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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地震与中日战略合作的契机和挑战

日本大地震与中日战略合作的契机和挑战

笪志刚

2012-7-2014:

59:

33  来源:

《亚非纵横》(京)2011年3期

  英文标题:

Japan'sGrandEarthquakeandthe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ofSino-JapaneseStrategicCooperation

  作者简介:

笪志刚,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副所长

  内容提要:

2011年初的这场千年一遇的日本大地震使日本面临战后最大危机,在强震、特大海啸和严重核泄漏组合而成的天灾人祸中,日本国民表现出高素质、克制和隐忍精神,但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应对举措也让日本的国际和国家形象大打折扣,日本面临产业、能源和外交等诸多政策的转折。

灾难使中日两国自去年撞船事件以来一直紧张的关系得到舒缓,中日战略合作迎来关系改善的重大契机。

日本大地震对于中日战略合作而言,究竟是契机还是挑战,需要及时研判,审慎思考。

  关键词:

日本大地震中日战略合作契机挑战

  2011年3月以来,日本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议论的热点和想象中的难点之一,一场由强震、特大海啸和核泄露组成的史无前例的复合灾难袭击了日本,造成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日本面临战后最大危机,日本经济也受到巨大冲击。

作为日本一衣带水的邻国、东北亚乃至亚洲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国家、经贸上密不可分的合作伙伴,灾难突降使中日关系迎来转变的契机,日本灾后重建也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带来重大商机,同时,灾难也使日本面临在产业、能源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重大调整。

本文将结合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经济的冲击、灾后重建的机遇及中日战略合作综合走向,探索中日在包括非传统安全合作等方面谋求双赢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日本大地震使日本面临最大综合危机

  2011年3月11日14时46分,日本宫城县以东约130公里海域发生震源深度24公里、日本海沟地震带引发的海沟型、里氏9.0级特大逆断层地震。

地震规模高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7.9级和1994年北海道东部地震的8.2级,为日本国内地震观测史上最大。

4月1日日本内阁将其命名为“东日本大地震”,美国地质研究所将其定位为1900年以来第四大规模地震。

地震除直接导致地陷、建筑物倒塌等破坏外,还引发特大海啸、多处火灾及福岛核电站事故级别达7级的严重核泄漏,不仅给日本东北地区带来大量人员伤亡、基础设施巨大破坏,还给日本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的次生冲击。

  

(一)重创日本经济,影响整体复苏

  1.此次灾难重创日本东北地区经济。

有资料显示,此次灾难中的强震为日本140年来最大规模,海啸则超过150年前明治三陆海啸,核泄漏事故等级被调为最严重的7级。

灾难规模之大,破坏之巨,波及之广,重创日本东北地区的工业、农业和观光业,对该地区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也将产生深刻影响。

此次灾难直接波及青森、岩手、宫城、茨城和千叶县。

五县GDP合计为56兆日元,占日本GDP的8%,损失最严重的岩手、宫城和福岛三县合计损失20多兆日元,占日本GDP近4%。

而此次灾难直接损失高达30兆日元(约3800亿美元),占五县GDP的54%。

预计将减少税收1兆日元,GDP直接减少6.5兆日元。

远远超过阪神大地震时的直接损失9.9兆日元,GDP减少2.6兆日元,减少税收0.4兆日元的损失结果。

此次死亡及失踪人员合计2.7万余人,大幅超过阪神大地震的6434人,再次刷新了日本战后自然灾害死亡的新纪录。

此次日本东北地区工业损失惨重,丰田汽车、日立、东芝等公司多家东北分工厂和事务所关闭,仅汽车企业就有22家。

农业损失波及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1.2万处农业设施被毁,2.4万公顷农地被淹,443平方公里村镇街道浸水,直接损失高达5200亿日元(约合63亿美元)。

