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一一.docx

1、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一一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一)(一)一引言假使周礼真出于周公而是西周政典的话，也只有史料上的价值，作为我们研究西周历史的一种材料。假使它不是一部西周的作品，出于后人的伪托，我们当它是一部假古董，分析它、批判它，看它还有没有一些史料上的价值。其实，无论真伪，周礼本身不应负责任，从天官冢宰以至于秋官(考工记暂除外)，没有一句话说到它是西周的政典，也没有说到它是周公的书。它开头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是几句纲领性的说明，既没有指出武王或者成王来，也没有提到周公，它也没有说明是一部实际的政治典范，或者是一部理想的书。把周礼一部书的问题当作

2、政治史、学术史上的大问题来看，是由于经学今古文之争；而经学今古文之争基本上还是因为统治阶级本身的矛盾，造成思想上的纠纷。如果说孔子一派的儒家思想是封建领主阶级的反映，今文经学的产生反映着封建地主阶级的要求。在地主阶级起来以后，他们要求变，要求变更那已经腐朽了的封建领主制度，今文经学也正好代表这种要求。到西汉武帝以后，今文经学还是代表部分地主阶级的思想，来作推翻汉朝统治者的企图，所以从昭帝时起，社会上盛传“汉历将终”的说法，然而这种说法被王莽利用了，帮助他推翻了汉朝的统治，但新莽的设施对于地主阶级有更多的不利，于是部分地主阶级也在响应着农民起义。东汉建立后，政权完全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这时他们不

3、再要求变了，他们要巩固政权，加紧剥削，力图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于是代表今文经学传统的变的哲学，遭遇到了个不要求变的场面，原来反映这种思想的阶级变了，他们放弃了这种思想体系，因之今文经学在学统上遭逢不利，而古文经学兴起。我们研究王莽夺得政权的经过，知道经今文经学给了他许多方便。然而后来的经今文学派，尤其是晚清的今文学派，硬说王莽夺得政权和古文学派有关，说是由古文学派所包办。康有为就是说王莽以伪行篡汉朝，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他又说刘歆遍伪诸经，以周礼及左氏传为主，然后遍伪诸经以作佐证(均见伪经考)。这是缺乏根据的说法，古文经的出现及其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及历史原因，不是一两个人能够

4、伪造出来并且使之发达的。这些经典也不可一概而论，大体上可以分作三类。一、整部全是古文经，它本身并没有今古文的分别，如周礼、左传；二、部分的古文经，如逸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等；三、传授上的今古之别如诗经齐、鲁、韩诗是今文，毛诗是古文，论语鲁论是今文，古论是古文等。第二类古文经已不可得，是真是伪可以不说，第三类古文经与今文经只有篇目或字句上的不同，也不是有什么根本上的歧异。只有第一类古文经书是非常突出的两部，虽然在西汉以前这两部书没有师法传授，然而却不是新莽时代伪造出来的。为什么这两部篇幅很多的书，在西汉惠帝以后，大举搜求遗经的时候，没有经师传授?这是当时和后来的人致疑于这两部书的重要原因。当今

5、文经学最发皇的时候，本来提倡今文学的(如刘歆)为什么又推崇几部古文经?这也是使人怀疑的重要原因。左传是一部历史书，一般经师既不注意史学，也不了解史学，所以在春秋三传中，公羊有传人，谷梁有传人，这两部书注重所谓春秋的“微言大义”，它们鼓吹唯心论的历史哲学，它们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经师们可以“持以干禄”。左传纯粹是历史记述，虽然有时也讲些“义法”，在经师看起来是卑微不足道的。司马迁是懂得历史的人，他首先看重了左传，史记中关于春秋史和古代史的材料，很多取自左传，假使没有左传，史记的成书是不可想象的。司马迁就是左传的传人，不过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失败者，一百年后，刘歆继承了司马迁的事业，又来表彰左传

6、。周礼也是一部历史著作，是一部记载典章制度的书，并没有微言大义。西汉经师们不重视历史记载，也不重视典章制度，周礼所以没有传人，理由和左传相同。今文经学虽然给王莽夺得政权许多帮助，但那里面缺少典章制度，少有可供王莽取法的地方，所以他重视周礼，也曾经取法周礼。王莽要以复古作维新，他要恢复领主封建制度，消灭和他争夺土地的地主阶级，周礼正好供给他一些材料。井田制也就是领主封建时代的制度，没有大地主，土地是国家的“王田”，农民是国家的农奴，所以王莽要尊重周礼，“以明因监”了。东汉以后，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希望社会能够安定，而古文经学是古代的历史与典章制度，这种学风至多只能造成讲章句的儒生，对于统治者会有

