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报刊及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书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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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刊及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书评
近代报刊在辛亥革命前后政治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
从君主立宪到开明专制再到种族革命，近代报刊的政治舆论动员不仅要集中力量批判专制王权，更须对专制王权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文化心理等进行全方位重构。
就此而言，在个人与社群、社群与国家等关系重建议题中，报刊舆论发挥何种作用？
处于何种立场？
舆论动员触及的广度和深度？
等等。
此类问题既有历史意义，亦对当下中国有借鉴价值。
大学王天根教授及其研究生团队十余年来致力于报刊舆论与近代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转型等互动关系的探讨，专著《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书社2011年版）是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集中展示了王教授研究团队学术探索的思路、价值和问题意识，颇具特色。
《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以下简称《近代报刊》）以报刊舆论动员与辛亥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讨对象，侧重中国社会政治舆论自维新舆论向革命舆论转型的过程中，报刊在重新界定个人、社群、政府、国家等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和功能。
与当下学术界动辄上百万字的学术著作相比，三十余万字的《近代报刊》篇幅不算长，却并不影响这部著作的选题价值和研究深度。
据笔者了解，该著作在未出版前就被确定为省委宣传部“全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重点文艺作品”之一（全省共入选25种），可见其选题价值获得充分肯定。
篇章结构上，《近代报刊》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非泛泛而谈，试图在传播史与近代史交叉维度中展开论述。
过往报刊史研究和书写结构、思路常受诟病，或是以线性的进化模式分析近代报刊的发展演变，或是以“冲击——反映”的近代革命史模式展示报刊舆论议题的演进。
《近代报刊》无论在问题选择，还是分析框架上都有所突破。
从纵向的时间维度看，著作围绕辛亥革命前后两大政治舆论主潮——维新舆论、革命舆论，集中展现清末民初政治舆论由维新向革命转型的复杂面向。
从横向的空间维度看，著作围绕辛亥革命前后报刊舆论对政治变革的合法性呈现，深入剖析报刊舆论动员所波及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文化心理的广度和深度；具体而言，以社会伦理重建为核心论题，探讨报刊舆论与君臣关系、男女性别关系、家庭关系等社会伦理关系重建的互动关联。
国家、政府、社会、个人的关系界定中，救亡图存语境下“学人论政”型报刊理应处在社会立场上，以“公意”代表的身份再现于舆论场域。
《近代报刊》上篇“君臣政治与晚清政论报刊政治舆论的转向”，以清末政论性报刊《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民报》等分析对象。
作者认为，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以政论报刊为主要传播渠道，引进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思想，试图重建社会秩序。
就《清议报》而言，其政论文本反映了传播主体对国家、民族及政治资源等方面的认知，该报整合民族战争的历史记忆与当下的政治事件，是建构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叙事模式的重要代表。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治变革路向面临多重选择，所谓“公意”难以形成。
清末报刊论争不仅有政治理念层面上的抉择，背后还涉及不同政治利益集团的分歧。
《新民丛报》与《民报》的论战及其《民报》部分裂须置于此语境下解读。
王天根教授认为，《民报》与《新民丛报》论争的过程中，实际上一直保持着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激烈论调和以胡汉民为代表的缓和基调同时并存的情况。
