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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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关于农民收入的一组文章
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qrzhou@
No.C20010122001年12月25日
摘要：
经济学的一个分析传统，是将收入流量看成是财富存量的“产出”或提供的“服务”。
财富存量是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经常发生变化的，因此，凡是影响财富存量的所有事件，都会影响收入。
本系列文章在上述传统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角度，那就是财富的产权界定状况，对财富价值、从而对财富提供的收入流量，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研究表明，影响产权界定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解释近年中国农民收入的变动趋势。
结论是，回避产权界定问题求农民收入增加的“招数”，基本上都是缘木求鱼。
“Incomeisaseriesofevents.”
------IrvingFisher（1930）,TheTheoryofInterest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一）
数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全球名列前茅。
同期，占全体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平均收入基本没有什么增加。
这两件事情摆到一起，需要一个解释。
在一些人看来，农民收入不过是或大或小的一个数目字，这个数目字，可以由政府的政策主动加以调控。
如果这个见解对头，那么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和停滞，可就要归于政府无意增加农民收入，或者归于政府调控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实施不力了。
但是，我们不是年年看到，政府总是将增加农民收入列为经济政策的首位？
为了实施诸如粮食保护价这样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政府难道不曾花费了巨额财政补贴、甚至不惜关闭全国粮食自由市场吗？
所以，问题的难点是：
政府有意提高农民收入、也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政策措施，但是农民收入的增加还是远不尽如人意。
这个难点固然多少令人难堪，但它也提示我们，解释农民收入的变动，不妨到政府意愿和收入调控政策以外的领域去寻找答案。
让我们从“收入”概念开始吧。
收入是财富产出的服务
常识可以回答，收入是挣来的。
别人-------亲戚、朋友、慈善机构和政府----当然可以赠送我们货币和实物，但那是别人挣来的。
问一个浅得不能再浅的问题，凭什么可以“挣”得收入呢？
许多人会回答：
凭努力。
是的，努力是挣得收入的要素。
但是，倘若一点“本钱”也没有，无论多少努力，都在空中漫舞，永远落不到地上变成收入。
最简单的例证，贩夫要挣钱，努力固然重要，但总少不了一小笔用于周转的资金、一点关于怎样做买卖的琐碎知识、以及或大或小的一些“商誉”——这些都是本钱。
走卒要挣钱呢？
最主要的本钱，恐怕就是他的体魄和脚力。
就是说，本钱是努力的载体。
努力是要将本钱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无论如何，任何人离开了本钱，挣不来一丁点儿的收入。
在这个意义上，“一本万利”或许是可能的，但“无本生意”就是白日做梦。
实际上，种种对收入作出了贡献的“本钱”，被人们忽略了。
你的本钱全部是借来的吗？
信用就是你的本钱。
两手空空起家？
本钱是时间和生命。
凡是财富，都可以拿来当作谋取日后收入的本钱。
要当心，这里财富的概念，是指对我们人类有用、但又稀缺的资源。
阳光对人类重要无比，但不是财富，因为阳光不稀缺。
因此，没有人可以省下阳光来当“本钱”。
是的，从当前消费里省下来的财富，才可能成为挣得未来收入的本钱。
在这个意义上，当作本钱的财富就是资本。
鉴于资本概念已经被搅得模糊不清，我们不妨回到1907年的费舍尔：
