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年高中语文《伶官传序》作品赏析新人教版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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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学年高中语文《伶官传序》作品赏析-新人教版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doc

《伶官传序》

■《伶官传序》赏析

北宋王朝建立以后，一直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官僚大地主的政治经济利益，“不立田制”，“不抑兼并”，还让他们享有免役、免税等特权。

随着土地和财富的高度集中，北宋的统治集团日益腐化，对劳动人民的榨取便更加残酷。

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北宋王朝不但不力求振作，为收复燕云十六州和统一全国而斗争，反而忍受耻辱，长期向辽王朝输款纳币，以求维持苟安的局面。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欧阳修通过活生生的李存勖兴亡史，来呼吁“忧劳兴国”，警告“逸豫亡身”，便不能不说是对症下药的。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北宋王朝亡于女真族，南宋王朝又亡于蒙古族，原因之一都在于宋王朝的统治者只求苟安享乐，毫无进取之心。

欧阳修早在北宋前期便能把这一点作为严重的问题提出，也说明他是有一定的眼光的。

“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历史教训，在今天也可供人们借鉴。

这篇文章的写作艺术主要有三点。

第一，选材与剪裁。

本文属于史论性质，而用的主要是归纳论证方法。

运用这种论证方法关键在于准确地选择具体事例。

本文所用的主要事例是“晋王三矢”的故事，作者对此是下过一番选材和剪裁工夫的。

任何历史家撰写历史都会面临两项要求，即记事既要全面，又要可信，但二者往往发生矛盾。

为了全面最好能“有闻必录”，但所闻未必可信，所以又要遵守“无征不信”的原则。

“晋王三矢”的故事在当时社会上是有影响的。

所以宋初王禹偁在《五代史阙文》对此作了记录，以弥补薛居正等人所编的《旧五代史》的缺陷。

现在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如果仍然不用这条材料，恐怕难免被人讥为疏陋；而如果加以引用，却又无法证明它确实可信。

因此他采用了一种巧妙的处理方法：

在《新五代史》的《庄宗本纪》中不用这条材料，表现了应有的谨严态度；同时却把这条材料写进《伶官传》的“序”中，并且加上“世言”二字，这就恰当地表明了这个材料的社会影响及其可信程度。

这一处理不但解决了求全与求信的矛盾，而且对《伶官传序》来说还是一种积极的选材。

因为序中如果再拿一些《庄宗本纪》写过的事来发议论，未免重复无味；而“晋王三矢”故事既是《庄宗本纪》所未记的，用在这里便显得新鲜，而且很有助于论证本篇的中心论点。

这正是一石二鸟恰到好处。

同时作者又通过恰当剪裁来突出这个事例。

全文想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写得比较详细的只是这个“晋王三矢”的故事，加上兴亡两种不同结果，此外并没有写李存勖如何“忧劳”，又如何“逸豫”。

然而读者对他从“忧劳”发展到“逸豫”却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就叫做“存大而略小，举重以明轻”，表现了相当高的写作艺术。

第二，叙事议论的波澜。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篇幅不长，但由于叙事议论配合恰当，行文中又注意了轻重缓急节奏的变化，所以整个文章显得波澜起伏，很有厚度。

例如“晋王三矢”故事叙述相当充分，笔势则比较平缓；等到摆完这个生动事例之后，便立即用繁弦促节把文章推向高潮：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

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

”这两个长句，一扬一抑，大起大落。

前者好像驾机起飞，直指长空；后者又似高山坠石，一落千丈，这就形成了全文中一个很有声势的大波。

再则两个长句分别用“可谓壮哉”“何其衰也”两个分句感叹作结，也是又唱又叹，遥遥相对，使人感到笔墨酣畅，痛快淋漓。

大波过去以后，下文还有小波与之呼应配合，这就是“故方其盛也”至“为天下笑”各句。

这样便显得笔有余力，文不单薄。

本文的中心论点在于宣扬“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道理，因此对李存勖的扬和抑的对比度越大，便越能证明作者所要宣扬的道理。

