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张帆中国古代史听课笔记整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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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张帆中国古代史听课笔记整理
北大教授张帆中国古代史听课笔记整理
2016-11-26 历史学考研和就业
中国古代史（下）整理——张帆
郑思肖南宋遗民《心史》 井中奇书
《心史》是郑思肖将一生奇气伟节之作合为一书的汇编，是郑思肖独立特行的证据。
郑氏自35岁宋亡后便离家出走，从此浪迹于吴中名山、道观、禅院，40年间写下了大量抒发爱国情操的诗文，有《咸淳集》一卷、《大义集》一卷、《中兴集》一卷，共收诗250首，杂文4篇，前后自序5篇。
共命名为《心史》。
当时形势，无法刊行。
所以，他在晚年将《心史》重缄封好，藏于苏州承天寺眢井中。
《心史》中的所有文字都饱含血泪，郑思肖讴歌了南宋的爱国志士，痈斥了奸臣佞徒，控诉了元军的暴行，充分表述了自己的爱国与忠诚。
《心史》在枯井中沉埋达350余年，直至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始被发现，《心史》被藏在一大铁盒子中，外写“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
游牧民族的基本特点
基本生产方式：
畜牧+狩猎。
基本没有农业。
流动性，非定居。
畜牧业属于游牧。
畜群结构：
马、羊、牛。
羊最多、马最重要。
狩猎作为古代游牧民族畜牧经济的补充形式，地位非常重要。
不仅增加食物，同时保护畜群和草场。
特别是大规模的集体围猎，已是一种相当高级的生产方式，需要严密的组织纪律、统一协调行动。
事实上成为绝好的战争训练。
贵族们以宣誓的形式正式承认汗的君主权。
这种君主权规定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各部落贵族都绝对服从汗的命令。
如违背誓言则被剥夺财产，沦作奴隶，以至处死。
承认汗的国家统治者的绝对权力—这是盟誓时贵族们与汗之间最基本的契约。
张承志《关于早期蒙古汗国的盟誓》
1206年前后的制度建设（1206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召开贵族大会，被推戴为全草原的大汗，号为成吉思汗，大蒙古国由此建立。
在此前后，成吉思汗创建或完善了一系列国家制度，对大蒙古国的巩固、强盛和有效管理，发挥了重大作用）
1、 建立千户、百户授封制度
将全体草原牧民都按千、百、十户的十进制方式编组起来。
分别授予贵族功臣世袭统领。
它们既是军事组织，也是大蒙古统治草原社会的基本行政单位。
大部分千户都是混合不同部落、氏族的成员重新组成的，取代了旧日的部落、氏族结构。
千户、百户授封制度将漠北草原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使得草原上缘由的氏族共同体逐渐分解，给被政府部族与统治部族蒙古趋于合一，形成了全新而有持久生命力的蒙古民族，结束了漠北统治民族更迭频繁，兴衰无常的混乱局面。
千户授封制的意义：
与此前“部族联盟国家”的区别
2、 创建怯薛卫军（君臣关系——主奴关系）
怯薛，即蒙古语轮值之意，乃宫廷禁卫军。
成吉思汗建国前就开始组建护卫亲军。
建国后，将其扩充到1万人，分为四班，轮番值宿，每番3昼夜，总称为4怯薛。
除保卫大汗外，还负责承担大汗宫帐内的各种服役，并下设各种名目。
怯薛护卫军起到了巩固、强化汗权的作用，同时作为大汗的侍从近臣，参与军政事务的策划、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蒙古早期国家行政中枢的职能。
3、 创建蒙古文字
4、 颁行法律（札撒）与甚至司法长官（扎鲁忽台）
5、 分封子弟
上述国家制度的具体环节，都是以保障最高统治者大汗的个人权利为前提的。