资本就是产生未来收入流的财富。
这一句话就够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基本线索：
离开对财富、特别对财富中拿来做本钱的那部分资源的状况调查，我们无从理解收入。
权利是否清楚界定至关重要
收入是财富（资本）的产出，是否意味着农民收入增长低迷，是因为农民拥有的财富数量太少，或农民财富的价值偏低？
是的，平均而言，我国农民可用的耕地很少、实物和金融资产不多、受教育程度还低。
本来嘛，说农民收入水平低下与说农民穷是一个意思。
贫穷，还不就是财富的反义词？
但是，从财富价值的角度看，上边的道理讲反了！
人人知道，庄稼是地里长出来的。
但是，要是因此说庄稼的价值由土地的价值决定，那就全盘皆错。
事实上，土地所以值钱，就是因为它具有生长庄稼、产生净收益的能力。
一块土地究竟值多少钱，是由这块土地未来生长的庄稼所可能提供的净收益决定的。
所以，是产出流的市值决定了财富的价值。
产出的市值，与市场交易大有关系。
如果不加入市场交易，在满足生产者自家的消费之后，产出就没有太大的价值。
但是在交易的条件下（也只有在交易的条件下），可能发生“物以稀为贵”！
市场并没有变魔术，关键是交易提高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从而提高了交易各方的生产率。
200年来，经济学来来回回讲的就是这套道理。
传统的经济学只看漏了一点：
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
没有清楚的产权界定，一项产出究竟自用还是出让、究竟部分出让还是全盘出让、究竟出让的条件怎样决定，难以决择。
没有清楚的产权界定，潜在的交易成本可能高到使得交易根本无从发生！
这样联系起来，财富的权利界定（产权是也）影响产品市值，而产品市值又决定财富的价值。
关于这一点的经验证据数之不尽：
赃物卖价奇低，纠纷吓退潜在的房屋买主，战乱时期资产价格大幅度跳水。
这些都表明，清楚界定的权利并被有效执行，本身就是有价的。
一连串相关事件的影响
以上理论，简单无比。
第一，不能离开财富（资本）来解释收入；第二，财富的产权界定影响产品市值，进而影响财富本身的价值。
但是简单的概念，掌握起来最不容易。
不然，为什么费舍尔说：
“收入是经济学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
由此，我认为解释农民收入的重点，不是政府的意愿和收入调控政策，而是农民财富的产权状态。
比较起来，要是今天我国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足5%，而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所得50%以上，什么收入调控政策或许还大有用武之地（至于长远的代价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使人感到调控政策专家生不逢时。
简明的理论，只为调查和分析指明了方向。
农民财富的产权状态，涉及一系列互相影响的复杂事件。
为了便于阅读，我将用几个专栏文章的篇幅，选取几项重要事件作为调查的重点。
可以向读者预告的是，我解释数年来农民收入几无增长的总线索，是除了耕地使用权，农民财富的产权界定在考察期间没有实质进展。
粮价冲击土地承包权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二）
本文讨论耕地权利与农民收入的关系。
如我已经交代过的，财富的产权状况对收入的影响巨大。
那么，改革二十年了，耕地资源的产权怎么样了？
土地承包是伟大发明
目前我国的最普遍的耕地制度，是集体土地由农户长期承包经营。
要讲清楚“集体制”（完全不同于基于私人产权之间自愿选择的任何一种合作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只要农户私人承包经营的合同条款清楚、能够被有效执行，集体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不要紧。
讲不清楚的集体土地，清楚地承包给农户私人经营，这是农民的一项伟大创造。
天下的合约，都以各缔约方清楚的产权为基础。
我国的土地承包制，却能够在不准许私人合法拥有生产资料产权的环境里，通过一个承包合约，就界定了农户经营耕地的权利。
仅此一条，“伟大”当之无愧！
但是，挑战土地承包制的英雄好汉还是层出不尽。
有人说农户经营规模太小；有人说该向“高水平的集体化”跳跃；有人劝说领头包产到户的小岗村“再带头走集体化大道”；有人高举从来没有实行包产到户的“共产主义村庄”样板；还有人干脆提出“农地国有化”的宏大主张。
