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级《纲要》第三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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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级《纲要》第三讲
第三讲中国革命的结论：
走俄国人的路
一、改良山穷水尽，革命柳暗花明
对中国人来说，西方殖民者既是导师又是强盗：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
中国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大致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1、器物（坚船利炮）——洋务运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
2、制度（立宪、共和）——戊戌维新（甲午战争、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辛亥革命（八国联军入侵、立宪运动失败）
3、文化（民主、科学）——新文化运动（北洋军阀混战）
●1851~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梁启超：
“故金田之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
及曾、胡诸公，起于湘鄂，为平江南之中坚，……”
“概括起来，清政府地方势力在此期中的变化，不外两点：
一，督抚取得军事上的实权，其势渐重。
二，军队由‘单元体’化为‘多元体’，中央失去了把握之权。
这两点是清廷颠覆的诱因，也是民国时代军阀割据的诱因。
”——李剑农：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掀起的洋务运动
李鸿章（1823-1901）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办海军等，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外强中干，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成一净室。
小小风雨打几个窟窿，随时补箿。
一定要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箿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日本1867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是“废封建”，“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结束了幕府统治，并以欧美列强建立的统一民族国家为样板，也参考了古代中国郡县制建立的经验，政令军令归一，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落后国家要实现强国之梦须有近代化的经济、军备动员甚至国民教育体系，关键要有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能切实调动全国资源和力量的强有力中央政府，建立“举国体制”：
德国、日本以及前苏联都是如此。
“西报有论者曰：
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其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
”“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源，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不务扩养国民实力……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
……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
……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
故曰：
为时势所造英雄，非造时势英雄。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1873~1929）：
《李鸿章传》）
●1898年的戊戌变法
“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
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
”（蒋廷黼：
《中国近代史》）
变法措施与主流意识形态（“祖宗之法不可变”只是幌子）背道而驰，实同几乎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相冲突。
维新派相信“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
秀才造反，自以为“一笔能敌百万师”，却根本没有使变法内容成为现实的力量。
结果：
慈禧一挥手，光绪被囚，康梁出走，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新政”和立宪运动（1901～1911年）
“新政”可以说是捡起了19世纪末的改良事业，标志着中国传统制度与传统思想命运的终结，也标志着20世纪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开端。
“新政”内容（略，详见教材）
“从甲午到辛亥的17年，中国内部已组成三大派的政治势力：
一革命派；二袁世凯实力派；三君宪派。
这三派政治势力随着满清中央政权的日益削弱而渐趋强大，并且通过反满革命、东南互保、君宪请愿显示了各自的政治力量。
”（李剑农）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次又是“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使中国人受到震动。
因而，要求改革，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目标再次被提了出来。
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立宪派是19世纪末维新派的继续和发展，分为国内、海外两派。
国内立宪派，不是封疆大吏【如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等】，就是各省经济上有实力、政治上有一定地位，与官场联系密切的人物【如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
