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党的执政资源优化路径选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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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党的执政资源优化路径选择
新时期党的执政资源优化路径选择
2011-10-2409:
56:
07
【原文出处】广州大学学报
【原刊期号】20096
【分类名】中国共产党
【保留字段】湖南省社科规划项目（07BY023），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07B024）。
【作者】赵中源
【作者简介】赵中源（1968-），男，湖南沅陵人，广州大学教授、博士，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广东广州510006）。
【关键词】执政资源/现状/开发
在长期的革命和执政实践中，党开发和富集了一系列优势资源。
但社会转型时期，党的执政资源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主流价值观的社会导向力受到冲击，使党的意识形态资源的效能面临削弱；党的自身建设的一些新问题，使党的组织资源和先进性资源受到消耗；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新矛盾使党的执政基础面临挑战等。
因此，必须优化党的执政资源。
应坚持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批判与建设、继承与创新、先进性与层次性相统一，突出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在党员队伍建设、民主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保持先进性。
党建纵横·综合论坛
执政资源在执政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它的作用在于为执政体系的正常、有效运转提供必需的能量支持。
一个政党要取得并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不断拓展自身的执政资源，这是一种必然的政治规定性。
作为一个基本的政治学范畴，执政资源的发展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它随着执政党的自身状况、执政的绩效以及执政的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涨消变迁。
因此，对每一个执政党来说，清醒认识自身执政资源的现状，不断有针对性地开发和优化执政资源，是其提高执政效能、实现执政目标、巩固执政地位的必然选择。
本文将着重讨论的是当前党的执政资源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对策问题。
在长期的革命和执政实践中，党开发和富集了一系列优势资源，这集中体现为：
先进性资源、体制资源、合法性资源、组织资源、历史资源等。
这些执政的优势资源的不断富集和优化，使党的执政资源体系呈现出总体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优化、结构日趋合理的良好趋势。
这是党的执政效能不断提高、执政地位日趋巩固的内在原因。
这一基本判断，也是本文的大前提。
一、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资源面临的主要挑战
执政资源总是在与外界的能量互换中完成其消耗和再生的。
随着执政党的自身状况以及执政环境的变化，执政资源各要素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消耗和再生的问题，都值得执政党加以重视。
这里仅讨论新时期党的执政资源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主流价值观的社会导向力受到冲击，党的意识形态资源的效能面临削弱
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是一个事关执政党命运的重大问题。
一个社会的嬗变、一个政权的更迭往往都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
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一整套支撑党的合法性的精神价值体系，这一体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主要源自三个方面的因素。
（1）历史因素导致的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消极心理。
众所周知，1957年反右扩大化，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及其伴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个人崇拜及其派生出的思想的绝对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无休止的狂热的群众运动等，使整个社会一度陷入意识形态恐慌之中，人们敬畏意识形态、疏远意识形态。
同时，唯意识形态主义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整个国家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人们生活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善，使得人们对当时的意识形态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急于解决生存和经济发展问题，我们又一度把意识形态建设当成了摆设，甚至视为“左”的代名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使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逐步走向成熟，手段更为科学，内涵更具说服力，包容性和开放性更强。
但上述历史因素导致的民众对意识形态的消极心理，还需要通过进一步赋予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说服力来逐步消除。
（2）现实因素导致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无所适从。
现实因素主要是指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在操作层面对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反映的滞后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并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体制的建立，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的变革活动，而是一个从经济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整体的社会变革运动。
意识形态是这个变革运动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又是这个变革的最高表现。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与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紧密相联系的，而后又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
它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价值追求上的公益性，即以全局利益、集体利益至上为其核心的价值理念；二是鲜明的民族性、排他性，尤其对西方意识形态本能的否定和抵制；三是效果要求上的同步性，即不分层次和对象，以同一标准对全体民众做出同步的规定性要求。
这些特点在某种意义上与市场经济强调的全球化、个体价值实现以及公民社会追求的尊重个人选择等观念存在差异，需要协调、兼容和整合。
（3）西方因素使意识形态的说服力面临考验。
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格局的新变化，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更深刻的反映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的博弈是首当其冲的。
冷战后，尽管意识形态的对抗不再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但一些西方国家并未因此放弃冷战思维。
一些极右势力对中国心怀敌意，始终没有停止其“西化”、“分化”的战略，他们利用经济文化交往的机会，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培植亲西方的政治势力，试图影响我国的政治走向。
同时，世界的网络化，使包裹在文化产品外衣之下的西方价值观的传播更为便捷、快速，且无孔不入。
文化殖民事实上已成为西方势力“西化”战略的主要途径，而且已经对我们年青一代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诸多方面产生明显的实际影响。
（二）党的自身建设的一些新问题，使党的组织资源和先进性资源受到消耗
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特别是社会大转型时期，党的组织自身状况发生了诸多的变化，总体情况是好的，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党组织在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的同时，一些党的基层组织的软弱涣散，制约着党的社会动员力的同步增长。
随着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多元化，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上建立起来的以单位或行业为条块划分党组织的运行模式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性，尤其是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改制之后的企业党组织里，这类问题甚至已经相当严重。
