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性问题与意象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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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性问题与意象研究

同一性问题与意象研究

　　摘要：

哲学上主要从绝对、相对、指称进入同一性（identical）问题的讨论，但从这三个维度切入文艺学中意象问题的研究总是隔了一层。

经过语言转向的洗礼后，可从语言设置的角度对同一性有新的理解。

“在本体论上（语言设置上）的那个同一者，根本不是一个此刻和彼刻相同的东西，而是一个assuch的设置而已。

”（陈嘉映）从这个新的视角进入可更深地理解维特根斯坦关于意象研究范式转变的评论。

　　关键词：

同一性指称符号语言设置范式转变

　　从同一性视角切入意象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本文将正面聚焦于此问题，在理清不同概念层次的同一性的基础上，尝试从语言设置的角度重新理解同一性，并对语言转向之后意象研究范式的变化进行了新的解读。

　　一、同一性界说

　　在哲学领域，主要把同一性（identical）分为以下三类：

（一）绝对的同一

　　这种同一是完全的同一，符合这种同一的只有对象自己，用符号来表示就是a=a，即“一物与自身相同一（identical）”[1]216。

这种绝对性的同一也可称为逻辑上的同一。

（二）相对的同一

　　相对的同一：

只要两事物的本质属性相同，即可被认为是同一的。

“此时的同一性问题已经从对象本身的同一蜕变为属性的同一。

”[2]21由于这种同一不是发生在对象与自身之间，而是发生在具有本质属性的两个对象之间，所以也可称为事实上的相同。

　　（三）指称的同一

　　用弗雷格的经典例子来表达就是：

“启明星是长庚星”。

“启明星”和“长庚星”虽有不同的意义（或涵义），但都指的是天空中的我们现在称作金星的那颗星星，所以它们有相同的指称。

同一个事物可以有不同的指称，不同的指称可以指同一个对象

　　“启明星是启明星”，或a=a，是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是先天有效的分析命题，是绝对的同一。

“今天的星星还是昨天的那颗星星”，是事实上的相同，是相对的同一。

“启明星是长庚星”，或a=b，是指称的同一。

指称的同一“常常包含着对我们的知识极有价值的增益，而且不可能总是先天地确定的”。

[3]296

　　二、语言设置的同一

　　通过上节的分析，可以看到：

不管是绝对的同一、绝对的同一，还是指称的同一，多是着眼于哲学角度对同一性的考察。

如果生硬照搬到文艺学领域中来研究意象等相关问题，颇有隔靴搔痒之感。

下面转换一下思路，从语言的角度来进入同一性。

在进入问题之前有必要简单说一下语言转向。

（一）语言转向

　　语言转向出现于19-20世纪的西方哲学界，而后迅速扩散漫延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带来了影响深远的研究方式的变革。

Linguisticturn，在中文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译法：

“语言转向”、“语言学转向”和“语言论转向”。

本文取第一种而不是后两种译法，理由是后两种译法有很大的误导。

[4]-[5]

　　语言转向之前的研究在理论上多预设了语言和现实的反映或指称关系，进行的是事实研究或事质研究。

语言转向之后的研究是概念研究。

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的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我们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做的陈述的方式。

……我们的考察是语法性的考察。

这种考察通过清除误解来澄清我们的问题；清除涉及话语用法的误解；”[1]90

（二）符号的同一性

　　语词作为一种符号，具有经验的属性：

这个符号被什么人怎样发出，被在什么时间用什么工具在什么材质上书写，其显现的形态都会有所差异。

一方面我们得承认这些符号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这些符号就是同一个符号。

这是同一性问题耐人寻味的地方：

一个意义上说它“不是”，另一个意义上又说它“是”。

既“不是”又“是”，既“是”又“不是”，这构成了语词符号深层次的辩证统一。

这一点在我们的语言中也有所揭示，以弗雷格的“暮星〔长庚星〕是晨星〔启明星〕”为例：

“‘是’的全部意义显然是：

既‘是’又‘不是’。

它一方面肯定了暮星与晨星在天文学对象意义上的完全一致，又含有暮星的空间方位不同于晨星的意思。

”[6]41

　　上面的问题换一种表达就是：

语词符号背后的同一性是如何保证的？

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满意的回答，那么关于同一性的言说就会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3.203中对此有论述：