7、帮助的，于是在东汉章帝建初八年，周官与古文尚书、毛诗等经同置弟子员。此后经师多是呫哔小儒，埋头于章句的钻研。由此知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兴起，各有其社会根源，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与条件下，它们全可以为地主阶级服务，然而彼此却长期地在斗争中。二周礼中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研究周礼中的经济制度，不是要肯定它是某一代的实际制度，只是要说明它是周礼中的制度。研究的结果如果和某一时代的制度相当，也不能说明周礼就是某时代的著述，因为当我们还没有判定它是一部实录或者是一部托古书以前，还不能遽下断语。就周礼的内容说，它有着奴隶制残余材料，但奴隶不是主要生产者。周礼中有“人民可以买卖，证明这些“人民”不是自由人。地官质

8、人中说：“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这上面的“人民”，自来经解全说成奴隶。在春秋以及战国时代有几种人是可以买卖的，一是俘虏，庄子徐无鬼说南伯子綦的儿子梱遇盗，被刖而卖到齐国；一是妾，檀弓中记载子硕曾经请求卖他庶弟的母亲；一是犯罪的人，国语吴语有：“王乃命有司，大徇于军曰：“谓二三子归而不归，处而不处，进而不进，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斩，妻子鬻。”这全是处于奴隶地位的人。虽然奴隶的来源不一，然而最重要的来源是俘获，秋官朝士说：“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举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所谓“得获”，是指战争中的得获说，左传定公九年有云：“凡获器用曰

9、得，得用焉曰获。”公羊昭公二十三年也有：“君生得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的记载，这全是说战争中的得获。大的得获，即是说重要的物资和成年的人民，归于公家，小的得获，即不重要的物资和没有成年的人民，归于私人所有。无论奴隶的来源如何，他们是罪人的身份，在周礼秋官中有许多专管奴隶的机关，司厉说：“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楬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春稿。”奴隶就是罪人，所以“罪隶”一名，几乎是专称了。周礼秋官中有罪隶百二十人，是罪犯而罚作官奴者。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说：“裴豹隶也，着于丹书。”杜预注云：“盖犯罪没为官奴。”这是正确的解释。鹞冠子世兵说：“百里奚官奴官。”也

10、是指罪隶说。周礼中又有许多女奴，如天官中的女酒、女浆、女篷、女醢、女醯、女盐、女幂，地官中的女春枕、女囊，这些全是官奴婢。他们不从事主要生产事业，是家内仆役的性质。俘获奴隶的对象以外族为主，所以有蛮隶、闽隶、夷隶、貉隶等职别，另外有罪隶，他们全归司隶所辖。司隶的职掌如下：“司隶掌五隶之滨，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帅其民而搏盗贼。役国中之辱事，为百官积任器，凡囚执人之事。邦有祭祀、宾客、丧纪之事，则役其烦辱之事掌帅四翟之隶，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秋官司隶)。这一机构中有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入，徒二百人，他们的任务多半是“烦辱之事”。一直到汉朝置司

11、隶官，还是“将徒治道沟渠之役”。其余五隶也全是管些“烦辱之事”，或者管输送，如罪隶，或者看守王宫，如罪隶和蛮隶，而所有蛮隶、闽隶、夷隶和貉隶全管畜牧的事。这是些奴隶的头目，他们还管辖着许多奴隶。他们是俘自“四夷”的，“四夷“的经济生活，比当时中原地区为落后，中原是农业生活了，他们还过着畜牧生活，所以要他们来管畜牧。研究上述关于奴隶的材料，我们初步可些得到如下结涂：第一，这些奴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他们不从事主要生产事业，他们所管的事，或者是为了贵族的享受，如女浆、女酒；或者是看守门户?如罪隶、蛮隶；或者服贱役，如司隶的职掌；或者是管畜牧，如夷隶、貉隶；同时我们知道周礼中的主要生产是农业，奴隶

