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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张志公语文教育思想简述
张志公语文教育思想简述
传统与现代的理想对接
——张志公语文教育思想简述
一、张志公生平简介
张志公先生（1918—1997），1918年11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省南皮县。
1937年就读于中央大学外语系，攻读英语、法语和外国文学；1940年辍学，后转入金陵大学外语系；
1945年自金陵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1946年起，自学俄语，并研究语言学和汉语；
在辍学和大学期间，先后在金陵中学、华西中学等中学任教；
1948年应聘到海南大学外语系任副教授，代理系主任；
在金陵大学、海南大学讲授英语、欧美名著选读和语言学概论等课程，并开始致力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研究，主要是汉语语法修辞；
1950年初，转赴香港华侨大学任教，讲授翻译学；
1950年10月，回到北京，在开明书店任编辑，分管外语、汉语和翻译书稿的编辑工作；
1951年负责编辑新创刊的《语文学习》月刊；
1953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张志公先生任编辑室主任，除继续主编《语文学习》外，仍主持语文、外文书籍的编辑工作；在此期间，开始被借用到语言所工作；
1954年，中国教育部确定中学语文科实行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委托吕叔湘先生和张志公先生主持编写汉语教材，为此，人民教育出版社设立了汉语编辑室，张志公先生担任编辑室主任，《语文学习》杂志也改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张志公先生继续任主编；
此外，他还先后担任课程教材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全国高等学校文字改革学会顾问、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会顾问、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等职。
从此，张志公先生的事业基本上就定位在语文教材的编写和语文教育及其相关研究上，他探求面很广，设计和语言相关的诸多领域；
1997年6月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张志公先生是一个学外语出身的人，但是他的主要建树不在外语教育和研究上，竟成为当代中国汉语语言学研究和语文教育研究的核心人物，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他的外语和语言学、汉语研究的背景，尤其是对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使他具备了一般语文教育学者不具备的素养和眼光，他的语言学和汉语知识，使他对传统语文教育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而这种理解为他对现代语文教育进行的思考提供了参照系，他的很多语文教育著述，都有他对传统语文教育认识的影子，甚至直接渗透到了他对现代语文教育发展思路的设计和勾画中。
他的研究，昭示了一个道理，不懂得传统语文教育，就不懂得当今的语文教育，不了解传统语文教育，就没有资格研究当今的语文教育。
一位专家这样评述张志公的研究优势：
一个学者除了先天的概念、逻辑思维的优势外，还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素养：
一是对该领域基本学术资源的掌握；而是相关学术领域的学养和视野；三是基本的学术思维的能力和长期的学术写作的经验积累。
而张志公先生这三个方面的素养无疑都在一般水准之上，他对传统语文教育所做的第一手的梳理，使之掌握的学科的历史资源比谁都多；在相关学术领域的学养和视野方面也很突出，他的外国文学、外语教育和语言学、古今汉语知识，也具备了同时代人所不具备的优势；他的大量的、多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丰富多样的教学、科研阅历，也是很少有人可以企及的。
因此，他的脱颖而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张志公先生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及思想评介
（一）语言学研究
张志公是我国当代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
他在汉语语法学、语汇学、修辞学和辞章学的研究中卓有建树。
他主张汉语语法研究应该从汉语言的实际出发，摆脱印欧语语法框架的束缚，建立一个具有汉语特点的语法体系，并为此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
他紧紧抓住汉语作为“非形态”语言的特性，不断地提出发人思索的新问题、新看法。