所以文章中出现的波澜正是为表现中心论点服务的。

第三，语言的锤炼。

锤炼语言不是为了卖弄词藻，而是为了准确而充分地表现主题。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为了突出“忧劳”和“逸豫”的对比，很注意使用对称的词句。

例如“人事”和“天命”、“盛”和“衰”、“得”和“失”、“难”和“易”、“成”和“败”、“兴”和“亡”等等，这些对称的词，散见于全篇。

再从句子上看，本文更有骈散结合的特点。

欧阳修是著名的古文家，原则上是反对骈文的；但他没有陷入形而上学，而是很善于运骈入散、以散破骈，使句式多彩而富有表现力。

本文在这一点上尤其突出，凡是叙事议论吃紧之处，作者都着意锤炼了四六成文的对偶句，例如：

“虽曰天命，岂非人事”，“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等等，这些句子都是经过锤炼的，很有助于造成鲜明的对比感。

另外本文还比较多用转折句、疑问句和感叹句。

前人说欧阳修的说理文“一唱三叹”，富有感情色彩，看来这和用语上的“三多”也不无关系。

因为转折句使语气委婉，疑问句给读者留下思索和回答的空隙，这两种句子用得好都可以增加文章的情致；至于感叹句更是直接地表露着感情。

当然本文之富于感情色彩根本上是由于作者对北宋封建统治者满怀忠厚恻怛之情，这是应加识别的。

但作为写作经验来看，欧阳修能够把说理文写得颇有情味，这还是值得研究的。

（选自《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下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超然独傲的古文大家欧阳修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出任贡举考试的主考官。

当时的考生崇尚一种号称“太学体”的文风，作文以新奇相尚，钩章棘句，险怪艰涩。

欧阳修对此深为不满，决意借主考之机，挞罚那些为时誉所推而选在高第的考生们。

当时有一名从国学推举上来的优等考生，平素专作怪险之语，在士人学者中颇有声望。

他在考试中作文曰：

“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

”欧阳修看后便在此文下诙谐地续写道：

“秀才剌，试官刷”。

然后用大红笔从头至尾将考卷涂抹掉，并在旁边批上两个大字：

“纰缪”。

同时，凡作类似文章的考生统统都在被黜之列。

那些被黜的时文高手很是不服，在发榜之后群聚诋斥，专门在欧阳修早朝的路上等着围攻他，更有甚者作《祭欧阳修文》投至其宅。

考场文风的变化对整个社会文风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虽然欧阳修遭遇了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但他倡导平澹典要文风的努力，不久就收到很好的效果，“文格遂变而复古，公之力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曾巩、苏轼、苏辙、程颢、张载、吕惠卿、曾布等人，都是经欧阳修慧眼识珠，大力提拔才脱颖而出的。

因而欧阳修主考贡举的嘉祐二年，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有标识意义的年份，它标志着中唐以来的古文运动取得了最终胜利。

嘉祐二年的胜利看似偶然，其实倾注了欧阳修大半生孜孜以求的心血。

中唐以后兴起的古文运动，经过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大力倡导和实践，已取得很大成绩，形成散文的优良传统。

但到了晚唐、五代时期，浮靡的骈俪之文又重新得势，宋初的一批士人曾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但未能扭转文风。

这一时期的“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徘优之辞。

”欧阳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肩负起领导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历史重任的。

欧阳修十多岁时，曾在随州李家存放旧书的箩筐里发现韩愈文集，文集虽已残缺不全，欧阳修却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用心研读，“读而心慕焉，昼停飡，夜忘寐，苦志探赜，必欲并辔絶驰，而追与之并”。

早年对韩愈的学习和摹仿，为欧阳修打下了深厚的古文根基，也为他能够创作出足以表率当时的“古文”奠定了坚实基础。

韩愈文从字顺的文风，在欧阳修的散文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高中科举，名重当时，他“独能摆弃时俗故步，与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争驰逐”，文章一出，天下士皆向慕，学之犹恐不及，使得一时文风大变，“四十年间，天下以为模范。

”

