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规模年龄结构矛盾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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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规模年龄结构矛盾分析

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矛盾分析

作者:

翟振武

　　在人口的变化中，规模与结构的变化最引人注目。

从1973年开始的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运动，直接目的就是降低人口增长率，翟振武减缓人口规模的扩大速度。

如今，经过千千万万计划生育干部的艰苦努力，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

但是，由于巨大的人口惯性，中国人口总量仍然在以每年1000万以上的速度增加。

与此同时，作为生育率下降的后果之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却出现了老龄化的趋势。

无论是人口总量的继续扩大，还是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对未来的中国都是严峻的挑战。

而且，人口数量控制与人口老龄化还是一对矛盾。

人口数量控制越严格，人口老龄化速度越快，老龄化状况越严重。

如果放弃人口控制政策，令生育率反弹和上升，人口总量虽然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但是，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却会因此而减慢。

面对人口规模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挑战，我们该如何清醒地认识这对矛盾，明智地选择应对政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而急迫的问题。

　　1　人口总量与人口年龄结构的矛盾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等多家单位的预测，即使保持目前生育水平不变的话，中国人口的增长还要持续40年左右，到2040年达到高峰值15.4亿左右，才能实现零增长及负增长（见表1）。

也就是说，尽管资源在短缺，环境在恶化，但庞大的人口规模压力在21世纪的前40年，不仅不会减轻，反而会进一步加重。

中国大陆人口总量还要在现有规模上再增加近3亿人。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人口总量预测的假定条件之一是生育率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1.86左右）。

这是一个实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政策条件下的预测方案。

在这个方案中，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老龄化的趋势十分明显。

如果把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作为衡量老龄化程度的指标，我们看到，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7%左右，中国刚刚跨入老龄社会的门槛。

以后，这个比例呈加速上升状态。

2010年为8.38%，比2000年提高约1.4个百分点，而到2030年以后，老龄人口比例在10年内提高近7个百分点，从2030年的14%快速上升到2040年的20.9%。

在全社会中，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老年人口的数量从2000年的近9000万人上升到2040年的2.9亿人。

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2000年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总和（1.6亿）的2倍。

以致近年来，“中国将成为国际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老龄化将成为中国21世纪发展的瓶颈”等观点和判断在各种老龄研究文献中俯首即是。

　　与此相对应，认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已经重于或即将重于数量问题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

例如，“不久前我们举行了世界60亿人口日的宣传活动。

可是耐人寻味的是，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头号问题却是普遍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内需不足。

如何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新的挑战。

我们的东邻日本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

据预测日本人口总量将在不久的将来下降，到下世纪日本人口可能从目前的1亿多下降到7000万左右。

可是日本人口的停滞乃至下降并未为日本经济增长带来推动。

相反，日本正为久治不愈的内需不足和经济不振所困扰。

而有学者认为，日本人口增长的停滞和严重老化正是经济缺少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鉴于我国出现的新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必要对以节制消费需求为主要依据的人口控制政策作出新的审视。

如果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人口过剩的担忧和控制人口数量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点的话，那么在下世纪人口问题将越来越成为一个多维的问题。

人口数量控制将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许多目前已初露端倪的问题将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引自《人口研究》2000年第1期）。

　　同时，“提高出生人数、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各种方案也纷纷提出。

这些方案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沉重压力”。

很显然，如何正确认识人口规模与人口年龄结构矛盾，如何准确地估价人口规模与结构的社会经济影响，不仅是一个理论分析问题，也是一个政策抉择问题。

　　2　人口规模与人口年龄结构关系分析

　　2.1　未来40年内老年人口变化与人口老龄化过程无关

　　在论及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与影响时，相当多的文献都将社会保障、医疗保障资金不足，养老设施短缺等作为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论据。

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即把由于老年人口数量增多引起的各种问题直接作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了。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

即使在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每年都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出生人数减少，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会出现上升。

形象地说，这就是一个金字塔上部基本不变，底部收缩的过程。

老年人口数量在未来60年内是否增加，与目前人口是否老龄化无关。

因为，无论人口目前处于老龄化过程，还是处于年轻化过程，老年人口的增加与否都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确定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65岁人口的多少完全是由65年前的出生人数和这65年间死亡水平决定的，与现在人口是否处于老龄化还是年轻化无关。

而现在64岁人群的大小，即明年将进入老年人口的人群数量多少，也只与64年前出生人数多少与64年间死亡水平有关，与现在人口是否处于老龄化成年轻化过程也无关。

　　所以，中国未来40年内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多完全是由于25年至65年以前高出生率所造成的“迟到的”结果，它不是现在人口老龄化，或者说，现在生育率下降的结果。

从长远的角度看，目前生育率的下降，使出生人数大大降低，它将在65年后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人群缩小，从而减少老年人口数量。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至少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1）未来几十年内老年人口的增加与现在的人口老龄化过程无关。

