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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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
2008年第3期俄语语言文学研究2008,№3
总第21期RussianLanguageandLiteratureStudiesSerial№21
俄罗斯文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洛特曼结构符号学
张冰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
提要：
洛特曼的文化历史符号学作为在苏联崛起的文艺学学派，其理论基础不可能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不仅是时势，同时也是洛特曼本人自觉的学术追求使然。
洛特曼的文化历史符号学渗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它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立场；二是在文本内外的矛盾斗争中探讨文本的主旨及其演化。
因此，对于洛特曼的文化历史符号学而言，历史主义不是敌人而是同志，而其方法论基础是辩证法。
关键词：
洛特曼；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
I06文献标识码：
A
1学术背景
1991年苏联的解体把我们的问题放置在了一个与以前相比截然不同的环境之下。
在长达74年的苏联时期，作为苏联意识形态核心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其与洛特曼结构符号学之间几乎不可能不发生关联：
一方面，洛特曼结构符号学是在苏联这样一个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国家内发育和生成的，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当时都不可能脱离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方法论的指导；另一方面，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拷问之下，当年的俄国形式主义者们便开始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形式主义理论结合，而巴赫金的理论就曾被人当作是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较好范例。
这些都是早年师从形式主义大师的洛特曼由以出发的起点。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推断：
洛特曼的结构符号学似乎可以肯定也会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的。
和当年俄国形式主义运动所处的历史环境相仿，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它们都是在非常相似的社会历史思潮的促动下生成的，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某种时代精神，因而才能成为一种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文艺学美学思想。
如果说促使俄国形式主义产生的是白银时代文化浪潮的话，那么，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则与苏联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的解冻思潮有着密切关联。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整个就是解冻思潮在语境置换后的产物。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ЮрийМихайловичЛотман，1922－1993）是20世纪俄罗斯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领军人物。
一生著作等身。
他的主要代表作早年是《结构诗学讲义》、《艺术文本的结构》，晚年则有《符号域》（内含《文化与爆炸》）、《在思维的世界里》等著作。
关于洛特曼符号学美学文艺学的崛起，洛特曼传记作者Егоров（1999:
93）这样写道：
"在促使洛特曼转向掌握一门全新的科学领域的过程中，60年代初期他与一些同样也转向混合领域里的莫斯科语言学家的相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那些没有受到马尔学说（冒充马克思主义）模式影响的本国的语言学家们，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体验到一场真正的信息和创造力的爆炸性冲击。