他先后两次主持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制订，为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建立和更新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几十年的潜心研究，为的是在语言学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实际的语言应用之间找到一个中介环节，使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与知识能够付之于应用，使培养提高听说读写能力的语文教学能够得到语言理论的指导。
这一新型学科的建构，对语言理论与语文教学的研究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推荐阅读：
《汉语语法常识》《语法学习讲话》等专著，主编《现代汉语》教科书。
（二）语文教育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代表了语文学者的良知，填补了语文教育史研究的空白，80年代后引领语文教育的主流，在语文教育的科学化、语言学的实用化方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关于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
一个学科，没有学科史，没有对学科史的建构，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
不论这个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历多长，只要它的过程、规律、方法、经验，它的思想范式和思维特征未经梳理，未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理性的思辨，它都不具备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的条件。
学科史学，是学科从业者的思想资源库，是该学科的学者的精神家园。
有了学科史学，学者的工作才有了积累和繁衍的处所，学者才有了归属感。
学者要是没有学科史的背景，他的研究便是无“根”的研究，他的思考是漂浮不定的，他的思想是浅薄无知的，他的学问是没有皈依的。
语文学科已经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张志公先生曾谈到，此前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有中华书局收集并展览过五六十种童蒙读物，胡怀琛曾经写过一本《蒙书考》，开列了大约一百种所见所知的蒙书，辑录了几十条有关的资料：
这些，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不过收集考察的范围都还不大，分析研究更付阙如。
因此，张志公先生堪称对其作系统考察研究的第一人。
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张志公是有眼光的，他认为要提高语文教育工作有三件事需要做，其中之一就是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
“首要的是研究我们的教育方针，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所要求于语文教育的任务，研究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研究我国当前青少年和儿童的语文状况，研究他们语言文字能力成长发展的规律，总结解放以来和解放前革命根据地的语文教育经验，总之是研究当前与语文教育有关的种种实际。
与此同时，也还需要补作废科举兴新学以后，尤其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就应该做而没有做，或者做得不够、不好的两项工作。
一方面是研究我国语文教育的传统，看看其中哪些做法是坏的，错误的，哪些是虽然不坏但已过时的，哪些是仍有现实意义的。
……——对于传统的经验，过去几十年没有研究过，只是全盘地加以否定。
……再一方面是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乃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看看其中哪些是不见得对头的，哪些是虽然好而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和需要的，哪些是于我们有用的。
——对于外国的作法，过去几十年中多数时候是生搬硬套，认真的分析研究，做得也很少。
这几方面的研究工作，都是相当艰巨的，然而都是必要的。
”
张志公认为：
“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传统，肯定会有封建主义的坏东西，但是也绝不可能一点可取的经验都没有。
一个关心今天的语言教育的人，不应当对这个深深影响着今天语言教育的体系——传统语文教育漠然置之，不加研究。
”
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不论是提出要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经验，批评“全盘否定”的做法，还是对我们过去学习外国提出“生搬硬套”的批评，都是要担极大的政治风险的。
而他却敢于直言不讳，可见其对学术的真诚。
传统语文教育资料纷繁，从哪里入手是个问题，张志公的研究选择了从教材入手。
