的总结。
1949年10月以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强物理化学的研究。
在大量培养专业人才的同时，增设各种专门性的研究机构。
除中国科学院各综合性化学研究所设立物理化学方面的研究室外，还成立了以催化动力学为主的大连和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结构化学研究为主的福州物质结构研究所。
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夏门大学，也增设了结构化学和催化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室。
经过10多年的努力，到60年代初，中国已形成了一支以优秀老科学家为学术带头人，大批中、青年科技人员为主体的初具规模的专业队伍，并在物理化学的各个领域做出了许多贡献。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既有直接为祖国建设服务的项目，又有本学科的前沿基础研究项目。
某些项目，如胰岛素的晶体结构测定，在当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然而，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物理化学也不例外。
十年动乱期间，高等学校的物理化学教学被取消，研究单位的队伍被拆散，实验设备遭到严重破坏，几乎全部研究项目被迫中断。
尽管如此，仍有一部分科研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工作，取得了成绩。
其中较为突出的是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全国多个单位参加的“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研究”项目，在短时间内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1976年后，物理化学的研究重新受到重视，研究工作得以迅速恢复和扩大。
至今已召开全国性物理化学方面学术会议10余次，加强了学术交流，有计划地促进了物理化学研究。
参加的人数不断增多，提交论文的质量逐步提高，物理化学的研究工作又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由于物理化学分支繁多，下面分部分进行叙述。
热化学、热力学及溶液理论
热化学主要是一门实验科学，但在5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热化学的工作，主要是利用文献数据进行推演或以间接方式计算热化学数值。
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有了显著变化，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西北大学等单位，设计了不同类型的量热计，直接测定热化学数据。
西北大学在成立热化学研究室的同时，还在化学系开设了热化学专业，并编写了讲义、教材，为各单位输送了专业人才。
在此期间，中国的热化学有很大发展。
十年动乱期间热化学发展遭受挫折，1976年后又恢复发展。
1980年中国化学会在西安召开了“溶液理论和热力学、热化学、热分析首届学术报告会”，就是例证。
黄子卿在“中国之热力化学研究”文中将中国热力学工作概括为：
相的平衡、气态及物态方程式和其他三个方面。
关于相平衡，黄子卿总结了叶诸沛、刘为涛、蔡镏生的工作。
黄子卿在1935年精确地测定了水的三相点（0.00981±0.00005℃），在当时该结果是最精确的，被国际上采用为温度标准数据。
关于气态及物态，黄子卿收集了李相杰、张青莲、苏国桢和黄子卿的研究工作。
在热力学的其他方面，黄子卿收集了吴学周等的工作，主要包括从光谱数据推算分解能、熵值，由电动势计算自由能。
1931—1939年，涉及化学热力学研究工作的还有曾昭抡、孙承谔、陈尧初、李世缙、李运华、朱振钧等人。
1954年顾翼东以黄子卿的总结为基础将中国化学家60余篇有关热力学的文章加以详细总结，概括了1954年以前中国化学家在热力学上的贡献。
由于当时条件所限，理论性的工作多，实验性的工作少，直接测量热效应的工作就更少。
1954—1958年，有关热力学的文章约120篇，其中高等院校的占绝大部分。
这个阶段的工作除了在理论上关于热力学函数的计算之外，明显的特点是实验性工作加强了，建立一些具有初步规模的实验室，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大。
在配合物和萃取热力学方面，复旦大学顾翼东、严志弦等和南开大学陈荣悌、刘德福等对配合物稳定常数的系统测定，北京大学徐光宪、吴瑾光等对溶液中配合物平衡的研究，清华大学滕藤等从事金属溶液萃取热力学研究，辽宁大学刘祁涛研究了电解质中离子强度对溶液中配合物稳定常数的影响，大连工学院李吕辉等研究了溶剂萃取中与有机化学反应或络合反应一样，近似地存在着自由能的线性关系。