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的解冻把'铁幕'轻轻地撬开了一道缝，人们刚开始有可能与国外建立科研联系，参与国际会议，得到或交换有关科研信息的材料。
控制论、信息论、符号学、结构主义、数理语言学的成功已经成为知识界的财富。
正如在任何新道路得以展现的紧张激烈的开端时一样，人们对前人的兴趣也空前激增。
"
尽管解冻思潮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初即已开始渐渐退潮，但由它开启的思想解放大潮却发生了位置的转移，即人文社科理论的中心转移到了爱沙尼亚首府塔尔图。
"解冻"后期，赫鲁晓夫已经开始在文化领域实施收缩政策，但在此时，一个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俄罗斯人文社科领域具有世界影响的文艺学流派，开始在主流苏联文化的边缘地带--爱沙尼亚的首府塔尔图--逐渐崛起。
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学派从1964到1992年，以塔尔图大学学报为依托，共出版《符号系统论丛》25卷。
该派举办了夏季学校（即不拘形式的学术讨论会，1964－1973，共五届），出版《学术报告论题集》及其他论文集七部。
该派的参加者几乎囊括当时人文社会学科及自然科学各个领域，汇集了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塔尔图、维尔纽斯等地从事各种专业的学者。
该派每个代表人物都著作等身，其中又以洛特曼为最。
仅洛特曼个人发表的科研论文就多达1000多篇1，重要论著十多部。
圣彼得堡艺术出版社所出版的《洛特曼文集》（已出版八卷，共九卷）还在继续不断编辑和陆续出版中。
我国第一届"洛特曼学术讨论会"（2005年，北京）所出论文集《集思文丛：
洛特曼学术思想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汇集了国内学者学习介绍洛特曼学术思想的初步成果。
和巴赫金不同之处在于：
洛特曼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吸纳，完全是自觉、主动和热情的。
而什么是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呢？
有关这一点，让我们援引Гаспаров的话来做个说明：
"苏联文艺学建基于马克思主义之上。
马克思主义里方法和意识形态共存。
马克思主义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即'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公式，而意识则也包括文化的载体--诗人和读者。
历史主义意味着文化是一个时代社会经济现象的产物。
辩证法意味着文化和世上万物一样是在内在矛盾的斗争中发展的。
"（Гаспаров1996）
事实上，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当时苏联学术界或多或少也是一种无从规避的必然选择。
为了印证这一点，我们不妨从当时另一位重要的苏联美学家、古希腊罗马美学研究家阿·费·洛谢夫写于1929年的一篇文章中援引一段话加以印证。
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洛谢夫是这样写的：
"既然辩证法是一种普遍方法，那么，这也就是说，不光逻辑和经济，也不光历史和文化，而且就连野蛮人的巫术也必须服从它，因为它同样也是逻辑、经济、历史和文化的成分。
"（Лосев1991:
11）
那么，在洛特曼的理论著述中，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究竟是怎么得到具体体现的呢？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与洛特曼的理论建树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2历史主义精神
虽然受到来自西方的影响，但苏联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作为一种苏联本土的产物，当然无法摆脱本土性的根本制约。
在苏联语境下任何人文社科研究都不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即便是伪马克思主义的也罢。
但在洛特曼那里，把马克思主义与结构符号学相结合，与其说是时势使然，倒不如说是这位理论家自觉的理性追求。
佛克马和易布思在其所著《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针对洛特曼想要把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的外部研究结合起来的探索意向评论道：
如果这一探索终究得以成功的话，便会弥补在这两个批评流派之间日趋明显的鸿沟，从而成为一次其意义不亚于"哥白尼式的革命"。
（Fokkema,Kunne-Ibsch1998:
50）而这里所说的两大批评流派，即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流派。
