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一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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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一一
《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
（一）
（一）
一引言
假使《周礼》真出于周公而是西周政典的话，也只有史料上的价值，作为我们研究西周历史的一种材料。
假使它不是一部西周的作品，出于后人的伪托，我们当它是一部假古董，分析它、批判它，看它还有没有一些史料上的价值。
其实，无论真伪，《周礼》本身不应负责任，从《天官冢宰》以至于《秋官》（《考工记》暂除外），没有一句话说到它是西周的政典，也没有说到它是周公的书。
它开头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这是几句纲领性的说明，既没有指出武王或者成王来，也没有提到周公，它也没有说明是一部实际的政治典范，或者是一部理想的书。
把《周礼》一部书的问题当作政治史、学术史上的大问题来看，是由于经学今古文之争；而经学今古文之争基本上还是因为统治阶级本身的矛盾，造成思想上的纠纷。
如果说孔子一派的儒家思想是封建领主阶级的反映，今文经学的产生反映着封建地主阶级的要求。
在地主阶级起来以后，他们要求变，要求变更那已经腐朽了的封建领主制度，今文经学也正好代表这种要求。
到西汉武帝以后，今文经学还是代表部分地主阶级的思想，来作推翻汉朝统治者的企图，所以从昭帝时起，社会上盛传“汉历将终”的说法，然而这种说法被王莽利用了，帮助他推翻了汉朝的统治，但新莽的设施对于地主阶级有更多的不利，于是部分地主阶级也在响应着农民起义。
东汉建立后，政权完全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这时他们不再要求变了，他们要巩固政权，加紧剥削，力图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于是代表今文经学传统的变的哲学，遭遇到了个不要求变的场面，原来反映这种思想的阶级变了，他们放弃了这种思想体系，因之今文经学在学统上遭逢不利，而古文经学兴起。
我们研究王莽夺得政权的经过，知道经今文经学给了他许多方便。
然而后来的经今文学派，尤其是晚清的今文学派，硬说王莽夺得政权和古文学派有关，说是由古文学派所包办。
康有为就是说王莽以伪行篡汉朝，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
他又说刘歆遍伪诸经，以《周礼》及《左氏传》为主，然后遍伪诸经以作佐证（均见《伪经考》）。
这是缺乏根据的说法，古文经的出现及其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及历史原因，不是一两个人能够伪造出来并且使之发达的。
这些经典也不可一概而论，大体上可以分作三类。
一、整部全是古文经，它本身并没有今古文的分别，如《周礼》、《左传》；
二、部分的古文经，如《逸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等；
三、传授上的今古之别．如《诗经》齐、鲁、韩诗是今文，《毛诗》是古文，《论语》鲁论是今文，古论是古文等。
第二类古文经已不可得，是真是伪可以不说，第三类古文经与今文经只有篇目或字句上的不同，也不是有什么根本上的歧异。
只有第一类古文经书是非常突出的两部，虽然在西汉以前这两部书没有师法传授，然而却不是新莽时代伪造出来的。
为什么这两部篇幅很多的书，在西汉惠帝以后，大举搜求遗经的时候，没有经师传授?
这是当时和后来的人致疑于这两部书的重要原因。
当今文经学最发皇的时候，本来提倡今文学的（如刘歆）为什么又推崇几部古文经?
这也是使人怀疑的重要原因。
《左传》是一部历史书，一般经师既不注意史学，也不了解史学，所以在《春秋》三传中，《公羊》有传人，《谷梁》有传人，这两部书注重所谓《春秋》的“微言大义”，它们鼓吹唯心论的历史哲学，它们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经师们可以“持以干禄”。
《左传》纯粹是历史记述，虽然有时也讲些“义法”，在经师看起来是卑微不足道的。
司马迁是懂得历史的人，他首先看重了《左传》，《史记》中关于春秋史和古代史的材料，很多取自《左传》，假使没有《左传》，《史记》的成书是不可想象的。
司马迁就是《左传》的传人，不过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失败者，一百年后，刘歆继承了司马迁的事业，又来表彰《左传》。
《周礼》也是一部历史著作，是一部记载典章制度的书，并没有微言大义。
西汉经师们不重视历史记载，也不重视典章制度，《周礼》所以没有传人，理由和《左传》相同。
今文经学虽然给王莽夺得政权许多帮助，但那里面缺少典章制度，少有可供王莽取法的地方，所以他重视《周礼》，也曾经取法《周礼》。
