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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哗与骚动：
中国众诗人如何评价余秀华？
导语：
农民女诗人余秀华在互联网火了，有人喜欢她的诗，也有人只为她“脑瘫诗人”的标签和故事而转发。
各路媒体蜂拥而至，甚至给她扣上了一顶“中国的狄金森”的帽子。
湖南文艺出版社迅速签下了她的第一本诗集，首印至少10000册。
然而真正关注诗歌、认真评价诗歌的声音却相对微弱。
凤凰网文化邀请当代诗人西川、韩东、杨黎、赵野、巫昂、俞心樵同题问答，聊聊余秀华的诗以及更多与诗歌本身有关的事。
几位诗人都认为余秀华很有天分，是个不错的诗人，比如赵野就认为她的诗歌是一种生命的东西。
当然也绝非没有问题，巫昂指出了余诗的抒情自身造就了局限性。
所以对于“中国的狄金森”这一说法，几位诗人一致认为不合适，韩东说这不过是广告用语，俞心樵则直中要害，说这是缺乏对现当代诗歌史和一些杰出诗人尤其是对其他女诗人的了解所致。
余秀华的诗能引发大规模转发很大原因是大家读得懂，相反一些专业领域认可的好诗在公众那里却并不讨好，这就涉及到诗歌到底是大众的还是精英的问题。
几位诗人对此有着各自的表达：
杨黎说大众和精英的概念正在消失，一方面人人都是诗人，一方面诗歌需要专业性；韩东说自己也是大众的一员；赵野认为诗歌不能说是精英，但是它是小众的；巫昂则做了一个类比，“纯文学与非主流音乐一个道理，会分读者与听众为内行和外行”。
对于诗人的走红，赵野说不反对，也不要去讥讽。
而谈到诗歌在公众层面的传播时，韩东表示专业成果需要分享，但付出代价的则是被炒作者。
1、如何评价余秀华的诗歌水准？
韩东：
她有天分，也写过好诗，或者好的诗句，但由于阅读和交流的原因，作品呈现出来的并不是很尽人意。
目前的情况对她的确是一个考验。
赵野：
我觉得她的诗是不错的，非常有深刻的质感和她很独特的一种经验，这种经验是她个人的，是跟她的生活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她的语言感觉也是很好的，我觉得是不错的，肯定是不错的诗，这是我的一个直接的感觉。
她是很好的诗人，有很好的语言感觉，有非常独特的生活经验。
而且她的诗歌不像我们现在很多诗歌无病呻吟或者说毫无感觉，零零碎碎的或者玩语言游戏等等，她的诗歌是一种生命的东西。
巫昂：
她的诗歌，简单，直接，不遮蔽，有金句，是个不错的抒情诗人。
抛开她身上的其他标签，她已经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诗人而存在，但严格挑毛病，抒情自身造就了局限性，抒情诗人最要命的问题就是常常为了抒情的需要不去深挖自身及作品的更丰富的可能性，偏飘，偏软，容易自我重复和自悲自悯，沉溺于抒情的情境之中。
杨黎：
余的诗有当下性、有流行性。
俞心樵：
应当说，余秀华的抒情诗写得很不错甚至某几首算得上优秀，这与她是否残疾无关。
诗歌可以抒情，可以浪漫，尤其青春期写作可以甚至应当如此。
但成熟的现代诗，应当有较高的技艺或智性含量。
或者说，冷抒情更合我口谓。
2、“中国的狄金森”帽子是否扣得过大？
杨黎：
这件事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狄金森，她怎么啦？
和余有啥子关系？
西川：
狄金森是19世纪美国出现的最伟大的三个诗人之一，甚至两个诗人之一，一个是惠特曼，一个是狄金森，如果再加一个就是爱伦坡。
我不知道为什么把狄金森拉进来，恐怕不太合适吧。
赵野：
首先，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类比，狄金森整个生活背景也不是这样的，她终生未嫁，在一个小地方，没什么朋友，自己写作，背景是不一样，这是第一。
第二，狄金森已经是个非常经典的诗人，余秀华的诗，我觉得是不错的很好的，但是还不至于那么好。