海外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
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于1906年决定“预备仿行宪政”，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同时下令改革官制，中央设资政院、各省设咨议局。
一个学习日本的君主立宪运动日益高涨起来。
立宪派为了实现君主立宪，“消弭革命”，仅在1910年1月、6月、10月，就发动了三次和平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有的断指血书，有的要到北京“自焚”，……牵动了数10万人，光是参与签名的就达20万人，显示了拥护立宪、和平改良的社会基础。
立宪派设计的方案是：
议会由上下两院组成，议员分钦定和民选两种。
钦定议员包括王公世爵、宗室觉罗、硕学通儒和纳税多者；民选议员有财产、年龄、学历等严格限制。
议院的权力有：
协赞宪法、监督政府、尤其是议决财政预算案。
1911年5月，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责任内阁竟是“皇族内阁”【13名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占7人】，违背了“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的君主立宪国之唯一原则。
从“新政”到“立宪”，满清政府的举措把许多主张改良的汉族各界领军人物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保路风潮
铁路国有政策失败的原因与启示：
对于一个推行现代化实业政策的主政者而言，政治决策不但要合乎经济发展逻辑，且要合乎政治运作逻辑，即政府必须有“权威”【权威不同于权力。
权力以某种强制力作为后盾，人们服从它不一定信仰它，而是畏惧、“怕”。
权威则是得到人们广泛认同，它是建立在人们对这种力量信赖、“敬”的基础上。
（德）马克斯·韦伯把政治权威分成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人们把共同协商产生的法律文献视作最高权威。
人们听从某人的指挥，仅仅因为他是法定的官员）】。
“权威”是一种促进或控制社会认同的重要资源，它能有效地减少决策实施所必须支付的各种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
盛宣怀（1844-1916）拒绝由政府支付四川商办铁路公司原先亏空的部分股资。
盛氏曾明确表示过，政府不能把从全国老百姓聚集到国库的钱，用于补偿民办铁路公司由于自己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亏损。
事实上，如果清政府当时不急着把铁路收归国有，而是“顺从民意”继续让商办公司自行其是，那么这些公司破产只是时间问题，到时他们将会主动要求政府收购路权。
●1911年辛亥革命
满洲贵族作为东北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实行残酷镇压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丧权辱国，靠卖国、妥协来求得苟安，加之顽固，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使得它的合法性丧失殆尽。
满族入关建立的大清王朝全盛时期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即便后来不断被列强鲸吞蚕食，还是把我国疆域基本固定下来，而且面积比汉族建立的任何一个王朝有效管辖的面积都要大。
（详见葛剑雄：
《统一与分裂：
中国历史的启示》）
亨廷顿：
“革命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例。
……但不是所有的革命都产生新的政治秩序。
衡量一场革命的革命性如何，应看其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和范围。
而衡量一场革命成功到什么程度，则应看其所产的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
人们一般都把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视为一大失误。
可是在南京临时参议院上，袁世凯是以17票（全票）当上的临时大总统。
当时的社会心理是呼唤一个能迅速结束动乱、稳定政局的人物，人们渴望和平与秩序。
“非袁莫属”甚嚣尘上，不仅有立宪官僚、外国公使和领事，而且同盟会内也有共鸣。
孙中山和黄兴都多次说，只要赞成共和，有威望有魄力统一中国，谁当总统都可以。
“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
”（孙中山）
在中外历史上，很难找到比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更为严重的新生政权。
临时政府在《宣告友邦书》中，重申承认清政府和列强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承担过去的外债和赔款，保护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和利益。
但是，列强一直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
革命胜利后，清政府所课征的许多苛捐杂税已被宣布废除；海关及部分常关、盐厘的税收仍就被帝国主义把持，拒绝交付给临时政府；各地的田赋和其他税收也被各省军政府截留，不上缴中央（起义的各省发出的是拥护中央的电报，“电报统一”）。
革命党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没钱。
上海起义之后，统治南京的是满洲贵族铁良和“辫帅”张勋，两人不投降。
江浙革命党组织江浙联军，从镇江一直打到南京。
打南京的钱是向日本的资本家借的。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美国，并没立刻回来，而是先到英法：
一是要求英法采取中立政策。
二是希望英法的银行、财团借钱给革命党人。
他希望能从西方借到北伐所需要的经费。
但转了一圈回上海后，有记者问孙中山带回了多少钱？
孙中山说：
我告诉你们吧，我可是一分钱都没有，革命依靠的是什么？
革命依靠的是精神，我带回来的是革命精神。
回国后，孙中山最主要的一件事还是借钱，筹备北伐经费。
办法：
用企业做抵押钱借。
第一个抵押品是汉冶萍公司，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煤铁联合企业。
以“中日合办”的名义向日本资本家借钱。
日本资本家觉得有利可图同意借。
可一些革命党人不同意。
章太炎就说：
我们革命本来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利力，革命还没有成功，你就用汉冶萍做抵押品，怎么可以呢？
孙中山写信说：