在溶液的热力学研究方面，北京大学化学系溶液理论组在黄子卿的领导下，刘瑞林、谢文蕙、张有民、李芝芬等从事盐效应和溶剂化研究；南京大学李方训、戴运轨早在1941年在离子溶剂化热力学函数理论计算上做过大量工作；1959年至60年代初，李方训、傅献彩、游效曾等人的工作，主要是测定盐水三元系和四元系的活度系数；兰州大学化学系郑国康、陈铭之等从事非电解质溶液热力学研究；新乡师范学院化学系李俊甫、卢锦梭、戴明等系统地研究了液-液体系混合过程中体积的变化和盐类对双液混合体系混合性的影响。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的胡志彬、四川大学的田安民、武汉大学的屈松生、山东大学的尹敬执也都对溶液的热力学进行了研究。
在气液平衡的研究上，浙江大学化学系韩世钧等测定了大量气液平衡数据，并进行了气液平衡规律性的研究，朱自强等对混合热和气液平衡数据间的相互推算做了研究；四川大学化学系程光钺等从事温度和蒸气压关系的研究，总结出了综合计算法；南京大学傅献彩等用蒸气压法研究三元系以求出电解质的活度系数。
其他方面，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郭祝昆和严东生研究了稀土氧化物和氧化铍的相平衡；北京师范大学刘若庄和周菊兴计算了由苯及乙炔直接合成苯乙烯在不同温度下的平衡常数。
中国的溶液理论研究在30年代已经开始，对1949—1959年的研究工作曾有过总结。
60年代以来，黄子卿出版了《电解质溶液理论》、《非电解质溶液理论》两本专著，并撰文介绍国外溶液理论新发展，对国内溶液理论研究起了促进作用；黄子卿、杨文治和李卓美提出并验证，盐效应的产生是由于离子和分子间静电作用加上色散作用（如果主要是静电力，结果是盐析；如果主要是色散作用，结果是盐溶）；黄子卿和李芝芬、刘瑞林、杨旦和杨家振等研究了电解质在混合溶剂中的活度系数及溶剂化数；李方训及其合作者研究了各种离子在溶液态的绝对标准熵和水化熵；杭州大学金松寿曾对无机盐类在水中的溶解度规律进行探讨。
应用溶液理论的数学模型讨论溶剂萃取体系热力学平衡是进行萃取过程热力学研究的新途径，北京大学徐光宪、黎乐民和清华大学滕藤、李以圭都做了工作。
总的说来，中国溶液理论工作，60年代以前大多数着重于积累实验数据的宏观研究，到了70年代，除了有实验工作和初步理论外，有些工作已开始进入微观阶段，即进入分子间力、溶液结构等理性认识的研究阶段。
李方训
见图：
李方训
物理化学家。
1902年12月25日生于江苏省仪征县，1962年8月2日卒于南京。
192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以学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
1928年赴美国留学，1930年获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学位。
为了振兴中华，发展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他毅然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回到苦难的祖国，执教于金陵大学，历任教授和理学院院长，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为祖国培养人才上。
由于他在科研工作中的杰出成就，1947年应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化学会的邀请，先后到英国、美国讲学。
1952年南京大学与金陵大学合并，李方训被任命为南京大学副校长，同时还承担了繁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9年他积劳成疾，患高血压和心脏病，但他仍顽强地坚持工作。
1961年他抱病参加“高教60条”的制订，抱病坚持做学术报告、讲课和科研，并筹办电化学研究中心。
李方训对科学有股顽强的探索精神。
1928年他在美国西北大学的实验室里，就注意到格林尼亚试剂在乙醚溶液中的电输现象有着出乎意料的结果。
格林尼亚反应是有机金属化学方面的一个重要反应，但当时对其作用机理尚未阐明。
李方训并未把它当成异常现象放过，而是尊重事实，认真观察实验现象，对该试剂在乙醚溶液中的电导、电解、分解电压和电解产物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终于对实验结果作了圆满解释，对了解格林尼亚试剂在非水溶液中的机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先后在世界著名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抗战期间，金陵大学迁往成都，李方训虽然经济拮据，但在夫人林福美教授的支持下，专心于教学和科研。
正如他所说：