众所周知，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在俄苏语境下，洛特曼并非首作俑者，在他之前，先有什克洛夫斯基，后有巴赫金，洛特曼作为前者的传人，继承这一既定传统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结构主义是一种以研究文本的建构为核心的研究范式，它的哲学前提是本质主义的和形而上本体论的，洛特曼的结构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自然不可能例外。
以洛特曼为代表的苏联结构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是在与西方同类思潮的学术应答中形成的，因而与之有同有异，其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前者以共时态、结构为主，而后者在重视此类因素的同时，还给予历时态及过程以足够的关注。
产生这一特点的原因固然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学术传统的特点使然，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特征所决定的。
如果我们说历史唯物主义乃是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灵魂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不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句话。
Лотман（1998:
575）在《作为日常生活空间的艺术结构》一文中指出：
"对于当代人来说，对待艺术的历史主义方法的意义远比仅仅作为科学思维的工具的意义要大得多，历史主义方法已经成为审美体验的条件"。
在《文化类型学论文集》的导言中，Лотман（1998:
393）进一步指出：
"符号学研究并不否定历史主义研究，而是与历史主义研究并肩而行，并以其资料为支撑，而从自己方面说，它也同时为自己开辟着前进的道路"。
从研究范式而论，可以说洛特曼的结构符号学和文化历史符号学是一种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结合的视角，从而把科学主义的求真和历史主义的求善紧密结合起来。
和西方同类思潮的发展趋向不同的一点在于：
西方由于把文本当作一种纯粹结构范畴，因而似乎注定只能循着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路径前行，而俄罗斯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和历史符号学，则由于始终注重把文本的共时结构和历时沿革结合起来，在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等思潮的应答中走上更加广阔的发展路向。
当年，Якобсон（1987:
478）在讨论结构诗学如何处理共时态和历时态结合的问题时指出：
和人们的一般见解相反，共时态研究其实是离不开历时态视角的。
常人以为的共时态问题，往往只是某个问题在历史绵延过程中某个时段的特征，在一维的时间链中，它们只是构成一个统一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洛特曼不但主张在包括结构诗学在内的文化和历史符号研究中贯彻历史主义原则，而且，他甚至还是历史符号学的倡导者。
在晚年著作《符号域》的《历史规律与文本结构》一文中，洛特曼指出：
我们有必要像"新历史主义"那样，把"心态"和"心性"当作历史研究的对象。
因为"历史就是在思维主体的不断干预下进行的一种过程。
在两歧交点之处产生作用的不光有偶然性机制，而且也有自觉选择的机制，后者成为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客观因素。
这一观点从新的方面表明历史符号学的必要性，其宗旨是分析面临着选择的个体的人是如何表象这个世界的。
"（Лотман2002:
350）文化历史符号学和传统历史研究的显著不同在于：
第一，它把以往不被当作历史研究合法对象的东西（如社会心理、语言、心性等）纳为对象，从而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第二，它摒除了以往历史研究中的这样一个悖论：
即关于究竟是人民还是英雄人物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的问题，它认为任何人都同时既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其主体，从而把历史的偶然性和规律性重新纳入理性的轨道。
因此，文化历史符号学研究是富有前景的研究路向。
由于对于文本的共时态研究不可能脱离对其历时态的考察，所以，这种立足于共时态的研究范式，实际上并未彻底排除历史视角，相反，了解一个系统的过去状态乃是认识的必要条件。
所以，和一般人们的看法相反，"结构主义并不是历史主义的敌人"。
（Лотман1997:
759）
读洛特曼给人以最深印象的，是他那种广阔的历史感。
这位杰出的研究者并未把自己的话语锁定在共时结构的神话中把一切问题文本化，而是深入历史的隧道探察历史后面深藏的理性。
需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洛特曼的这种研究旨趣不是个人兴趣所使然，而是他属于俄罗斯文化传统的一个最醒目的证明。
