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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画赏析三

《帕里斯的评判》

在17世纪的法国绘画史上,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它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在意大利度过自己的一生,他们的艺术与意大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这些人都要离开祖国到意大利去呢?

     对于17、18世纪的每一位艺术家来说,意大利、尤其是罗马,都是至关重要的形象,当时最高贵豪华的建筑就是按照古罗马的柱式建立的,那是一个值得模仿的世界,就寄托了所有理想的圣坛一样。

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认识,成为画家一生经历的关键,他们想要寻找古典艺术的源头也可以去希腊,但当时,希腊正处在土耳其的占领下,与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世界相隔离,因此,不光是法国,全欧洲的人都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去一趟时尚又容易到达的罗马。

   克劳德.洛兰亦名克劳德.热莱(1600-1682)就是一位长期在意大利的法国艺术家。

他和普桑是同胞,其法国身份可以多他的名字中看出来,“洛兰”是法国一个偏僻村庄的名字,那是是画家的出生地。

大约1613年,13岁的洛兰随着商船来到意大利,在这个艺术之都,少年的心沉醉了,他向往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散发的令人着迷的气质,于是毅然离开商船,独自留在罗马。

他得到机会拜当地一个着名画家为师,开始学习绘画,同时,他还对古典艺术庄重和谐的底蕴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潜心研究这里的历史文化。

从这一点上看,他也颇像普桑。

不过,如果说普桑是通过他的理性带领观众认识了这个古典世界,那么洛兰将亦真亦幻的想象融入这人处处带有神话色彩的国度里。

  《帕里斯的评判》的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希腊神话故事:

英雄阿喀琉斯的父母举行婚礼,奥林匹斯山上的许多神仙都应邀而来了。

嫉妒女神由于没有受到邀请怀恨不已,她把一个金苹果扔在桌子上,上面刻着一行字;“给最美丽的女神”。

女神们都想得到金苹果,于是坐视的首领宙斯请正在在牧羊的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来做评判。

为了得到金苹果,女神们都给帕里斯以最美好的许诺;天后赫拉答应使他成为一个国王;智慧女神雅典娜保证使他成为一个最聪明的神,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发誓让他取到全希腊最美丽的女子做妻子。

帕里斯最终把金苹果,给了维纳斯。

在她的帮助下,帕里斯得到了海伦,并由此引发了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战争。

在画面上,洛兰把故事发生和场景安排在具有典型意大利特征的风景里,罗马周围的旷野沐浴着一片金色的阳光,与神话故事融为一体。

风景因眼前的一株大树而格外壮丽。

在它的衬托下,帕里斯与三位女神以及维纳斯的儿子丘比特,如同戏剧舞台上的演员,近在观众眼前,令人看清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仿佛能够听到声音传来 。

这里表现评判开始的一瞬女神们各具风采。

天后赫拉身穿红蓝衣裙,正在与帕里斯讲条件,想说服帖里斯判她为最美。

维纳斯偕同儿子丘比特丫在一边,静静等待。

帕里斯以不太安稳的姿势斜坐在岩石上,回应女神的挑战。

在他们身后,雅典娜独自坐在一块石头上,她退出了角逐的舞台,却无意中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当她俯身触摸自己的身体时,洛兰笔下美丽的金光便照在她白皙的身体上。

  画中的风景在视觉上造成一种开阔的空间感,透过这出戏剧的舞台观众可以毫无阻隔地望见远处蜿蜒逶迤的河水以及重峦叠嶂的远山。

不过,这里的风景不是单纯的风景,它是为衬托前景的人物和思想而安排的,画面最终想表现是帕里斯做出选择的那一刻。

为了烘托着历史性的瞬间,风景需要足够壮阔,并且要具有发人幽思的崇高感。

这种风景画在17世纪很流行,被称为“历史风景”。

可是,对于今日的我们而言,画中所讲的故事似乎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倒是那些注满诗意的田野风光。

