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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陶渊明语文
中国文学史·陶渊明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
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
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歌艺术的脉络重新接上,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充满生机的因素。
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歌诗所能达到的高度。
陶渊明又是一位创新的先锋。
他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
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仆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
一方面可以掩护他们与虚伪、丑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使他们得以休息和逃避。
他们对陶渊明的强烈认同感,使陶渊明成为一个永不令人生厌的话题。
第一节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
以辞彭泽令为界的前期与后期仕与隐的选择贫与富的交战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魏晋风流的代表
陶渊明(365?
~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
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
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
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
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
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
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
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
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
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
“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
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
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
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
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
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
“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
”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
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
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
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
‘应束带见之。
’潜叹曰:
‘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
’即日解印绶去职。
”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
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
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
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
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
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
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
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
道济谓曰:
‘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
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
’对曰:
‘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
’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
”(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
“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呜呼哀哉!
”这成为他的绝笔。
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
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
《宋书》、《晋书》、《南史》都有他的传记。
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传不广。
(梁)萧统加以搜集整理,编了《陶渊明集》,并为之写序、作传。
萧统所编陶集虽然已经佚失,但此后的陶集,如已佚的北齐阳休之本、北宋宋庠本、北宋僧思悦本,以及今存的一些宋代刻本:
如汲古阁藏十卷本、曾集刻本,都是在此基础上重编而成的。
陶渊明的作品今存诗121首,赋、文、赞、述等12篇,另有一些作品的真伪还不能肯定。
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有37处。
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
他说:
“好读书,不求甚解。
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五柳先生传》)这与汉儒的态度很不相同。
他赞扬孔子,但又有点将孔子道家化的倾向。
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70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77处之多;魏晋玄学对他也有影响。
但人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
他住在庐山脚下,距离慧远的东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系密切;陶渊明的诗中偶尔也可见到类似佛教的词语,但他决非佛教徒,并且与慧远保持着距离。
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从现实的人生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
在不惧怕死亡这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虽然近似,但思想底蕴仍有很大的差异。
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的态度对等死亡,与佛教之间向往极乐世界大相径庭。
他所思考的都是有关宇宙、历史、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什么才是真实的?
历史上的贤良为什么往往没有好的结果?
人生的价值何在?
怎样的生活才完美?
如何对待死亡?
等等。
他的思想既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个人的生活实践,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而思考的结论又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
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
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
“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
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
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
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
“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
”(《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
“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
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
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
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
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
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
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
“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
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
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
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
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
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
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
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
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
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
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
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第二节陶渊明的田园诗及其他
陶诗题材的分类中国文学的新题材:
田园诗咏怀诗与咏史诗对前人的继承发展行役诗中表现的苦闷赠答诗中表现的深情
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五类:
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
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
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
陶渊明的诗严格地讲只有《游斜川》一首是山水诗,他写得多的是田园诗。
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
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盥濯于檐下,或采菊于东篱,以及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
如“山涤馀霭,宇暖微霄。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
写山村的早晨,晨雾渐渐消失,南风使新苗长上了翅膀。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
写邻居和自己一起谈史论文的情形,那种真率的交往令人羡慕。
再如《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守拙与适俗,园田与尘网,两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愉悦。
南野、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鸡鸣、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惬意,这一切经过陶渊明点化也都诗意盎然了。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以动写静,简直达到了化境。
他的田园诗有的着重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
《诗经》中有农事诗,那是农夫们一边劳动一边唱的歌。
至于士大夫亲身参加农耕,并用诗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
陶渊明之后的田园诗真正写自己劳动生活的也不多见。
《归园田居》其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个从仕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
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出人生的理念: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
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陶渊明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的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
诗里写到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时得到的快慰,都很真切。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写出农民普遍的感受。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写出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士人的特殊感受。
他有些田园诗是写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
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归园田居》其四:
“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途。
”通过这些诗可以隐约地看到,在战乱和灾害之中农村的面貌。
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有相近之处,咏史也是咏怀,不过是借史实为媒介而已。
他的咏怀诗有些是以组诗的形式写成的,如《饮酒》、《拟古》、《杂诗》。
他的咏史诗所咏的对象偏重于古代的人物,如“三良”、“二疏”、荆轲,以及《咏贫士》所写的古代贫士;《读山海经》也可归入这一类。
这些咏怀、咏史之作,明显地继承了阮籍、左思诗歌的传统,又有陶渊明自己的特点。
这就是围绕着出仕与归隐这个中心,表现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
其中有对自己生平的回顾,如《饮酒》其十九;有对社会的抨击,如《饮酒》其二十。
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愤,如《咏荆轲》。
从《杂诗》其二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忧愤是深而且广的: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
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首诗写一个不眠的秋夜,用环境的清冷衬托出自己心情的孤独,又以时光的流逝引出有志未骋的悲凄,是陶渊明咏怀诗中的代表作。
陶渊明的行役诗都是他宦游期间的作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悲叹行役的辛苦,表达对仕宦的厌倦,反复诉说对田园的思念和归隐的决心。
悲叹行役的辛苦原是此前行役诗共同的内容,后两者则是陶渊明所特有的,而且越到后来这两种情绪就越强烈。
那种失去自由的无奈之感,成为这类诗的基调。
试看以下例句:
“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
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
”(《乙已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陶渊明的赠答诗颇能见其对友人的敦厚之情。
赠答是古已有之的传统题材,传为苏李赠答的诗歌以叙离情见长,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以抒幽愤著名,刘桢的《赠从弟》表现了高洁的品格,嵇康的《赠秀才入军》展示了洒脱的情趣。
陶渊明的赠答诗又有他自己的特点:
以其真挚的感情、家常的内容、隽永的意味、既不火热也不冷淡的语调,为自己塑造了一位仁厚长者的形象。
如:
“霭霭停云,濛濛时雨。
八表同昏,平路伊阻。
静寄东轩,春醪独抚。
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
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
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
”(《与殷晋安别》)《答庞参军》是其赠答诗中最深沉的一首: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
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
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
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
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
物新人帷旧,弱毫多所宣。
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
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诗里有欢聚的回顾,有离别的伤感,也有殷勤的叮咛,语重而情深。
在以上五类题材之外,陶渊明还有一些以发挥哲理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形影神》、《连雨独饮》,《拟挽歌辞》也可以归入这一类。
这类诗可以视为玄言诗,但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有所不同,并非“柱下之旨归,漆园之义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而是将生活中的体验提炼到哲学的高度。
魏晋人注重门阀,陶诗中有的写到宗族关系或对儿子加以训诫,如《命子》、《责子》、《赠长沙公》等,可见陶渊明也还是重视家族的荣誉和门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