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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学教学教案doc
“政治社会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课程
教案
郑碧新
第一章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绞结
一、教学重点
1、政治社会学的界限
2、政治社会学基本出发点
二、教学难点
1、政治社会学的界限
三、课时
2课时
四、教学内容
第一节发展历程
一、古典阶段
从古希腊罗马到18世纪启蒙运动。
在此期间，政治社会学的许多课题已经提出并开始得到初步的研究
重要学者有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圣·奥古斯丁，中世纪时期的托马斯·阿奎那，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
二、近代阶段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诞生，政治社会学核心课题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深入和发展，但人们尚未有意识地研究政治社会学。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和社会学都诞生于这一时期。
其中，莫里斯、帕累托和米切尔斯的精英理论、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韦伯的官僚制度理论和政治权威合法性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影响最大。
三、战后阶段
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是政治社会学正式产生并全面发展的时期。
二战以后，行为主义方法在政治学领域崛起，政治研究的领域也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而大大扩展，于是，政治社会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从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独立出来。
一批职业的政治社会学者纷纷涌现，其中著名的有美国的利普塞特、本迪克斯、霍罗威茨、詹洛维茨，法国的迪维尔热、英国的博托摩尔。
其他对政治社会学有所贡献的非职业政治社会学者有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伊斯顿、亨廷顿、弗里德里克、拉斯韦尔，英国的米利本德、法国的波郎查斯；社会学家如帕森斯、吉登斯、丹尼尔·贝尔、西斯尔、布热津斯基、雷蒙·阿隆、图雷纳、米尔斯、艾森斯塔特等、哲学家如卢卡奇、葛兰西、列维·施特劳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仑特、，政治哲学家如奥克肖特，经济学家如哈耶克、熊彼特、加尔布雷斯、唐斯、弗里德曼、麦克弗森，心理学家如弗洛伊德、斯金纳、阿德勒，科学哲学家如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等。
1959年9月，第四届社会学世界代表大会（斯特雷萨），建立了政治社会学委员会，这时政治社会学正式被确立为社会学的一个独特分支学科。
当代政治社会学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是S·M·利普塞特于1960年出版《政治人》一书。
70年代和80年代，新的研究趋势。
新合作主义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
1985年，国际政治学会第十三届世界大会（巴黎）专门成立了一个政治社会学研究委员会。
这样，政治社会学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也得到承认。
第二节政治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一、西著东移
二、论著的出版
第三节政治社会学的界限
一、政治与社会之间
由于社会是政治的社会，而政治又是社会中的政治，两者实际上是同一个存在的不同侧面，因此研究社会不可不研究政治，而研究政治也不可不研究社会。
于是政治学和社会学虽然有着明确的分工，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这一分工并不十分清楚。
尽管政治学和社会学是两门相互独立的社会科学，但它们在实际上依然有着相当的交叉和重叠。
二、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
一般认为，政治社会学作为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与母学科依然有着明显的区别。
从研究角度来看，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凭着自己的偏好和知识基础，可以选择从法律、历史、人文、地理、人口、社会或经济等任何角度去研究，而政治社会学则仅指从社会的角度去研究政治现象。
从研究领域来看，政治学研究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组织以及政治的社会基础等领域。
而政治社会学则只涉及政治的社会基础。
在方法上，政治学可以侧重理论研究，而政治社会学则仅侧重社会学的经验研究。
政治学是关于政治现象的科学，而政治社会学则注重研究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不过，这种区分也并不是绝对的。
从实际情况来看，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学在内容上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
三、政治社会学与社会学
政治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区分。
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和社会行为的科学研究”。
它的研究对象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文化、社会化、社会互动、社会群体、社会行为、社会分层、家庭、教育、宗教、科学、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变迁、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现代化等各种问题。