所有的景色都浸染上一层金色的阳光,明与暗,横与直,都经过精密的计算,努力达到一种和谐、崇高的古典主义理想。

这样的景致不一定是自然中存在的,每一棵树、每一座山都可能是画家发动、安排的,然而,它激起的感情却是真实的,任何人见了都会油然而生思念之情,这里就像一片纯朴而高贵的昔日乐土,吸引着众的心灵。

    洛兰的风景画对后世的风景画,甚至于对人们的审美标准都影响非常大。

在其后的差不多一个世纪之中,旅行者都习惯于按照他的标准去评价现实世界的景色,他们专门挑选那些如同洛兰画中一样的地方,坐下来休息和野餐。

富有者还把自己家的庄园改造成洛兰的风景画,以炫耀和居住。

据说,洛兰为了创作方便,还发明了一种镜片,透过它,远景与近景的层次被拉近了,但仍不失细节,人们把这种镜片称为“洛兰镜”。

这种小玩意儿在18世纪很流行,人们通过它寻找洛兰笔下的风景,意大利语中有一个词Pittoresco,即“如画一般”,或者说是“风景如画”,正体现在这里了。

《热尔桑画店》

   法国画家让.华多(1684-1721)是一位以描绘18世纪法国上流社会生活而着名的画家。

他的作品主题听上去很符合那个时代的趣味,那就是风流与爱情。

这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凭借他的才华与努力,在巴黎的宫廷里赢得声誉,他用画笔记录下青春美貌的贵族男女们在充满诗意的田园风景中谈情说爱,描绘优雅的社交仪态轻松的奏乐舞蹈。

《发舟希苔岛》是他最早引起人注意的作品之一,画面描绘了贵族男女们心情游玩之后,正准备从传说的爱情之岛愉快而归。

这一题材在当时的歌舞剧中经常上演,而华多将斯表现得更加多情而富有诗意。

恋人们都是一对一对的的,女子故矜持,雍容高贵,男子则如同翩翩绅士,摆出示爱的姿势。

远处还有怡人的风景和腾空而起的小天使。

整幅画如同一首抒情的乐章,使人陶醉在欢快、愉悦的气氛里。

不过,华多真正的才华还正在于,他懂得如何将对美好表面的追求与对人性本身的追求统一起来,二者在他看来并不矛盾。

就像他的前辈鲁本斯一样,他对于爱的热情是自发本能的,他用薄薄的油彩来画画,很不注意细节,在草草为之的速度中把握气氛和感觉.鲁本斯在他晚年的作品中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华多从各方面都深受这位巴洛克大师的影响,他希望自己能够创作出与大师相媲美的作品,1720年,他开始创作《热尔桑画店》,这张画虽然是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好朋友热尔桑,却不是由任何人委托,而是华多自己主动创作的。

这是画家的最后一件作品,就在作品完成的第二年,华多走完了他短短37岁生命。

或许,画家本人也已经预感到这一点,于是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这张画里,向自己崇敬的前辈展开一次竞赛.画面横向展开,它的构图引人入胜.由于作品原打算像招牌一样挂在热尔桑画店的外面,所以画家巧妙地从顾客的视角,营造出一个逼真的幻觉空间.这在我们今天理解起来好像有点困难,但当时的人都能注意到,画面低处铺着砖石路面,那是一条大街.而左边露着背景的女子迈上路边的台阶,正在进入画店,一位彬彬有礼的男士伸出手来迎接她,就像在舞池中邀请她来跳舞一样.从观众的角度而言,这和邀请自己没有什么差别.我们的目光被吸引到画店里面,中心处一层套一层的窗户显示出它略带神秘的尝试空间.在画店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名画,不乏鲁本斯和凡.代克的佳作,或许,热尔桑不一定真有这些画,但它们挂在外面,无疑是不错的广告吧.画店里的伙计,顾客,老板都在各自做着自己事情,俨然是生意兴隆的景象.然而,这些都还是直接从画面中就能看到的,作品的深意并不止于此.如果仔细观看,我们会注意到这张画仍然延续了华多擅长的情爱主题,只是它表现得更加含蓄.画店的展品大多是激发色欲的人体,而人物的活动呢,两位穿着时髦的男子趴在一幅圆形大画前,津津有味地盯着画里的内容,旁边的柜台附近聚焦了不少人,店主拿出一个小镜子给他们看,可以想象,上面画的东西一定很私密,而且也很吸引人.而在画面最左边,几个伙计正把一张十路易十四的肖像放笼子里,此时,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8世纪的人不再关心神,不再关心永恒的秩序,而是关心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华多不愿意做过多道德上的判断以及形而上学的陈述,他在可辩识的环境中创造了现实的人,他们渲染在情爱的世界里,色彩本身也传达了新鲜的兴奋和狂热的活力,红色,黄色,闪亮的银灰色和粉红色…….不知不觉中,我们看到了提香与鲁本斯的影子,但是一切又凝固在特定的时代里。