渔业和水产加工业也受重创,1.7万艘渔船被毁坏,263个主要渔港基础设施遭到巨大破坏,合计损失高达3800亿日元(约合43亿美元)。

  2.对日本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觑。

对于此次灾难给日本经济造成的影响说法不一,有专家认为影响将是短期的,中长期日本经济体质还是健康的。

也有学者认为影响将持续几年,不排除日本经济整体受到伤害。

灾难使东京等首都圈受到冲击,造成交通混乱和电力紧张,金融市场出现股票狂泻,4月14日东京股票市场大跌633.94点,收于9620.49点。

核辐射负面影响使东日本地区产生社会恐慌,“亚洲电力航母”东电公司将面临高达4兆日元赔付和10亿美元的负债,或将因此破产清算或被收归国有。

日本政府在3月23日发布的《月例经济报告》中指出,灾难将造成东北7县住宅、道路等直接损失25兆日元左右。

世界银行在3月20日公布数据认为,直接损失将在9.9兆日元,约合2350亿美元,GDP将因此下降0.5%,复兴需要至少5年时间,短期内日本内需消费和工业生产将下降,与亚洲贸易将受影响,由于日本国内零配件供应链中断,中、韩和泰国等国日本产品价格将上升。

  3.灾后重建支出将严重恶化日本财政。

为应对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日本政府和央行先后出台四项重大救灾措施,央行对灾区企业推出接近零利率、单件上限1500亿日元、总额达1兆日元的低息贷款;日本政府出台了总额达4兆日元用于专项救灾的第一次补充预算,第二次预算也在酝酿之中;决定发行总额达10兆日元的“复兴日元债券”,主要用于灾区恢复重建;从2012年开始实行为期三年的消费税定期增税,由5%提高至8%,增收的7.5兆日元也将用于灾区重建,上述措施基本可以确保日本灾区短中期的灾后重建。

但庞大的补充预算、追加预算的预期和发行长期债券将严重恶化日本原本就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

有资料显示,如加上2011财年日本政府新增国债,截至2011年4月1日,包括证券借入在内的日本国家和地方政府负债总额为1132兆日元,每个国民平均负债887万日元,国家长期债务总额669兆日元,人均525万日元。

虽然巨额支出有可能暂时拉动经济增长,但日益严峻的财政状况将直接导致政府疲于应付还债,用于教育、福利及社会资本整备的资金大幅减少,国债利率大幅攀升将直接导致分期付款、企业融资成本上升,抑制投资,压迫经济发展。

国民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导致消费减少,直接影响占日本经济整体60%的内需消费。

针对日本恶化的财政状况在发达国家中已经沦为第一,占GDP比例也达200%高位,OECD建议日本政府不要回避矛盾,尽快开始税制改革,将消费税最终增至20%,也有建议将来增至30%才能挽救日本财政走向破产。

  

(二)迫使日本重新审视未来能源战略

  1.资源贫乏背景下的能源开发。

日本能源构成由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以及天然气和核能等组成。

这些能源转换成电力、煤气、汽油等,成为日本实现经济大国夙愿的重要支撑。

但日本能源矿产的储量和开采与其经济规模极不相称,大部分能源依靠海外进口,1970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前,日本能源对石油的依赖曾高达80%以上,后来随着进口天然气和海外煤炭,开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现在日本能源对国际石油的依赖约为50%,对天然气为14%,核能占12%,但即使这样,日本的能源自给率实际只有4%,加上核能铀燃料多周期使用也不过20%,远远低于加拿大和英国的154%和114%,低于美国的73%、法国的51%和德国的39%,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仅高于意大利的15%。

日本一次能源转换半数为电力,在一次能源换算电力计算上,石油、天然气和核能各占1/3,这也是福岛、女川和东海核电站停堆后东京电力骤然紧张、不得不实行轮番限电和重开火力发电的主要诱因。

  2.飞速发展的日本核电能源。

由于核电的清洁能源属性有利于抑制全球变暖,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核电成为化石能源匮乏的日本在近20年内的重要选择,也是其提高能源自给率和开拓能源多元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于1955年制定了《核能利用基本法》,1966年在东海发电站基础上建设了首座核电站,在全球425座核电站中日本有55座,并拥有12个核燃料处理设施。

