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时代的村镇规划与建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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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时代的村镇规划与建设
生态文明时代的村镇规划与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09年03月16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仇保兴
（二○○九年二月十八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城乡规划是落实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公共政策，是城镇和新农村建设发展的蓝图，是管理城市和乡村建设的重要依据。
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必须加强和改革创新城乡规划。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建设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解决城市、农村、工业、农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去发展的问题。
生态文明与以前的工业文明有什么区别？
党中央为什么提出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文明对乡村建设有什么要求？
下面，我从六个方面谈一谈对这些问题和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我国村镇建设的看法。
1 挑战与机遇
1.1挑战
人类文明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最早是原始文明，距今大概有2万至5万年历史。
其次是农耕文明，有7000年至2万年历史。
比如在浙江省浦江县发现了1万年前的稻米种子。
再次是工业文明，尽管工业文明只有200年左右的历史，却根本改变了人类和世界。
在此期间，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突飞猛进。
靠工业化和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人类第一次认为大自然并不可怕，可以“人定胜天”改造大自然。
在原始文明时期，人们惧怕自然；在农耕文明时期，人们利用自然；在工业文明时期，人们挑战自然。
虽然20世纪的100年间，全球GDP增长了18倍，石油、钢铁、铜的年消费量分别增长了170倍、29倍和27倍，但是这也让人类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人们利用一切技术装备和技术手段来榨取自然界最后一点油和水，仅仅300年就把地球上几十亿年积累下来的化石能源使用殆尽，使得人类面临着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化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境地，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1倍，造成了现在气候变化的难题。
所以，有人说气候变化是有史以来对人类的最大挑战。
人类在气候变化面前，第一表现的是非常无奈，第二表现的是空前团结。
工业文明既给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条件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引发了人类在这个地球上能不能持续生存发展的根本性挑战。
因此，人们想到要重建一种新的文明，就是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的概念是上世纪60年代由少数生态学家提出的，到了本世纪初，绝大多数国家都已接受，并且成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行动纲领。
在十七大的报告中，第一次以党的最高纲领性文件，把我国今后的文明发展阶段确定为生态文明阶段。
农业、农村是全国的生态屏障，作为大国，没有农业、农村，城市也就无法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这种生存不仅是供给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态性的保障。
所以，生态文明必然首先基于农业、农村的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人合一”、“物人同一”的观念，这有助于中华民族在生态文明的时代潮流中和平崛起，也就是说，我国传统文化中天然就包含着生态文明的因素。
现在许多西方科学家、经济学家都在反思，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应该转向东方的思维方式。
所谓东方的思维方式，就是“天人合一”式的整体宇宙观，人类不能把自己作为主宰地球、为所欲为的唯一主人，应该形成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和谐同存的整体思维。
目前，对生态文明还没有非常准确的科学定义，但我理解的生态文明是对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扬弃，把自然界放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地位上，实现人类生存与环境的共同进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是一种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相协调的新的社会结构模式。
生态文明一方面是弘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好处，另一方面又要抛弃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缺陷。