这从表象上来看，《民报》走的是中庸路径，即在激进与和缓之间的折中，也是两者的协调。
但办得颇为出色的《民报》终以讧的形式间接地导致1908年的暂停。
这涉及革命阵营部老同盟会与原光复会之间的分野。
辛亥革命前革命阵营部已有利益分歧，特别是与章太炎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
这造成了《民报》短暂的停刊好像是革命思想分歧的产物，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民报》的停刊有着更为广阔的政治背景，它关系到世界围远东政治格局的变迁。
一方面，章太炎主持下的《民报》逐步改变了激进与和缓的折中的路线，益发地偏左。
而与此同时，中美、中日、美日关系日益复杂化。
日本的均势外交亦是《民报》停刊的重要原委。
社会性别关系是近代伦理秩序重建的重要一环。
近代报刊论政语境下的男女平权之表述，既有政治层面的社会动员的考量，也是对西方文明冲击的一种回应和自觉。
《近代报刊》中篇“性别政治与清末民初男女平权革命的媒介表述”着力于此。
清末救亡图存的特殊语境下出现的中国首批女性报刊和女报人填补了中国报刊史上女性长期“失声”的空缺。
这批杰出的女报人通过媒介话语的表述逐步实现自己作为“新”女性的身份认同。
但戊戌维新时期女报人大部分是被男性推到社会活动前台的，换句话说，她们从事新闻工作往往是为了“变法图存”的舆论宣传需要，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男性，只不过换了一种更隐晦的方式而已。
相对于清末精英女报人圈，民初宽松的舆论环境使得女性报刊与精英女报人群体获得进一步发展。
民初女子参政运动前后，以唐群英、汉英、昭汉等为代表的精英女报人，通过报刊这一公共言论平台，品评时局，争取女性在政治“公”领域的平等地位，展现了精英知识女性在特定时空语境下对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
但这种自我身份认同感并未获得社会舆论的普遍承认，女性在相夫教子和履行社会责任之间、私领域和公领域之间游走。
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秩序是中国宗法社会的重要表征。
著作下篇“家庭政治与都市生活对革命话语的平常心态”把视角从宏大的民族、国家视域下移到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情景之中，着墨于都市中表述的家庭政治，而细致观察都市家庭政治的切口锁定在反映社会生活侧影的大众媒介《申报》上。
作者首先从宏观角度对《申报》以及镜像中的市民社会做了梳理和解读，然后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梳理《申报》市井新闻的发展演变，最后在媒介生态环境的理论框架下分析《申报》市井新闻与市民之间的政治互动。
总体而论，《近代报刊》从君臣政治、性别政治、家庭政治等层面考察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有着深层的社会及学理呈现的逻辑。
政治体制建立在社会伦理秩序基础上。
辛亥革命前后政治变革的合法性建构，尤须直面封建王权专制下“三纲五常”伦理关系。
《近代报刊》对报刊舆论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政治舆论表层意义上，更深入到政治变革之根基的社会关系层面。
辛亥革命前，中国的政治架构呈现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塔尖是君主，君主之下是官僚机构，官僚机构之下是广大民众。
作为知识分子的儒家其人生奋斗哲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常视作官方统治哲学的逻辑起点。
从家——国——社会的生存哲学及官方哲学的逻辑起点上的一致性，可见封建中国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有高度的同构性。
近代政治变革意味着、宪政体制的引入，而、宪政建立在社会公共意志基础之上，这就有必要重构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
就此而言，报刊既作为近代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实际政治力量发挥作用，也是重构社会关系的重要平台；通过近代报刊，探析政治舆论对传统中国社会关系格局的重建话语，这在报刊史研究中极富创见。
创见性观点和精辟的分析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分析基础上。
清末民初时期的报刊史料卷帙浩繁，《近代报刊》的成功之处在于大量史料的合理运用。
王天根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非常注重史料的考析。
如本书第二章通过详尽的史料考析，指出《同盟会时代民报始末记》作者华曼即汤增璧，实为章太炎编辑《民报》的重要助手，决定《民报》办报方向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鼓吹革命暗杀风潮，主刊发排满与暗杀的文章，是《民报》在日本被查封的重要藉口。