由于注重核电开发,日本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世界利用核能先进国家,在世界主要利用核能国家中,日本排在法国(核能占79%)、韩国(38%)、德国(32%)之后,居第四位,美、英核能各占20%左右,俄罗斯占16%。

大地震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每天损失1000万千瓦时的发电量,导致东京等首都圈电力供应骤然紧张,不得不实行轮番限电和节电措施。

日本的能源主要体现在电力上,有东京电力、关西电力等区域大型电力公司10家,其中东京电力公司最大,拥有5万多名员工、营业额超过5兆日元,被誉为“亚洲电力航母”。

“东电”拥有火力发电厂26座,发电量占60%左右;核能发电比重最高,拥有福岛核电站等三个核能发电站,发电能力在2000万千瓦时,占整个发电的30%。

  3.面临重新审视能源战略拐点。

日本大地震对日本能源供应和能源战略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以核能发电大国自居、自诩核能安全无人能及的日本在震后发生多次放射性物质泄漏和氢气爆炸事故,日本电力供应骤然紧张。

在替代能源未能跟进、储备能源受限的情况下,日本正在遭遇65年来最大的能源危机。

面对逐步升级的态势,日本无奈地向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求救,但核辐射带来的多重阴云仍笼罩在列岛上空。

除核电能否恢复正常等疑问外,福岛第一核电站超期服役的四个机组面临就此报废和退役的处境,加上东北地区火力和水力发电基础设施被重创,电力行业恢复正常至少需要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日本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不会很快缓解,甚至日本能源供应出现的被动型缺口还将干扰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

此次核泄漏事故,使日本核能安全的神话破灭。

在应对核泄漏处理不当、贻误最佳时机等造成国家形象受损的同时,在国民质疑、反对和国际社会担心的双重压力下,来自民众和地方自治体的抵制,选址和投资都将面临巨大困难,日本开发核能的步伐将减速,与核能相关的整个能源战略将面临巨大调整,今后再新建14家核电站的计划很可能就此搁浅。

  重新审视能源战略的路径选择收窄的结果,使日本面临三种选择:

大力开发风能;重回传统能源;节能降耗。

在风能发电方面,日本环境省在4月21日发布了未来风能发电的试算结果,显示在清洁能源和新能源中,日本开发余地最大的是风能,开发得好,可以新增相当于40座核电站的发电量。

考虑到风量和地区及技术差异,估计发电量在2400万至1亿4000万千瓦左右,以风动率24%计算,相当于最低7座、最大40座核电站的发电量。

在回归传统能源方面,作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日本巨大的能源需求,使其回归传统能源的任何动向都将造成全球能源市场供求和价格走势变化。

由于核能开发的风险和国民的不信任,日本不得不加强对岛屿等陆地资源的开发,也将使日本执拗于岛屿争执,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的可能性越来越变小。

在节电方面,日本在4月8日公布了最新的夏季应对电力缺口的对策,要求大企业等大宗用电客户在高峰时削减用电量25%,超市等一般客户削减20%,一般家庭削减15-20%。

对大企业还将启动具有强制约束力的限电令,要求中小企业和家庭尽量少用空调,形成全社会的节电意识,将这个夏季的节电升格为“国民运动”。

  (三)大幅影响日本的国家形象

  1.日本是否会沦为二三流国家的担心。

随着日本政府出台各项救灾措施、民间和企业展开自救,日本灾后重建开始出现生机。

国际社会在夸赞日本国民高素质、盛赞50勇士为捍卫人类尊严敢于担当最后防线的同时,批评乃至质疑日本的声音也开始多起来。

其中,关于日本是否会因此一蹶不振,沦为二三流国家的议论引人关注,尤以美国前财长、现哈佛大学教授萨默斯关于日本“灾后会变成一个穷国”的议论为甚。

多数日本问题研究学者认为,日本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宝座42年,不会因为此次灾难沦为穷国,只占日本GDP8%的东北地区受灾并未对日本经济造成致命冲击,也不会长期拖累日本经济走向复苏,日本企业抗冲击能力和韧性很强。