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之处在于它的独特的社会学方法，它的研究依靠于对可以考证的事实进行系统的观察。
不过，在社会学领域里，人们对何者为政治社会学，何者为政治的社会学，并不如何在乎。
在他们看来，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不过是称呼有所差异而已。
政治的社会学或者政治社会学都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研究政治过程、组织、制度、文化、发展等，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它之所以成为政治社会学，其原因就在于独特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在这个研究角度看来，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国家及政府或政治权力，并且认为政治现象是社会现象的一种，与其他社会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家只是一种社会团体，政府只是一种社会组织，政治体系也只是一种社会制度。
它非凡注重研究政治的社会基础，将政治活动及政治制度放在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的体系中。
以资发现社会团体和社会权力对政治机构运用之影响。
四、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联姻
对政治社会学情有独钟的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学并不是政治的社会学，并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子学科，也不仅仅是政治学的一个子学科，而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是政治学与社会学联姻并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成果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结果。
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一样，是当代社会科学科际整合运动的一种结果。
政治社会学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其研究对象为社会与国家之关系。
。
这种观点认为，政治社会学是指对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社会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政治社会学介于政治学与社会学两者之间，并包括这两门相邻学科相互交叉的部分。
它的基本任务是分析社会结构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因此它不是政治的社会学，而是政治社会学。
作为社会学的子学科，政治社会学研究吸收了社会学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认为包括政治现象在内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从由构成社会结构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来加以解释。
政治是能在社会和经济集团的基础上得到解释的社会现象之一。
作为政治学的子学科，它也吸收政治学的方法，突出政治现象的制度方面，把社会现象看作是政治行为的结果或现行政治制度的后果，而且假设，政治就是形成有关社会的重大决策的制度化领域。
但作为独立的学科，政治社会学还将试图平衡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两种不同的视角，研究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将从经济学、法学、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中吸收研究政治社会问题的新成果，以更好地发展政治社会学。
第四节基本框架和研究设想
一般都认为，政治社会学就是在政治分析的基础上，强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政治和社会的相互作用，政治权力、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政治对经济、文化、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等。
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最基本假定是：
政治现象绝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与其他社会现象有密切联系的非凡社会现象。
政治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把政治现象放到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政治，考察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考察政治的社会基础，考察社会稳定和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条件。
基本出发点有三个：
一是中国公共福利的最大化，这是最为基本的价值出发点。
二是政治权力是人类社会公共福利的重要解决之道，认为没有政治权力，人类就没有政治秩序，就只能是苦海无边的霍布斯的自然状态。
三是稳定的民主政治是保证政治权力增进公共福利的重要制度机制。
总起来就是把中国社会公共事务的解决和公共福利的提高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把政治权力作为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重要手段，把民主制度看作是保证政治权力恰当运用的重要制度基础。
基于这三个基本的出发点，结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稳定和民主化目标，从各个角度探讨两个主题，一是探讨持续、稳定的政治秩序何以可能，二是探讨持续、稳定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