王莽要以复古作维新，他要恢复领主封建制度，消灭和他争夺土地的地主阶级，《周礼》正好供给他一些材料。
井田制也就是领主封建时代的制度，没有大地主，土地是国家的“王田”，农民是国家的农奴，所以王莽要尊重《周礼》，“以明因监”了。
东汉以后，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希望社会能够安定，而古文经学是古代的历史与典章制度，这种学风至多只能造成讲章句的儒生，对于统治者会有帮助的，于是在东汉章帝建初八年，《周官》与《古文尚书》、《毛诗》等经同置弟子员。
此后经师多是呫哔小儒，埋头于章句的钻研。
由此知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兴起，各有其社会根源，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与条件下，它们全可以为地主阶级服务，然而彼此却长期地在斗争中。
二《周礼》中的社会经济制度
我们研究《周礼》中的经济制度，不是要肯定它是某一代的实际制度，只是要说明它是《周礼》中的制度。
研究的结果如果和某一时代的制度相当，也不能说明《周礼》就是某时代的著述，因为当我们还没有判定它是一部实录或者是一部托古书以前，还不能遽下断语。
就《周礼》的内容说，它有着奴隶制残余材料，但奴隶不是主要生产者。
周礼中有“人民’可以买卖，证明这些“人民”不是自由人。
《地官·质人》中说：
“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
”
这上面的“人民”，自来经解全说成奴隶。
在春秋以及战国时代有几种人是可以买卖的，一是俘虏，《庄子·徐无鬼》说南伯子綦的儿子梱遇盗，被刖而卖到齐国；一是妾，《檀弓》中记载子硕曾经请求卖他庶弟的母亲；一是犯罪的人，《国语·吴语》有：
“王乃命有司，大徇于军曰：
“谓二三子归而不归，处而不处，进而不进，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
身斩，妻子鬻。
”这全是处于奴隶地位的人。
虽然奴隶的来源不一，然而最重要的来源是俘获，《秋官·朝士》说：
“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
所谓“得获”，是指战争中的得获说，《左传》定公九年有云：
“凡获器用曰得，得用焉曰获。
”《公羊》昭公二十三年也有：
“君……生得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的记载，这全是说战争中的得获。
大的得获，即是说重要的物资和成年的人民，归于公家，小的得获，即不重要的物资和没有成年的人民，归于私人所有。
无论奴隶的来源如何，他们是罪人的身份，在《周礼·秋官》中有许多专管奴隶的机关，《司厉》说：
“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楬之，入于司兵。
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春稿。
”
奴隶就是罪人，所以“罪隶”一名，几乎是专称了。
《周礼·秋官》中有罪隶百二十人，是罪犯而罚作官奴者。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说：
“裴豹隶也，着于丹书。
”杜预注云：
“盖犯罪没为官奴。
”这是正确的解释。
《鹞冠子·世兵》说：
“百里奚官奴官。
”也是指罪隶说。
《周礼》中又有许多女奴，如《天官》中的女酒、女浆、女篷、女醢、女醯、女盐、女幂，《地官》中的女春枕、女囊，这些全是官奴婢。
他们不从事主要生产事业，是家内仆役的性质。
俘获奴隶的对象以外族为主，所以有蛮隶、闽隶、夷隶、貉隶等职别，另外有罪隶，他们全归司隶所辖。
司隶的职掌如下：
“司隶掌五隶之滨，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帅其民而搏盗贼。
役国中之辱事，为百官积任器，凡囚执人之事。
邦有祭祀、宾客、丧纪之事，则役其烦辱之事．掌帅四翟之隶，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秋官·司隶》）。
这一机构中有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入，徒二百人，他们的任务多半是“烦辱之事”。
一直到汉朝置司隶官，还是“将徒治道沟渠之役”。
其余五隶也全是管些“烦辱之事”，或者管输送，如罪隶，或者看守王宫，如罪隶和蛮隶，而所有蛮隶、闽隶、夷隶和貉隶全管畜牧的事。
这是些奴隶的头目，他们还管辖着许多奴隶。
他们是俘自“四夷”的，“四夷“的经济生活，比当时中原地区为落后，中原是农业生活了，他们还过着畜牧生活，所以要他们来管畜牧。
研究上述关于奴隶的材料，我们初步可些得到如下结涂：
第一，这些奴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他们不从事主要生产事业，他们所管的事，或者是为了贵族的享受，如女浆、女酒；或者是看守门户?