         《浴后的狄安娜》

  18世纪,欧洲艺术的中心从罗马转移到巴黎。

这一趋势被尊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的时代便 一开始奠定了。

当时法国宫廷的礼仪、服饰、建筑样式纷纷被欧洲其他地区所效仿,就连法语本身都成为象征尊贵的语言,就像文艺复兴时期有身份的人都要学习拉丁语一样。

这位君主崇尚宏伟、雄壮的豪华风格,他扶持下的艺术被视为17世纪后半期“巴洛克”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是,等到这位野心勃勃的国王于1715年去世后,时代的风尚便开始朝着与相反的方向走去了;本来强调左右对称,严格均衡,如今变得不大对称,装饰的曲线可以自由伸展,艺术形式显得格外艳丽、轻松。

宏大的建筑空间被小巧诱人的闺房与私宅所代替,房间的形式多种多样,出现了椭圆形房间,宫廷绘画尺寸越来越小,形制而变为当时最时髦的椭圆形。

这一切我们统称为路易十五式,或者有一个更通行的称呼,叫“罗可可”。

     弗朗索瓦.布歇(1703-1770)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他是继华多之后能够代表罗可可风格的又一典型画家。

他曾到意大利学习,不过古典的宗教,历史主题似乎并不能激起他太大的兴趣。

他更喜欢神话或者田园诗,并在画面中借缪斯、狄安娜等女神的形象,来表现娇艳诱人的女人体。

人体画在本文有着深厚的传统,再没有哪一种文化对实体表现出如此持久的兴趣。

尤其是18世纪,此时的裸体女子不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而是充满挑逗的趣味,肉欲与情色 绝对了内在的精神气质。

布歇就是这样一位专门描写女人体的画家,他最喜欢用明亮的蓝色、玫瑰色、黄白色、即使你不情愿在他的画上多停留上,用这些颜色调和成的肌肤也足以每一位读者的感官。

图中这件《浴后的狄安娜》是布歇表现女人体的作品中最好的一幅。

它的技法的确是法国绘画的骄傲。

整幅作品可以看出布歇早年工作的影响,他曾作过舞台的装饰布景师。

当时的歌舞剧都喜欢表现爱情这类主题。

布歇让一束明亮而带有暖色调的光打在画面中心的两个裸女身上,而背景是浓密的景物。

或许有观众觉得那蓝色的丝绸出现在这种环境中实在有些奇怪,但这就像从前在照相馆里衬着假布景照相一样,都是创作者有意安排的。

在它的对比与映衬下,女子肌肤给人以红润,细腻的感觉。

狄安娜即使是希腊神话中的阿耳忒斯,她是月神和独守猎女神,是最高神祗宙斯的女儿,也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孪生姐妹。