“抗战期间，药品缺乏、实验困难”，“必须另开途径，从前人所做实验的数据中寻找新关系”。
李方训以惊人的毅力因地制宜地开展了科研工作。
强电解质在溶液中的性质是正离子和负离子的联合贡献，如何求得单个离子的性质，一直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很重要的。
在此期间，他连续发表了有关离子的水合热、水化熵、离子的表现体积和等张比容、离子的极化和半径、离子的抗磁性和磁化率等十几篇论文。
在战时的条件下，这是极难能可贵的。
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科学前沿》一书中盛赞“物理化学家李方训教授是杰出的科学家，他在离子熵、离子体积和水化作用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中外驰名的”。
1948年李方训的母校美国西北大学特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并赠予他象征能打开智慧之门的“金钥匙”。
李方训治学严谨，对青年教师要求十分严格。
他认为要讲好一门课至少要有3倍于所讲内容的知识。
李方训说：
“对学生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循循善诱。
要启发他们，引导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在关键的地方给予帮助和鼓励，而不要包办代替。
要注意引导，引而不发，要恰到好处地由他们去‘发’。
”
李方训多年来积极参与中国化学会的活动，曾任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和《中国化学会会志》编委和经理编辑。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多方奔走筹划，使《中国化学会会志》得以继续出版。
李方训的勤奋治学以及献身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精神，永远是后人的楷模。
胶体化学和表面化学
胶体化学和表面化学的范围很广，下面选择主要方面论述。
在液体的表面张力方面，汪仁寿从理论推出一个计算液态金属表面张力的公式；刘伯里、杨性恺曾提出一个用分子量、蒸发热、温度以计算表面张力的经验公式；严继民、胡日恒设计了一种毛细管法的高压表面张力仪；汪佳平利用李普曼公式研究电毛细现象，并利用电容公式求得吸附膜的厚度。
在溶液吸附方面，刘遵宪论述了液面上吸附物的二维气体性质，用表面张力数据计算了表面吸附，得出了表面状态方程；赵国测定了一系列脂肪胺液体和脂肪胺及其盐的水溶液的表面张力，计算了饱和吸附时每个胺分子所占的横截面积；周乃扶、顾惕人用毛细管上升法重新测定了四种脂肪醇和四种脂肪酸的稀水溶液在不同温度下的表面张力，计算了吸附自由能、熵及焓，发现都是分子中碳原子数的线性函数。
30年代初，有了一些活性炭研制与检验吸附性的零星工作。
蔡镏生等研究了木炭、糖炭和硅胶在水溶液的吸附；傅鹰研究了硅胶在水溶液中吸附强碱时，中性盐存在的影响；戴安邦、陈景莱则研究盐类对AgCl、AgBr、AgSCN吸附四碘萤光黄的影响。
丁萤如研究了对含两种或两种以上溶质的吸附；金积铨、顾惕人研究了二元混合酸的吸附；武玫玲等和孙羲论述了土壤的固磷率，陈家坊和高子勤研究了红、黄土壤对铵盐的吸附。
查全性、赵国玺、孔渝华等对表面活性剂的物理化学进行了研究；蔡镏生、虞宏正、傅鹰、张大煜等对气体（蒸气）的吸附进行了研究；戴安邦等对硅酸的胶凝作用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陈绍澧等研究了胶体的稳定性；钱人元、施良和、倪则埙、钱宁、马惠民等从事了分散体系流变学的研究。
纵观中国50多年来胶体化学及表面化学的发展，可以看出，1949年前研究工作寥若晨星，全国的学校中极少有开此门课的，甚至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在国外完成的。
1949年后胶体化学有了发展，有的学校开设了胶体化学、表面化学的选修课。
研究工作从零星、无长远计划状态到比较大量的、有系统的研究，如色谱、吸附和高分子溶液的研究，胶体电解质、乳状液、泡沫等研究空白逐渐得到了填补。
虞宏正
见图：
虞宏正
胶体化学家。
1897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
少年时代随父在广州、南京、上海等地读书，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2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应聘到天津棉业专科学校任教。
1924年起任北京农业大学物理化学教授。
1927—1928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农科教授。
1928年10月任北京大学教授。