如罪隶、蛮隶；或者服贱役，如司隶的职掌；或者是管畜牧，如夷隶、貉隶；同时我们知道《周礼》中的主要生产是农业，奴隶而不从事于主要的生产，意味着这不是典型的奴隶社会。
第二，由于奴隶可以买卖，又因为小的奴隶可以归于私人，我们断定其中有私人奴隶的存在。
因为这是一部叙述政府组织机构及其职能的书，很少关于个人的记载，所以关于私奴隶的情形不详细，但我们推测私奴隶也不是从事于农耕的，因为尚有大批农奴存在。
以下将要讨论到。
第三，关于奴隶的称谓，有几处是“人民”的记载，其意义就是奴隶但不能说《周礼》中的“人民”全是奴隶，“人民”仍然是一个广泛的称谓，包括着自由民、农奴和奴隶。
《周礼》中虽然有奴隶而不是奴隶制社会，从事于主要生产事业的是农民，在《周礼》中叫作“忙”，《地官·遂人》说：
“凡治野：
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乐错扰甿，以土宜教甿稼穑，以兴耡利甿，以时器劝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
“甿”和“氓”可以通用，《说文解字·田部》云：
“甿，田民也。
”正是农民的适当解释。
“以田里安甿”，“以土宜教忙稼穑，以兴韧利毗”的“甿”，很明显是指住在田野而从事农耕的人。
新来的农民按着土地的等级授地，可以免去征役。
《地官·旅师》说：
“凡新甿之治皆听之，使无征役，以地之媺恶为之等。
”在春秋末以及战国时代，各国君主都希望招徕新的农民，增加他们的劳动力，增加他们剥削的对象。
《孟子·滕文公上》说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日：
‘……愿受一廛而为氓’”。
《吕氏春秋·高义》也说：
“墨子于越，欲自比于宾萌。
”“宾萌”是客户的意思，也就是“新甿”。
“甿”或者叫作“野民”，除了耕田以外，还耍担任许多力役，如战争和打猎，《地官·县正》说。
“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治其政令。
”
“野民”就是住在田野的农民，他们的地位高出于奴隶，在《周礼》中往往把“夫家”（农民）放在“人民”（奴隶）的上面，《地官·县师》说：
“县师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数，及其六畜、车辇之稽。
”
“夫家”，《周礼》注疏认为指“男女”说，既然放在“人民”的上面，可以解释“夫家”的地位比奴隶高。
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夫家’是农民了《地官·遂大夫》说。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以教稼穑。
”
遂大夫稽查“夫家”数目的多少而教以稼穑，那末一定是农民了。
这些“夫家”全是授田的对象，《地官·遂人》说：
“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
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莱五十晦；余夫亦如之。
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莱百晦；余夫亦如之。
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莱二百晦，余夫亦如之。
”
这上面的“夫”是指有妇的男子说，代表独立的一家，或称作“家”，《地官·大司徒》说：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
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
这是以“家”作单位。
由此可以知道，无论是“夫”是“家”是“夫家”，全指农民说。
这些农民以耕田为生而没有土地，要领主们择给他。
这些农民的行动是不自由的，假使他们要徙于他乡，必须“为之旌节而行之“，没有旌节的，关上便须呵问，查出来是要下狱的（见《地官·比长》）。
而孟子却把这种情形说成农民的美德，他说：
“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
这说明了农村自耕农民的农奴化，束缚在领主的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了。
《周礼》中关于田制的记载共有四处（《考工记》除外），计为：
《大司徒》、《小司徒》、《遂人》及《大司马》、《大司徒》和《遂人》原文已如上引，《小司徒》说：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
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
又《夏官·大司马》说：
“上地食者参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参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
以上四处记载，就内容来说，可以分作两类，《大司徒》和《遂人》是记载授田的数目；《小司徒》和《大司马》是一类，记载着每一家可供力役的人。
据《大司徒》的规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的分别，据《遂人》的规定，田有上、中，下和莱的差异。
所谓不易就是年年耕作而地力不衰，等于上地；一易是一年耕种、一年休息，等于中地；再易是二年休息、一年耕种，等于下地；“莱”，据郑注是“休不耕者”。
两种记载比较，《遂人》上地一夫田百晦莱五十晦是和“不易之地家百晦”有差异的，但就上下全文来通盘考虑，是可以解释的。
《大司徒》一开头就说，“凡造都鄙”，可见所指是都鄙田制。
都鄙，据各家注疏，全是说公卿大夫的采邑。
就上下文来看，上面说建邦国封诸侯、下面说到设置采邑，也是合理的。
《遂人》所说是六遂的制度。
为什么《遂人》中上地百晦外，还有五十晦莱?
原文没有说明，这可能在乡遂首先实行了三圃制耕种法。
此外在《遂人》中有关于余夫的规定，“余夫”的解释虽然有种种不同，但惠栋以为“余子”（余夫）就是庶子的说法，最为正确，解释为一家已有正夫受田，尚有余子娶妇也可以受田，是讲得通的。
晦数多少据原文应当是同于正夫，但孟子说余夫受田二十五晦，所以有人解释《周礼》中的“余夫”也应是二十五晦，不然与正夫相同，在许多方面不好解释。
说到都鄙，说到六遂，在王畿内还没有说到六乡。
郑玄注《周礼·小司徒》以为六乡的制度与六遂同，那末王畿内的田制都说到了，侯国的制度是不是同于王畿?