他认为研究历史上的语文教育，求之于教材往往比求之于史传记载的章程、条例更可靠可信一些，教材是实际使用的，而其余则往往是作出来的文章，说得头头是道，但与实际不见得相符……古今中外，语文教材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最为敏感。
它反映产生它的社会背景，包括文化传统、风土习俗等等，反应当时社会主导的思想意识，以及教育观点、教育政策，可以说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综合性教育读物。
所以研究教材的意义很大，收获会是多方面的。
张志公研究传统语文教育，就是通过对历代大量有代表性的教材及其教法的梳理分析进行的，整个研究过程前后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主要是从传统语文教育的做法中探求经验。
他清晰地勾勒出了传统语文教育的三个阶段、四个步骤。
第一阶段（第一、二年）是启蒙教育，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集中识字（二千个左右）。
也可以说是初期的识字教育和写字训练，很突出的做法就是在儿童入学前后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儿童认识一批字——两千个左右；第二步是进一步识字教育，兼顾初步的知识教育。
这一步强调识字教育与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相结合，在集中识字和开展认真的读写训练之间加上一个过渡性的阶段——继续进行识字教育，巩固前阶段所识的字，进一步再多识些字，比如说识到三千多个，与此同时，结合着多进行些思想教育，也进行些知识教育。
第二阶段（第三年）即第三步为读写的基础训练。
这个阶段一般的做法是：
开始教学生读《四书》《五经》；配合读经，教学生阅读简短的散文故事和浅易的诗歌，教学生学对对子（属对），有的还交给学生一点极浅近的文字、音韵等语言文字的基础知识。
第三阶段即第四步是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
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是这个阶段中语文教育密切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张志公所分的三阶段，大约涵盖了类似现今的基础教育阶段。
但是传统语文教育由于教学内容较为单纯，不像“新学”（现今）开始后学得那么庞杂，所以，可以在较短的学习时间内取得较高的学习效率。
大家工人，经历过“旧学”的，如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很多大家，国学、语文功底都比较好，他们在文学艺术领域达到的高度，是现今的许多作家无法企及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语文教育的这种所谓的“偏科”教学，也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和借鉴的。
在勾勒了传统语文教育的几个重要阶段后，张志公先生还认真分析研究，揭示了这几个阶段的经验和问题：
第一阶段第一步：
集中识字。
三项经验：
（1）“集中识字”。
就是先用尽可能短的时间（一年到一年半）集中认识两千多字。
他认为“‘三、百、千’”之所以长期配合使用，它们共同提供了两千多字是重要原因之一。
（2）“当分者分——认和讲，认和写”。
他认为“既要快一点，及时认识足够数量的字，能够初步有点阅读能力，就得以认为主，在讲、用、写方面的要求就得放慢一点，不能齐头并进。
齐头并进的结果必然是互相掣肘，互扯后腿，大家一起放慢速度，降低质量。
”
（3）“使用整齐韵语”。
同意构成简短整齐的句子，容易押韵。
这是汉语这种语言提供的便利。
这样的启蒙教材使孩子们感到琅琅上口，便于朗读，易于背诵，不觉得难得有多么可怕。
并且从小就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一些语言美、声音美的感染熏陶。
这种识字、写字、读写说分别进行的教法，对张志公后来的“分进合击”的教学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教材“使用整齐韵语”，对我们今天小学语文教学仍有启发，我们的中低年级教材中有很多内容就采用了浅易、整齐的韵语，使学生在一开始接触语言材料时，就对汉语美有感性的深刻体认。
问题和教训：
（1）“集中识字还不是最理想的办法”。
在认两千多字的过程中，学生要面对比例很大的一部分根本不懂得的字，要硬认、死记、茫然背诵，使学生感到枯燥，毫无兴趣，无积极性，这对早期教育绝不是有利的。
（2）“要面向儿童”。
“三、百、千”在古代蒙书中已经算是平易可读的，然而“人之初，性本善”好懂好教吗？
……一句话，且不说所讲的内容道理对不对，统统是以成年学者的主观愿望欺侮小孩子的。
“三、百、千”之所以使用那么久，别的什么本子都顶替不了它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欺侮孩子们还不那么厉害。
这一点张志公先生是以孩子的接受为本位思考问题，但是对于孩子的阅读是否都要能理解，都要读得懂，今天人们的认识似乎有所不同。
我们目前普遍认为，在小学阶段让孩子多记忆、背诵一些韵语读物，或多读一些浅易的文言文，是终身受益的。
虽然他们当时不一定能理解，但是随着年龄、阅历、知识的增长，所学的这些诗文会慢慢地被理解、吸收的。