这从日本企业产业供应链中断对中国等世界主要国家外向型经济的影响、日本庞大资本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日本制造的诸多“唯一技术”在高端产品中的垄断地位可见一斑。

丰田、本田和日产三大著名汽车生产厂商22家分厂停产2个月,全球汽车产量将减少30%,离开日本的粘合剂和铝制板,全球锂电池和电脑主机板就不能整机出厂,美国苹果产品至少有5种核心零件来自日本,等等。

产业链高端的日本依然拥有影响和左右世界制造业的实力。

因此,不能矮小化日本制造业的产业实力。

  2.凸显政府和企业应对失当的责任。

此次灾难凸显了日本政府和东电等大企业的不作为和处理失当等问题。

民主党内阁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无能,国家危机意识的淡薄和应对的迟缓,日本东电公司的失当和无德,部分自卫队员应对核辐射的畏首畏尾,让日本官商的声誉扫地。

政府和东电在应对福岛核电站严重泄露问题上前后矛盾的表现、信息披露上的闪烁其词,尤其是向大海排放低浓度污染水这种有失国际水准的行为,都使日本国家形象大打折扣。

与灾难中处理核事故的50名敢死勇士和国民的高素质相比,政府的低能、企业的低效和制度的僵化瞬间让日本战后通过经济奇迹、海外援助等建立起来的形象轰然倒地。

经济上日本短中期还将富可敌国,但在对外软实力和形象建设上,说日本在某些方面已经沦为二三流国家的说法并不为过。

经历此次灾难,日本经济也不会一蹶不振,但国家形象受损,国民心理受挫,对未来的不安上升,都将影响世界心目中的日本地位与形象。

  3.“污名效应”扩散至国际社会。

如果说灾难让日本的基础设施等硬件环境受到破坏,这种重创随着重建可以逐渐恢复,但由于担心日本核辐射而拒绝进口或购买日本食品、农产品,进而拒绝所有日本制造,这种“污名效应”已经让日本不堪其重。

昔日傲视世界的日本制造业品尝了被“歧视”的滋味,承受了优良产品被拒之门外的巨大压力。

为消除“污名效应”的负面影响,日本向WTO有关机构求救,希望各国不要禁止进口所有的日本商品。

日本政府还从上一年度补充预算中专门拿出7亿日元,资助出口企业检测放射性物质,颁发相应证明证书。

不仅如此,日本灾区,尤其是核辐射源的福岛核电站周边地区承受了更多“污名效应”的苦果,日本国民对灾区抱有的深刻戒备心理使“污名效应”被放大,产生了诸如歧视辐射区农户、连带无辜等不该有的现象。

没有出路、绝望的农民只好自毁蔬菜,自倾牛奶,甚至自杀。

  二、灾难给中日战略合作带来契机与挑战

  中日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在2000多年交往中总结的真理。

中日战略合作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两国战略互惠事关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合作发展。

战后两国关系一波三折,近年两国关系起伏不定,双方在领土、历史等问题上的争执一直未获妥善解决,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更使关系加剧。

此次日本大地震给改善两国低迷关系带来契机,给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合作带来诸多商机,也给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提供了难得机遇。

同时,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时代,在东北亚区域合作格局中,此次日本灾难也使两国在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面临诸多新挑战。

  

(一)修补中日关系的契机

  在日本大地震的国际救援中,中国对日本的救援力度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通过强有力的各种救援和捐助及国内深度报道,中国不仅向日本政府和人民表达了巨大的同情心,还传递了改善关系的强烈信号。

中国不仅在第一时间派出15人组成的救援队,还宣布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和2万吨汽油燃料,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日友好协会宣布捐款10万元,中国红十字会捐款100万元,中石油等国企慷慨解囊,民间企业家和社会知名人士及大学生踊跃捐款,港澳台演艺界人士举办赈灾义演等。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中专门提及日本震灾,表示哀悼死难者。