1936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进修，曾被邀请加入德国胶体化学会。
1937年10月任西北临时联合大学教授。
1938年11月任西北农学院教授。
1945—1947年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布鲁克林高叠化合物研究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进修考察。
1947—1954年虞宏正任西北农学院教授兼系主任。
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所长，兼任西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系主任。
同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委会委员、陕西分院副院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由于操劳过度和“文革”初期蒙受摧残，1966年11月11日虞宏正在西安不幸病故。
临终前他留下遗嘱：
“将我珍藏的数千册图书及7万余元存款全部捐献国家。
”
虞宏正1929年出席日本农学会年会，作了“关于中国土壤分区的划分”的报告，1939年和1941年与吴中枢分别发表了“自电解质溶液中的吸附公式”、“表面平衡热力学研究”论文，1941年发表“界面平衡热力学”论文等。
虞宏正长期开展西北的土壤研究，为改变大西北的贫困面貌做了许多努力。
他还十分重视化学教育，常用“唯有源头活水来”的诗句比喻阅读期刊的重要性。
他在备课时总是先查阅大量资料和期刊，然后一丝不苟地写出讲稿。
由于他讲课措词精巧、启发有方，课堂生动活泼、妙趣横生，往往再艰深的理论经他讲解也会通俗易懂，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设计的热力学公式转盘，受到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他为大西北培养了好几代的物理化学人才，仅在50年代就培养了十几名研究生。
傅鹰
见图：
傅鹰
胶体化学家、表面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
1902年1月19日生于北京，1979年9月7日卒于北京。
祖籍福建省福州市。
父亲曾做过北洋政府驻俄外交官。
幼时喜欢足球、篮球和游泳。
1916年入北京汇文学校读书，1919年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
1922年赴美国就读于密执安大学化学系，3年后入该校研究院，在美国著名胶体化学家巴特尔（F.E.Bartell）教授指导下，于1928年获博士学位。
并在该校结识了张锦女士（当时张锦也在该校留学）。
傅鹰在研究院毕业后，美国一家化学公司曾派人想以优厚的待遇聘请他到该公司工作，并希望他长期留在美国。
年轻的傅鹰找到张锦商量，张锦说：
“我们花了国家很多的钱到国外留学，不是件容易事。
现在若留在国外，为外国人做事，对不起中国人！
”张锦还填了一首词赠给傅鹰，其中有这样一句“待归来整理旧山河，同努力！
”傅鹰很同意她的意见，决心将自己的知识献给祖国。
1929年秋天，傅鹰应沈阳东北大学的聘请，离美回国。
当时东北大学的名誉校长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爱国将领的张学良将军。
1930年他被聘请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1932年转到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起傅鹰到重庆大学任教达5年之久。
1934年张锦回国，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35年与傅鹰结婚，同年转到重庆大学任教。
当时在重庆的生活远比北京、上海艰苦。
傅鹰夫妇身穿“爱国布”（一种灰黑色粗布）长衫，居住在一间只有10余平方米的小屋里，小屋内放着从教室里搬来的小课桌，夫妇俩人各据一方，居室简陋，但丝毫不影响俩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中。
后来，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到重庆，邀傅鹰夫妇去厦门大学任教。
1939年傅鹰来到抗战时设在长汀的厦门大学，1940年张锦也到厦门大学。
1941年傅鹰任厦门大学教务长和理学院院长。
萨本栋钦佩傅鹰的学识渊博和正直为人，当时正值萨本栋有病，便多次推荐傅鹰接任厦门大学校长职务。
但国民党当局却诱迫他参加国民党。
傅鹰坚定地说：
“如果当校长一定要加入国民党，那我宁可不当校长。
”这么一来，傅鹰无法在厦门大学立足，只好折回重庆大学。