这是一种长效的学习，是一个渐悟的过程。
第一阶段第二步：
进一步的识字教育，兼顾初步的知识教育。
两项经验：
（1）“使用韵语和对偶”。
前人的实践证明，从最初的集中识字教学直到进一步的识字教学，使用整齐的韵语，或者使用对偶，或者二者并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前人的这些做法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
第一，合于学习语文的规律；第二，合于汉字汉语的特点；第三，是千百年来长期实际经验的总结。
（2）“向阅读教学过渡”。
古代，从很早的时候起，书面语言就跟口头语言分了家，距离越拉越远，形成了一条鸿沟。
而韵语读物可以说是古人设计的一座跨越口语和文言间那条鸿沟的桥梁。
严重的缺点：
不尽符合儿童的理解能力；语言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关系问题；此外，他还提到了口头语言的训练从来没有提到蒙学教育的日程上来；在这些蒙书中，字的出现和组织很少照顾到汉字构造的规律；在语文教育这个问题上，如何正确处理昨天和今天，昨天和明天，就是今天和今后如何运用传统经验的问题。
这些也是值得思考的。
这一步的经验和问题，与第一步相似，主要是肯定韵语读物，认为有利于口语与文言的衔接，反对内容脱离儿童实际。
此外，他意识到了口语训练的缺失，这是一个从古至今的重大缺失，在现代社会也是亟待改变的，这个问题引发了他后来对口语教学的倡导。
我想，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也需要作出深入的思考和践行。
第二阶段：
读写的基础训练。
经验和问题：
赞成读诗。
古人读诗，主要是一种启蒙阶段的思想、知识教育，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让位于散文的阅读。
而今天，“诗教”恐怕就不必局限于启蒙阶段，应该贯穿语文学习的全过程，价值重新定位，当视作一种“人生”的教育，“诗意”的引领。
此外，张志公先生特别关注传统语文教学的属对训练，这确实应成为一种可以借鉴的重要的语言练习方式。
属对（对对子），对于基础语感的培养，对汉语的对偶、音韵、节奏等的感受，对语法、修辞、逻辑的感性体验，有着其他任何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
——语言基本功的培养，通过大量的读诗和属对，是可以打下坚实的基础的。
读诗以修内，属对以赋形，便可达成内外同致之效。
读诗和属对的练习，因为这是一种活的言语练习，直接有助于语感的形成，比起抽象的语言学知识的灌输，效果要好得多。
第三个阶段：
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写作训练。
“阅读训练”的主要经验：
（1）“教材——古文选注评点本，自学读物”。
（2）“阅读训练的原则和要求——‘文’‘道’不可偏废”。
古人对于“文”（语言文字之学，辞章之学）与“道”（他们所理解的正确思想的总称）的关系非常重视。
历来有过种种说法，诸如“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等，有过不少争论，但是争论之点，往往在“载”、“明”、“贯”这些字眼上，说道基本精神，则一致性相当大，那就是：
“道”是根本的，然而正确的“道”必须有高明的“文”来阐发、传播，人们也必须通过“文”来理解“道”，因此，二者是不可分的，不可偏废的。
在指导学生阅读的时候，他们就主张仔细讲解文章的名物、训诂、句读、篇章，使学生充分地理解其“文”，同时领会其“道”。
在当代语文教育中提倡“文、道统一，文、道兼顾”，这是张志公先生始终坚持的一个教育观念，也是以往的研究者极为推崇的。
但是有些专家就明确提出，这个观点是需要具体分析的。
停留在对文、道关系的抽象理解上，是不够的。
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文、道在不同文体中的能指，和在不同文本、语境中的所指，才有实践意义。
实际上，以往论者对“道”究竟是指“思想意义”还是指“主题”、“意”、“内容”，都还是模糊不清、飘忽不定的，二者往往混为一谈。
这样来提倡“文、道统一”，显然有点不够学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道”的注重，很容易导致语文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化，导致成人话语对儿童话语的遮蔽，导致主体的“空洞化”，为文的“伪圣化”，这在语文教育实践中是有深刻教训的。
其实，脱胎于古代文论的“文以载道”、“文以贯道”的“文、道统一”，本来就是一个政治文艺学、社会文艺学的观念，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如出一辙，本来是对作家或学者的要求，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导致的思想解放的约束。
照搬到语文教育中，照搬到阅读、尤其是写作学习和教学（语文教育学）中，未必合适。
教育有教育的规律，有时候是不应过分追求“文、道统一”的。
“道”一般是指“政治思想性”，许多文章的“意”并没有政治思想倾向，对于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思想的不成熟、天真幼稚、童言无忌，这正是他们的真诚可爱之处，一旦套进了“文、道统一”的枷锁，就丧失了自我，泯灭了童心和童真，变成了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木头人，这难道是教育的目的吗？