无论其话语中渗透多少新名词，历史主义都是洛特曼研究中不变的主题和灵魂。
这是俄罗斯文化在洛特曼身上打下的烙印，也是洛特曼属于俄罗斯的身份证。
3辩证法的灵魂
苏联解体以后苏式马克思主义立即变得声名狼藉，直接导致人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怀疑。
一个普遍为今人所接受的共识是：
苏联时期曾经有过意识形态，但却没有过真正的哲学。
所谓苏联哲学其实是其意识形态的代名词，而意识形态充其量不过是特定政党在特定时期内的战略和策略罢了。
所以，实际上人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时期人们所能接受到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其核心的哲学内涵。
从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迄今以来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灵魂并没有死，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并未过时，这一灵魂、精神和原理不是什么别的，也不是什么现成的结论，而是它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或论断容或过时，但马克思用以观察现实、分析现实、进行社会实践的立场、方法却永远不会过时，相反，在今天反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继承。
把语言和文本当作出发点表明了洛特曼的新实证主义立场（与传统所谓"唯物主义"语义相近），而把辩证法当作自己的核心方法，这表明洛特曼是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和巴赫金公然否定辩证法不同，洛特曼从始至终都自觉地以辩证论者自居。
这使得他的结构符号学和文化历史符号学既带有现代品性，又具有传统典范。
在文本解析领域，洛特曼观念中的所谓文本的结构，究其实，也是一种辨证的、各种要素处于相互关联状态和紧密联系中的结构。
所以，文本分析其实也就是一种辩证法分析。
Лотман（1997:
759）指出：
"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辩证法。
"在《文艺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中洛特曼更进一步明确指出:
"辩证法是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文学作品是一种发挥功能的体系和系统。
研究者的任务是寻找到特定结构的结构关联模式。
每种文本都有其固有的文本结构方式或原则。
这种原则作为主导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种文本的特质。
但对于掌握洛特曼文本观的核心而言，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其文本观中动态的和有机构成的特点，只有掌握了这一点才算真正跨进了洛特曼的堂奥，才算真正领悟了洛特曼结构、文化和历史符号学的精髓。
辩证文本观要求把文本当作是各种要素组成的特定结构，该结构的功能取决于各种要素在这一特定结构中所占据的地位。
这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它意味着组成文本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而是处于动态的平衡状态。
文本犹如一个话语场，它把各类要素以对话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从而在动态中维持着一种特殊的平衡。
文本和谐的秘密在于它时时需要不和谐为和谐做铺垫。
简言之，正因为文本一般都由两类及两类以上要素组合而成，所以，要素在文本中往往呈现为二元式对立状态。
构成二元对立的要素可谓多多，诸凡语音的、语法的、表达的、文本内和文本外的、家园与异乡、此岸与彼岸......大千世界、鸟兽虫鱼，都可以成为构成文本的文本要素和超文本要素。
文本使得其各类要素处于动态的、辩证的关系之中。
文本类型尽管多样而复杂，但动态和辩证关联是其不变的特征。
正因为此，所有相关概念也具有相对性。
文本中大多数构成因素都被组合在一种二元对立结构中。
文本经由不和谐才能最终达到和谐。
所以，文本犹如音乐一样，它运行的动力更多来自自身要素的对立、冲突和斗争。
洛特曼的结构诗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具有开放性，也就是说，在他那里，一个结构诗学问题往往能很轻易地转化为历史诗学或文化诗学、文化符号学问题：
二者之间并没有把它们隔离开来的楚沟汉界。
这样一来，洛特曼如何处理文学内外立场转换的问题就成为我们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之一了。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需要具有一种辩证法的精神。
李幼蒸先生在针对其所倡导的"历史符号学"方法论问题时指出：