可见，汤是重要的当事人。
与章太炎对《民报》被查封的情绪化相比，汤后来强调中美、中日、美日关系的变动导致《民报》暂时性停刊可能更富有理性的分析，也更有说服力。
此外，《近代报刊》的史料处理特别注意报刊、文集等公共性资料与书信、日记等私人性资料的参照解读，从而呈现报刊政治舆论背后诸多个人的、社会的因素，使著作更具立体感。
郭静
近代中国充满着复杂的社会矛盾。
对外，中国面临的是日本等国家的侵略和国际瓜分狂潮。
对，清政府腐朽的统治，带来了国家空前的民族危机。
民族矛盾的激化，忧外患局面的产生，给近代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社会面临着重构，作为重构国家主体的国民进行着不断的探索与创新，报纸、杂志等近代媒介作为议政平台受到瞩目。
近代报刊多以政论报刊的形式出现，政论报刊成为了“代表社会良心”的近代知识分子表达民族情感的重要渠道。
大批的知识分子通过学缘、地缘等聚集在一起，对政治发表较为一致或歧异的见解，这批学术共同体大多借助报刊表达舆论，从而达到重新建构整个社会国家的目的。
晚清的政治动员与转向的研究，作者在《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一书中呈现出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以《清议报》和《民报》为个案来重点研究其舆论的构建和走向，以下以《清议报》为主介绍晚清政论报刊与政治舆论动员之关系。
《清议报》是立宪派所创的第一份宣传立宪的刊物，以“主持清议，开启民智”为宗旨，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可见一斑。
《清末战争与<清议报>对民族心理创伤的表述》从宏观层面来看待当时的舆论走向，视角十分独特，通过细细研读，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民族心理创伤的表述是通过四个方面来得以呈现的。
首先是对《清议报》所处的媒介环境做阐述,同时梳理了政论报刊发展的脉络。
国家、国民密不可分，政论报刊的创办不但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加强了国民的国家意识，“把集体成就和增强活力作为国家的政治目标”，“强调国民参与自由与国家独立的自由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对近代知识分子（作为大众传媒的主体）的特点的分析，说明西方的殖民侵略一方面给他们的思想带来了解放（虽继承了部分传统的思想观念，却不得不走向创新之路），另一方面，借助报刊所表达的民族心理创伤、表达维护民族尊严的态度也日益明显起来。
作为传播容的话语的表达，《清议报》发挥了重要的载体作用，作者利用了独特的写作手法，来进行近代民族国家主流话语的阐述和表达，详细分析《清议报》的传播环境和传播地点、途径和形式，我们会发现，《清议报》的影响围变得愈加广泛，传播围遍布海外。
其次，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借助政论报刊建构起阐述往事的新的意义模式，试图就此产生新的国家认同的观念，借此克服危机、弥合创伤。
作者的第二个部分即“《清议报》对民族心理创伤的历史记忆”部分正是一种独特表述的手法。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八国联军的瓜分狂潮的进行，都给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深深的伤痛，这种历史记忆的伤痛，被知识分子用来不断警醒国民，我们正处于危难之中，以此达到激发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动员国人树立变革现实落后国家制度的信念。
第三个部分侧重《清议报》对民族心理创伤的当下表达。
分为两个大的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从对列强的当下表达角度着手的。
如果仔细研读《清议报》的报道，我们会发现其对列强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殖民列强作为侵略者的一面，对其报道的篇数呈多数，且较为全面深入。
此外，不断类比他国的亡国史，与中国当下遭受侵略的情形相提并论，担忧着中国重蹈他国名存实亡的覆辙。
另一个方面，是作为“文明者”的西方列强，主要是表达西方近代文明对世界秩序的强大支配力，将西方文明视为解决中国在近代世界中处于“边缘化”的问题的钥匙。
第二个方向是对清政府和义和团的当下表述，抨击义和团对“进步的中国”的破坏，但与此同时也赞扬了其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
而对于被作为是“罪魁祸首”的清政府，《清议报》给予严重的抨击，称其愚昧、软弱。
最后一个部分，作者将眼光放得更远，即《清议报》的社会语境与近代民族国家思想触媒的特征分析。