而在新兴经济组织和民间机构里，目前在党组织的设立、运行和作用发挥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问题。
二是在党员数量增加的同时，党员素质的良莠不齐现象，影响了党员队伍战斗力的相应提升。
目前中共党员数量已达7000余万人，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政党组织。
但由于一些基层组织人为降低入党门槛或把关不严等原因，致使一些尚不具备条件的人进入到党的组织里来，造成了党员素质的良莠不齐，影响了队伍的整体战斗力。
同时，党员队伍数量的过于扩张，也隐含了党员自豪感和使命感降低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消极因素。
普遍发展可能导致的普遍平庸，是应该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
三是在党员队伍结构整体趋于优化的同时，重业绩轻党性修养的倾向，制约着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党组织的政治保证作用的相应增强。
在现有的党员队伍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学历结构、年龄结构、业务实绩等要素往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硬指标，而党员的党性修养、党员意识等难以量化的核心要素反而是可上可下、可左可右的软指标。
重业绩轻党性，使得党组织内部政治氛围下降，政治保证作用弱化，党员党性修养的自觉性也相应降低，一些党员的人生观、价值观迷失，其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因此丧失。
上述因素之外，权力资源存在的异化问题，直接影响着党和政府的社会公信力。
腐败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
腐败的直接后果是造成社会资源的流动紊乱，从而破坏社会的公正公平，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失衡，并由此导致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引发公众的不满。
由于现行体制的一些局限，如对权力的制约机制不健全及制度的落实机制不到位等问题，造成了对权力监督的一些环节的虚化，而缺乏监督的权力从来都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加上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大，刺激着一些理想信念不坚定、自律能力缺失的干部对财富产生畸形奢望。
近年来，腐败问题的屡屡出现，使一些民众对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和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质疑，这是可能导致执政资源大量流失的重大隐患。
（三）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新问题、新矛盾，使党的执政基础面临挑战
转型时期，社会的变化是广泛而深刻的，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是大量而复杂的。
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出现，固然是社会大变革的阶段性产物，从长远来看，它必将伴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逐步得到解决。
但在现阶段，这些问题和矛盾却直接制约着改革和发展的顺利推进，甚至影响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认同度，从而危及党的执政合法性。
（1）农民利益的实现和保障机制滞后影响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工农联盟是党执政的基础。
一直以来农民都是中国居民的主体，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农民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当前，农民利益的实现和保障机制匮乏已成为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的症结所在。
一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失地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二是进城农民工利益保障机制缺失蕴含巨大的社会风险；三是农民工整体受到城市的排斥和挤压可能引发的城乡心理对立；四是新农村建设中保障农民整体受益的机制缺乏问题，可能诱发农村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冲突。
（2）社会公平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公平实现的不到位制约着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社会公平机制建设方面，我们的欠账很多，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也显而易见：
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教育公平得不到保障；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司法公正还没得到充分落实；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仍然存在等。
这些问题直接妨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损害公共利益，加剧了社会分层，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3）严峻的就业形势影响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评价。
就业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关联着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态度。
从劳动力供求总量上看，近期每年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达到2400万人。
按照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9%计算，在现有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的约束下，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也就是900万个左右，劳动力的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1]另外，在农业与非农业就业存在巨大收益差距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领域转移、农民向城市流动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加剧了就业的压力。
与此同时，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
尽管这些问题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历史原因，但民众却只对当今政府提出要求。
（4）社会心态的多样化、复杂化，影响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指数。
社会心态反映的是民心人气，社会转型时期，在各种矛盾交织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心态十分复杂。
从共性角度看，不安全感、不稳定感、不确定感和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丑恶现象，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问题深恶痛绝，成为多数社会成员的心态。
这一心态一旦常态化，将直接导致对党和政府信任度的下滑。
上述四大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对党的执政资源安全所带来的挑战。
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习惯于用欣赏的目光和良好的愿望对待全球化，而很少愿意去正视这把“双刃剑”的冷酷一面。
全球化对党的执政资源建设带来的挑战是全方位的，表现形式却更多的是隐秘的、乃至是温情的，但若处理不当所造成的伤害往往可能是深层次的、毁灭性的。
二、新时期优化党的执政资源的路径选择
这里所说的优化，是相对于上述挑战而言的，因此，没有涉及到其他要素的优化问题。
（一）坚持“四个统一”，不断优化党的意识形态资源
（1）坚持意识形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科学摆正意识形态的位置。
首先要切实解决好发展问题。
物质决定意识，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合理性的现实依据。
新形势下，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第一位的是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这是新时期党的意识形态说服力的重要来源。
其次，发挥好意识形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力。
要在全社会大力实践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此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
第三，坚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实现意识形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在于有千千万万信仰社会主义，愿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高素质劳动者，而这一切必须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