我们看一个成熟的诗人，看一个好的诗人，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余秀华，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她，我没看过她的作品，当我看到她的作品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个好诗人，非常好的，特别是她源自于她真实的诚恳的独特的一种生活经历。
如果是一个成熟的诗人拿出这些作品来，可能我们反而对他提出一些批评。
俞心樵：
目前网络疯转热议，多有夸张之语，什么中国的艾米莉o狄金森之类，什么秒杀了所有当代中国女诗人之类，多少人真的较为完整地读过狄金森？
这是缺乏对现当代诗歌史和一些杰出诗人尤其是对其他女诗人的了解所致。
我当然希望并祝愿她能够成为狄金森，我也希望网民在艺术尤其在诗歌问题上普遍靠谱。
韩东：
这是广告用语，虽然大众读者亦不知道谁是艾米丽o狄金森。
所以很奇怪。
更奇怪的是它竟然能起到广告的作用。
我们换个老外的名字试试，最好是捏造一个。
巫昂：
狄金森是超一流的好诗人，她的纯粹、深思、迷人已经成立那么多年了，不会因为任何热点问题而改变，当然啦，通过一些诗歌范围内的社会热点问题来普及诗歌，这本身是一厢情愿的奢望，因为最好的文学作品自身决定了它们都是小众的，普及和大众化必然带来变形与误解，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3、诗歌是否存在“大众”与“精英”之分？
杨黎：
大众和精英的概念正在消失，就像中心和边缘一样。
非常老。
另外，精英，比如微博上的许多大V，他们凭什么和诗歌有关？
一方面人人都是诗人，一方面诗歌需要专业性，这是当今诗歌真正的问题。
韩东：
我也是大众的一员，看你针对什么专业而言。
写诗、读诗的确有专业性，这是免不了的。
这件事上没有什么平等。
就像古董字画的鉴定也需要专家一样。
长期的浸淫和专注和偶尔的凑热闹是不一样的。
我不赞成“精英”的说法，只是大家在一件事情上深入的程度不同。
俞心樵：
一般而言，自现代主义以来，如果不具备历史结构能力，同时呈现对现实复杂性和微妙性的传达能力，这样的诗歌或艺术，也只能交给外行们去欢呼雀跃了。
除非你承认诗歌在技艺上没有内行外行之区别。
这些话，纯属一家之言，并不针对每一个对余秀华诗歌的转发肯定者。
赵野：
首先，肯定是不能以大众的趣味来定义诗歌，来评判诗歌。
诗歌，我不喜欢说精英，但是我认为它是小众的。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进入现代主义以后，每一种艺术的门类，包括诗歌、小说、艺术，实际上都有非常强的专业性和很高的专业门槛，所以简单来说，这个时候一个对这门艺术或者这种文学形式没有经过很深的了解和学习的人是很难用自己简单的直觉式的喜欢或者不喜欢、懂了和不懂来评判这个艺术形式。
如果说诗歌的话，肯定不能以大众的趣味来评判诗歌。
但是我不是说大众喜欢的就一定不好，但是不能以大众喜欢或者不喜欢，来评判诗歌，这是第一个。
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快速的时代，一个东西的传播趋势依赖于一个事件，所以明星式的诗人几乎是基于一种事件，比如说他自杀，比如说他特殊的一个什么事件，比如说余秀华。
如果换成另外一个诗人，我们换句话说，如果现在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诗人写出余秀华这种诗，第一，我认为他还是个不错的诗人、很好的诗人、很好的诗歌；第二，他绝对不可能受到那么多的关注。
也就是说，在中国来说，作为一种艺术、一种技艺的诗歌，写的比余秀华成熟的人--我们不说好不好--应该有很多，但是这些诗人都没有受到公众的关注，所以说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需要一些视点，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没有什么奇怪的。
巫昂：
纯文学与非主流音乐一个道理，会分读者与听众为内行和外行，真正具备文艺素养的人群就算世界末日来临都会是极少数，这极少数不会因为一两个诗人被媒体热议一会儿就瞬间膨胀，这不可能，也没必要，你去观察下，多数人都没有这种需要，我也觉得一本诗集印个几百本就足够了，读进去，读得很入味的人，就那么几百个。