“道”是要的，但要在教育和写作、在人成长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下来呈现，否则，就会成为屠戮自由心灵和本真言说的杀手。
（3）“阅读训练的方法——要求熟读，精思，博览”。
遗憾的是，这种阅读训练方法，在今天基本上只剩下“熟读”——死记硬背，“精思”和“博览”荡然无存。
此外，在当今社会，“泛读”、“略读”也很重要，尤其在信息化社会，对付海量的信息，不能不具备快速浏览的阅读能力，有时是必须“不求甚解”的。
因此，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要从时代的需要出发，调整阅读的方法，使“精读”与“泛读”各得其所。
分析传统语文教育中的“写作训练”：
（1）“一般写作训练的原则——‘词’‘意’并重”
（2）“作文训练的步骤——先‘放’后‘收’”
（3）“作文训练的方法——多做多改”
（4）“从模式到程式化——八股文”
张志公先生这一阶段的对传统语文教育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附蒙学书目稿）》一书中，这本书于1962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所撰写和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很值得我们关注和了解的。
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或者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甚至延伸到1980年，这30年左右，是现代语文教育发轫以来，对于研究者来说，外部环境最艰难的时期。
在20世纪上半叶为新语文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大学者，绝大部分迫于政治压力，不约而同地逐渐退却、收缩到纯学术领域，不再研究对政治气候特别敏感的语文教育。
致使这30年间语文教育领域，学术著述寥寥无几，细细掂量下来，似乎只有张志公先生1962年出版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附蒙学书目稿）》还有一定的分量。
尽管张志公先生也觉得不满意，在“文革”后，经过“改动幅度相当大”的修订，更名为《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于1992年仍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传统语文教育初探》是一本12.8万字（共190页，其中蒙学书目稿和参考引用书目43页）的不起眼的小书，放在书架上稍不留神就找不到了，可就是这么一本薄薄的、学术含量也谈不上厚重的小书，代表了一个逝去的时代的学术精神。
它的价值不是能用字数来衡量的。
作为较为系统、深入研究的专著，这部书开辟了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方向，开拓了语文学科研究领域，为现代语文教育提供了历史参照。
因此，这部书，是任何一个语文学科研究者都绕不过去的学术界碑。
可以说，这30年，如果语文教育研究领域没有张志公先生，没有他的《传统语文教育初探》，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他的存在，避免了一个时代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由于《传统语文教育初探》的存在，我们才可以说语文教育研究的学术命脉没有断绝。
张志公先生对传统语文教育研究的第二个时期，是1978年以后。
当时语文教学质量不高，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全社会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促使张志公先生第二次研究传统语文教育，从整体上进行综合反思，从实质上对传统语文进行再认识。
张志公这次对传统语文教育的整体反思和再认识，可以归纳为三大体系、三大经验和三大问题、四大积弊。
三大体系：
（1）建立了成套的、行之有效的汉字教学体系；
（2）建立了成套的、文章之学的教学体系；（3）建立了以大量的读、写实践为主的语文教学法体系。
三大经验：
（1）语文教育从汉语文的实际出发，并且充分运用汉语文的特点来提高教学效率。
2）着眼于语文的工具性，采取让学生多读多写，在训练中掌握语文能力的原则和方法；（3）重视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使他们自己能够不断地增长读书作文能力。
传统语文教育的三大问题：
（1）首先是语文教学的性质和目的——语文教学是科举考试的附庸，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获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能力；
（2）这样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教学内容——识字加读古文加作古文（一般古文和八股文）；（3）这样的性质和目的，这样的内容，决定了学语文的主要手段——记诵和模仿。
四大积弊：
（1）脱离语言实际。