尽管青春漂亮,便她却以贞洁着称,终日不近俗尘,只是带着弓箭与猎犬在森林里游荡。

据说有一次,一位猎人偷看她在洗澡,狄安娜便愤怒地将他变成了一头鹿,让猎狗吞噬。

这一美丽又一具有野性的女性形象在热衷狩猎的法国宫廷备受喜爱,在枫丹白露派流行的时候,就有不少描绘她的作品。

在布歇的画中,狄安娜坐在铺着白色和条纹格的丝绸上,前额戴着银色的月牙。

她的脚尖搭在侍女腿上,令人产生触觉上的联想。

队了旁边的弓箭、猎犬与猎物,我们丝毫感觉不到她猎人般的敏锐与矫健,她更像是一个正在池边洗浴的美貌女子,坐在那里供人观赏。

布歇的艺术是为宫廷和贵族有服务的。

他是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的宠儿,他的技术与才华从来没有让他的赞助者们失望过。

在这些赞助人中,有一位对于他的成功来说到头重要,她是是声名显赫的蓬巴杜夫人。

她原名叫让.娜.安托瓦内特.普瓦松.后来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这是位喜好艺术但又缺乏深沉品味的贵妇人,她主持的艺术沙龙一度左右了整个宫廷的趣味,对推动罗可可风格的形成不无关系。

然而在有知识和素养的学者阶层,布歇的画则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认为表面浮华,缺乏根基。

那么作为今天的观众呢?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力,不过把它放回到选定的时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理解,或许会比单纯的评价更有收益。

《秋千》

 爱情是18世纪法国上流社会最时髦的话题,而且留下相当多以爱情为题材的艺术作品。

透过它们,不仅能够感受到当时那种浪漫、多情的气氛,还可以折射出法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现实生活。

 除了前两篇提到的华多和布歇,还有一位画家以描绘风流社会的爱情见长,他就是弗拉格纳尔(1732-1806).他开始跟从平静朴实的夏尔丹学画,但被老师看成是巴黎街头无可救药的浪荡子,于是后来又转到布歇门下,在那里,这位浪荡青年终于找到了

    《秋千》最后被后人提到最多的一件作品,在树阴浓密的花园里,穿着华丽时髦女子荡着秋千飞腾,像布歇笔下的狄安娜一样,几乎所有亮的光集中到她身上,粉色的衣裙勾起浪漫的遐想。

注意看树丛的里面,一个男子正在美滋滋地牵着秋千的绳子,他看上去已经很老了,正是这位女子的丈夫,老夫少妻令人想起《时髦婚姻》里的爱情交易。

而在画面的左下角,有一位青年男子与荡秋千的少妇眉目传情,女子高高地抬起腿,踢飞脚上一只精巧的小鞋,可以想象,如果观众处在男子的位置看到什么,可就在二人嬉戏调情的时候,背后的老头却一无所知,还以为自己给娇妻带来了许多快乐呢。

只有花园里生动活泼里生动活泼的小爱神雕像,目睹了这佻滑稽的偷情现场。

   情夫,情妇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国王路易十五自己就曾先后有过两个着名的情妇,第一个在介绍布歇时候已经提到过,就是蓬巴杜夫人,而后一位则是杜.巴莉夫人,她比蓬巴杜夫人更年轻、更漂亮,逐渐赢取了国王的宠幸。