历史符号学需要采取多维比较研究，这是这一学科辩证法特征所决定的：
"既须依据学科专业（利用其知识经验作为研究材料）又须摆脱其学科运作前提和方法的限制"。
（李幼蒸2003：
6）
而洛特曼学术遗产对于我国学者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这位俄国的先行者，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多学科交叉混融而呈现的宏阔景观。
4共时与历时
洛特曼的结构诗学以探讨艺术（诗歌）文本的深层结构（структураархитектоника）为主旨，这一点和英美新批评以及法国符号学的取向是高度一致的。
但在对文本的深层解读过程中，洛特曼又表现出一些与西方同类思潮截然不同的研究旨趣和意向，从而在许多方面构成了对西方那种纯文本研究指向的一种超越，得以把超文本要素和广阔的历史主义视角纳入研究过程中来，使对文本的解读具有广阔的历史深邃感。
按照洛特曼的观点，文本外要素和文本自身要素一样，也是构成文本的合法的分析工具，实际上也参与了文本的构成。
洛特曼在正式转向结构主义符号学轨道以前，一直致力于18世纪俄罗斯文化研究，他在这一领域里积淀的深厚学养，是他得以超越纯文本分析的西方式旨趣的一个有力支点。
英美新批评崛起以后使文艺学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一变化最为显著的一点是：
研究重心从作者转移到了文本，因而，对他们而言，文本诞生了，而作者却消亡了。
探讨作者的意图被作为不适当的问题（意图谬误）被摒除了，研究者所面对的，除了文本还是文本。
一切都归结于文本究竟是否妥当，这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
事实上文学研究者要想在对文本的解读中取得合法地位，要想使文艺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是不能把作者的意图作为与文本无关的要素予以摒除的。
在探讨历史符号学的《符号域》中，Лотман（2004:
388）针对历史符号学这样写到：
历史符号学不把研究者从其论著中排除出去，而是充分意识到"作者"的存在，充分意识到他对历史的描写只能带有他本人的个性色彩。
在洛特曼的结构诗学研究中，作者问题是进入文本的一个先决条件。
他有关结构诗学的许多文章，都以探讨作者问题为主旨，例如：
《谁是"往昔"这首诗的作者？
》、《谁是"卡·帕·契尔诺夫之死"一诗的作者？
》、《作为诗人的阿·费·梅尔兹里亚科夫》、《勃洛克与城市里的民间文化》、《丘特切夫与但丁·问题的提出》、《莱蒙托夫·"哈姆雷特"中的两个场景》等等。
在《论罗蒙诺索夫的"从约伯记选摘的颂歌"》一文中，Лотман（1996:
266）在文章开篇便开门见山地指出：
对这首诗的研究还存在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不但此诗中所署的创作日期不清楚，而且，更重要的是，促使作家写作这首诗的原因（动机）也不甚了了。
因此，作家创作此诗的意图也就无从索解。
艺术文本的创作及其功能的发挥，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因此，对文本的解读，无论是从艺术文本的生产（创作）还是艺术文本的接受（欣赏），都是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语境进行的。
在这方面，不仅艺术文本的创作受作家特定的创作意图支配，而且，艺术文本的接受也呈现出超越文本自身的语域和语义无穷增值的可能性。
后者被洛特曼称之为"意识放大器"现象，即艺术文本的接受意义，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大于甚至超越文本自身内涵的本义。
由此可见，洛特曼的结构诗学远不是像西方新批评那样，把研究者的视野牢牢锁定在文本自身那么狭隘。
同样，在艺术（诗歌亦然）文本的内部研究方面，洛特曼同样也不是将自己的分析和解读只锁定在文本内部，做艺术文本的纯语言学解读。
按照洛特曼结构诗学的视野，文本外要素通常也会经由某种方式，参与到文本的建构中来，从而成为文本自身的结构要素之一。
艺术（诗歌）文本的建构过程，按照巴赫金的理论，是在一种对话式语境中产生的，因此，文本自身的构建，总是在与他文本等外文本的对话和应答中完成的。
这样一来，文本要素和文本外或非文本要素就是这样，通过一种对话式的生存体验，参与到特定文本的建构和生成中来。
因此，文本分析便须像巴赫金的话语分析那样，深入到对构成文本的各类要素的细致考察和"身份鉴别"层面。
和西方同类思潮代表人物（如英伽登等人）一样，文本在结构主义符号学学者洛特曼眼中，也是可以分成各个不同的层次和等级的。
在这方面，洛特曼和他们并无二致。
但在这个问题上，俄国结构诗学的代表人物与西方同类思潮代表人物相比，有其独特的建树，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使俄国结构主义者得以在某些方面比西方同类学者更高明的一点，在于关于文本的建构方式的理论学说。
众所周知，俄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先驱是活跃于20年代初期的俄国形式主义。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初，带有结构主义印记的俄国形式主义者们，便把寻求"散文"（即"小说"）的结构原则作为其理论活动所追求的目标。