总算上天有眼，这些挑战无一成功。
政府农村政策的第一条，还是“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
粮价大涨质疑土地承包
没有料到，挑战土地承包制的竟然是市场形势。
1993年秋后市场粮价大涨，闹得销区人心惶惶。
京城一些研究权威，言之凿凿：
粮食涨价引发通货膨胀，食品价格对物价指数上升的“贡献”高达三分之二！
刹那间，“农业规模经营”卷土重来，“管制粮价”呼声四起。
政府选择了粮价管制。
全国范围内，粮食收购由政府粮食部门专营，私人粮商一律不准收购粮食；相当一批城镇，重新实行粮食统销。
象北京这样的首善之府，还请回了购粮本，居民须凭本买粮。
如意算盘，就是通过管制粮食市场，抑制通货膨胀。
麻烦在于，单单管制粮食价格是不够的。
生产粮食要用化肥、农药、电力和各色机械；生产这些投入品，还要更多的投入品。
政府管制粮价，非同时管制全部生产粮食的投入品价格，否则，“成本”终究还要把粮食价格顶上去。
说粮价带动物价上涨，那么什么因素推动了粮价上涨呢？
等到发现全部物价都在上涨（虽然上涨的幅度和先后有所不同），人们才发现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天下只有一个地方真正出了问题，那就是政府的印钞公司印发了太多的钞票。
在高通胀下，重点管制粮价，等于宣布农民必须购买其他价格发毛的产品、但只准按照低于市价的统购价“出售”粮食。
读者想来不难明白，如此之下，农民的收入会怎么样。
储粮行为，不可小视
还有一个插曲。
通货膨胀期间，粮价为什么上涨得更猛？
回答这个问题的假说无数，但是对我来说，宋国青的解释最有说服力。
宋国青发现，农民一旦形成高通货膨胀预期，会增加粮食存货来应付。
是的，任何实物存货都可以用来对付通涨。
但是，粮食毕竟比较容易保存，而全国有１亿多农户！
每个农家多存两麻袋粮食不是什么大事，加到一起，数百亿斤粮食从“可售”转为“存储”，市场粮价还不疯涨？
懂得在高通胀条件下储粮惜售、避害图利的，当然还有国有粮食部门。
比较起来，这是“机构大户”，可以合法大手收购粮食，并且拥有雄厚的收购资金、储存场地和设施。
既然预期粮食价格还会上涨，理性的选择当然是多储“良币（粮食）”、多抛“劣币（钞票）”。
政府要国有粮食公司开仓卖粮，平抑市价，难道不是与虎谋皮？
所以，政府越管制粮价，农民和机构越惜售。
你想一想，连市价都不能刺激农民售粮，政府要以低于市价的管制价格来收，还不是动员大家能躲则躲！
存粮惜售行为的普遍化，推动粮价暴涨。
至于关闭粮市、驱逐私人粮商，那都是火上加油的劣招。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粮食增产的条件下粮价依然可以大涨。
这样“反常”的事情，1985年有过一次，1993年是第二回。
问题的关键不是土地承包制潜力已尽，不是农业生产规模太小，不是粮食消费需求缺乏弹性，更不是农产品带动物价全面上涨。
要害只有一个，就是政府过度发钞，通胀预期“命令”农民和机构一起存粮待沽。
但是，众多行家里手，没有几个真正弄懂了个中事理。
比如，世界银行化了大价钱雇来的专家，好象到今天也没有看懂宋国青的报告。
价格管制等于动摇承包权
是的，政府宣布管制粮价但没有宣布取消土地承包制，比“再版集体化、国有化”高明了一万倍。
土地承包制是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一块基石。
土地承包制废了，不但农户恐慌，城乡全部个体户、私人企业主和公有制企业的承包经理，都会恐慌。
那就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局面将回头再来。
但是，我也要向读者指出，粮价管制连同管制扩大化，同样会产生削弱和动摇土地承包制的效果。
这是因为，农民承包土地并不是为了诗情画意般的“对土地的依恋”，而是要解决民生问题。
承包权界定了农民运用土地和劳力等“本钱”来挣收入的权利。
但是，要是种什么、种多少、卖什么价、卖给谁，统统都要被管制，那么土地承包权中就只剩下“耕作（使用）”权，而收益权和合约权都遭到限制。
关于这一要点，我们下回仔细分解。
交易权是产权的重点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三）
粮价管制与土地承包，看来风马牛不相及。
政府迫于市场形势，对粮食实行价格管制，同时又宣布继续稳定土地的家庭承包制。
这样两项政策，彼此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说，管制粮价同样产生动摇土地承包权之效？
产权一束，互相关联
感谢许多产权经济学家的工作，使我们可以知道，产权是关于经济资源多种用途的选择权。
其中，最基本的权利是张五常讲过的三项：
使用、收益和交易。