在具体安排上，第二章到第八章将结合中国实际，渐次探讨政治权力、政治合法性、政治文化和社会化、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分层等政治社会学的核心问题，第九章将运用政治社会学的理论探讨当代政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以及政治认同危机问题，最后一章则综合运用当代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新兴的制度分析理论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事务的种种解决之道。
第二章政治权力
一、教学重点
1、政治生活何以可能-理论的界定
2、政治生活何以可能-现实的分析
3、政治权力的功能
4、政治合作的难题
5、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的权力结构
二、教学难点
1、政治生活何以可能-理论的界定
2、政治生活何以可能-现实的分析
三、课时
2课时
四、教学内容
为了摆脱普遍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所描绘的）战争状态，使人们能够过上和平、合作、体面的高质量的生活，政治上的办法就是建立公共权力，通过公共权力来克服不合作的利益根源，从而使人类的其它一切形式的合作成为可能。
第一节政治生活何以可能
在实际生活中，只要在不能平等地与人打交道的地方，人们都能够体验到权力的作用，或者是接受权力的作用，或者是行使权力，而且感觉也大同小异。
一、理论的界定
权力是根据自己的目的去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
也就是说，权力是一种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可以造成某种特定的结果，使他人的行为符合自己的目的。
政治权力。
根据一般看法，政治权力是相对于经济权力、道德权力、社会权力而言的。
相对于其它权力来说，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政治性。
它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
但是，从广义而言，所有权力都具有政治性，都是人类集体生活的凝合剂，因而都可称为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的功能是解决威胁集体生活的冲突，或者解决冲突，塑造共同的政治生活。
正是政治权力使政治生活得以可能，它是政治生活的凝合剂。
二、现实的分析
广义地说，人类社会中实际存在着三种市场性资源配置方式：
经济市场、政治市场和道德市场。
政治市场的产生源于两个方面的约束，一是个人不指望通过他人的利他行为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二是个人能够指望利用自己相对于他的比较优势而以害人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在某些情况下，损人利己也是一种比较经济的可替代的选择。
在政治市场中，由于互害性行为的交易成本非常高，所以人们往往自动地组成特定的组织，其目的就是增强自己在政治市场中抵制他人或者其它组织来害己的能力，同时也增强自己损人利己的能力。
政治组织本身更需要强力，即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的诞生是政治集体生活的需要，政治权力的功能就是维持这一集体生活，使政治生活成为可能。
第二节政治权力的功能
一、博弈论的启示
二、政治合作的难题
在政治性合作事务上，政治势力之间也面临着与囚犯类似的难题，那就是在特定的利益配置格局下，政治势力理性的微观决策也很可能导致非理性的宏观结果。
有关各方均不合作是最坏的选择，而各方均合作的选择是最优或至少是次优的选择。
从经济动因来看，理性政治势力主观上想选择单方面不合作策略，但是选择结果必然是多方面都不合作，即最坏的策略。
三、政治生活的组织化
如同“囚犯难题”模型一样，政治势力博弈模型本身也有解决的办法。
这就是在经过若干次博弈后，理性的政治势力忍痛接受严厉的惩罚，消除投机收益，制造共患难的情境，从而遏制投机者的投机倾向，迫使政治势力采取合作策略。
但这一策略存在很大的缺陷。
这不是现实的解决办法。
现实的解决办法思路之一是政治势力均采取不合作的策略，通过政治割据的办法来减少因宏观政治环境恶化所导致的恶果，控制其它政治势力不合作策略对自己的损害。
思路之二是建立公共权力，即建立公共权力机构来克服政治合作难题。
这一策略如果要成功，就需要加强国家组织等公共权力机构在管理全局性事务方面的能力，通过加强公共权力的权威，来改变政治势力博弈的基本结构。
具体可考虑如下几点。
第一，加强公共权力的权威，改变政治势力博弈的基本结构，改变博弈结构所具有的内在的奖惩机制，使政治势力行为的个体收益率接近公共收益率；
第二，在一定程度上设法提高公共权力的能力；
第三，公共权力机构集中管理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公共事务，取消政治势力在具有全局性公共事务方面的完全主动的博弈资格。
四、政治权力的效应及其限度
从其性质来考察，政治权力有两个特性：
公共性和强制性。
它的公共性表明，它是全面的，这使得它可以代表一定范围内的人的公共利益，并以促进公共利益为名，协调各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它的强制性表明，它可以强制地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博弈结构，从而消除政治势力之间在政治上不合作的利益根源。
在人类现实生活中，最能够体现公共性和强制性两个特点的权力是国家政治权力。
这使它在塑造公共生活方面有着几个方面的优势。
但是，政治权力具有双重效应，其强制性在在它能够作福的同时，也能够作恶。
如何保证政治权力行善而不作恶呢？
西方的政治学观点认为，以分权化的制度结构来分化高度集中的权力，就可以提高权力的行使效益，同时也制约权力被滥用或者误用。
第三节政治权力的配置
政治权力的配置首先是指政治权力在国家组织之内的配置，包括两个方面：
横向的配置为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配置，纵向的配置主要是指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
其次是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配置。
第三则是指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配置。
横向：
在古代，国家内政治组织是单一的，政治权力的配置也是单一的。
现代社会，政治权力的横向配置结构日益趋向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设。
纵向：
主要有两各形式：
封建制和中央集权制
在封建制中，政治权力按一定的规则呈上下纵向配置格局。
以欧洲中世纪早期社会最为典型。
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央集权制度即逐渐取代了封建制。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央集权制有了新的发展。