依照《周礼》封建诸侯的制度，其内部组织，大体是王畿千里的缩小，中央是封君的都城，周围近者为乡，乡的外围为遂，五等封的规模是：
公国，方五百里，有三乡三遂；
侯国，方四百里，有二乡二遂；
伯国，方三百里，有二乡二遂；
子国，方二百里，有一乡一遂；
男国，方一百里，有一乡一遂。
乡遂以外当然也有卿大夫的采邑，每一个诸侯全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王国，所以它的井田制度也是相同的。
井田制度有完备的沟洫系统，专门讲求水利设施。
《小司徒》记载道：
“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
”
这上面说到井田与地方制度的规划而没有说到沟洫制度，《考工记·匠人》道：
“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
”
这可以补充《小司徒》的记载，但与《遂人》的说法不同，《遂人》说：
“凡治野：
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
郑玄对于这不同的记载，解释一为采地井田，一为乡遂井田。
然而这乡遂的沟洫制度就形式论不成其为井田，程瑶田就曾经这样说过，因为十夫受田千晦，不能成方。
那末乡遂和采地的田制是否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不同？
我以为乡遂基本上是自由农民居住，不行助法，而采地是农奴居住，要实行劳役地租。
沟洫制度，固然可以排除水患，也可以用来灌溉，增加农业上的收获。
这些农民有了自己的份地：
有了比较完备的水利系统，生产会很发达吧？
但他们一无耕牛，二无铁器，生产工具是很原始的，因之生产力水平很低。
《地官·里宰》有道：
“以岁时合耦于耡，以治稼穑，趋其耕耨。
”
所谓“合耦于耡”，即两人相助而耦耕。
《论语》：
“长沮、桀溺耦而耕。
”和《诗经·周颂》，“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其耕泽泽，千耦其耘。
全是耦耕。
一人的力量有限，必得两人合耜而耕，这是没有牛耕的证明。
《周礼》中也曾有利用牛的地方，比如《秋官·罪隶》：
“凡封国若家，牛助为牵彷。
”
这是指利用牛从事运输，而没有说到牛耕。
《地官·牛人》关于牛的用途有较详细的说明道：
“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职人而刍之。
凡宾客之事，共其牢礼积膳之牛。
餐食宾射，共其膳羞之牛。
军事，共其犒牛。
丧事，共其奠牛。
凡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与其牵彷，以载公任器。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与其盆以待事。
”
这里面的牛有三种用途；一是作为祭祀的牺牲，一是作为肉食，一是驾车。
《诗·小雅·黍苗》。
“我任我辇，我车我牛。
”《书·酒诰》：
“肇牵车牛远服贾。
”也是说用牛来驾车。
贾公彦的《周礼正义》就说《周礼》中没有谈到牛耕（原文是说周时没有牛耕，他以为《周礼》是周朝的作品）。
《周礼》中也没有关于铁器的记载，《地官》说。
“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
”
《秋官·职金下》说：
“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恶与其数量，揭而玺之，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
”
全是以金玉锡石并称而没有铁。
关于“金”，依《说文解字》的解释，固然可以说作五金，然而这是汉人的说法。
《周礼》以金、锡并列，正是青铜器时代的铜与锡，《周礼》中的“金”，解释为铜，没有丝毫困难，而没有铁的痕迹。
春秋末年已经发现用铁，如鲁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铁刑鼎，是很有名的故事．春秋末年也曾有过牛耕，比如孔子弟子冉伯牛名耕，司马耕字子牛，全是很好的证据。
在春秋末年已经发现的事，《周礼》中还没有踪迹，这意味着二种事实，《周礼》的作者至少对于这两件事还不熟习。
农民的负担，就是说领主们对于他们的剥削程度如何，据《天官·大宰》的记载道：
“以九赋敛财贿：
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
”
九种赋敛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从“邦中之赋”到“邦都之赋”全是田赋。
“邦中”指城郭以内说，“四郊”指近郊远郊说，距王城一百里以内；“邦甸”是六遂所在，距王城一百里到二百里地带；“家削”指距王城二百里到三百里地带，有公邑和采地；“邦县”指三百里到四百里地带，有公邑和采地，“邦都”指四百里到五百里地带，也有公邑和辨地。
其余三种赋在性质上有些不同。
“关市之赋”是“司市”、“司关”所敛的财贿。
“山泽之赋”是山林川泽的地征，由“山虞”、“泽虞”，“川衡”、“林衡”来收敛。
“币余之赋”是政府机关法定用款的余额，由职币来收敛。
赋税的比率，据《地官·载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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