1944年傅鹰到重庆动力油料厂当实验室主任，到该处也无法开展研究工作。
于是他和张锦分别给他们的导师写信探听有无去美国工作机会。
不久，巴特尔教授热情来信，欢迎傅鹰夫妇去美国。
张锦经她的导师罗杰·亚当斯的帮助应聘到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任教。
1944年底，傅鹰夫妇变卖了衣物，寄养了9岁的儿子，乘飞机经印度赴美国。
傅鹰再度来到密执安大学，此时他在学术上已远比求学时代成熟，接连发表了许多篇重要论文，引起国际化学界的重视，立即成了美国化学界的知名人士。
与此同时，张锦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并于1947年转到密执安大学任教。
她的侄儿张存浩也考入了密执安大学。
按理说，他们那时已经是功成名就，家庭幸福美满了。
可是他们始终在怀念着苦难的祖国。
1949年10月，傅鹰回国的念头更加强烈了。
但此时巴特尔却透露了想让他担任研究所所长的想法。
傅鹰与张锦商量后，毅然决定回国。
几经艰难，终于在1950年10月回到了祖国。
傅鹰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石油学院任教授，1962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1954年他在北京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胶体化学教研室并任室主任。
1955年傅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在国内外已卓有成就。
傅鹰献身于胶体化学研究事业是从20年代开始的。
他的研究论文多数是以巴特尔和他共同署名发表的。
傅鹰于1929年发表的博士论文，曾对著名的特劳贝（Traube）规则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特劳贝认为，吸附量随溶质（同系物）的碳链增加而增加。
而傅鹰却用硅胶从溶液中的吸附实验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吸附量随溶质的碳链增加而减少。
傅鹰的论文引起美国化学界的注意。
1951年美国化学家凯雪台（Cassid）著的《吸附和色谱》一书，引述了傅鹰这一成果，并指出这一理论具有普遍意义。
傅鹰在进行液体对固体湿润热的研究中，指出湿润热是总表面能变化的度量，不是自由表面能变化的度量。
度量自由表面能变化的应是粘附力，不能完全依靠湿润热的大小来判断液体对固体的吸附程度，并于1929年首创了利用湿润热测定固体粉末比表面的热化学方法。
1944—1950年，傅鹰第二次赴美期间主要从事吸附作用的研究，并协助巴特尔指导博士研究生。
他发现了溶液中多分子层吸附现象，将著名的BET多层吸附公式，由气相中的吸附合理地推广到应用于溶液中的吸附，并提出了计算活度系数的方法。
傅鹰在国内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果。
傅鹰和吴宪合作，研究鸡蛋清蛋白液的表面张力，在1930年共同发表论文，指出等电点时表面张力最低。
这是蛋白质界面化学方面最早的论文之一。
40年代初，傅鹰指导叶一帆进行桐油聚合方面的研究。
指出桐油聚合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需要氧气。
他们用实验证明，桐油在氢气或二氧化碳中的聚合速度与在空气中一样。
另外，傅鹰还是最早把液相色谱介绍到中国的科学家之一。
在厦门大学工作期间，傅鹰指导蔡启瑞进行萃取分析法研究，并从理论上指出这种方法的限制。
傅鹰知识渊博，熟知科学史，他有句名言：
“科学给人以知识，科学史给人以智慧”。
他的教学别具一格，饶有兴趣，他的讲课，不仅使学生懂得知识，而且懂得了知识的由来，深受学生欢迎。
他著有《大学普通化学》和《化学热力学导论》等书。
傅鹰在临终前留下遗嘱：
“把我的1700多本藏书，全部搬到胶体化学教研室去，送给国家！
”
傅鹰多年的挚友黄子卿教授填了痛悼傅鹰的词，把傅鹰比作平子——东汉时的大科学家张衡：
元龙豪气无双士，
入海探骊，
物胶声传大地。
平子文章第一流，
登坛挥尘，
桃李满神州。
催化作用和化学动力学
中国催化作用和化学动力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30年代至40年代末。
当时工业落后，化学研究基础薄弱。
中国只有化肥工业采用了当时国际上先进的工业催化过程，这为研究和发展同类新型工业催化剂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10月至1962年。
中国在加速发展化肥工业的同时，很快地建立起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学工业及电石乙炔化学工业。
研制成一系列对当时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有重要意义的催化剂，并开展了一些有关的化学动力学研究。