“名字意谓对象。

对象是它的意谓。

（‘A’与‘A’是同一个指号。

）”[7]197对为什么“A”与“A”是同一个指号，黄敏的笺释是：

“是依据其所指称的是同一个客体。

‘A’与‘A’在物理上不同，但就指同一个客体而言，它们是同一个名称。

”[8]88不过在我看来，李大强对此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A’与‘A’明明是不同的，而我们将之视为同一的。

二者的不同是经验层次上的不同，但是我们在第三个层次上规定它们是同一的。

”[2]25“换言之，符号的同一性只是我们的承诺。

”[2]24只有有了对于符号同一性的这种承诺，我们才能对客观物象、外在世界有所言说，并且保证了言说是有意义的言说。

　　（三）语言设置的同一

　　昨天看到一棵树，说“这是一棵树”。

明天看到这棵树，说“这是昨天的那棵树。

”什么确保了昨天看到的和今天看到的是同一棵树，是主体对树的印象吗？

是每次见到树，都需通过感官收集关于树的信息，然后通过大脑的加工复认出这是昨天的那棵树吗？

　　以经验的维度视之，树每时每刻都会有不同，感官对其的印象也会有所差别。

如果这样来看的话，那昨天的树和今天的树就不是同一棵树，但生活的常识告诉我们：

这棵树明明就是昨天的那棵树。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果不把语言看作反映它所对应的现实，比如“树”这个词对应现实中的树，而是把语言看作言说现实的一套设施，那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就不会再造成困扰。

为什么说语言不是和现实对应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只简单说一点：

现实中的树是有四季变化的，而“树”这个词则没有。

如果说语言和现实对应，那“树”这个词对应着哪个季节的树？

实际情形是：

语言中有“树”这个词，我们学会了一种语言，也就学会了用这个词来言说现实中与树有关的一切。

在一个意义上，并不是先有了现实中的树，后有了言说它的语词，而是先有了“树”这个语词，我们才可以对现实有所言说。

“词就是关系，词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语言就是事物的区别和勾连。

”[9]395这又关联到关于同一性的一个非常深的误解：

我们不是经过感官信息的处理把现实世界中某种形状的东西归类到“树”这个抽象同一的概念之下，而是先有了“树”的自身同一，我们才能说出“这是树”。

“‘这是树林’是以同一性为根据的述说，而不是述说同一性的。

”[10]　　“在本体论上（语言设置上）的那个同一者，根本不是一个此刻和彼刻相同的东西，而是一个assuch的设置而已。

”[9]355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同一性才是正道。

这一点和上文提到的是我们的承诺担保了同一符号的同一性有相通之处。

并不是现实事物中确有两物完全相同，然后我们用语词去指称存在的同一关系，而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中有表现同一性的诸种手段，比如“同一”、“相同”、“一样”等词，我们才可以言说现实中的同一。

在事实的同一和语言设置的同一中，后者，而不是前者，更有优先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本文要着力澄清的。

　　从这个思路也可以回答关于一物的同一“同”到什么程度，或一物变到什么程度不再是它自身这个问题。

这里的关键点不在于客观事物如何变、变到什么程度，而在于我们谈论它的方式。

以上面的例子来说，如果对象是一棵树，有谈论它的各种方式，比如树根、树干、树枝、树叶等。

如果用这棵树做原料做成家具，那我们在谈论它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家具来谈论的，比如它的用途等等。

由于它的实体存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由树变成了家具，我们谈论它的方式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我们不是在谈本质特征和偶然特征，我们是在谈论本体论的模式。