她曾委托弗拉格纳尔画一组木板油画,总题目是《少女心中的爱情升华》,一共五幅,分别是《追逐》、《约会》、《问候》、《戴冠的情人》、《遗弃》。

但最后夫人并没有接受这套作品,有的美术史家认为问题出在最后一幅题为《遗弃》的画上,本来他应叫做《欲望》。

当全套组画呈上去时,不知谁给它改了名字。

当杜.巴莉夫人正路易十五宠爱的时刻,看到这样的主题,自然很忌讳。

这幅《秋千》,就创作时间与艺术风格看,都与杜.巴莉夫人委托的一幅木板油画很相似,不过它是由一位着名的银行家定购的,属于一套描绘爱情的系列。

据说,画中那个与少女调情的小伙子就是订画者、着名的银行家。

如果真是这样,订画者显然并不想掩饰自己风流的“爱情”经历。

不管后来的人能不能再像他一样不去考虑道德的眼光,但经过18世纪之后,情欲已经成为欧洲绘画根深蒂固的主题。

《吸烟者的箱子》

  尽管与布歇、弗拉格纳尔生活在同一时代,但让.巴蒂斯特.西梅翁.夏尔丹(1699-1779)表现出的兴趣却与二者截然不同。

他从不随波逐流地创作那个时代被视为“主旋律”的题材,他的作品主要表现室内平凡朴实的生活场景,这一点很像17世纪的维米尔。

此外,他还专注于表现没有任何戏剧色彩的静物,在万事崇尚奢华的罗可可时代,正是这些看上去不太起眼的瓶瓶罐罐,使夏尔丹成为18世纪风格最为独特的一位画家。

    在欣赏17世纪苏尔瓦兰的作品时,我们已经对西方的静物画传统有了一定的了解。

尽管静物画在历史上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但仍然会有一些艺术家喜欢反复地描绘它。

当他们揣着调色盘面对形形色色的静止物体时,作画的欲望毫不亚于面对一位超人模特。

夏尔彤的这幅《吸烟者的箱子》堪称静物画史上的杰作。

作品被一种谧的气氛所笼罩。

画家首先将静物摆成令人满意的组合,以此作为构图的基础。

白色的罐子,使之不显孤立。

而箱子盖的上边条则与平台这条很长的水平线相呼应。

试想如果盖子是关上的,画面不仅在线的构成上显得单调呆板,而且箱子盖上那块漂亮的蓝色也将不复存在。

而这块蓝色不仅合理地了作为背景的封面,而且丰富了画面的色彩,更有白罐上的蓝色花色与之发生关联。

架在箱子上的细长笔直的烟斗打破了画面不断重复的垂直线条,并与白色罐子手柄的曲线形成对比。

无论线条的几何分割、色块的分布,还是黑,白,灰的构成,都达到了完美的平衡与和谐。

夏尔丹关心的不仅仅是如何表现一个白色罐子和烟斗,使之真实可信,更重要的是这些物体已经不是自然本身,而是具有了独立的价值和意义。

静物这所以成为画家钟爱的题材,是因为它可以不带有任何文学性,它没有故事可讲,是纯粹的绘画的胚胎。

我们在一组静物中,只能找到线、形体、色彩、空间,我们要做的是去耐心欣赏这些因素的美,而不是联想到些瓶子罐子是被怎样做出来的,以及具有怎样的用途。

在表现技巧上,没有人比夏尔丹更了解油画颜料的“漆质”性能所能产生的特有机理效果,他懂得一种复杂的技巧,而且生前从未将此技巧示示人,因此没有人知道他空间是怎样画画的。

不过谁都可以感觉出,夏尔丹能使画面中的物体变得异常厚重,结实并富于量感。

据说他用手指调和颜料作画,使一切都名副其实是“做”出来的,就像白色罐子是被陶瓷厂的师父捏出来的一样,夏尔丹构筑了一个平衡、有序、坚实的空间,由此而产生了一种超时空的永恒感。

   “《读别人的画,我们需要一双训练过的眼睛》,看夏尔丹作画,我们只需保持自然给我们的眼睛,好好地使用它就够了。

”夏尔丹这种对于纯粹绘画性的追求可以在现代家巴尔蒂斯和莫兰迪的艺术中找到回应。

事实上,他也的确开启了引导绘画走近代的艺术之门。

以前,绘画总是要附着在宗教、政治、王权或者市民生活的内容下,而夏尔丹直接关注的则是由视觉带来的美感。

被称作现代艺术之父的塞尚也和夏尔丹一样,着迷于静止的物体,他不停地来回摆放着那些红色,绿色的苹果、桌布或者盘子,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探求着绘画本身的意义。