4、关于“好诗”是否存在统一标准？
杨黎：
当然有，而且必须是单一的，否则咋叫标准？
巫昂：
好诗没有一个单一标准，但有几个关键词，诸如：
直接，质朴，深刻，丰富，迷人，值得一读再读，等等。
好的诗歌确实不太肯活在主流文学杂志了，网络是任何水平的诗歌的发表平台，但读到和发现好诗歌，还是得靠自己去甄别，靠得住的、有文学判断力的朋友推荐是往往是最可靠的，一个喜欢读诗、会读诗的人怎么可能没个把这种朋友？
韩东：
无论是诗歌还是好诗都无法定义，它是靠对专业的专注才能把握的东西。
网络提供了自由天地，也有它的弊端，这些和诗歌的品质都无决定性的关系。
赵野：
每一个还在坚持写作的人，都有他自己的对诗的理解，对每一个创作者来说是一定有标准的。
但是很难说有一个特别公众的标准，因为这个还牵涉到趣味和对诗歌的语言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追求。
但是，我想只要写作其实都有一些共同的感觉上的东西，还是能够达到一种共识，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什么东西还可以，只是你说很难把它罗列出一些标准出来。
具体到余秀华的诗歌，因为我读过一点，但是没有读得太过仔细认真，所以我只能说我的一种粗浅的感觉，那就是说，她的诗是不错的，很好的。
5、专业领域的诗歌“圈子”是否排斥所谓的业余诗人？
杨黎：
诗歌一直看不起文化、更看不起文化圈。
巫昂：
我怎么觉得诗人们多数时间没什么事干，有点事情大家会很兴奋。
韩东：
诗人其实很单纯，至少比写小说的单纯多了。
因为无利可图。
他们把诗歌当回事，名誉当回事，认真而激愤。
诗人是一种特殊的生物，敏感、赤裸，容易受伤，因此有时防卫过当，进入恶性循环。
当然，事情蔓延到专业以外情形就复杂了。
在诗歌写作内部，到一定的程度，对于诗歌的理解还是大同小异的多。
旗帜虽然众多，口号各异甚至相反，但你让他们坐下来聊一聊，相处几天，各敛雄心，彼此还是心中有数的。
即使没数，也是懂得互相尊重、理解的为人之道的。
6、怎么定义诗人？
杨黎：
这个问题非常有中国特色，很社会主义（来一个抓狂的图）。
韩东：
诗人就是写诗的人。
不写诗肯定就不是诗人对不对？
由作品引发对作者的关注是挺自然的，但倒过来就有点问题了。
巫昂：
诗人可以同时有任何其他社会身份，这个问题本身有些让人不愉快。
7、中国目前的诗人在“玩”什么？
杨黎：
诗人就是玩诗，不然玩什么？
只是现在的许多诗人，他们在玩深刻，玩苦难，玩期权和JJ。
所以，我不喜欢和这些诗人玩。
韩东：
各玩各的，换句话说，在不同的道路上向不同的方向和极端也可能是中心或重心进行探索。
巫昂：
在各写各的，各过各的。
8、如何期待余秀华未来在诗歌领域的发展？
杨黎：
我们今天谈论余秀华，是好事：
对于一个有困难的人，我们能帮她一点。
赵野：
余秀华是个很好的诗人，但是她这个很好的诗人跟我们说的重要的诗人、了不起的诗人、经典的诗人差距很大，甚至跟很成熟的诗人都还有很大的差距。
韩东：
问题仅在于她是否被诗人遗忘，这得看她自己了。
这的确是对她的一个考验，一个看似辉煌的困难时期。
俞心樵：
我祝愿余秀华身体健康，能坚持写作，写出更多更好的诗歌！
9、诗歌和诗人本身应该是什么热度？
杨黎：
就现在这样最好。
只是把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取消了，一百元都不给他们，就更好了。
巫昂：
诗歌和诗人基本上不需要什么热度吧，要热度干嘛？
会让诗写得更好，还是发财？
韩东：
没有什么应该。
当新闻看，热点看，但由于自己也写诗，可能会多说几句。
赵野：
我觉得诗歌也好，诗人也好，也没有理由去要求一定要关注他。
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写作是基于他对诗歌或者对语言的一种热爱和理想，他在写作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不管有人关注还是没人关注他。
所以说，我作为诗人，我也没有要求谁一定要来关注我。