”[9]355这个本体论的模式，不是由形而上的玄虚构成的，而就是语言的各种不同功能的设置。

有了语言中的这种种设置，我们才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言说这个世界。

　　三、意象研究范式的变化

　　简单总结一下，这里所说的同一性不是此物和彼物事实上的相同，而是语言设置上的同一。

从这个角度可对维特根斯坦关于意象研究范式转变的评注有新的理解。

　　维特根斯坦说：

“必须问的不是：

什么是意象（images），或具有意象的时候（imaginessomething）发生的是什么；而是‘意象’（imagination）一词是怎样用的。

”[1]370

　　“什么是意象”？

学界对意象的主流界定是这样的：

“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

”[11]63在这个定义中有一个尚待澄清的关键点：

客观存在的物象与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是不是同一个物象？

如果是，在什么意义上是？

如果不是，在什么意义上不是？

后者与前者又有什么区别或不同？

这个问题蒋寅在《语象、物象、意象、意境》中也有所涉及：

“既然融入了主观情意，怎么还能说是‘客观物象’呢？

而且，主观情意作为表达的对象，无论借助什么表达出来也还是主观情意，怎么能说是‘意象’呢？

情意如何有象？

”[12]70

　　上边提到的问题在对意象的现有定义中难以回答，之所以难以回答是因为触及到了意象能否定义的关键点。

如果从语言设置的角度来理解同一性，那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不管是客观存在的物象，还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物象，都是用语词表现出来的，之所以说在诗词等文学作品中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意，并不是说作者把他的主观情意贯注到他使用的语词中――语言作为公共的交流工具没有所谓的私人用法，而是通过语词的搭配组合把相关的事物牵连组合在一起，在这整个情景中可见出作者的感情。

从这也可引申出一点，意象不是与单个物象的语词，而是与一幅图像――可以是一句诗，也可以是数句诗――相对应的。

　　“具有意象的时候（imaginessomething）发生的是什么”，这更多应是心理学等认知科学研究的内容，文艺学对此没有优势，也不应成为其关注的重点。

如果说文艺学研究也关注这个问题，那它的关注点在于：

不管具有意象的时候（imaginesomething）发生的是什么，最后都要通过语词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

如果仅仅心里有意象而没有成形的表达，那就不会有可以理解的意象。

　　上引维氏的话中还有一个有待澄清的关键点：

在对意象进行概念考察的时候，是不是只在谈论语词的用法？

维特根斯坦对此的态度很明确：

“这不是说我要谈论的只是语词。

”[1]§370接下来的问题是：

谈论“意象（imagination）一词是怎样用的”（关于意象的概念考察）如何区别于“谈论的只是语词”（对意象的语义分析）？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部分讨论可参考湛玉书的论文《词义与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述评》[13]。

陈嘉映对二者关系的辨析可让我们对此有比较清晰地认识：

“概念和语言并不是一回事，概念不能都换说成语词，但另一方面，概念考察和语词分析关系极为密切，……概念考察的基本方式是借助分析与某一论理概念相关的各种说法，或反过来说，我们通常把这种进路称为概念考察。

”[4]30总结来说：

语言转向之后，对意象的研究，不应再沿袭之前的陈旧套路，而应展开对其概念的深入考察。

　　参考文献

　　[1]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2]李大强.寻找同一条河流――同一性问题的三个层次[J].社会科学辑刊，2010

（2）：

21-25.

　　[3]陈启伟.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G].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4]陈嘉映.语言转向之后[J].江苏社会科学，2009（5）：

26-33.

　　[5]潘文国.从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到语言研究的哲学转向[J].外语学刊，2008

（2）：

17-21.

　　[6]吴锵，陈亚军.对弗雷格《论意义与所指》中“=”的分析[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

（1）：

39-41.

　　[7]陈启伟.逻辑哲学论[A].见：

涂纪亮.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逻辑哲学论》以及其他[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8]黄敏.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文本疏义[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9]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陈嘉映.关于语言的讨论[EB/OL].：

http：

//

　　[11]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增订本）[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2]蒋寅.语象?

物象?

意象?

意境[J].文学评论，2002（3）：

69-75.

　　[13]湛玉书.词义与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述评[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6）：

114-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