它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包含了技术、文化习俗、法律制度、政治结构等方面。
对我国来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处在“五化”的大背景之下开展的，即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认为：
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的两件大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镇化。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A.MichaelSpence）则进一步指出：
城镇化能不能有序地开展，是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能力的主要考验。
1.1.1挑战之一，有序城镇化。
有序城镇化的关键在于拉力和推力的均衡，也就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能否有序地、自然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这个过程必须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自然和谐相处，应该是一个健康有序的转化过程。
就拉力而言：
第一，城市提供了就业机会。
第二，在城市能获得较高的预期收入。
第三，生活的自由度增大。
第四，城市医疗、教育条件优越和交通便利。
第五，文化生活丰富。
医疗条件吸引老年人，文化生活吸引年轻人，子女教育吸引中年人。
乡村则反之。
在日本等后城市化国家中，每年有千分之几的人口回流到农村。
我国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很多城市老年人到农村去定居。
因为农村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清洁的水和空气，还有良好的邻里关系。
乡村传统的邻里关系是互助友爱，当然也会管闲事。
农村自然的景色、低廉的生活费用和传统的文化习俗等等，这些都是吸引老年人回归农村去的基本因素。
就推力而言。
如果城市社会治安混乱、房价过高、空气污染严重、生活费用高昂、交通拥堵、对外来人口有文化歧视等等，都会造成城市推力。
现阶段乡村的推力因素众多，为什么那么多的农民离开农村？
首先是因为贫困，从事农业“靠天吃饭”，收入没有保障；其次是就业机会不断减少；第三是落后的教育条件，另外还有低劣的卫生医疗、贫乏的文化生活等，这些状况不改变是留不住年轻人的。
我国有2.5亿农户，户均农地经营规模不足半公顷。
农业的经营化、农村的空心化、农民的老龄化日益严重，农村劳动力总量过剩、结构性短缺与素质下降等问题并存。
因此，我们讨论城镇化和农村问题时，要关注农村劳动力过剩，还要关注务农劳动力的短缺。
1.1.2挑战之二，村镇公共设施短缺。
目前，我国城乡差距很大，不仅仅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上，还集中体现在人居环境的差距上，特别是享受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差别。
据我部统计，2007年我国城市用水普及率89.7%，城市燃气普及率81%，污水处理率59%，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56%，而2006年底，乡政府驻地用水普及率60%，污水处理率1.7%，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5.2%，城乡差距非常巨大。
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的人口多、分布散、经济实力薄弱，快速增加的生产生活污水和废弃物超出了农村生态环境的自我平衡能力。
公共财政长期忽视对农村的投入，造成村庄公共设施只能因陋就简，对道路、供水、垃圾、污水处理等设施欠账严重，农村人居环境面貌落后。
近年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投入有所加大，农村面貌得到改观。
但与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差距还在扩大。
1.1.3挑战之三，生态环境退化。
我国单位农田使用的农药比发达国家多出30%到50%，化肥使用量高出1倍，直接导致了我国许多省份的出口农产品遇到了国际绿色壁垒的限制。
同时，有机肥的使用量逐年减少，再加上不适当的垦殖、耕作和灌溉模式等等，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壤和水体污染加剧，这些现象都是有目共睹的。
当前存在的不仅是农药和化肥使用量过多的问题，更出现了一个人文的意识。
举个例子，文革期间我在一个村子里插队3年。
最近再回到那个村子里时，发现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
一户农户种两块田，一块田的蔬菜长的非常茂盛，叶子油亮亮的；另一块田的蔬菜则长势不盛，又黄又小。
我就问：
“同样的两块田，为什么蔬菜长势完全不一样呢？
”农民说：
“油亮亮的蔬菜施过农药化肥，专门卖给城里人，我们不吃，那些小的菜是留给自己吃的。
”我对他们说：
“40年前你们可不是这样教育我们的，那时你们都说要将好东西留给城里人吃”。
他笑笑说，时代变了，谁叫现在污染那么严重呢？
！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各种各样农产品的污染才会肆无忌惮、日益猖獗。
这说明，目前除了环境的污染，在农副产品生态环节中出现了法规和道德方面的管理问题，这对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
从对已经灭绝的古代文明的考古学结论中，我们可以得知，走向衰败的最初标志不是经济而是环境。
往往首先是森林树木的过度采伐，接下去是水土大量流失，导致农作物减少，最后才是文明自身不可逆转地衰落。
著名经济学家、生态学家莱斯特·布朗认为：
许多早期文明都走上了让自然无法承受的经济发展道路。