欧阳修在文学上之所以能够取得很高的成就，与他对自己的创作一向精益求精是分不开的。

他常常把写成的文字，“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

”欧阳修自己也说过：

“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

”“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

盖惟此尤可以属思耳。

”他对写文章从不敢大意，“虽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属稿，其不轻易如此。

”即使是到了晚年，他仍然在改定过去的文字时“用思甚苦”，他的妻子说，何自苦如此，难道还要怕先生责怪吗？

欧阳修笑着回答：

“不怕先生责怪，却怕后生笑。

”欧阳修反对华而不实、繁缛堆砌的文体，但他并不一概地排斥骈文，而是努力吸收骈文长于修辞的优点，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上。

实际上，欧阳修早年为了应试科举，也曾潜心学习骈体文，在语言文字的声律音韵方面下过很深的工夫，可谓“早工偶丽之文”，但他始终强调作文时，对题材的取舍剪裁要意深言简，有高度的概括力，在艺术表达上则要写得生动形象，于含蓄中寓有褒贬，这个原则归纳起来就是“简而有法”。

文风的变革不单纯是文体的变革，从骈体改为古文，更重要的在于内容的变革。

欧阳修领导古文复兴之时，正是范仲淹等人倡导的政治革新浪潮涌动之际。

他们相互呼应，互相配合，使得欧阳修的创作贯穿着古文运动的思想精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

其中有二层意义，一是欧阳修主张“先道后文”。

用他自己的话说，“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所谓文，必与道俱”，“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二是欧阳修把文风的变革与宣扬儒家之道联系起来，把变革社会的政治实践放在第一位。

“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

宋仁宗景祐年间，欧阳修在《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中指出：

“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

葢见其弊，必见其所以弊之因。

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此可谓知其本矣。

”欧阳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实践的。

像其著名的《朋党论》、《与高司谏书》、《准诏言事上疏》、《本论》等代表作即是庆历新政前后的战斗檄文。

不言而喻，经世致用思潮是促成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它首先是通过这一时期的古文创作和古文理论表现出来的。

而这一时期的政治革新就是经世致用思潮最充分的实践，欧阳修的政论文也就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在变革文风的过程中，欧阳修不仅自己努力创作，而且团结同道，奖掖后进。

宋仁宗初期，欧阳修与“力为古文”的石介、尹洙、苏舜钦等人一道“议论当时事，迭相师友”。

欧阳修平生以提拔贤材为己任，“一时贤士大夫，虽潜晦不为人知者，知之，无不称誉荐举，极力而后已”。

江山代有才人出，对于后起之秀，欧阳修不仅不嫉妒，反而为新人的出现感到欢欣鼓舞。

在曾巩拜其为师时，欧阳修说，过其门者百千人，独于得巩为喜。

后来欧阳修读了王安石的诗文，为其才气叹服，即赠诗以李白、韩愈来称许王安石；苏轼、苏辙等更是经欧阳修的推誉而“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

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说：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

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可喜，可喜！

”那种爱才、让贤之心溢于言表。

欧阳修对于曾巩、王安石、苏轼等后学的识拔和培育，在当时文坛上留下一段佳话，很大程度上也造就了北宋前后相继、蔚为大观的散文创作的新面貌。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在颍州（今属安徽省）的家中，留下一万卷藏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张琴、一局棋和一壶酒，溘然长逝。

苏轼评价其文时说：

“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诚为知言。

（原载《光明日报》2007-05-11）

■《祭十二郎文》赏析

这是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文。

既没有铺排，也没有张扬，作者善于融抒情于叙事之中，在对身世、家常、生活遭际朴实的叙述中，表现出对兄嫂及侄儿深切的怀念和痛惜，一往情深，感人肺腑。

祭文全文共分四段，第一段重在叙述韩门两代，只有“我”与侄儿两人，所谓“两世一身，形单影只”，身世之戚苦，及对嫂嫂的深切感念；第二、三段重在痛惜与侄儿的暂别竟成永别，及侄儿的夭折；第四段是对侄儿病情的推测，沉痛的自责，后事的安排，及无处诉说、没有边际的不可遏制的伤痛。