一方面，出现了计划经济的集权国家，另一方面，出现了所谓的福利国家。
自80年代开始，实行福利政策的国家开始逐渐缩小福利规模，注重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而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开始逐渐放弃计划，引入市场经济。
这一切，已经开始逐渐改变当代社会政治权力的配置，当代社会政治权力已经日益得到制度性的分化。
第四节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的权力结构
一、改革之前的结构
从总体上看，建国后中国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最基本的特征是：
社会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稀缺资源高度垄断，低水平的科层化，组织运作方式上强调彻底动员式的群众运动
首先，中国社会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力结构体现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
社会政治权力结构变成了国家、单位和民众三层结构，国家与社会间的独立的中介环节完全消失。
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是直接的互动，并且往往是国家占主导地位。
其次，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也表现在国家内部权力结构上，党的权力居于主导地位，而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力处于从属的和摇摆的地位。
履行政治控制的能力很强，实施政策的能力却有限，而政治领导人又倾向于有为而治。
这时为了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就会自然借助政治动员而不是运用现代化的科层组织来实施政策。
这实际上更加削弱了行政管理组织的地位，同时也使得整个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更加政治化了。
二、改革以来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发生了横向分权。
政府、人大、检察院、法院，党和政府。
二是发生了纵向分权。
财政权、人事权、立法权下放，地方，企事业单位。
三是社会的力量不断壮大，初步形成了市民社会。
（首先，国家的控制范围日益缩小，强度日益弱化；第二，控制手段逐渐法制化、规范化。
中国市民社会初步发育有如下几个标志：
一是国家不再垄断全部所有资源；二是个人的活动空间有了扩大；三是社会自治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
这一切说明，中国社会政治权力的配置已经出现多种权力结构与多种利益主体相结合的局面，已经初步出现权力分化、权力分享、利益多元的政治权力结构景象，并随着法制化建设而日益制度化。
第三章政治合法性
一、教学重点
1、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危机
2、威权国家的合法性危机
3、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二、教学难点
1、威权国家的合法性危机
三、课时
4课时
四、教学内容
在人类社会中，政治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塑造，但是政治权力并不一定能持久地维持政治秩序。
政治秩序要得以持久，还需要政治合法性。
第一节合法性的理论
政治权力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政治权威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问题。
一、政治统治何以维持（马克斯·韦伯的分析）
真正从社会学角度来探讨政治合法性问题的，首推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
韦伯认为，历史上任何现实的政治统治秩序的有效性均以两个方面的有效性为基础。
首先是外在客观的有效性，如服从的习惯或习俗以及强制的法律；其次是内在的主观的有效性，即被统治者发自内心的认为统治者有权指挥他们，而自己则在义务服从统治者。
韦伯在理想层次上区分了三类合法性：
传统的合法性、个人魅力的合法性和法理的合法性。
法理的合法性，就是相信法令、规章必须合乎法律，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则只有在法律规则的约束下才有发布命令的权力。
个人魅力的合法性在于人们相信某个政治领袖个人有真理启示、个人魅力、超凡品质等因素，相信他能带领他们走向幸福，因而愿意服从他的政治统治。
传统的合法性是指人们相信统治者的政治统治符合传统，或者说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传统规则。
与此相适应，政治权威也可以分为传统的权威、个人魅力的权威和理性的权威。
当然，实际生活中的合法性类型都是混合型的，其区别不过是哪一种因素更多一些而已。
三、政治角色与合法性（帕森斯的分析）
担任无权角色的人之所以服从担任有权角色的人，有三个原因：
1、他们服从有权者，是服从有权者所担任的角色（而不是其个人品性），政府官员角色使公民角色所具有的权利有了实现的可能；
2、有一些能够约束公民行为和政府官员行为的具体安排，这就是作为政府官员角色的义务和作为公民角色的义务，公民的义务实际上是保障政府官员合法性的第二个因素；
3、保证有权者指挥无权者的第三个因素就是潜在的可动用的武力。
不过，帕森斯并不因此认为武力是合法性的根本基础。
有权者最终极的合法性根源是政治角色中所包含的价值和规范，也即关于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的最终和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政治统治者的统治或指挥得到该社会最高价值的支持。
四、政府制度的利益（亨廷顿的分析）
在亨廷顿看来，政府制度本身就有其自身利益，它并不只是代表社会势力的利益。
所谓公共利益，就是政府制度本身的利益。
政府制度越是代表自身利益，就越不代表社会势力的利益，它就越合法；如果政府制度只是代表社会势力的利益，而很少代表自己的利益，那么它就不合法。
因此，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主要在于政府行为是否反映政府制度本身的利益。
据此，政府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并非视其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的利益或是其它什么集团的利益，而是视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区别于其它所有组织的自身利益。