12、而不从事于主要的生产，意味着这不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第二，由于奴隶可以买卖，又因为小的奴隶可以归于私人，我们断定其中有私人奴隶的存在。因为这是一部叙述政府组织机构及其职能的书，很少关于个人的记载，所以关于私奴隶的情形不详细，但我们推测私奴隶也不是从事于农耕的，因为尚有大批农奴存在。以下将要讨论到。第三，关于奴隶的称谓，有几处是“人民”的记载，其意义就是奴隶但不能说周礼中的“人民”全是奴隶，“人民”仍然是一个广泛的称谓，包括着自由民、农奴和奴隶。周礼中虽然有奴隶而不是奴隶制社会，从事于主要生产事业的是农民，在周礼中叫作“忙”，地官遂人说：“凡治野：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乐错扰甿，以土宜教甿稼穑

13、，以兴耡利甿，以时器劝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甿”和“氓”可以通用，说文解字田部云：“甿，田民也。”正是农民的适当解释。“以田里安甿”，“以土宜教忙稼穑，以兴韧利毗”的“甿”，很明显是指住在田野而从事农耕的人。新来的农民按着土地的等级授地，可以免去征役。地官旅师说：“凡新甿之治皆听之，使无征役，以地之媺恶为之等。”在春秋末以及战国时代，各国君主都希望招徕新的农民，增加他们的劳动力，增加他们剥削的对象。孟子滕文公上说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日：愿受一廛而为氓”。吕氏春秋高义也说：“墨子于越，欲自比于宾萌。”“宾萌”是客户的意思，也就是“新甿”。“甿”或者叫作“野民”，除了耕田以外，还耍

14、担任许多力役，如战争和打猎，地官县正说。“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治其政令。”“野民”就是住在田野的农民，他们的地位高出于奴隶，在周礼中往往把“夫家”(农民)放在“人民”(奴隶)的上面，地官县师说：“县师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数，及其六畜、车辇之稽。”“夫家”，周礼注疏认为指“男女”说，既然放在“人民”的上面，可以解释“夫家”的地位比奴隶高。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夫家是农民了地官遂大夫说。“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以教稼穑。”遂大夫稽查“夫家”数目的多少而教以稼穑，那末一定是农民了。这些“夫家”全是授田的对象，地官遂人说：“辨其野之

15、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莱五十晦；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莱百晦；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莱二百晦，余夫亦如之。”这上面的“夫”是指有妇的男子说，代表独立的一家，或称作“家”，地官大司徒说：“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这是以“家”作单位。由此可以知道，无论是“夫”是“家”是“夫家”，全指农民说。这些农民以耕田为生而没有土地，要领主们择给他。这些农民的行动是不自由的，假使他们要徙于他乡，必须“为之旌节而行之“，没有旌节的，关上便须呵问，查出来是要下狱的(见地官比长)。而孟子却把这种情

16、形说成农民的美德，他说：“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这说明了农村自耕农民的农奴化，束缚在领主的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了。周礼中关于田制的记载共有四处(考工记除外)，计为：大司徒、小司徒、遂人及大司马、大司徒和遂人原文已如上引，小司徒说：“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又夏官大司马说：“上地食者参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参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以上四处记载，就内容来说，可以分作两类，大司徒和遂人是记载授田的数目；小司徒和大

17、司马是一类，记载着每一家可供力役的人。据大司徒的规定，地有不易、一易、再易的分别，据遂人的规定，田有上、中，下和莱的差异。所谓不易就是年年耕作而地力不衰，等于上地；一易是一年耕种、一年休息，等于中地；再易是二年休息、一年耕种，等于下地；“莱”，据郑注是“休不耕者”。两种记载比较，遂人上地一夫田百晦莱五十晦是和“不易之地家百晦”有差异的，但就上下全文来通盘考虑，是可以解释的。大司徒一开头就说，“凡造都鄙”，可见所指是都鄙田制。都鄙，据各家注疏，全是说公卿大夫的采邑。就上下文来看，上面说建邦国封诸侯、下面说到设置采邑，也是合理的。遂人所说是六遂的制度。为什么遂人中上地百晦外，还有五十晦莱?原文没有