因为当代社会，你说诗歌不受关注，有很多科学的东西更不受关注，它的专业性更强。
受关注的是什么呢？
首先是娱乐明星，体育明星，还有现在的一些大V，因为他们关注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都很正常，作为诗人来说应该很平淡、平静地来看待这个问题。
某一个诗人因为某些特殊的事件，他走红了，这个也没有什么，走红也挺好，但是你不能因为自己觉得好像写得比他还好，就没有走红。
写诗就不应该走红，诗歌不是一个走红的事，你要想走红，你去当明星，那么多选择。
我们不反对，也不要去讥讽，也不要去嘲弄这种现象，某一个人因为一个特殊的事件他红了，这就是一个事件，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没有什么。
就诗人而言，我觉得余秀华是很好的诗人，很好的诗歌，但是没不具备真正的诗歌上的重要性。
10、诗歌在公众层面的传播会出现什么问题？
杨黎：
其实是诗歌教育的问题，不是传播问题。
当然，如果有问题的话。
巫昂：
会被弄得很无聊，诗歌的广泛传播是假传播，看着热闹里边是空的，意思不大。
韩东：
专业成果需要分享，这是没问题的。
在这意义上，热点、炒作都会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但真正受益的还是个别敏感（对诗歌这种形式）的心灵。
付出代价的则是被炒作者，尤其是志向高远的初学者。
他们很容易受到伤害，产生幻觉。
我为什么要你读书
那天我问你，“你将来想做什么”，我注意到，你很不屑于回答我这个问题，所以跟我胡诌一通。
是因为你们这个世代的人，对未来太自信，所以不屑与像我这一代人年轻时一样，讲究勤勤恳恳、如履薄冰，还是其实你们对于未来太没信心，所以假装出一种嘲讽和狂妄的姿态，来闪避我的追问?
我几乎要相信，你是在假装潇洒了。
今天的青年人对于未来，潇洒得起来吗?
法国年轻人在街头呼喊抗议的镜头让全世界都震惊了:
这不是上世纪60年代的青年为浪漫的抽象的革命理想上街呐喊—戴着花环、抱着吉他唱歌，这是21世纪的青年为了自己的现实生计在烦恼，在挣扎。
从我的21岁到你的21岁，人类的自杀率升高了60%。
你刻意闪避我的问题，是因为21岁的你，还在读大学的你，也感受到现实的压力了吗？
从18岁开始失业的画家
还记得我们在德国时遇见的那个画家—提摩吗?
他从小爱画画，在气氛自由、不讲究竞争和排名的德国教育系统里，他一会儿学做外语翻译，一会儿学做锁匠，一会儿学做木工。
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又过去了，现在，应该是多少年了?
我也不记得，但是，当年他失业时只有18岁，今年他41岁了，仍旧失业，和母亲住在一起。
没事的时候，他就坐在临街的窗口，画着长颈鹿。
在他笔下，长颈鹿的脖子从巴士顶伸出来，穿过飞机场，走进一个正在放映电影的戏院……它睁着睫毛长长的大眼，盯着一个小孩骑三轮车。
因为没有工作，所以他没能结婚，自然也没有小孩。
事实上，他一直过着小孩的生活。
可是，他的母亲已经快80岁了。
我担不担心你将来变成提摩?
老实说，是的，我也担心。
把你当“别人”并不容易
我记得我们那晚在阳台上的谈话。
你说:
“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你坐在阳台的椅子里，背对着大海，手里点着一支烟。
那是清晨3点。
朋友若看见你在我面前点烟，一定会用一种不可置信的眼光望向我，“他怎么能在母亲面前抽烟?
你又怎能容许儿子在你面前抽烟？
”
我认真地想过这问题。
我不喜欢人家抽烟，因为我不喜欢烟的气味，更不喜欢我的儿子抽烟，因为抽烟可能给他带来致命的肺癌。
可是，我的儿子已经21岁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
是成人，就得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为他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
一旦接受了这个逻辑，他决定抽烟，我要如何“不准许”呢?
我有什么权力或权威来约束他呢?