因为政府制度自身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的表现。
如果政府制度只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只代表社会组织的利益，姥政府行为就只有局部的合法性，而不可能有普遍的合法性。
五、有效性与合法性（利普塞特的分析）
一个政治体制或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与其有效性密切相关。
利认为，从短期看，效率很高但缺乏合法性的社会，比如管理良好的殖民地，要比效率相对低但合法性高的政权更不稳定。
但从长期来看，长期保持效率的政治制度在延续几个世代以后可以得到合法性。
在现代世界，这种有效性主要意味着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
政治民主的合法性需要政府的政绩来保障。
第二节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危机
民主制度是一种完全依靠人类的理性设计并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
从民主政治史来看，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危机，而且至今没有结束，依然面临种种合法性危机。
那么，民主政治何以会碰到合法性危机？
如何解决这些危机？
一、绩效与合法的平衡（利普塞特的分析）
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一般置于三个基础之上：
一是民主的普遍性，二是民主的价值性，三是民主的程序性。
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不仅仅在于它的民主性，还在于它的有效性。
——民主制度一旦丧失民主性，自然就会导致合法性危机，但一旦丧失了有效性，同样也会招致合法性危机。
利认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合法性，而且还取决于经济发展，取决于政治制度的绩效或有效性。
从社会结构来看——
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往往出现在社会转型期，其原因，一是在结构变革时期主要保守制度的地位受到威胁；二是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群体在他们有了参政的政治要求之后却没有参政的机会；三是新社会结构建立之后，新的社会制度在很长时间里不能满足主要群体的期望，并没有以此为基础塑造新的合法性。
第一种合法性危机是非常典型的。
第二种合法性危机与不同国家处理政治参与危机、以及新社会群体何时有权参与政治过程的决策有关。
第三种合法性危机渊源于一切民主制度的内在威胁，即群体冲突。
从社会结构来看，稳定的民主要求在对立的政治力量之间保持比较缓和的紧张局面，要求政治制度在能力分期分批地解决问题。
如果让问题积累起来，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就会日益激化，政治上容忍的希望也就愈小。
从政治体制来看——
从政治体制来看，如果其它因素不变，对于民主制度的稳定来说，两党制优于多党制，地区选举制优于比例代表制，联邦制优于中央集权制。
当然，与社会结构因素相比，政治体制因素的重要性要小一些，它并不是决定因素。
二、参与扩张的危机（亨廷顿的分析）
在学者认为，医治民主痼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有更多的民主。
对此，亨认为，这种办法无疑是火上浇油，因为美国的民主危机是民主过剩引起的，民主过剩是民主制度合法性危机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克服民主的统治能力危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节制民主。
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民主应该在两个方面得到节制：
一是，民主虽是建立权威的唯一办法，但它没有必要成为一个普遍适应的办法。
在很多情况下，专业知识、资历、阅历和特殊才能也是形成权威的基础，而民主原则过分普遍化，其结果就是民主原则的滥用。
二是民主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转通常需要某些个体和群体的某种程度的冷漠和回避。
第三节威权国家的合法性危机
许多人认为，政府绩效好，威权体制就稳定，政府绩效差，威权体制就会动摇。
因而认为，如果威权体制要向民主体制转型，政府绩效差是一个条件。
不过，亚洲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台湾的经验表明，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绩效良好，不能保证威权体制的合法性，不能保证威权体制的长治久安。
威权体制在经济成功时也会碰到困境。
一、威权政治的特性
威权体制有两个特点：
一是政党政治受到严格限制；二是政府权力组织中，行政组织的地位高于立法和司法组织并能够控制他们的行为。
这些安排强化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和权力，后者又反过来强化了对发展问题的有效干预，同时也强化了对政治反对派的压制。
在现代社会，威权政治均缺乏传统政府的来自传统的合法性，也缺乏魅力型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又缺乏民主体制那样的程序合法性。
这时，威权体制只能在实体上多争取合法性，即通过发展经济、遏制通货膨胀、展示政府效能来赢得合法性。
为了获得实体的合法性，威权政府需要做两方面的事情：
一是在政治上保护社会使之免于内部颠覆以及外部威胁；二是在经济上采取一系列的刺激发展的公共政策。
威权体制的领导尤其重视后一方面。
二、政府的绩效
政府的公共政策基本上由两个方面组成，即政治性公共政策和经济性公共政策。
威权政府在政治上得到了低分，而在经济上得到了高分，这说明威权国家的本质在政治上是压迫性的，而在经济上是累积性的。
三、政治支持的源泉
政治绩效与经济绩效的相对重要性表明，威权国家以政治民主或社会平等为代价来促进经济发展，最终将降低而不是加强对威权政治体制的政治支持。
民众支持只有通过令人满意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才能取得，但这就要求改革和瓦解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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