文、情前后紧相呼应，浑然一体。

结构精巧，层层推进，环环相扣，而又步步深入，随着叙述的展开，作者沉痛的情感波涛，也一浪高似一浪。

使人读完全篇，不能不掩卷叹息，为作者因失相依为命的侄儿所遭受到的深切的精神悲痛，潸然泪下，并得到一种审美的享受。

祭文开头几句，叙述了“我”听到侄儿去世后，准备祭墓的经过。

接着转入身世的叙述和悲叹：

“我”从小失去了父亲，依靠着哥哥、嫂嫂的抚养，而哥哥又在中年殁于南方。

年纪幼小的“我”与你，在孤苦零丁中没有一天不在一起。

韩愈三岁丧父，十一岁前，韩愈随兄韩会在京师。

大历十二年（777年），韩会被贬为韶州刺史，韩愈随兄到韶州（现在广东韶关）。

韩愈回到故乡后，适逢中原战乱，遂到江南宣城避难，这就是祭文中所说的“又与汝就食江南”。

自“承先人后者”至“亦未知其言之悲也”这一小段，是写得很感人的一段。

字里行间，流露出形单影只的凄苦之情，及对嫂嫂的无限感念。

前面那一段铺叙家世，为颠沛流离中的嫂嫂的话“韩氏两世，惟此而已”，增加了浓重的感伤之情，及无限的分量，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通过嫂嫂的两句话，把嫂嫂当时的悲伤、期待、焦虑之情，活画了出来，并使人感受到两句话中凝集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力量。

从“吾年十九”至段末，叙述了韩愈在十九岁以后至侄儿殁去之前的经过。

祭文第二段开头几句是倒叙，叙述自己为什么愿意离别形影相依的侄儿的原因。

自“诚知其如此”起，笔锋一转，直至段末，是韩愈为此而悲痛、失悔，还有得到侄儿死去的消息后，将信将疑的复杂情绪，以及为此而发出的深挚的慨叹。

写得跌宕有致，情思深沉，感人至深。

这一大段可分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着意在痛悔自己的去取。

接着痛悔，又深入一层，回叙自己父兄的早死，和侄儿本来有可能多在一起呆些日子，共享天伦之乐，却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在这一小段中，为了说明自己身体的病弱，一连用了三个“而”字，“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不仅加重了语气，读起来铿锵有力，而且反衬并强调了本段末提出的问题，加强了作者的失痛感。

接着思绪又深入一步，以将信将疑的口气描绘了自己内心感到的无穷的惶惑：

这不可能是真的，世间没有这样的道理！

准是传的信不确切。

可是东野的来信、耿兰（奴仆名）的报告又怎么放在“我”的身边呢？

在这一段对于内心惶惑的叙述中，使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侄儿之死所引起的情感的剧烈震荡，不仅为结尾的天命无常的慨叹加重了分量，而且为下段的痛悔准备了心理条件，使下段的责备、失悔、哀惜、慨叹，语语仿佛从肺腑中沛然流出，使悲伤的情感逐步达到高潮。

自“汝去年书云”起，至文末，包含几个小段：

一是用回叙的手法，推测侄儿得病的原因，及去世的日期；二是对于侄儿后事、家务的安排；三是表示自己“无意于人世”的沉痛的心迹；最后则是深切的寄哀。

在这一小段中，作者通过对侄儿的生、病、死、葬料理不到的沉痛自责，表现了失去侄儿后的痛惜之情，哀思深挚，读之使人回肠荡气，不能不为之悲戚不已。

这是这篇祭文在情感力量上所达到的又一高潮。

祭文接着述说了在经过这次精神上的打击之后，“我”已无意于留恋人间富贵，只求在伊、颍河（皆在现在的河南境内）旁买上几顷地，把“我”的和你的儿子养大，希望他们成人，把我的和你的女儿养大，嫁出去，也就罢了。

通过对自己心灰意冷的描述，又进一步加深了已有的哀痛。

既属叙事，又是抒情。

以“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

其不知也邪”的问句为结束，更进一步扩展和加深了作者的哀思。

明知死后无知，还要如此提问，就使作者更加伤痛不已。

“尚飨”，是祭文中常用的结束语，意谓请你来享受这祭品吧。

（选自《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