我看着你点烟，翘起腿，抽烟，吐出一团青雾，恨不得把烟从你嘴里拔出来，丢向大海。
可是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请记住，你面前坐着一个成人，你得对他像对待天下所有其他成人一样。
你不会把你朋友或一个陌生人嘴里的烟拔走，因此，你就不能把眼前这个人嘴里的烟拔走。
他早已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一个‘别人’。
”
青年的成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大家都知道。
但是，要抱着你、护着你长大的母亲学会“放手”，把你当某个程度的“别人”，也不容易啊!
如果你愿意去给河马刷牙
“你哪里‘平庸’了？
”我说，平庸’是什么意思？
”
“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
”听到这句话，我有点惊讶。
“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
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
一个最最平庸的人。
”你捻熄了烟，“你会失望吗？
”
现在我已忘了当时跟你怎么说的，说我不会失望，不管你做什么我都高兴，因为我爱你?
或者很不以为然地跟你争辩“平庸”的哲学？
或者很认真地试图说服你—你并不平庸，只是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
我不记得了。
但是，我可以现在告诉你，如果你“平庸”，我是否“失望”。
对我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
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
第一，它给你意义，你的工作不把你绑架，让你做工作的俘虏，第二，它给你时间，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
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
假如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
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来得轻松。
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
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
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我怕你变成画长颈鹿的提摩，不是因为他没钱没名，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意义。
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
“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
千山万水走到最后，我们最终的负责对象，还是“自己”二字。
因此，你当然没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为了符合上一代对你的想象而活。
同样的，抽烟不抽烟，你也得对自己去解释吧。
导语：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日前开播，时代迥异的情况下拍摄路遥的这部苦难之作，是否可以持续打动后人？
80后小说作者、导演唐棣认为，《平凡的世界》中的精神含量，对于“轻阅读”时代的读者而言，已变成一次负重之旅。
它的文学价值随着时代变化产生了明显的错位，路遥一直强调“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大时代书写，而现在的读者阅读兴趣转向了私人，他们更在乎个人的悲欢和小情感，这和路遥写作时的想法是有出入的。
最近很多朋友问我：
“小说《平凡的世界》怎么看不出好？
”我和他们一样，更多的时候安于读者身份。
早听说《平凡的世界》拥有大量读者，且深受喜爱，那这些新读者怎么回事？
猜测他们觉得不好的原因——
篇幅太长，路遥追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
小说写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五年发生在黄土高坡上一个叫做双水村的地方。
整部小说都在写双水村的变化和双水村的人的变化。
是真正地，贴着地面写，这样写好不好？
对一个现代小说的读者来说，它显得太朴素——当然，这词可以在评论家口中换成“厚重”。
而朴素与厚重交织，在我看来很可能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特征。
在朴素的情感中，记录时代的厚重。
而因为时代的久远，如此叙事让阅读成为了一次负重之旅。
时代感的东西大而化之，我觉得不是很多人能在表面的朴素推进中，细心体会路遥要传达的精神气息。
《平凡的世界》里的精神含量，我想也是目前“轻阅读”时代的读者接受起来有难度的。
其次是文本意识弱。
与现代小说要求的“间隔”、“意识流”等是相对的。
叙事者和故事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所谓的一直变换，流动。
路遥一头扎进了孙少平这个人物，在孙少平出现在小说中的一生里，能看到路遥经常把以往在别的小说中延续的情绪和感情寄托于此，几乎重复了一遍《人生》的手法和很多人物的设定。
后来，路遥也说：