我们也可以知道，一束产权当中的各项权利，可以分别行使。
一处房屋，可以由房主自己居住或出租，同时又抵押贷款，获得一点本钱。
一鱼两吃，对经济的意义非同小可。
渐进主义的改革实践，还使我们相信，产权束中的各项权利，是可以分步界定清楚的。
是的，早期的土地承包，只涉及清楚的农户耕作权。
其他关系土地的权利，包括种什么和种多少的决定权、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权，以及承包土地的流转权利等等，都是后来“改革深化”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许忽略了产权经济学的一条重要道理。
那就是，产权束中的各项权利，互相关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还以房屋为例，同一所房子，允许居住、但不准出租和买卖，比之于可住可租可卖，“产权”有什么不同？
在那些可卖的房屋当中，对于房屋使用设置了种种苛刻限制的，卖价是不是通常要低？
思考这类问题，要注意产权无非就是选择的权利。
取消或限制选择，与取消和限制产权同义。
价格管制限制产权
所以，认为价格管制只不过是政府管一管物价而已，是浅见。
在任何情况下，价格管制都不能避免侵犯产权，特别是侵犯收益权和交易权。
1997年卷土重来的粮食市场最高限价，为此提供了经验例证。
为了达到控制粮价的目标，政府不得不把对市场价格的管制，扩大到对市场渠道的管制（宣布政府粮食部门垄断粮食市场），再扩大到对粮食生产成本的控制（宣布农用生产资料供应的政府垄断），进而又扩大到对粮食生产的管制（控制粮食种植面积）。
这说明，市价1元的稻谷限价8毛出售，绝不是小事一桩。
要不是比较全面地限制农民一系列选择的权利，天皇老子也不可能让每斤稻谷“便宜”2毛钱。
价格管制不断地自行扩大，完全合乎逻辑。
但是这样一来，种什么、种多少、在什么成本水平上种？
卖什么、卖多少、什么价、卖给谁？
这些选择权都要从农户承包土地的权利束里，划出来归政府的管制部门。
这样的产权变动，对农民的收入发生什么影响？
粗略分析，主要是三项：
（1）生产粮食的意愿下降，结果是相应生产的收入减少；
（2）按照管制价格交售粮食的意愿下降，相应的货币收入减少；（3）生产和出售非管制农作物的意愿提高，但必须以完成管制品的生产和交售为前提，否则就要增加对付管制的耗费。
结果，在高通胀时期管制粮价，农民不但要交纳“通货膨胀税”，而且要交纳粮食差价税。
是的，农民按照管制价格多生产、多交售粮食，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
但是，那样一来，农民用于生产和销售非管制产品的资源就将减少，农民反而更多吃亏。
值得记住，在某些局限条件下，农民粮食收入的减少是避免更大吃亏的结果。
“残缺”新解
人们不免要问：
天下有没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产权？
答案是，几乎没有。
原因很简单，当一方完全自由地行使其产权，可能妨碍他方完全自由地行使产权。
你买了房子，也买了音响，是可以在你的房子里放音响（行使产权也）。
但是如果你妨碍了你的邻居在他房子里休息（也是行使产权），你的产权就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
Alchian有先见之明，他把产权定义为选择权的时候，加上了“由社会强制执行”的严格条件。
是的，在鲁宾逊的荒岛上可以有绝对的产权。
但是在那个地方，要产权何用？
社会对产权施加的种种限制，在性质上可以有分别。
一类是普遍性的限制，就是任何情况下、任何人的产权都要受到的限制。
半夜11点以后不能将音响开得太大吗？
那就家家如此、天天如此。
另外一类限制，是特殊的，仅仅针对某些人，或者仅仅针对某些特殊情况。
不同的限制，通过对预期的不同影响，作用于产权当事人的行为。
产权经济学的文献里，有一个“产权残缺”的概念，说的是“完整的产权权利束里有一部分被删除”。
需要补充，对一部分产权权利的删除和限制，如果是普遍性的，那就还可以预期；如果是特殊的，就难以预期。
从经济行为受预期调节的角度来看，由种种特殊限制造成的残缺，显然对产权的损害更加严重。
不幸的是，粮价管制恰恰属于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特殊限制。
虽然政府控制着钞票的发行，但是政府常常被各种经济形势支配，不能稳定货币的发行数量。
同时，对政府超量发行货币（或者发行太少），什么时候引发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专家们吵得一塌糊涂，农民怎么可以预测清楚？
总之，“此诚危急”的时刻，价管说来就来。