1959年底，中国科学院在大连召开了第1次催化研究工作报告会，交流了建国10年来的催化研究成果，说明中国的催化研究队伍已经形成，具备研制国外正在探索的催化剂和催化过程的能力。
对中国急需的催化剂，已能组织力量攻关生产。
例如，氨合成的铁催化剂、硫酸生产的钒催化剂、石油炼制中的铂重整催化剂、水煤气流化床合成燃料和化工原料的熔铁催化剂等。
同时还初步开展了乙烯、丁二烯的络合催化聚合的研究。
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制订了《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有力地促进了催化作用和化学动力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50年代后期，一些高等学校设立了催化作用和化学动力学专业；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又增建了一些研究机构并应用了新技术，还创办了以交流催化和化学动力学科研工作为主要内容之一的《燃料学报》。
所有这些措施在出人才和出研究成果方面都迅速取得显著成绩。
第三个时期是1962—1976年。
中国石油资源的开发在1962年以后获得了重要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燃料和化学工业的原料路线，使得催化作用和化学动力学的研究比较集中在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方面，在1962年制订的《国家基础学科科学研究十年规划》中也有所反映。
在动力燃料化学方面，水煤气合成汽油的研究和发展暂告一段落，重点转移到石油炼制工业中的各种催化剂和催化过程的研究。
在这时期中国自力更生地发展了国外已有的石油炼制催化剂和催化工艺。
例如，加强流化床催化裂化研究和硅铝微球催化剂的制备工艺；广泛地开展了加氢精制、加氢裂化等新型催化剂的研制；加强了重整催化剂和分子筛裂化催化的研究工作。
在合成氨工业催化剂的研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净化新流程三个催化剂的研究成功，使中国净化流程从40年代水平提高到60年代水平。
接着又研究了以气态烃和轻油为原料的大型合成氨厂所需的整套催化剂（共9种），并以之装备了中国自行设计和建设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装置。
在石油、天然气化工烃类催化转化的催化剂研制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此外，在乙炔化学方面，还研究出具有独创性的乙炔三聚催化合成苯流化床催化剂。
在环境保护方面，研制出净化内燃机排出废气中氮氧化物的加氨净化等催化剂。
1963年第2次全国催化会议期间，提出了多相催化作用中表面化学键理论研究和配合催化作用概念等研究方向。
1964年催化作用和化学动力学的研究成为国家基础学科科研规划中的一个重点。
1965年配合催化合成成为研究方向，这在国际上起步是比较早的。
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催化作用和化学动力学基础研究实验装置受到严重破坏，理论研究被迫中断，但在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研究上成绩突出。
第四个时期是从1976年至今。
催化作用研究面貌有了根本的变化，基础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加强，催化剂研制和催化工艺的研究更为宽广，在石油炼制、合成氨、硫酸等工业用催化剂的研制方面均取得可喜成果。
在此期间，中国催化作用和化学动力学研究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催化剂活性评价和化学动力学研究的实验技术已向微型、快速和自动控制方向发展；借助电子计算机采用现代物理实验方法以及注意应用多种现代物理实验方法对催化剂的组成、结构与反应性能间的关系做综合考察。
70年代末，中国建成了多功能交叉分子束实验装置，以及化学发光、激光诱导荧光、流动余辉、化学激光等微观动力学研究的装置，并开展了微观动力学研究。
此外，在化学反应速率的量子理论上也有所深入，量子化学计算技术在催化研究中的应用也取得一些成绩。
1980年中国科学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创办了《催化学报》。
1981年在成都召开了中国催化作用和化学动力学第1次学术报告会。
此外，1949年10月以来出版了不少有关催化作用和化学动力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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