也就是说，吸引俄国形式主义者们的一个核心问题，不是构成特定艺术文本的构成要素究竟是什么，有哪些，而更多的是把这些构成要素统一起来的原则是什么？
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在探索之初，之所以会把"散文"（即小说）与诗歌的区分性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当作自己探索的目标，原因即在于此。
也就是说，艺术文本或艺术话语，不仅作为特定的艺术文本而存在，召唤着人们去研究和解读，而且，作为艺术文本或艺术话语，它们自身还担负着"元语言"功能，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文本建构的根本方式问题。
"散文"与诗歌的区别，更多地应到支配它们的不同原则中去寻找，也就是说，它们是按照不同的"元语言"建构和编码而成的。
在这个问题上，雅各布逊在《语言的两极》中提出的"聚合轴"和"组合轴"两极学说，无疑给洛特曼以深刻的启发。
是他的分析理论由以出发的一个理论原创点。
5结构诗学
洛特曼结构诗学分析的要旨同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一致之处在于，它们都以解析诗歌文本的潜在深层结构为对象，致力于揭示诗歌文本生产的内外在要素的整合和结构原则。
洛特曼结构符号学的核心要旨是辩证的文本观，也就是说，在洛特曼眼中，文本中的一切要素都时时处于变动不居状态，而且和其他要素无时不处于相互关联之中。
Лотман（1997:
758）指出：
"结构主义方法来自于另外一些辩证观念：
不变与可变是相关的，而且其中任何一种要素脱离另一种也都将不复存在"。
他进一步指出，结构主义者在有关艺术的科学中属于'不满足'派：
他们深信，人文学科还远未达到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种完善状态。
他们因此倾向于不是遵守而是寻找和探索。
他们比他们的反对者们都更明白自己所从事的探索的不完善性及其初始和试探性，但他们始终不变地坚持一点：
科学进展必须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
他认为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辩证法，文学作品不是特征的集合，而是一个功能系统，一个结构。
系统功能研究的下一个阶段是对结构系统的共时态描述。
这里的困难在于我们必须了解此系统的先前状态，因为这是成功进行模拟化的前提条件。
"由此可见，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并不敌对"。
（Лотман1997:
759）
任何特定的诗歌文本都是在文学创作的长河的某一个时段产生的，也就是说，诗歌文本的创作是在内外要素的结合域中，通过文学史发展的内外在规律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诗歌文本的纵聚合轴和横组合轴，既是诗歌文本内部构造的法则，也是诗歌文本的构造（互文、对话）的外部法则。
这一分析原则常常能引导分析者在文本内外自由穿越和出入，从而深化对诗歌文本的解析深度。
为全面深入介绍洛特曼结构诗学诗歌文本分析的主旨，下面，我们以洛特曼的《亚·谢·普希金（诗歌分析）》为个例，对洛特曼的分析步骤作个介绍。
例1：
КЧадаеву
Любви,надежды,тихойславы
Недолгонежилнасобман,
Исчезлиюныезабавы,
Каксон,какутреннийтуман...
致恰达耶夫
爱情、希望、平静的荣誉
都曾骗过我们一阵痴情，
去了，去了，啊，青春的欢愉，
象梦，象朝霞似的无影无踪......2
文本不是孤立自在的，而是永远都与文学史上既有的文本形成某种潜对话关系。
诗歌文本的分析者犹如一个"理想的读者"，在对特定诗歌文本的分析中，他文本会以潜在的方式进入读者的意识之中，并与之形成一种潜在的对话。
在这里，洛特曼要我们注意的是славы这个语词。
我们都知道，对18世纪俄罗斯文化有精湛研究的洛特曼，在分析18世纪俄国贵族精神价值问题时，对славы作为一种贵族精神向度有过探讨。
3
语词（文本的意义）等于语词的用法，这意味着：
语词的语义常常不是与其词典意义等同，而是与不同的语境结合而产生新义。
语境的制约导致语词的本义发生变异，其极端情形在于它能从根本上扭曲语词的本义，使其具有其原本不具有的意义。
这种观点引导我们关注诗歌文本的"陌生化"问题。
所谓"陌生化"就是指语词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变异问题。
以上对слава一词的简析就是一例。
但对文本的陌生化问题还可以援引诗歌文本予以论证。
为了充分论证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证明在洛特曼的心目中，陌生化究竟占有一个什么地位。
由于艺术大都处于两种语言模式的交接点上，所以，艺术现象常常需要跨界旅行，在两个乃至三重世界里遨游。
艺术中之所以会出现伦理评价根源即在于此。
Лотман（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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