语文教学只管书面上的训练——识字，写字，读书，做文章，完全抛弃了口头上的训练——听话的能力和说话的能力；
（2）脱离运用实际。
语文教学只管读、写，而读的、写的都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实际运用的东西无关。
忽视致用的传统，影响很坏，贻害极大。
（3）忽视文学教育。
学塾、蒙馆多少教小孩子念点短诗，为的是易于上口、背诵，开讲四书、五经之后，不再把诗列为教学内容。
词曲小说更不要说，不仅不教，甚至禁读。
（4）不重视知识教育。
我国本来有起源很早很发达的文字、训诂之学，稍后有声韵之学。
然而在基础教育中并不教文字、训诂、声韵的知识。
教字，教文章，也不运用这些知识。
张志公两次研究传统语文教育，开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之先河，从传统语文教育中提取精华，提出糟粕，他对传统语文教育作出了第一手的梳理，以教材研究为本，精辟地归结出了一系列的规律、方法和问题，给当代语文教育以借鉴，使自己的语文教育理论植根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这些看法，都成了张志公一生中思考语文教育问题的基本依据，我们几乎可以在他所有的语文教育著述中，找到其中的某些思想履痕，传统语文教育因张志公先生的“披沙拣金”而焕发光彩。
而张志公先生也因为对传统语文教育的研究，使自己有了独立的学术领地，奠定了自己崇高的学术地位。
可以说，传统语文教育研究，是张志公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推荐阅读：
《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附蒙学书目稿）》《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
2．关于语文教育现代化的研究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张志公在研究传统语文教育的同时，也在思考语文教育要符合本国语言文字的特点，符合儿童和青少年学习本国语言文字的规律，语文教育要科学化的问题。
80年代初期，张志公举起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大旗，参与并指导语文教育现代化的教学实验和理论建设。
张志公语文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主要包括语文教育思想现代化，语文教学要求、内容现代化，语文教学方法、手段现代化等几个方面。
（1）语文教育思想的现代化
张志公认为，教学改革要从明确教育思想入手。
他说“我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教育基本上是继承了封建主义教育的糟粕部分。
今天的片面追求升学率或者是为高考而教，当然和历史上人们追求考举人、考进士不同，然而一切为了考，这一点是一样的。
德智体发展不均衡；教学中以灌为主。
今与古有这么多相似之处，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在我们的社会上没有肃清，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那么，它在教育思想中能够完全没有反映吗？
当我谈到教育思想的时候，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再思、三思。
”张志公关于语文教育思想现代化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德智体全面育人
张志公认为，我们要给学生系统的、必要的知识，但还要引导学生去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去积累更多的知识。
教学是一个整体，各个学科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各个部门都要互相配合。
教育教学工作要多一点辩证法，不要搞绝对化、片面性。
我们要多一点求实精神，少一点形式主义。
1996年，张志公在答《语文学习》记者问时，针对“应试教育”的问题，又进一步提出，应该提倡两个“全面发展”。
一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二是在智育中，要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全面发展。
他的这些思想进一步说明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
◆全面培养听说读写语文能力
张志公认为，长期以来，语文教学效率低，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不同的特殊原因，但有一个问题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那就是语文教学缺乏科学性。
其根源在于从旧传统承袭下来一个很不科学的做法，这就是语文教学限于书面，忽视口头语言的训练。
而我们的语文教学就是要达到使学生具备现代化需要的听、说、读、写能力。
◆语文的工具性决定文道统一
上世纪60年代初，张志公在对传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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