18、说明，这可能在乡遂首先实行了三圃制耕种法。此外在遂人中有关于余夫的规定，“余夫”的解释虽然有种种不同，但惠栋以为“余子”(余夫)就是庶子的说法，最为正确，解释为一家已有正夫受田，尚有余子娶妇也可以受田，是讲得通的。晦数多少据原文应当是同于正夫，但孟子说余夫受田二十五晦，所以有人解释周礼中的“余夫”也应是二十五晦，不然与正夫相同，在许多方面不好解释。说到都鄙，说到六遂，在王畿内还没有说到六乡。郑玄注周礼小司徒以为六乡的制度与六遂同，那末王畿内的田制都说到了，侯国的制度是不是同于王畿?依照周礼封建诸侯的制度，其内部组织，大体是王畿千里的缩小，中央是封君的都城，周围近者为乡，乡的外围为遂，五等封的规

19、模是：公国，方五百里，有三乡三遂；侯国，方四百里，有二乡二遂；伯国，方三百里，有二乡二遂；子国，方二百里，有一乡一遂；男国，方一百里，有一乡一遂。乡遂以外当然也有卿大夫的采邑，每一个诸侯全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王国，所以它的井田制度也是相同的。井田制度有完备的沟洫系统，专门讲求水利设施。小司徒记载道：“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这上面说到井田与地方制度的规划而没有说到沟洫制度，考工记匠人道：“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这可以补充小司徒的记载，但与遂人的说法不同，遂人说：“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

20、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郑玄对于这不同的记载，解释一为采地井田，一为乡遂井田。然而这乡遂的沟洫制度就形式论不成其为井田，程瑶田就曾经这样说过，因为十夫受田千晦，不能成方。那末乡遂和采地的田制是否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不同？我以为乡遂基本上是自由农民居住，不行助法，而采地是农奴居住，要实行劳役地租。沟洫制度，固然可以排除水患，也可以用来灌溉，增加农业上的收获。这些农民有了自己的份地：有了比较完备的水利系统，生产会很发达吧？但他们一无耕牛，二无铁器，生产工具是很原始的，因之生产力水平很低。地官里宰有道：“以岁时合耦于耡，以治稼穑，趋其耕耨。”所谓“合耦于耡”，即两人

21、相助而耦耕。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和诗经周颂，“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全是耦耕。一人的力量有限，必得两人合耜而耕，这是没有牛耕的证明。周礼中也曾有利用牛的地方，比如秋官罪隶：“凡封国若家，牛助为牵彷。”这是指利用牛从事运输，而没有说到牛耕。地官牛人关于牛的用途有较详细的说明道：“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职人而刍之。凡宾客之事，共其牢礼积膳之牛。餐食宾射，共其膳羞之牛。军事，共其犒牛。丧事，共其奠牛。凡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与其牵彷，以载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与其盆以待事。”这里面的牛有三种用途；一是作为祭祀的牺牲，一是作为

22、肉食，一是驾车。诗小雅黍苗。“我任我辇，我车我牛。”书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也是说用牛来驾车。贾公彦的周礼正义就说周礼中没有谈到牛耕(原文是说周时没有牛耕，他以为周礼是周朝的作品)。周礼中也没有关于铁器的记载，地官说。“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秋官职金下说：“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恶与其数量，揭而玺之，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全是以金玉锡石并称而没有铁。关于“金”，依说文解字的解释，固然可以说作五金，然而这是汉人的说法。周礼以金、锡并列，正是青铜器时代的铜与锡，周礼中的“金”，解释为铜，没有丝毫困

23、难，而没有铁的痕迹。春秋末年已经发现用铁，如鲁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铁刑鼎，是很有名的故事春秋末年也曾有过牛耕，比如孔子弟子冉伯牛名耕，司马耕字子牛，全是很好的证据。在春秋末年已经发现的事，周礼中还没有踪迹，这意味着二种事实，周礼的作者至少对于这两件事还不熟习。农民的负担，就是说领主们对于他们的剥削程度如何，据天官大宰的记载道：“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九种赋敛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从“邦中之赋”到“邦都之赋”全是田赋。“邦中”指城郭以内说，“四郊”指近郊远郊说，距王城一百里以内；“邦甸”是六遂所在，距王城一百里到二百里地带；“家削”指距王城二百里到三百里地带，有公邑和采地；“邦县”指三百里到四百里地带，有公邑和采地，“邦都”指四百里到五百里地带，也有公邑和辨地。其余三种赋在性质上有些不同。“关市之赋”是“司市”、“司关”所敛的财贿。“山泽之赋”是山林川泽的地征，由“山虞”、“泽虞”，“川衡”、“林衡”来收敛。“币余之赋”是政府机关法定用款的余额，由职币来收敛。赋税的比率，据地官载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