由于老年人口增加所形成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服务设施等问题，是属于老年人口规模过大遇到的问题，而不是人口老龄化引起的问题。

在概念上，应当严格区分什么是老年人口问题和什么是人口老龄化问题。

（2）任何生育水平的调整，虽然可以马上改变人口的年龄结构，但是，对未来40年中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过程却没有任何影响。

企图依靠调高目前生育水平去解决“老年人口问题”不仅无效，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大65年后老年人口的规模，使未来的老年人口问题雪上加霜。

把这个结论延伸下去，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判断：

现在的低生育水平最终会在将来减缓老年人口的巨大压力。

　　2.2　提高生育率的结果——增加失业人口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讨论中，为了减缓老龄化进程，减低家庭养老负担，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直接手段——提高生育率。

毫无疑问，提高生育率肯定可以增加少年人口比例。

从宏观上讲，它有利于降低老龄人口比例，改变总抚养比。

从微观上讲，它增加了家庭的平均子女人数，有利于分散子女的养老负担。

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结果。

降低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家庭平均子女人数并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改变总抚养比，分散子女的养老负担。

提高生育率后能不能实现上述目的，取决于新增加的出生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后，能不能真正构成对老龄人口的经济支持。

　　根据多数学者的研究和预测，在目前生育率不变的前提下，中国未来几十年内将会面临一个来势汹猛的就业高峰，承担前所未有的失业压力。

按照袁守启的预测，今后20年内，劳动力将始终处于供大于求的严重失衡状态。

2000年劳动力供给为7.14亿，2010年上升为7.82亿，2020年7.75亿，而2010年劳动力的最大需求为7.4亿，2020年仍为7.4亿。

2010年和2020年的失业率分别为5.18%和4.42%，失业人口分别为4000万和3400万（注：

袁守启．中国未来20年的劳动力就业与流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9;11）。

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将越来越快，估计在20年间将有2亿以上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

这些研究的具体预测结果虽然有差异，但结论却是共同的，即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劳动力将长期处于过剩状况。

在稳定目前低生育水平的条件下，未来劳动力供给都已是过剩的，那么，提高目前生育率的结果只是更加剧了这种过剩状态，增加了失业人口数量，而不会增加“养老的经济支持”。

　　当然，提高生育率导致失业是从整体和宏观的角度分析的，总量上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压力并不是在每一个家庭间均匀分配的。

有的家庭多生孩子后，由于教育、机遇等因素，家庭中的所有子女都可以就业，但同时一定会有很多家庭的子女全部不能就业。

同样，总量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压力在年龄分布上也不是均匀的，也许年轻人就业机会仍然很多，但年纪大一些的劳动力肯定会受到挤压而提前退休，正如目前看到的，下岗职工的年龄基本集中在40岁以上。

在性别上也是如此，被过剩压力挤压出劳动力市场的也许会集中在女性。

所以，某些家庭、某些地区就业形势的稳定，甚至就业“短缺”，如江苏、浙江、上海，并不能证明全国劳动力总量不过剩。

　　2.3　抚养比实质上是经济概念

　　主张提高生育率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另一个主要理由是如此可以降低老年抚养比。

抚养比是一个衡量老龄人口压力的重要指标，其公式为：

　　老年抚养比＝65岁以上人口/15～64岁人口×100%　　

　　表面上，这是一个单纯的老年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的年龄结构指标，但实质上，这是一个经济指标。

公式右边的分子是65岁以上人口，其内在涵义是丧失劳动能力、需要被抚养的人口；分母是15～64岁人口，内在的假定是他们都能与生产资料结合，为社会创造财富。

所以从严格的意义说，公式中分子是被抚养人口，分母是抚养人口，凡是不创造财富的人，尽管其年龄在15～64岁间，也应该划入分子。

15～64岁人口不会全部就业，总有一部分人因残疾没能力就业，还有一部分有劳动能力但找不到工作。

只要残疾率和失业率稳定在一个低水平上，以不同年龄段人口比例表示的老年无养比还是能大体上反映出创造财富的人口（抚养者）与无法创造财富的人口（被抚养者）的相对比例。

在这个假定前提下，依靠增加青年人口数量改变抚养比，当然可以缓解社会的抚养负担。

但是，如果在劳动力已经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增加青年人口，无异于增加失业率，增加失业人口，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不平衡状况。

从经济的角度讲，增加失业人口数量不仅无助于老年人的养老，反而会从老年人手中争夺公共资源，进一步降低老年人的经济收入。

这时，计算出来的抚养比虽然降低了，但实质上社会的经济负担却是提高了。

老年人口的抚养问题非但不会缓解，反而会恶化。

抚养比是一个以年龄结构为外在形式的经济指标，观察抚养比变化，切切不可忘记它的内在经济学假定，切切不可被表面形式误导而忘记它的本质和目的。

　　2.4　提高生活水平也可以拉动内需

　　主张提高目前生育水平的另一个论据是，长期的人口低增长已经妨碍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提高生育率可以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