我们目前也同样走在这条道路上……而今天的形势更具挑战性，除了森林缩小、土壤被侵蚀之外，我们还须解决地下水位下降使农作物枯萎以及热浪频繁、渔业衰败、沙漠扩张、牧场退化、海平面上升、物种消失等等问题。
1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也提醒我们，农村发展的模式以及工业发展的模式应当向生态文明渐进和转变。
1.1.4挑战之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曲线可以看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差距的喇叭口越来越大（见图1）。
2007年底，我国城乡收入差已达到3.3：
1。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衡量收入差别的基尼系数有临界点，超过0.43社会就可能不稳定。
但是我国已经超过了0.43，国际上比这一差距更大的国家也有，最高的达0.6，大部分在非洲和南美。
这说明基尼系数并不是影响社会稳定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最近两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这个喇叭口扩大的趋势有所减缓，但是仍未形成稳定势态。
从绝对数来看，按照我国现行标准，2006年末，农村人均年收入低于693元的绝对贫困人口还有2148万；年收入在694～958元之间的农村低收入人口有3550万。
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的标准计算，我国贫困人口还有上亿人。
图1：
城乡收入差距曲线图
1.1.5挑战之五，耕地和水资源短缺。
近年来，中央一直强调要确保农副产品供应，稳定农副产品价格。
我国人均耕地和水资源稀缺的程度很高。
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4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被列为全球水资源最为稀缺的13个国家之一。
简而言之，我国是以全世界7%的耕地、7%的淡水资源来支撑占全球总人口21%的中国人的生存、发展需要。
而且水资源的空间分布极不平均，58%的水资源分布在其人口仅占全国人口1/3的西南部。
复种指数比较高的优质耕地恰恰位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地区，水资源短缺的地方恰恰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而水资源丰富的西南部人口又比较稀少。
与此相关的是，我国又是世界上“水浇地”比率最高的国家，淡水有效资源的80%以上被用来浇地了。
北方地区40%以上的河流为季节性河流，因地表水严重污染，绝大部分自然河道的水生态严重衰退，气候变暖的总趋势将使水资源更为稀缺，这对我国未来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正是这样一种地理环境迫使我国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才能顺利进入生态文明时代。
1.1.6挑战之六，农居安全存在隐患。
20世纪，我国发生六级以上的大地震占了全球的30%，是仅次于日本的地震密度最高的大国。
我国大陆处于地震烈度6至9度的地震区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
从国家地震局提供的中国活动构造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很多地区都是地震活动区域，分布密密麻麻的地震断裂带（见图2）。
农村民居抗震能力低，安全隐患突出。
2008年8月30日攀枝花-会理的6.1级地震，就造成当地数百人伤亡，数十万间农房倒损。
而几乎同期，日本发生了震级更高的6.8级地震，但人员伤亡极少、财产损失较少。
我国此次地震引发较大的伤亡和损失，主要是因为农村房屋抗震能力低造成的。
日本地震的密度、发生的频度都比我国高，但因地震死亡的人却比我们少得多，他们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地震是无法预测的，但死人与不死人是可以通过工程办法解决的。
图2：
中国地震活动构造图
此外，一些地区农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每年在台风、山洪、河洪等灾害中损毁的房屋主要是农房；各地农村困难群众的住房简陋破烂，无力修缮或建新房；一些地区还有不少泥草房、土坯房等危旧住房，亟需改造；有的农民住房选址不安全，结构安全隐患突出，严重威胁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相关部门统计，2007年底，农村住宅约270亿平方米，非永久性（砖木、砖混）结构住宅占10%，其中相当部分是危房。
另据部分省初步调查，农村危房比例在1.5%到10%之间，若按5%比例测算，目前全国农村危房面积13亿平方米左右，这些简陋破烂的危旧房，农户仅依靠自身力量，无力新建或修缮，改造任务十分艰巨。
1.2机遇
在面临诸多挑战的同时，我国农村发展也迎来了许多新机遇。
这些新的机遇是在构建生态文明的框架之下，重新考虑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解决思路所带来的，也是构建我国整体健康发展的生态屏障，建立更稳定的粮食和农副产品供应体系的重要机遇。
1.2.1机遇之一，城乡一体化目标的确立。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要把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
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
”城乡一体化目标的确立为农村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可以引导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城市产业向农村扩散，农产品向城市流通；可以综合协调城乡空间利用，平衡城镇各种功能发展的空间需求，缓和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可以规范城乡资源的有效利用，城乡人居生态环境的有序改善，历史文化遗产的有力保护；可以引导适应农村环境和生产特点的工业下乡，促进城市和周边农村经济社会共同发展；可以引导人口和劳动力有序流动，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1.2.2机遇之二，农村土地依法流转。