政论报刊能否成功，影响力是否足够大，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想达到影响国民的作用，其报道的角度必须独特，眼光必须长远。
在这一部分，作者从《清议报》看日本社会语境对国家强权的强调，某些文章便侧重表述以国家概念为中心的近代民族主义，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在民族的名义下扩展其功能，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某些文章则借助日本国家的社会语境强调我们需要的国家意识，反对清政府抑制舆论等。
作者同样看到了《清议报》通过表述某些见闻，有效的将民族象征融入公私领域。
关于“从《清议报》表述策略看近代民族国家思想触媒特征”这一方面，作者认为其在强化着表述的话语意义，强化国家至上主义理论和“重塑国民，以参与新世界”的话语意义，这一策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历史是塑造民族实体的基本途径，历史的叙述是对民族实体的话语建构”，大量的史料为作者选题提供了证据。
在介绍《清议报》对近代民族国家话语的传播形式时，作者大量引用了《本馆论说》、《外国近事及外议》、《名家著述》里面的文章，说服力极强。
例如《清议报》“本馆论说”专栏以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事件为论说对象的相关论说文章，作者制作了表格，详细列出文章的题目、所刊载的期数和作者的名字，在文章最后的附录部分，更是列举了文章的相关论点，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动态的新闻史图像，史料之全也是文章值得读的原因所在。
总之，《清议报》将过去、当下的战争事件所造成的民族创伤图景联合起来，强调国家和国民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民族危亡所做出的各个方面的回应，近代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要想重新建构国家体系，必须重塑国民，启迪国民的智慧，而政论报刊作为当时话语表述的最佳途径，成为了建构舆论的重要载体，和当今媒体相似的是，近代的政论报刊不断强化某些议题，来为社会设置议程，进而为国民设置日程，以达到国民不断重视该议题的作用。
可以说《清议报》成功的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其所要强调的改革之上。
作者从《清议报》的民族心理创伤表述的角度，分析《清议报》，进而分析其作为政论报刊是如何一步步将国家的舆论走向引导至它所要强调的方向之上的，以这种独特的视角联系着媒介、政治和社会，从微观的民族心理创伤的角度分析晚清政论报刊的舆论走向，又从宏观的视野来看待《清议报》，将其置于国际环境之下，作为传播主体和相关的传播对象，作者更是逐个分析其的当下表述，容翔实。
然而，关于近代报刊的舆论动员，研究近代媒介、国家、社会、国民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可以从媒介重塑国家、国民角度，还具有其他多种研究角度，或许当下的研究便是需要研究者的多重角度做更加深入的分析吧。
庆文
报刊虽然是社会公共意志的代表，但其不可避免的会裹挟媒体从业者的自我立场与观念表达,形成社会公意与个人私意混合的舆论表达状态。
以近代报刊为切入点，我们可以发现报刊背后所蕴含的特殊意义。
本书的中篇“性别政治与清末民初男女平权革命的媒介表述”涉及知识女性探寻自我身份这一核心问题。
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女性报刊的成长伴随着“强国保种”这一社会环境而发展，女报的宣传作用尤为突出。
清末社会的政治走向对报刊话语影响重大，其时女性报刊也分化出维新派和革命派，维新派宣传维新思想，提倡兴女学等，而革命派则注意在报刊中塑造女性形象，强化女性意识。
如女性报人撷芬在《女学报》中倡导女性实现独立，给予有条件有能力接触报刊的女性以积极的影响，促使她们自觉主动地唤起自我的独立意识而非仅仅依靠攀附男性生存，这不能说不是一个进步。
女性报刊背后是女报人群体。
清末女性报人的办报活动深受强国保种的社会语境影响，她们在身体上和思想上相继解放之后，开始探索独立的自我身份。
而她们对自身的身份界定，又很大程度上影响她们办报过程中的的价值取向与自身人生发展的走向。
清末女报人与传统女性不同，她们有新颖进步的思想觉悟，开始在公共的新闻事业中抛头露面。
女报人因其感情更为细腻，无论其身处何种社会阶层，无论她有怎么样的社会身份，都会带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在情感上对生活中的事件作出自己的思考，在道义上对现实政治的弊端进行批判和反思。
但是由于自身外在的生活环境和在的思想境界所限，她们大多沿袭父兄的思想和惯习，缺乏自身的独立性，没有明晰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
近代女报人的圈层意识极为强烈。
精英女性报人圈建立在相似的政治理念基础上，还有相近的生活情趣、并且拥有较为一致的文化自觉，因而才能围绕着彼此形成固定的集体。