        《荷加斯兄弟的宣誓》

  法国画家大卫(1748-1825)生活在罗可可风格仍然流行的时期,他的启蒙老师是他的一位亲戚,也就是《洒浴的狄安娜》的作者布歇。

然而,成熟期的大卫却开启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艺术道路。

英国艺术史家克拉克将现代绘画的起源追溯到大卫这里,因为从他开始,艺术家建立了一种与政治的新型关系,包括对于他作品的解读,也往往被赋予现代政治的含义。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还是从这线《荷加斯兄弟的宣誓》说起吧。

   大卫曾读于法国皇家美术学院,专攻历史画,毕业时获得“罗马大奖”,得到了赴意大利游学的机会。

在那里,他终日陶醉在古典艺术的世界中,着迷于精确,典雅的形式。

1784年,受皇家居住管理委员会的委托,身在罗马的大卫创作了这幅名作。

无论人内容到形式,它都代表着大卫对古典的理解和崇敬。

画面描绘了公元前7世纪发生在古罗马城邦与伊特鲁里亚的阿尔贝城邦发生争战,延续多年未有结果,双方决定从各自城邦中选派三名勇士进行决斗,谁胜利了,谁就有权获得对方城邦的归属。

由于在城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罗马这方将重任落到荷加斯三个兄弟身上,而对方则选中了居里亚斯兄弟。

这是个不幸的消息,因为这两个家庭虽然属于不同城邦,但私下里却有很深的联姻关系。

荷加斯兄弟中的一位妻子是居里亚斯兄弟的妹妹,而居里亚斯兄弟将要迎娶的未婚妻又是荷加斯兄弟的的妹妹。

无论哪方获胜,她们将失去自己的丈夫、兄弟。

可是,在崇尚武力的国家利益面前,个人与家庭的幸福只能做出让步。

在双方的对阵中,只有荷加斯兄弟中的一个人活了下来,而他最终又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妹妹,因为她向法庭控告他是谋杀了未婚夫的凶手。

悲伤的老父亲恳请国王看在浴血奋战的份上宽恕自己的儿子,国王经过再三考虑终于首肯。

  大卫最初处理这一主题时,选取了老贺拉斯在罗马人民面前为儿女辩护和情景。

对国家暴力提出反抗的女儿已经被刺倒在台阶上,而年轻的战士仍然雄纠纠的挺立着,没有一丝犹豫和悔改。

在最终的作品里,画家安排了三兄弟出征前进行宣誓的情景:

老荷加斯身披红袍。

占据画面中心,向儿子们递出三把利剑,他的前方是坚毅而果敢的青年战士们,他们团结一心有节奏地伸出手臂,如果不能凯旋,也要战死沙场。

而在老荷加斯的身后,是三兄弟的母亲,妻子和妹妹,她们如同古希腊的雕塑,倚在那里,与男子的决心和英雄气概相比,显得消沉而软弱无力,显然还不能接受命运的悲剧。

画家完全按照古典的原则来塑形体;构图均衡而有节奏,背景中的拱圈结构和是罗马文明的标志,它们将战士,父亲,女子三组人物分别框在三个门洞里;为了精确地表现出历史感,大卫专门找来了古代的头盔。

兵刃和服饰,并请人做模特,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描绘。

大卫人创作这件作品时的素描稿被保存至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画家在比例,结构、空间等方面做得多么一丝不苟。

作品完成后,首先在大卫的工作室里展出,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就连罗马教皇也忍不住前来观看。

它的简洁,明晰与叙事完全不同于罗可可的繁缛、华丽、被认为是新风格开始的标志,人们习惯于将之称为“新古典主义”。

可是仅用“古典”一词还无法解释大卫作品的全部意义,关键还要考虑到那个“新”字。

大卫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题材?

为什么要以态度鲜明的形式来表现?