对于农民而言，粮价管制这类“国家大事”，比天气还难以琢磨。
有人奇怪，“土地承包制长期稳定30年”的承诺，已经写进了政策文件和法律文件，为什么农民还是漠然处之？
除开其他因素，我认为，时不时的农产品价格管制，表明“特殊限制”依然是现行土地承包制的一部分。
既然特殊的残缺一时挥之不去，“长期不变的土地承包权”不免就大打折扣了。
保护粮价与垄断市场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四）
果不其然，1997年“软着陆成功”欢声乍起，通货紧缩紧跟就出现了。
于是，又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
农民方面，因为粮食和农产品市价大幅跌落，农民名义收入下降，于是政府宣布粮食保护价政策。
本文讨论，实行粮食保护价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政策目标是粮食
粮食保护价政策，摆明政府非常在意农民的收入。
试想，粮食卖不出好价钱，受损害的是花了各种本钱种粮食的农民。
现在，政府不惜大手以高于市价的水平收购粮食，还不是要照顾农民收入？
疑问是，政府有意增加农民收入，为什么不直接给农民发钱，而非要通过粮食保护价机制来干预粮食的价格和收购？
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政府粮食保护价政策的着眼点，并不直接就是农民收入，而是粮食——粮食供应的保障和平稳。
中国这样的国家，多年缺粮缺怕了。
人们担心粮食市价大跌可能损害下一个周期的粮食供给能力，所以要求政府用保护价来托一下粮市。
问题是，政府是否算清楚这样做的全部代价？
保护价的政策成本
粮食保护价政策，不是免费大餐。
第一项比较明显的代价，是财政的粮价补贴。
市价1元的稻谷，要按1元2毛的保护价收购，政府每收1000亿斤，要补200亿人民币，收2000亿，补400亿元。
第二项，政府收购到手的粮食，要支付保管费用。
粮食的仓储代价，包括仓库费用、贷款利息和损耗，向来不低。
政府的仓储，如广东人所讲，是“阿爷（公家）”的生意，浮费还要高人一码。
第三项，政策被利用的成本。
大家都听说过“出口退税”变成大规模“骗税”的故事。
我国“粮食战线”上，骗取价格补贴，早就算不得新鲜事。
粮食不会说话，不能自述它是按保护价从农民那里收来的，还是被其他人按市价收购、再“倒卖”给国家粮库的。
令人尴尬的是，国有粮食部门干起后一种勾当来，非常“专业对口”。
第四项，因为上一项代价存在，所以，开会教育、对帐验库、明查暗访、立案破案、杀一儆百，一样也不能少。
上述各项代价，在通缩时期会显著增加！
我们已经说过，预期影响农民的存粮行为、然后存粮变动作用于市价。
通胀如此，通缩也如此，只不过方向掉转了180度。
在通缩预期的作用下，上亿农户每家减少一点存粮（此时粮食成为“劣币”）、增加一点出售，就可以把粮食市价狠狠向下拉。
比较明显的是，市价与保护价的差距越大，执行保护价的代价就越大。
“顺价销售”出新招
所以，能不能坚持粮食保护价，关键是政府有没有足够的“本钱”，来和粮食市场的波动起伏下注。
经验表明，补贴这类好事，明帐易算，暗帐难防。
前几年一份审计报告曾披露，国有粮食部门亏损、挪用、浪费的资金达千数亿人民币之谱，粮食成为财政的一个大黑洞。
代价如此昂贵，政府怎么承受得起？
就是财力没有问题，又怎样向纳税人交代？
1998年后的粮食保护价方案，终于出现“新意”。
政府宣布，国有粮食机构按保护价收购农民粮食，然后顺价销售。
各位读者，你知道什么叫“顺价销售”？
那就是允许国有粮食部门将其营运成本，一起摊入粮食的销售价格！
这里的算盘是这样的：
既然政府出价最高，粮食当然全部被收购到政府手中；既然政府掌握全部市场粮源，它“顺”出来什么价，还不就是什么价？
新政策的意图，是维持粮食保护价政策，又减少财政代价。
是的，政策的理想可圈可点：
政府成功地将粮食“顺”给了消费者，不但可以消除国有粮食部门的财务亏损，而且含在政府粮食保护价里的补贴，也等于谁购买、谁支付。
政府顶了一个保护粮价的名义，至多垫付一些粮食收购周转金。
农民收益、政府不亏、市场稳定，岂不是皆大欢喜？
不料，新版粮食政策百密一疏，把需求的力量看低了。
想想看，政府的保护价已经高于市价，再加上国有粮食部门奇高的营运费用，如此“顺价”，买家难道真的听之任之、无动于衷吗？
殊途同归靠垄断
市场的回应是：
粮食不可不买，但可以大大地少买。
所谓非买不可，是说一部分粮食非消费不可，且除了政府粮食部门，别无他处买得到。
但是，不吃就要饿死的那部分粮食，少之又少。
其他部分，你政府的顺价走高，市场的需求量铁定走低。
说怪不怪，“需求”作为千百万人分散的决策和行动，居然从来不出大错。
买方拒绝照单全收，政府的伟大意图——将保护粮价的财政负担“顺”给买方——就不可能完全成功。