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在凯恩斯《人口下降的经济后果》论文中，对人口（P）、消费水平（Y/P）和技术因素（K/P）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详尽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人口与经济学界讨论多年，目前尚无定论，本文在这里无意继续这场争论，我们只想从政策角度说明我们的观点。

第一，不管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有多复杂，从直接的意义上说，我们并不否认人口增加会直接地拉动消费增加；第二，在凯恩斯的论文中，除了人口增长以外，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同样可以拉动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第三，针对经常被引用的日本人口增长停滞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的例证，我们不想作理论上的分析，只是愿意提醒引用日本例子的人，法国、德国、英国等一大批国家人口增长率均低于中国，但并未见这种人口低增长率导致经济衰退。

中国的低人口增长率是不是导致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并没有得到证明；第四，也是我们的基本结论，在中国人口对资源、环境压力已经过重的现实下，我们为什么不选择提高生活水平（Y/P）和技术进步（K/P）来拉动内需，而一定要主张“人口增长”这样一把双刃剑呢？

而且，拉动内需是一个短期经济问题，人口增长却具有长期而广泛的经济影响，只看到人口增长可以刺激消费的短期效应，不顾及它的长期影响，在实践上显然是危险的。

　　2.5　倾斜教育资源，避免人口逆淘汰

　　中国农村人口素质较低，但生育率却高，城市人口素质较高，但允许的生育率又低。

这种状况导致在每年的出生婴儿中，城市孩子的比例偏低，农村孩子比例偏高。

有人担心，长此以往，人口整体素质会因农村孩子比例上升而下降，出现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

在统计上，这种推算无可非议，但是，企图依靠提高城市生育率来解决这种逆淘汰过程的方案仍然值得怀疑。

　　人口素质主要包括了两个因素（也有人主张3个因素）——身体素质和教育素质。

身体素质中有一部分属于先天性的，如遗传等，另有一部分是由后天因素形成的，如医疗卫生水平，营养状况等，而教育素质则完全是后天形成的。

因此，提高人口素质的主要手段是大力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通常讲农村人口素质低，更主要的是指教育素质低。

避免中国整体人口素质逆淘汰的有效和正确的途径，不是提高城市的生育率，而应该是把卫生和教育资源更多地向农村倾斜，提高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

城市并没有什么权力天生就应该占有更多的资源。

今天城乡人口素质的差别是后天条件的差别，而条件是可以改变的。

　　2.6　“四二一家庭”可能是场虚惊

　　自从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以来，对于家庭内部关系，特别是对“四二一”家庭结构的担心就一直存在。

最近几年，这种担心甚至发展到惊恐。

“四二一”家庭指的是四个祖父辈家庭成员，二个父母辈成员，一个独生子女。

事实上，这种家庭只能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两代人时间以上才能出现。

中国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始于1980年，现在，第一批独生子女已经开始进入婚龄，“四二一”家庭的出现已是指日可待。

　　任何正确的政策设计都来源于对形势的正确判断，中国未来“四二一”家庭究竟有多少？

它对社会究竟产生多大影响？

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但是，至少有几条理由使我们难于接受“中国将普遍出现四二一家庭”的判断：

①全国已有25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北京、上海等，明确宣布了夫妻双方若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的政策。

按照政策的规定范围，今后最可能出现的只能是“四二二”家庭，不是“四二一”家庭。

当然，有的家庭自愿只生一个孩子，或根本不要小孩，这是个人的自由，与计划生育政策无关；②出现“四二一”家庭的前提是父辈和子辈连续两代都是独生子女，这意味着两代人中妇女终身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0。

但是，在开展计划生育的20多年中，全国总和生育率在80年代一直波动于2.1～2.6之间，90年代全国总和生育率才达到1.86。

根据统计，1995年城镇独生子女比重为65%，农村约为10%，加权计算后，估计全国二十几年累计的独生子女比例不超过25%。

假定独生子女间结婚概率为50%（从全国范围计算此概率实际为25%），未来十几年期间的结婚夫妇中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比例不会超过12.5%。

而这些家庭并不一定全部都愿意按政策生育第二胎。

上海曾进行过独生子女父母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如果政策放开，54%的夫妇愿意生育第二胎，46%的夫妇仍愿维持一个孩子。

按此比例推算，未来十几年中“四二一”家庭在新组建家庭中的比例最大不会超过6%。

这个比例并不高，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当然也不像渲染的那样严重。

　　郭志刚具体预测分析了未来家庭结构后认为：

“现行生育政策对人口的生育结构及未来的家庭结构都起到很大作用，但是未来社会中形成‘四二一’家庭的比例实际上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注：