这不得不联系到当时法国的社会背景。

作品创作时,已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人民,自由,主权,国家利益等等这些与近代民族国家有关的政治概念开始被广泛认同和熟悉。

这就使我们有理由推测,在当时的观众面对这幅作品时,他们会和画家一样,用自己的时代的概念来解读历史本身。

尽管画中的人物,道具严格遵循了古代的标准,但它所传达的爱国精神却是在近代的条件下被抽象出来的。

与古典的联系与其说是形式上的,还不如说是作者希望在传统中找到一种为自己辩护的合法性。

除了这张《荷加斯兄弟的宣誓》,大卫还连续创作了另外两幅《苏格拉底之死》和《布鲁特斯》其中,一张描绘为坚持自由和真理而死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一张表现为维护共和国利益而处死亲生儿子的罗马国王布鲁特斯,都是借助古典的英雄形象而阐发新兴的政治意识,在它们的对立面,是壁垒森严的社会,是为了确保特权而不惜出卖人民利益的腐朽王朝。

因此,大卫的这些作品被认为是在传达一种“新”的社会理想,也预示着,一场规模浩大的,以推翻君主专制为目标群众性革命即将爆发,而这场革命往往被书定成世界近代史开端的标志。

         《马拉之死》

《马拉之死》是大卫的另一幅名画,它因为马拉的特殊身份和简洁有力的形式而为人们所熟知。

创作这幅画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已经爆发了4年,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斗争中,雅各宾派掌握了政权。

马拉(1743-1793)是雅各宾派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雅各宾派当政以后,他因为卓越的号召能力而成为该派的主席,负责处理众多日常事物。

他患有严重的皮肤病,每天只有泡在漂过药水的浴缸中才能缓解痛苦,于是浴室就成了他最经常呆着的办公场所。

1793年7月11日,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女士借口商谈事宜,进入马拉的浴室,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行刺,使这位革命领导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死去。

   大卫本来就对革命报以同情,又与马拉有些私交,就在暗杀发生的前几天,他还曾访问马拉,亲眼见到过他在浴缸中办公的情景:

“浴缸旁边有一只木箱,上面放着墨水瓶和纸,在浴缸外的手却在书写关于人民福利的计划。

”死亡的消息付出,大卫便开始着手创作这幅作品,他认为将死者生前为公众操劳的生活情景展现出来对人们是有益的。

画面以它的单纯,简洁打动人心。

除了安详的人物,白色的浴巾、绿色的桌布、黄色的木箱,再没有太多累赘的图像。

构图压得很低,上方的黑色占去了大片面积,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息。

马拉如同过度疲劳而静静睡去一样,手中还握着者鹅毛笔以及一份正待签署的申请书,上面写着:

“1793年7月13日,玛丽.安娜.夏洛蒂.科黛致公民马拉,我十分不幸,指望能够得到您的慈善,这就足够了。

”其中,玛丽.安娜.安娜夏洛蒂.拉黛正是凶手的姓名。

木箱上的一些细节也值得注意,那里放着墨水瓶,鹅毛笔、几张纸币和一封便条,便条上写着:

“请把这五个法郎的纸币给一个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不论现实中的样子是否如此,这一切显然都是经过画家精心安排的。

他意图通过道德和人格的感召来社托谋杀的罪恶。

作为纪念,画家在木箱下部题了两行字:

“献给马拉,大卫。

”既然这是一张以表现死亡为主题的画,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作者如何刻画了死亡本身吧。

画家如同现场的目击人,记录下谋杀刚刚发生过后的情景,即使在今天,仍然会带给人时间已凝固的印象。

在宁静肃穆的气氛中,马拉锁骨下一道伤口以及掉在浴缸边的匕首提示人们这是一次暗杀。

血仍在滴,染红了池中的水。

在虚空而沉重的黑色背景映衬下,一束光线照到遇难者身上,马拉的头倒向一边,胳膊无力的垂着,那样子很像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的一件雕塑《哀悼基督》尽管已经失去生命的知觉,可他的形体仍具有一种高贵的美。

画家有意将马拉的死表现得如同基督教的圣人一样,从而使他的死富于不同寻常的含义,他的牺牲是为了善,是为了普通人的福利。

画作完成后,大卫将《马拉之死》递交给1793年11月14日召开的国民大会。

作为一张画,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能够博得众人同情的革命领导人形象,不过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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