《决定》提出，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深化改革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土地是农业和农村发展最大的资产，也是农民和农村最有潜力的财产。
农村土地的合法流转是与农民土地承包权长期稳定不变相联系的，能为促进农民致富增收、维护农村繁荣稳定、增强县域经济活力提供历史性机遇。
为农民提供了将土地权利转化为经营性资产的途径，有利于农民放心参与城镇建设，也有利于土地向种田能人、养殖专业大户集中，促进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有序流动，推动中国特色城镇化健康发展。
1.2.3机遇之三，“三农”投入持续增加。
近年来，国家对“三农”的投入稳步增加。
2003-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投入达15060亿元，相当于前10年（1993年至2002年）的总和。
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切实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扶贫开发、防灾减灾、社会管理等方面投入力度，推进农村基本服务制度化，推动我国农村公共事业快速发展和农村民生加快改善，让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并决定“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
1.2.4机遇之四，“农家乐”的迅猛发展。
我国现在每年外出旅游的人数达10亿多人次，其中相当一部分被“农家乐”所吸引，而且每年的数量呈翻番的速度增加。
四川、广东、重庆、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等省市，包括北京的郊区大量涌现了“农家乐”。
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传统文化来自于农耕文明，就如晋朝诗人陶渊明所描述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许多人都有一个回归田园的梦想；另一方面是因为节地型、高密度的城市建设模式，导致城市的高密度发展。
据测算，中国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几乎是城市的一倍。
在我国城市建成区每平方公里平均有1万居民，是世界上平均密度最高的国家。
最近国际某学术组织统计了世界上20个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中国占了其中5个，还有5个在印度。
高密度的城市发展模式能节约土地，但城市里很难见到田园风光，所以许多风貌依旧的村庄就成了城市老年人和旅游者向往的地方。
许多生态良好、住房宽裕的村庄无疑是“居住的天堂”。
农村大量的传统文化和自然景观遗产也是吸引人的因素之一，再加上“一村一品”的推行，2促使大量的城里人到农村去采购优质的农副产品。
我调查过浙江省的长兴县，该县1年增加了7000多户“农家乐”，主要吸引上海人。
小两口带着孩子礼拜五到长兴，仅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到农家住两三天，花费仅300元钱，然后再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一篮子当地的农副产品，回城后往冰箱里一放，一家人一周的食品蔬菜就解决了，非常合算。
以前认为农村要经历工业化才能现代化，所以要发展乡村企业。
然而由于环境污染、缺乏技术人员和运输成本等问题，现在乡村企业在农村出现衰退，但是“农家乐”的兴起说明了农业、农村也可以直接发展第三产业，而且是能带动种养殖业发展的绿色产业。
1.2.5机遇之五，节能减排发展趋势。
传统农业本身就是一种可持续的循环经济，但如果对农村盲目进行城镇化改造，也会像城市一样产生大量废物。
正确的策略是对农村房子进行节能改建，如北方农房朝阳面装上一个玻璃取暖房，或在屋顶装上太阳能热水器，山西、陕西的窑洞是地热能利用最简单的方式，只要进行通风采光改善就可以了。
太阳能光伏发电、生物质能、风能、小水电、沼气，这些都是应该在农村推广的可再生能源。
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居民后，人均能源消耗一般增加3.5倍。
如果在农村将可再生能源加以推广利用，保留和改良传统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农村人均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减少到城市居民的1/5，甚至更低。
此外，可再生能源在农村的应用将会成为一个发展迅猛的大产业，也可以成为促进农民就业和发展农村服务业的支柱产业。
生物质能源兴起。
仅能够作为农村燃料的全国八大主要农产品的秸秆总量就可达6.5亿吨，可折合3.3亿吨的标准煤。
林副产品可达到0.72亿吨标准煤，这两项合计超过4亿吨标准煤，远远超过现在所有农民用的燃料总量。
从发达国家来看，美国到2030年的国家目标是，生物液体燃料（酒精、甲醇）至少要替代30%的石油，到2050年时要替代50%的石油。
从美国最近的实际进展来看，比规划速度几乎快1倍，预计到2020年时就可以达到30%的预定目标。
美国现在25%以上的玉米产量用来做燃料，提炼酒精。
欧盟和日本到2050年时可再生能源将占总能源供应量的50%以上，而由农业提供的生物质能源占30%。
巴西目前已经有40%以上的工业、交通业燃油来自农作物，巴西作为一个贫油的人口大国，依靠农业生物质能源的发展，成功地解决了石油需求问题（见图3）。
图3：
巴西通过甘蔗提炼甲醇替代石油
目前，我国用甘蔗、鲜薯、高粱制酒精成本低于每吨4000元，相当于现在进口石油成本。
但是我国发展生物质能源也要避免过多地占用农田，可以在“不与粮争地、不与田争水”的前提下，采用荒坡地栽种麻疯树、油棕、黄连木、石栗等木本油料林来替代，而且提炼液体燃料的成本也较低。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以后，催生了石油和能源危机，造成了二氧化碳排放量过大所引发的气候变化。