“此事非弟不知权利之外溢，其不敢爱惜名声，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
”
“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
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当时和袁世凯妥协种下病根，其实还是党人实力没有充实之故。
”（鲁迅）
袁世凯一当上临时大总统，就向外国借钱，外国资本家看中他就借了，他从中拿出一部分给南京临时政府还债。
孙中山称“让位于袁”叫“先成一圆满之段落”：
先推翻帝制，将民主共和制度建立起来，其他的事情以后再做。
历史证明，孙中山这个“没有选择的选择”是正确的，天下是某人的“家天下”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终结了：
袁世凯虽然当了皇帝，只当了83天；1917年张勋复辟，只复辟了12天。
所谓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主要是因为没有钱。
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及其影响：
财源匮乏，军饷不能保证，造成军心浮动，战斗力下降；财政困难使一些重大决策无法贯穿执行；财政困难导致了人们对临时政府的信任度下降。
【孙中山关于辛亥革命后社会政治形势的估计：
政府不过极小之机关，其力量不过国民极小一部分，其大部分之力量则在吾中华民国之国民。
以后的社会，应当以工商业为中心，政权不过是为工商业服务的一种手段而已。
共和制度建立后，谁做总统都无关紧要，因为总统不过是一个公仆，他的所作所为必须符合宪法精神，遵从人民意愿。
】
Ø辛亥革命是一场以城市为中心的近乎和平的革命。
代表中国进步力量的年轻的革命家，由于来不及消化的西方政治学说、缺乏政治操作的实际经验，特别是对中国社会没有深入的了解，他们那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建国方案同辛亥革命后的政治格局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距离。
二、孙中山（1866~1925）的“三民主义”
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军政府宣言》，第一次言简意赅地阐述了革命宗旨即“四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和实施程序即“三序”【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成为各地革命党人遵从的经典性文献。
在《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设计了更加具体的革命建国路线图：
“革命措施之序，则分三期：
第一期为军法之治。
……第二期为约法之治：
每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
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皆循守之，有违者负其责任，以天下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
第三期为宪法之治：
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
”
“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
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问。
”（胡汉民）
“大多数人对民生主义莫明其妙，民权主义是装装幌子，大家对满清好像不共戴天，所以最卖力的是狭义的民族主义。
”（柳亚子）
“当时大家所了解的就是以后将以法兰西、美利坚那样的共和国来代替大清帝国，谁都没有料到几年后就出现了辛亥革命那样迅速推翻清朝统治的局面，心目中总觉得新国家的政治制度还是比较遥远的问题，何况有法、美等国的现成模样，可以依样画葫芦，不必多费精神，因此对民主、共和缺乏真正的认识，也说不上早具信心。
”（胡汉民）
民生主义的基本方案：
核定地价，按价征税，涨价归公，按价收买。
比如，某地主有地一亩定价二千，革命后土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增值，一亩增至一万，则二千归原地主，八千归国家。
如地主故意定高价，则在土地出售前，由政府每年按价征收高额税款，地主并无利可图。
如地主为了逃税而故意报低地价，政府则可以按其所报之低价收买该方土地，得益的仍将是国家。
同盟会成员对纲领的态度不一致，有的只接受民族主义纲领，甚至提议组织名为“对满同盟会”；有的只接受民族、民权“二民主义”。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的涣散状态：
“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
活动经费缺乏，宗派主义严重，分裂出若干小团体。
孙中山从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主要是为了便于从海外接济饷械。
但他全力在华南起义，引起了以长江流域为基地的原华兴会、光复会部分成员的不满。
1907年至1908年间，光复会在浙皖发动起义。
1910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被悲观失望情绪笼罩，汪精卫入京谋杀摄政王载沣就是失败之后的泄愤。
1911年4月底黄花岗起义前后，同盟会内部的分裂更加明显。
孙中山的《实行社会革命》演讲：
“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已达到，惟民生主义尚未着手。
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当时，社会主义在西方由思潮渐渐发展为社会改造运动。
为了使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又防止资本主义的贫富不均导致社会分化，他认为中国必须“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孙中山提出了“集产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由国家来办企业，节制私人资本。
“凡天然之富源如煤炭水力矿藏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国家公用……此即吾党所主张民生主义之实业政策也。
”
孙中山一方面看到中国资本家实力太弱，另一方面也为了预防私人资本主义强大，他特别希望通过国家借外债、招洋股、接洽外人投资等方式来开发中国。
这就是“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