更有为数不少的农民，对政府实行保护价的承诺坚信不移，继续增加粮食生产、增加粮食出售。
供求夹击之下，政府粮食部门的财务负担，不减反增。
于是，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空子”。
在财政负担、仓储容量和收购意愿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粮食保护出现程度不同的“有价无市”。
你派员下去检查吗？
他说敞开收购，你走了，他照样关门。
这就给私人粮商提供了一个机会。
他们按市价收购粮食，因为农民卖不动粮食，有人按市价收，总可以卖一点。
由于彼此竞争，私人粮商的“顺价”远比国有粮食部门的低。
这样“低来低走”的粮食，就是市道不景气也可以找到买家，应该不需要“论证”的吧！
因此，政府就非全盘关闭粮食市场不可。
道理很明显，现在如果不把“卖便宜粮食的”赶走，政府粮食部门“高来”的粮食不能“高走”，砸在手里岂不成为大麻烦？
1998-2000年间，政府加大用行政手段垄断粮食市场的力度，皆由此而起。
结果我们看到，政府按保护价收购有困难，私人粮商按市价收购又不合法。
全部粮食市场的实际容量——也就是农民的售粮总收入，因为实行粮食保护价引起的一系列事件，反而减少了。
“多”了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粮价飞涨政府要垄断市场；粮市大跌，殊途同归，还要政府垄断市场。
抑商即抑农
——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之五）
话说90年代中期，无论粮价大涨还是大跌，粮食市场总是难逃行政干预、调控和垄断。
无巧不成书，农民收入伴随这一系列事件而呈现停滞趋势。
我在上两文已经解释，粮食的高价管制和保护收购，怎样直接抑制农民收入的增长。
本文集中说明，政府在粮食供求之间插了一杠子，抑制企业自由介入粮食生意，从而对粮农收入的增长，产生间接的负面影响。
普遍趋势里的各个不同
差不多二百几十年前，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通过分析当时家庭开支的记录，发现食品开支占家庭总开支的比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二百多年以来，恩格尔定律经过各种验证，至今屹立不倒。
不过，在每一个真实经济里，收入增加究竟引起食品开支多大比例的下降，还没有发现定则。
就是说，从人均收入300美元到1000美元，食品开支的比例一定呈下降趋势，但究竟降为25%，30%，还是35%，那就不一定。
我看过一项收集全世界107个国家数据做的研究，结果是同样的收入水平之下，不同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可以相差5到10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不同呢？
哈耶克论及农业的时候，有过一个论点。
他说：
一旦收入的普遍增加超过了一定水平，“那么除非市场向人们提供了他们所喜爱的新的食品，否则他们不可能在食物上增加开支”（见《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本，下卷，第139页）。
我认为，哈氏此说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为什么在普遍的恩格尔趋势里，不同的经济还是各个不同。
可不是吗，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消费需求的自由度就增加了。
除了那些维生的“必须开支”，人们开始有更多的余钱来购买“非必须”用品。
既然“非必须”，那么多吃美餐少买时装，或者多买时装少上餐馆，都是可以的。
不过这个变化一来，各种原本毫不相干的产品和服务，都要挤到一起来竞争买家的那部分“自由购买力”。
哈耶克的见解高人一着：
如果市场提供了人们所喜爱的新食品，食物开支是可能增加的。
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一种新食品具有如此“致命吸引力”，以至不但把居民的食品开支拉上去，而且还随收入增加而提升恩格尔系数。
但是，用新食品相对竞争力的差异，来部分地解释同等收入条件下恩格尔系数的差异，不会太离谱吧？
“生意眼”至关重要
看看我们的餐桌、食品购物单和大街小巷里的餐饮业吧，市场上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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