胡锦涛主席在3月18日下午专程赶往日本驻华使馆吊唁日本震灾死难者,这是我国领导人第一次在使馆吊唁日本国民。

一向飘散反日情绪的网络也开始分化,声援日本人抗震救灾的文章和跟帖明显增多。

在日华人也用各种方式对日本施以援手。

对中国政府大力对日援助,美国媒体多数予以正面评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3月18日发表其北京分社社长JaimeFlorCruz的文章,称“在中日存在历史及领土争议的背景下,中国对日本的援助显得‘格外有分量’,凸现了中国与邻国‘合作’及‘人道主义对待’价值观”。

日本媒体也对中国的各种援助给予积极评价,甚至大版面报道因为地震未照顾好动物园的大熊猫而向中国道歉。

在华留学的日本学生在中日足球比赛中还打出“谢谢中国援助”的横幅,对中国政府和民间摒弃政见的声援都表现出极大的感动。

中国的关切和善举使2010年9月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以来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两国修复关系的迹象明显,这些均为中日深化战略互惠、增进民间友好、促进相互理解、增强连带和一体化意识创造了难得的契机。

  

(二)深化中日经贸合作的诸多商机

  虽然日本大地震对中日经贸造成的短期影响不可回避,一些行业还存在较高风险,但长期看中日经贸不会受到较大冲击,双边贸易也不存在大幅下挫风险。

主要因为:

首先,作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日本有充足的资金调拨能力和恢复重建的经验,虽然财政重建步伐将被延缓,但日本经济体制未受重创,今明两年经济维持正增长似无问题。

其次,地震对我国在日投资企业影响不大,在日中资企业多集中在东京和大阪周边,生产性制造业企业偏少,企业受到冲击不大。

再次,从目前状况看,日本灾难对我国外贸及综合经济影响有限,中日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产业格局未受重大波及。

从2010年中日经贸合作指标看,去年我国对日出口1210.6亿美元,进口1767.1亿美元,双边贸易额2978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10%。

我国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

中日之间经贸上的互利和增长格局,将会在日本灾后重建激增的工程承包、基础设施建设、中高低劳务需求等带动下出现新一轮合作契机。

同时地震将加快日本电子信息、IT、汽车等企业的海外迁移步伐,给我国承接日企相关产业转移带来重大机遇。

  1.全面扩大对日进出口的重大商机。

此次灾难造成日本新日铁、索尼、东芝、日立、丰田、本田等全球知名企业设在日本东北地区的工厂受损,多数停工,重创当地的钢铁业、石化业、汽车业和IT业,一些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产品出现供应链中断,东京首都圈的生产也受拉闸限电影响,存在供应链上的诸多不确定因素。

这些为我国机电、金属、机械及建筑设备等中高端产品弥补短缺,全面扩大出口提供了现实机遇。

  2.深化对日农产品出口和精深加工的商机。

此次灾难重创了能够维持日本农业自给率、素有富庶的农业和海产品生产大县之称的宫城县、岩手县和福岛县等东北地区的农业,该地区很多农产品和水产品产量在日本数一数二。

海啸使农业用地遭受严重破坏,长期看会造成其盐碱化和严重板结化,恢复周期长、农产品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

尤其是核辐射危机使周边各县生产的蔬菜、牛奶等农产品、乳制品受超标影响无法销售。

“污名效应”放大因素导致日本农产品整体形象受损,给我国农产品利用救急优势扩大对日出口,吸引日本食品加工企业来华深加工提供良机。

  3.抢抓对日劳务和工程承包合作的商机。

此次灾难造成日本巨大的基础设施破坏和财产损失,一些重灾区损失之大无法统计。

各类道路和建筑的损毁重建费用高达数十兆日元,所需各类劳务人员数量庞大,灾后的巨大重建需求将使世界最大建材、钢材生产国和建筑工程承包服务大国的中国受益,对我国扩大对日劳务输出带来显著商机。

  4.加快承接日本高新技术转移的商机。

此次灾难使日本高新技术等企业分散自然灾害风险意识上升,有可能形成日本新一轮高新技术企业外迁潮。

长期以来,为保持本国技术在制造业等领域的领先地位,日本一直将产业链的高端设计和核心技术留在国内。

此次地震及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东南海大地震的预期,使日本高新技术企业意识到完全将核心技术摆放在国内的风险,IT和汽车企业为首,有可能将部分制造业向中印等新兴市场转移,已有日本学者指出中国东北和西北有承接日本企业技术和产业转移的优势。