郭志刚．现行生育政策与我国未来的家庭结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论文2001．002）。

“中国将普遍出现‘四二一’家庭”的判断恐怕只是一场虚惊，而不是事实。

当然，如果“四二一家庭”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可能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影响，但是，这些“四二一家庭”的产生是自愿性的，而不是政策性的。

正如当前很多年轻人甚至一个孩子都不要，形成不少“四二零家庭”，这已与生育政策讨论无关了。

　　3　人口总量控制与年龄结构调整的妥协

　　3.1　中国人口总量多少合适？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而且冒很大的预测风险。

但从宏观战略的角度，这个问题必须明确。

根据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及今后发展，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判断，21世纪中国人口总量的高峰值不会超过16亿。

另一个巧合的数据是，根据一些专家的预测，中国土地的最大承载力也是16亿人。

在这种背景下，16亿似乎成了人口控制的一个目标，只要在16亿之内，人口多一点少一点无关紧要。

　　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人口数量的多少并不是决定这个国家能否发展和强盛的根本原因。

当今世界上发展迅速的国家中，既有地广人稀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也有人口稠密、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人少有人少的发展模式，人多也有人多的发展道路。

从长期看，人口多少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美国的人口只有2亿多，这并没有妨碍它成为超级经济大国。

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也没必要一定具备16亿人的条件。

如果上帝能重新安排世界，如果盘古能重新开天地，我们决不主张中国拥有十几亿人。

如果要确立中国人口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我们倾向于在社会经济能力可以接受的条件下，让中国人口逐步地、缓慢地减少，比让中国人口静止在16亿上更有利于未来的发展。

　　我们无法精确回答中国未来人口总量究竟多少合适，但是，在3亿（美国）和16亿（中国最高人口预测数）之间，就中国而言，在目前的资源、环境、国情、国力条件下，人口少一些要比人口多一些能使我们的发展道路更平坦一些，发展的困难更少一些，发展的速度更快一些。

和美国人口总量相比较，中国至少在未来100年内根本无需担忧人口过少的问题。

　　正是从数量与结构的综合分析中，我们认为，在人口规模问题与年龄结构问题的比较中，规模问题在目前和今后十几年仍然是第一位的问题，结构是第二位的问题。

最近，随着中国粮食供大于求局面的出现，有些学者提出人口控制可以放弃的主张，显然是没有从战略高度看待和认识人口总量问题。

如果这个基本问题不解决，今后各种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动摇既定的人口发展战略。

人口控制是我们经过几十年艰难地探索、争论才达成的共识。

在设计新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框架时，人口控制应当始终是它的主旋律和核心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也不应该动摇的。

　　3.2　削峰填谷，通过人口流动减弱年龄结构的负面影响

　　在对人口总量进行控制的过程中，年龄结构的加速老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我们对年龄结构老化的负面影响要有足够的估计和清醒的认识。

人口总量控制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是一对矛盾，在对人口进行调控时，必须全面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力求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使总负面影响达到可能的最小值。

因此，在控制人口总量时，并不排除对某些地区、某些城市的生育率进行微调，尽量缓解、减少年龄结构剧烈老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比如东部沿海地区，比如上海市等，生育率的调整显然有助于解决诸如养老、独生子女等许多问题。

　　另外一个重要思路是削峰填谷。

从全国整体上观察，各个地区由于过去生育率的差别，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速度、现状有很大的差别。

如上海、北京等城市与偏远山区，东部沿海与西部地区等。

如果我们通过人口流动与迁移，削峰填谷，使目前人口结构相对还较年轻的地区劳动力，有序地流向人口结构已经老化的地区，显然可以大大缓解像上海、北京这样城市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而在事实上，这种流动已经在发生。

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口已占到户籍人口的30%以上。

关键是认识要清楚，政策要明确。

差异大，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东方不亮西方亮”，形象地描绘了中国的这个特征。

在平衡中国人口总量控制与年龄结构调整的矛盾时，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优势。

这种优势在小国（如以色列）不会存在，在同质性很高的国家（如英国、法国）也不会存在。

换句话说，人口年龄结构在各地区的巨大差异是中国的现实；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内部可以进行调剂、互相补偿的一种优势。

　　人口总量控制与年龄结构调整，不能即此非彼，只能相互照应，相互妥协。

因为，未来的中国不能忍受庞大人口总量的压力，也同样不能承担人口过度和快速老化的剧烈震荡。

　　参考文献

　　1　人口研究编辑部．新世纪中国人口问题展望．人口研究，2000；1

　　2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课题组．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人口研究，2000；3

　　3　郭志刚．现行生育政策与我国未来的家庭结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论文，2001；002

　　4　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5　老龄化的中国——首届全国中青年学者老龄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口研究增刊，1999

文章来源:

《人口研究》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