她们虽然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然而在涉及救亡图存这一宏观主体的时候会发生合力，积极地利用所掌握的文化资源主动地扩展社会网络，从而逐步加强自我身份认同和拓宽交往空间。
无论是自我传播、人际传播，还是团体传播中，清末精英女报人圈子都在发挥作用，她们为着自身的发展，也为着对社会发挥影响，通过各种管道将他们的声音传向社会。
在此过程中，女性符号在逐渐拓宽的媒介生产空间中得以逐步建构。
女性的进步不仅体现在自我独立，更体现在革命运动中的自强自立精神，改变了女性以往在社会活动中失语的状态，使更多的社会群体意识到女性形象的变化。
比较清末女性报刊，民初女性报刊就办报旨趣来说，有追求男女平权和实施启蒙教育两种，其背后反映的是知识女性圈层对自我身份的不同探索路径。
民初女性报刊侧重于对女性形象的建构，此时的建构是脱胎于对西方新女性的憧憬与欣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仅是要借西方女性的进步来为自己追寻进步提供合法性，更是民初知识女性在文化空间和心理空间逐渐自立、自信的表现。
近代报刊的发展状态纷繁杂乱，表现出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与纷争。
女性报刊也不例外，虽然女性报人在报纸的创办、经营上尽心尽力，但是在忧外患的整体社会环境中，发展难免受限。
除此之外，女性报人思想解放或职业化程度不够彻底，较少将新闻事业作为自己的专职，加之在报刊活动中所倡导和呼吁的，难以获得社会普遍认可，造成了女性报人的身份认同困境。
如文章中所说，“一旦精英知识女性觉醒的程度涉及到男女性别关系的根本扭转之时，其身份重塑受到社会阻力可想而知”。
所以，女性符号的建构仍然是在社会可接受的围进行，如若逾越，将寸步难行。
这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流动注定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对此，我们唯有在探索中前行。
任晓丽
每个时代的新闻纸都担负着记录其时社会变迁的历史责任，因而后人往往能够以某一时期报纸为镜像，窥察到一个特定时代的多元化社会生活。
与此同时，作为其时社会舆论发声筒的报纸，又绝非只甘做一个被动的旁观者角色，而是在历史进程的颠簸中主动地参与着一个时代的社会建设。
清末开埠，外国人纷至沓来，由此长达近百年中西在器物、文化、制度上的不断碰撞和演化。
创办于1872年的《申报》，见证了滩的时代变迁并深刻影响着的市民社会格局。
在《申报》创办之初，的大工业逐渐建立，经济社会开始进入稳步发展中，这些都为市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区域、经济基础和制度以及人员的构成。
这一时期，中西之间在器物和思想上的碰撞交融急剧展开，各种“奇技淫巧”和令国人“可惊可愕”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着。
于是身处的《申报》便将视野着眼于“光怪陆离的租界”、“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中日常发生的市井新闻，添以奇闻异事、鬼神之说吸引读者，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申报》的报道在形式和容上都稍显幼稚。
发生于1874年的“琉球事件”引发了《申报》的第一次变革，成为《申报》发展的第一个契机，主持人美查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亲自前往一线采访，发回来大量的独家新闻，报纸的报道容开始在质量上有所改观。
19世纪80年代后期，《申报》开始在业务上有所改进，不仅立足于本地市井新闻，更是将报道面扩大至全国。
维新变法之后，《申报》市井新闻虽占很大比重，但关注重点开始从市民生活转变为国计民生，逐渐向“严肃化”大报发展。
这一时期，《申报》对市民社会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记录“十里洋场”的日常琐事，而是更为主动地通过对新闻事件有意识地选择，影响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和认知。
在市民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申报》对“四明公所事件”、“清末教案”以及“会审公堂案”的报道与关注，是其对“义利兼顾”的真正实践，也是其成为严肃大报的几个重要节点。
尽管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发生时，创刊初期的《申报》在新闻报道的专业性方面略显不足，在之后“教案”报道中，又因其主持人的外籍身份使得与民族立场相左，态度不公正；但《申报》对这些与普通百姓生活休戚相关的事件的报道，终以市民的视角，自下而上的保持关注，不啻为一种办报理念上的进步。
在对“会审公堂案”的报道中，《申报》报道更加侧重的是市民、地方政府，以及租界管理方的各方回应，其关注点也从寻常市井巷闻上升到因中西文化制度差异带来的冲突上。