农业能不能部分代替化石能源产业？
地球表面大部分的能源储藏来自于太阳，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天然气、石油、煤炭等商品能源，都是远古时期的太阳能转化成动植物，然后因为地层结构的变动，在地底下形成的化石燃料。
也就是说，工业文明把地球几亿年甚至几十亿年间储存的二氧化碳在短期内集中释放出来，造成了全球气候异常变暖。
而农业所产生的酒精、油料，为什么被称为是“零排放”能源？
因为农作物是在一个年度或者是几个年度中，通过叶绿素把太阳能转化成碳水化合物，然后人类把这些化合物提炼成酒精或油料，再把它们燃烧。
农作物在利用太阳能转化为碳水化合物时吸收了二氧化碳，用其提炼出的燃料在燃烧时又将二氧化碳排放了出去，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二氧化碳的吸收与排放实现了均衡，实现了碳的“零排放”。
不像燃烧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燃料，把远古时代的二氧化碳的储存在短期内集中释放。
另一方面，目前，世界上太阳能转化率最高的商用太阳能电池，其转化率也只能达到15%左右，但是一般的植物通过叶绿素参与的光合作用，太阳能转化率能达到35%以上，这也是地球在几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自然界竞争淘汰的结果。
目前人工技术还没达到这么高的太阳能转化率。
碳汇林的大规模开发。
2007年秋季，胡锦涛主席参加了在德国海利根举行的“八国首脑峰会”。
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八个国家的首脑出席了该会议。
原定的会议主题考虑的是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贸易，但结果该峰会最终确定的议题是应对气候变化。
因为现在二氧化碳头号排放国是美国，第二位是中国，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在美国的唆使下把矛头对准中国。
但是，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第一，现在大气层中比正常情况高出1倍的二氧化碳浓度主要是20世纪100年间工业文明的产物，主要是工业化国家造成的，全球60%以上的能源和50%以上的矿产资源是由占全球人口不足15%的发达国家消耗的，3中国才刚开始排放；第二，中国现在排放那么多二氧化碳，相当部分是为发达国家排放的，因为发达国家把产品的生产过程都转移到中国来了；第三，中国正在积极应对，应对的办法是什么？
若要通过工程技术把二氧化碳重新固定，成本非常昂贵，但是如果通过植树造林，利用植物光合作用来固碳，成本就非常低。
在本次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建立碳汇森林的提议，各国对这一提案非常响应。
如在澳大利亚的力推下，《悉尼气候宣言》中把这条写进去了，要求亚太地区发展2000万公顷以上的碳汇森林。
其实在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就要求森林覆盖率从现在的18.5%提高到23%，也就是说要新增加4400万公顷森林，比整个亚太地区在《悉尼气候宣言》中提出的2000万公顷高出1倍多，可新增碳汇400万吨以上，累计10年可以吸收1.5亿吨的二氧化碳。
由此可见，如果在农村采取生态改良的办法增加森林覆盖率，可以再次救城市，4因为75%以上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源于城市。
现代城市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更是工业文明的摇篮，但是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因。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
在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城市反哺农村，但是农村也支撑着城市，农业和农村在几个方面挽救了城市和工业；工业支撑农村，农业也援助了城市；市民帮助了农民，农民也惠及了市民。
在城乡互动的过程中，再造符合生态文明原则的现代农业、农村，应成为我国的重大战略。
2 经验与教训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和有作为的领导人都曾思考过如何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许多先行国家都经过了大量的试验。
从城市化的历史来说，英国在100年前就完成了城市化的进程，时间最早，欧盟其他国家大概是80年前，美国是在50年前完成此过程的。
从城乡协调的角度来看，先行各国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各有利弊。
第一种模式：
城乡相互封闭式发展。
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城市规划学院里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专业，那里的教授们就曾提出城乡必须相互封闭发展。
他们认为，城市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把农村的劳动力、水、矿产、农产品等资源都吸收到城市来，城市像一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导致了农村的衰败。
要想保持农业和农村的良性发展，就要通过孤立来杜绝城市的并吞。
他们提出的这一理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但是从来没有成功地实践过。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实际上是采用了城乡分割的模式，结果导致了“三农”问题的积累。
图4：
非洲城市贫民窟一隅
第二种模式：
城市优先发展。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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