“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作品，而是我对这些问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
”这个坚持和小说中那些平凡人物的尊严感不谋而合。
当年，出版社编辑对《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回复“不适应时代潮流，属老套的“恋土派”。
可见陈旧一说由来已久。
小说自一九七五年起，视角局限在可见可想的现实中，在我看来背景略显装饰性。
人在其中挣扎，某种程度上被人说成是小说惯用的“煽情模式”似乎也存在合理性。
现实主义不会过时。
当现实主义不是来自心灵的现实，不是来自我们对现实看法，小说就不是艺术创作的“另一种生活”了。
用句老话说，就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而《平凡的世界》的真实而可靠导致了新读者们阅读中的平淡而琐屑之感。
所以，当朋友们问我这个问题时，我矛盾的地方也来了——明知道我们要正视那段生活与那些爱情，正视严肃的时代。
而这些小说中强调的“真实的，太过真实”的生活似乎提醒我——“当你强调真实、强调现实主义时，这本书与我内心的那种小说的概念就越扯越远了。
”
这是社会意义与小说价值的相遇。
因为，我不是评论家，剩下的文字也只能从个人对文本的理解出发。
至于对两种意义的探讨可能远不够深入。
从小说开篇说起——“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
孙少平在这个背景下生活，剩下的描述“只有在半山腰县立高中的大院坝里，此刻却自有一番热闹景象……在校园内的南墙根下，现在已经按班级排起了十几路纵队。
各班的值日生正在忙碌地给众人分饭菜……菜分甲、乙、丙三等。
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三毛钱；乙菜其它内容和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钱。
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漂了几点辣子油花。
”都是这个连“丙”菜都吃不起的穷困的高中学生的小背景。
还有小说结尾描写孙少平经历痛失女友田晓霞，婉言谢绝金秀的爱后，毅然选择回到大牙湾煤矿的情景——“他在矿部前下了车，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雄伟的矸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里忍不住涌满了泪水。
温暖的季风吹过了绿黄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
“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选煤楼”——平凡的力量还在；“太阳永恒的微笑”——生命力依旧蓬勃。
两段文字间是百万字的生活记录，孙少平始终是一个平凡的煤矿工人。
时代变了，他的不变预示着一种永恒的东西。
同时，我也意识到很多人提到共鸣。
所谓人之常情，步步在情理之中。
孙少平就这么活下去，也是生活。
千金小姐田晓霞看上他，生活就有了亮色。
让我立刻对应找出小说里几对类似的关系：
金成与孙卫红，田润生与郝红梅，孙兰香与吴仲平，杜丽丽与古风铃，金波和藏族女子……在这部现实主义小说中，浪漫是唯一属于个人不那么现实之处，如爱情超越了门第，超越贫富，甚至超越生死……两个身份差异巨大的人，在思想上完美融合，彼此吸引，在思想交流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进而在更深的理解中将友情升华为爱情。
——路遥歌颂这么一种真挚的东西，这在很多读者的心中都有自身的投影，那个时代的人群大部分拥有相似的际遇。
共性的、纯粹的东西占据了《平凡的世界》，包括其中的爱情，经受岁月磨砺而焕然如新。
现实无情，所有人羡慕这段爱情时，田晓霞在采访黄原发洪水时因救人而牺牲了。
你看，一点不出所料，悲剧来了。
我觉得很多读者在这里，掉下的泪水和看某个老人被打、小孩被拐卖等等新闻掉下的泪原因一致。
当小说成了电视剧，很多人又得机会反刍文学和影视的关系。
小说原作和电影最好状态是在精神气质维持平衡，这倒是陈旧却未过时，但也是一个理想状态。
两个创作者，有的再经编剧一人，这样就促成了一个错位。
这个错位的意思是导演没必要对原著俯首称臣，尊重不是照搬，我个人很喜欢的导演佐杜洛夫斯基谈论对小说《沙丘》的改编时，说过一句玩笑话：
“我强暴了这小说，带着爱意。
”我们要在这个小说提供的世界里找到影视的角落，反之亦然。
至于，现在这电视剧引起人们喜欢，我不晓得为什么。
很多人喜欢它是好事，大家长期以来一直对两者的关联存在误解，也不是两三句说得清的。
忽然想到几年前，许多人怀念八十年代，我们有没有对应到当下缺少了八十年代的什么？
《平凡的世界》是这么一个应景之作的连续剧而已，等于是在缺失精神的时代寻根一个精神的载体。
这个精神是正面的，向上的，可认知，可感动人的。
我也一直认为，这个作品是当时那个现实的经典反应，也是旧时代的生活再现。
在路遥的笔下，他眼前的生活与小说中进行的生活保持着，在我看来极其密切的关系。
对于电视剧来说，这个关系间的空隙填入了爱情。
对于小说来说，这个关系间提供出的想象空间，也和很多同时期的小说一样显得有些局促。
这样，写出的爱情就会不如表演出的爱情那么直观。
观众与读者之间的错位也在此处。
文学更多地来自想象。
而小说里的很多东西在艺术上追求“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
”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样貌，一个时代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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