而《申报》的这一切变化，都与其所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申报》对其时市民社会变迁的“镜像”纪录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客观，总会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其所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
近代中国，在中西方文化、制度层面的碰撞比中国任何地方都剧烈。
诸如《申报》在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的报道中态度暧昧，立场不清，但在轰动全国的“乃武案”中，却又能自诩“有感于西法”而仗义执言。
虽时有“为华人谋”，但又经常在报道中偏袒西人。
而这种摇摆不定的立场、态度，正是形成于历史上“华洋杂处”场域中难以弥合的文化制度冲突。
《申报》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近代都市商业型报纸的杰出代表，必有其令人称道之处。
作为一份以市井新闻报道起家的报纸，《申报》的数次改革坚持去庸俗化的方针，在清末政治新潮酝酿之时、国家面临忧外患之境，《申报》积极回应市民社会的需求，开展舆论监督，关心国运民生。
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中，《申报》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并坚持提倡西方近代文明。
作为其时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申报》承担着舆论载体之责，迎击社会奢靡之风，提倡去奢崇俭。
与此同时，《申报》还提倡善待女婢、婚姻自由、女子独立平等、兴女学等。
《申报》正是利用其早期市井新闻报道中积累的公信力，进一步引导着市民社会的近代化趋向。
总而言之，近代中国中西方文明的博弈和冲突，深刻影响了近代报刊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清末社会，在生活方式上深受西方器物、文化及制度上的冲击，而的都市化进程，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
这番角力之下，形成了颇有中国特色的早期市民社会，而清末《申报》无疑是这一时代最有力的见证者。
同时，《申报》通过市民生活的日常媒介叙事，自觉的参与到这个社会的建构之中，影响着普通市民对日益多元的社会的认知。
周涛
《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一书视角新颖，从君臣政治、性别政治以及家庭政治切入，分为三部分论述清末民初报刊政治舆论建构与社会关系重建之间的互动关联。
上篇“君臣政治与晚清政论报刊政治舆论的转向”，作者选取了《清议报》以及《民报》作为研究对象，讨论了报刊对民族心理创伤的表述，以及《民报》革命舆论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
中篇“性别政治与清末民初男女平权革命的媒介表述”，作者的视角回归到具体的群体，讨论了清末民初从家庭步入社会的女性，在报刊与革命语境下的政治身份认同。
下篇“家庭政治与市民社会对革命话语政治舆论动员的平常心态”，这一部分将论述视角从社会、社群转入以家庭为单位的市民，文中以《申报》为切入点，论述了报刊与市民社会的互动。
此处以第一章“清末战争与《清议报》对民族心理创伤的表述”有关容为中心，略谈感受。
《清议报》是立宪派创办的第一份宣传立宪的刊物，1898年12月创办于日本横滨，主编为梁启超。
在知网上，以《清议报》为题目关键词，可以搜索到几十篇论文。
关于《清议报》的论述，大多是通过研究该报刊来探究改良派宪政思想，其中涉及到立宪宣传、国民性改造宣传、近代女子解放思想、中国民权思想、梁启超编辑思想等等。
而从“民族心理创伤”这一角度来论述，较为新颖。
以“创伤”为切入点，从心理层面解释了面临国家危亡、清廷腐败的近代知识分子，亟需借助政论报刊构建起新的意义模式，用新的国家认同观念，克服危机、弥合伤口。
由此，引出章节主题：
近代报人如何描述历史，如何表述当下，以参与现代性架构。
在这一过程中，近代社会大环境、国际大环境又对报刊产生了何种影响？
这一章节皆有详细论述。
文章认为，《清议报》对战争创伤的表述策略较为稳定。
如在甲午战争、瓜分狂潮的政论中，把国家的衰落归咎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妄自尊大，在加深这种创伤烙印的同时，呼吁要进行国家变革、国民改造。
更关键的是，《清议报》的这种表述模式把过去的经历、现实的活动以及未来的期望，都转变成时间的统一体，浓缩进同一时间段。
从繁杂的文本中来精准归纳，让人耳目一新。
报刊中的历史记忆有着选择的过程，其选择的标准则是当下的政治变革。
作者认为，《清议报》民族心理创伤的当下表述，反映出该报对于列强的心理是矛盾的，对于义和团行为是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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