孙中山的“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这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但他却庄严地宣告了中华民族的时代诉求：
既要发展大工业使国家工业化，又不想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
1914年的“中华革命党”总章：
军政时期（用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训政时期（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宪政时期（等地方自治完备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
宪法颁布之日，革命成功之时。
孙中山治党失误的原因
第一，源于他的唯心史观。
同盟会员也被分为三大类，即“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在1914年组建“中华革命党”时表现更甚。
第二，源于他治党方法。
同盟会在组织建制和党内生活诸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
如，没有规定必要的纪律、民主生活和常务会议制度，也没有处罚犯错误会员的条例。
训政的理论基础则是英雄史观。
孙中山认为要扶植民治，教育、引导人民练习民主。
因为民主是“知难行易”的事（鲁迅的《药》反映了革命者的理想和让人窒息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并著有《民权初步》还具体告诉人们如何开会、发言、表决，如何当会议主席，如何作提议、附义，等等。
《民权初步》可以说是民主实习教材。
“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
譬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
领导人物不乏高尚的理想，他们后面却无支持的选民，满腹经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案，以透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黄仁宇）
三、碰撞中的选择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呈加速度和压缩饼干式的方式，被大量地介绍和移植到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强烈的危机意识产生了同样强烈的急躁从人的情绪，使得许多人恨不能在一个早上除旧布新。
当时中国人只看见西方先进的一面，对西方走向先进的过程没有充分的了解和给以足够的重视。
西方民主政治，即政党政治基本上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市民阶级力量的壮大、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最终建立起来的，它是伴随着经济上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对政治的参与、角逐而逐渐产生的。
在西方在美国，议会政治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它不是理论呼唤的结果，是实践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在中国，是先有通晓、信仰议会政治知识和理论的人，然后按图索骥，去实践政党政治。
民主共和，宪政文明，议会政治，政党政治，……是一种以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政府对议会负责的近代政治制度。
资产阶级政党制度是通过议会选举和总统竞选，由资产阶级各个党派轮流执政、联合执政或单独执政的一种制度。
民国初年，“欲将东亚变西欧，到处闻人说自由”，“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近百”。
据统计，政党政团“综其数目，殆大300有余”。
这些党团都有自己的纲领、宣言，核心人物围绕着政局、权力分配等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开始了中国近代效法西方民主政治的一次尝试。
民国初年，袁世凯取得了实际权力，立宪派得到了参政机会，革命派想在议会政治的旗帜下实现其抱负。
此时的同盟会确实如章太炎所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会员各奔前程。
宋教仁（1882～1913）认为：
“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
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
”他认为，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秘密的组织，处于破坏时期，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
现在是革命的政党、公开的组织，在新的建设时期，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他力倡责任内阁，钟情两党并立，反对群小对峙。
两大政党通过合法手段竞争，或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以实现政见；或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党处于监督地位。
通过这种在宪政轨道上“相摩相荡”的党争，共和制度就有了牢固基础。
1912年8月，以原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他4个党派，国民党成立，真正主持党务的是宋教仁。
与之对垒的是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进步党。
1912年底～1913年初，宋教仁为了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胜出，奔波于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宣传政纲，专注于竞选。
结果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里得到392席，占45％以上，……得知胜选后，宋教仁到处说，“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遭枪击。
临终前，还请黄兴代笔致信袁，“希望大总统，竭力保障民权”。
1913年7月，“二次革命”。
不到两个月，起义军被装备精良的北洋军打败，孙中山、黄兴等遭通缉，流亡海外。
梁启超则留在政府内，任司法总长。
他认为中国只能从开明专制做起，并向袁世凯献策：