  (三)对两国贸易的短期影响不可避免

  日本大地震在给中日关系带来修复契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两国30年来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依赖关系。

日本财务省4月20日发布贸易统计速报显示,受罕见的复合灾难影响,日本3月贸易收支大幅恶化,损毁和停产等导致16个月以来出口首度转为减少,贸易顺差也减少78.9%,只有1965亿日元。

从具体数据看,出口为5.87兆日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2%。

其中汽车行业出口大幅减少27.8%。

从震灾影响看,与3月上旬出口增长14.8%相比,中旬减少9.7%,下旬更为严峻,灾难对出口的影响可见一斑。

从主要产品看,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半导体、电子机械及船舶出口减少最为显著。

从出口区域看,对欧、美、亚洲均转为减少。

对中国出口虽然还保持增加,但已跌至1位数。

进口增加了11.9%,为5.67兆日元。

由于在亚洲产业格局中,日本一直控制上游和高端链条,韩国和台湾企业为日本进行技术配套,我国多做下游的低端加工,导致我国电子和汽车等产业对芯片等日本上游中间产品依赖较大,在华日本企业多从日本进口核心零部件,使我国对日贸易中的22%为进口日本的集成电路、特殊钢材、汽车及零部件,也是我国去年对日逆差556.5亿美元的主因。

此次日本受重创的东北地区拥有日本数千家500强企业组装分厂和办事处,追求零库存的日本大企业供应链中断的影响将不断显现,其负面因素将通过日本投资在我国的几万家工厂的库存减少陆续传导至我国。

另外,复合灾难中的福岛核电站严重核泄漏阴云给东北亚周边国家造成了社会恐慌,我国已经宣布禁止进口日本食品,对进口其他日本工业品则要求提供辐射检测达标证明。

  (四)中日非传统安全合作面临挑战

  此次日本复合灾难向全球昭示了核能等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近年来,区域合作中出现了双边向多边演变、各国发展战略互动频繁,资源、物流和旅游合作升温的动向。

与此同时,全球化和区域化背景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包括核能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食品安全、疾病蔓延等世界范围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此次灾难使日本成为核辐射和核泄漏问题的重灾区,尤其是日本将含有低放射性物质的污染水排入太平洋,使中俄韩朝蒙面临一场因为地理区域相邻而被强行绑架的生态环境变局,成为中日乃至东北亚各国之间挥之不去的阴影,日本首次成为核能安全事故的策源地之一。

从福岛核电站严重的跨境核泄漏,到肆虐日韩的禽流感和口蹄疫,从谈“核”色变的中日民众抢购碘盐、碘药和相关食品,到日本进口中国食品引发的“毒饺子”事件,从我国的“三鹿奶粉”、“瘦肉精”和“染色馒头”事件,到我国民间抵制日货、声讨日本的群体示威事件,从肆虐蒙古高原和中国西北及北京的沙尘暴,到日本海上空的酸性雨,中日之间可以说不时就要经历一次非传统安全“过山车”呼啸而过的考验。

从经济地震、金融海啸、环境恶化到信息安全,从流行疾病、食品安全到群体事件盛行,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横亘在中日之间,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两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如何化解突兀在两国面前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建立有效应对的危机和应急合作机制,成为两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处理没有成熟经验可循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中日惟有真诚交流、相互理解、建立机制,共同应对,才符合各自的发展利益。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上提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开放包容的学习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

中日两国应在全球化潮流中实现各自发展的同时,力争实现共同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民生和谐。

  参考文献

  [1]日本《朝日新闻》网:

  [2]日本雅虎网站:

http:

//www.yahoo.co.jp/

  [3]日本《产经新闻》网:

http:

//rd.yahoo.co.jp/

  [4]日本NHK网络广播:

http:

//www.nhk.or.jp/r-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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