（2）坚持批判与建设的统一，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
意识形态领域从来就是不同思想体系的角力场。
捍卫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坚持以创新的精神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以此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3）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不断丰富意识形态的内涵。
客观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实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
同时注意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并借鉴当今世界一切文化中的优秀成分。
在此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创新意识形态建设的机制、方式、载体，保持意识形态建设的常在常新、与时俱进。
（4）坚持先进性和层次性的统一，不断强化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
先进性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精神前提，是主旋律，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
现阶段，在强调先进性要求的同时，必须立足于社会实际，从全体社会成员的现实道德水平出发，把先进性要求同层次性要求结合起来，既提倡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又注重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建立，在全社会倡导新风正气，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
（二）突出解决好目前面临的社会问题，强化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的合法性
（1）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必须以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为前提。
中国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是党立党和执政的阶级基础。
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是党和国家的政治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二要通过政治、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切实保证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维护他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三要深刻认识新时期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新变化，与时俱进地保持工人阶级的先进性。
农民是党执政重要的依靠力量，农民利益的实现是巩固工农联盟这一执政基础的核心环节，当前要突出解决好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务工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农民合理享受改革发展成果问题、农村自身发展和进步问题等。
（2）把执政为民落到实处，始终成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一是建立服务型政府，在有效的服务中提高党的影响力。
党执政的根本任务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党在努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承担起关怀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社会的功能，以全面、优质、高效的社会服务赢得民心。
二是实现利益协调整合，提高党的社会凝聚力。
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与兼顾各方利益相统一，在强调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理顺利益分配关系，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健全利益协调对话机制，落实利益实现效果，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是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增大社会的物质和文化财富总量。
与此同时，进一步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和发展利益的充分实现提供坚实保证。
（3）发挥社会新兴阶层的作用，壮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新兴社会阶层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兴力量，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新兴社会阶层的兴起，是社会开放、执政党开明和政治民主的直接产物，是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识。
正确认识和对待新兴社会阶层，不仅要在经济政策上予以扶持，同时要把他们合理的政治诉求纳入到现行的政治框架和体制中来。
此外，要通过政策导向，引导其促进社会发展功能的发挥。
（三）以改革的精神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1）推进党员队伍建设创新，有效整合党员队伍资源。
要不断完善党员教育、管理和培养机制，优化党员队伍整体素质。
首先要突出解决好党员的党性教育问题，切实克服党性教育虚无化、形式化或以业绩考核替代党性评价的做法，通过创新方式，把宗旨教育、党员意识教育规范化、常态化、可操作化。
其次，加强科学文化素质和业务技能培训，提高党员的综合素质，为其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提供素质保证。
第三，规范党员管理，强化党员的组织观念，增强党员的时代感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自觉性。
（2）推动党内的民主建设，不断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所在。
重点要解决好决策民主化问题和保障党员民主权利问题。
通过党务公开，疏通党内信息渠道，保障党员的知情权；通过健全民主议事制度，保障党员的参与权；通过规范选举程序、完善选举制度，保障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民主评议领导干部，保障党员监督权；通过健全对党员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的公开程序，保障党员平等申诉权等等。
既能使广大党员以各种形式、各种途径参与民主管理和决策，又能使广大党员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3）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创新，有效整合基层组织资源。
改进和完善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实现党组织设置由过去以工作地点和工作属性为标准的单位式或行业性划分向以生活地域和地缘联系为主的属地化、社区型划分转变，党组织的结构由垂直型向网络型转变，以党的组织设置的优化重组推进区域各方面的合作，促进不同类型基层党组织资源的整合，实现优势互补，增强党的组织资源整体功效的发挥。
（4）推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创新，提高干部队伍执政能力。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2]当前，要着力解决好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干部的教育和考核，特别是政绩考核的科学化问题。
政绩考核涉及到干部履职的价值取向和社会价值实现问题，关联着党的执政宗旨的落实程度。
二是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规范化和严密化的长效机制问题。
三是干部激励机制的公开性和正效应问题。
四是强化对干部的监督，完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问题。
五是干部队伍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执政能力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它反应的是干部个体素质和队伍整体水平，需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入手全面加以建设。
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问题上，坚持发展的第一位性以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第一位性，是维护党的执政资源安全的大前提。
以负责任的大国的身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的各项活动，在参与中发挥积极作用，拓展自身发展的国际空间，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公正。
与此同时，不断推进国内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党的执政资源就会兴利避害，不断富集和优化。
【参考文献】
[1]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8.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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