“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持国会以号令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无敌也。
”
国会“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出台《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十年，连任无限制，并有权推举继任人。
袁想当皇帝，日本趁机要挟，提出《二十一条》；袁为自己推行专制造势（总而言之，民众素质低，民主政治不合国情），开始尊孔祭孔祭天；……在利用了政党、内阁、国会后，一一踢开。
梁启超、蔡锷揭起护国战争的旗帜，再造共和。
袁死后中华民国连表面上的统一也没有。
中华民国建立后，“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
”孙中山感叹：
“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
于是而民愈不聊生亦！
”
北京政局是“乱哄哄的，你方唱罢我等场”：
1912～1928的17年间，内阁变更了47次。
主要有北洋军阀（皖、直系）、奉系和西南军阀。
军阀是一种独裁专制势力，有军队和地盘。
军阀内靠宗法关系凝聚，是“私的结合”；外靠强权，皖、奉与日本既勾结、又斗争，直系与英美相互利用，几乎都是“卖国贼”。
中央、地方军阀如一丘之貉，分别以“统一”和“自治”为名，征战不已。
“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
“政客借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
“今日中国的政治现象，但见有几个政客，抱着强盗的腿转来转去，混一口饭吃，看不见主人影儿。
”
军阀割据形成的原因：
一是地方的农业经济。
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性为其提供了生存的物质基础；由于社会生产不发展，农业人口没有出路又为战争提供了富足的兵源。
二是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政策。
历史毕竟翻开了新的一页。
比如，皇帝没有了，“学而优则仕”的升官发财的走不通了，年青人找不到出路了（保定军校招生，200个名额引来了7000多报名者）。
但是，没有了绝对权威，政治控制相对放松，文化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
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
由辛亥革命所唤起的中国社会的希望，同民国初年黑暗的现实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落差，巨大的落差掀起了滔天的浪潮，这就是新文化运动。
淮桔成枳，原因何在？
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们开始由器物和制度层面锲入到文化心理层面，从中西之间形而下的比较进入到形而上的比较。
新文化运动以辛亥革命后的现实为认识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传统进行“算总账”。
这场带有摧毁性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旧伦理及其人格化代表——孔孟之道。
满清皇帝退位了，辫子也剪了，但是正如“怪才”辜鸿铭在1917年说：
“我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
”
陈独秀（1879-1942）：
“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
……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
“……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曰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
”“吾敢断言曰：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
《新青年》宗旨是“改造青年的思想，辅导青年的修养”，从创刊到休刊（1915-1922）七个年头，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是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年代，它培养了整整一代青年。
新文化运动实际上达到中国近代学习和模仿西方的一个高峰。
这个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后的动荡对西方那一套失去了信心，而是进行文化反思，立志于国民精神的重新塑造。
新文化运动使用的武器是民主、科学。
民主在当时特指：
法律上的平等人权、伦理上的独立人格、学术上的破除迷信和思想自由。
社会向往、国家诉求的一切都可以用“民主”一词来概之，而一切的一切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拥护和实现个人自由权利和幸福而已。
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而且是一种与国民的“自觉与自动”相关的文化，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态度。
总之，民主是个好东西！
但是，民主是争取的，不是什么人赐予的。
科学不仅仅是指具体的实用科学技术和实证精神，更是一种广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与迷信、盲从、愚昧相对立的崇尚实证的理性精神。
本着科学精神，敢于怀疑一切，什么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包括祖宗遗留的、圣贤垂教的、政府提倡和社会崇尚的。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展开了全面的进攻和彻底的清算。
“打倒孔家店”是思想界，特别是青年学子中相当流行的口号。
以反纲常名教为核心内容的伦理觉悟，其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的自我解放，以我为中心；纵横一世，独立不羁；存疑而不盲从；勇于进取，敢担干系的负责态度。
“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陈独秀）
胡适（1891～1962）认为，社会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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