草原社会等级观念的发展，成吉思汗在艰苦创业过程中形成的个人崇高威望，加上蒙古国家最高权利与草原原始宗教萨满神权的结合，使成吉思汗完全成为凌驾于众人之上的“超人”型统治者。
与金朝相比，蒙古郡主的个人权威一开始就非常突出，并未湮没于家族集体权力之中。
而且其权威主要来自北方民族自身的政治观念，并非依赖汉族社会政治传统始得建成。
蒙古西征
第一次西征（1219-1225）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为了肃清乃蛮部的残余势力，以及消灭西域的强国花剌子模（Khorazm），便藉口花剌子模杀蒙古商队及使者，亲率二十万大军西征。
他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以及大将速不台、哲别随行。
蒙军长驱直入中亚后，于1220年攻占了花剌子模的都城撒马尔干（Samarkand），其国王西逃，成吉思汗令速不台、哲别等穷追之。
因此蒙军便西越里海、黑海间的高加索，深入俄罗斯（Russ），于1223年大败钦察（Kipchak）和俄罗斯的联军。
另成吉思汗又挥军追击花剌子模的太子札阑丁，在印度河流域打败之。
1225年，成吉思汗凯旋东归，将本土及新征服所得的西域土地分封给四个儿子，后来发展为四大汗国。
第二次西征（1235-1244）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在灭亡西夏前不久死去，后三子窝阔台继任大汗。
窝阔台于1235年派遣其兄术赤之次子拔都，率五十万大军再度西征。
西征军很快就彻底灭亡花剌子模，杀札阑丁。
不久又大举征服俄罗斯，攻陷莫斯科、基辅诸城，并分兵数路向欧洲腹心挺进。
1241年，北路蒙军在波兰西南部的利格尼兹（Legnica），大破波兰与日耳曼的联军。
拔都亲率蒙军主力由中路进入匈牙利，大获全胜，其前锋直趋意大利的威尼斯，全欧震惊，称为「黄祸」。
正当西方各国惶惶不可终日之际，拔都忽接窝阔台驾崩的噩耗，于是急速班师。
第三次西征（1253-1260）蒙哥于1251年即大汗位后，令其弟旭烈兀率兵西征。
这次西征主要方向是西南亚地区，头等目标是消灭木剌夷国（Mulahida，在今里海南岸的伊朗北部）。
1257年，蒙军荡平木剌夷之地，并挥师继续西进，攻陷报达（Baghdad，今巴格达），屠杀八十万人，灭亡历时五百余载的黑衣大食（Abbasids）。
此后旭烈兀又率兵攻陷阿拉伯的圣地麦加，攻占大马士革，其前锋曾渡海收富浪（即今地中海东部的塞浦路斯岛）。
本来他还要进一步攻打埃及，因得到蒙哥伐宋阵亡的消息，便率主力班师。
元朝畸形的“汉化”
煌煌大元，仅从1271年到1368年，维持了不足百年，其灭亡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深思。
元朝存在早衰的现象，除了“宗王之间的皇位之争”，此外应该还包括“草原本位思想”、“统治者的佞佛”、“马背治国”、“权臣弄权”、“民族歧视”、“兵权分散”、“分封复燃”等等原因，最终导致了“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千万”。
历史的发展是合力的结果。
每一个封建王朝都难以逃离走向灭亡的必然规律。
元朝灭亡的原因也许很多很多。
但我认为，元朝迅速走向灭亡的关键原因就是它的“汉化”不彻底，换种方法说，就是蒙元的“汉化”是一种畸形的“汉化”。
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既不是完全抛弃大蒙古国旧制，也不是全盘照抄中原传统王朝的成法，而是合二为一，搞出了一个蒙古旧制与中原汉族封建制度相混合的杂糅体，即“附会汉法”。
诸制并举，造成了社会制度的极端混乱，元朝不足百年而亡，不能说与忽必烈有意识地保留大量蒙古旧制没有关系。
蒙古贵族为了维护其统治权益而必具的保守性，规定了元代的政治制度始终具有既行汉法，又有“国俗”的二元特点。
早期的忽必烈是比较积极推行汉法的。
汗位之争中忽必烈的胜利，本质上就是蒙古统治阶级内部“汉法”派战胜了保守派，这对于大蒙古国最终完成封建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金莲川幕府集团的形成是忽必烈主动吸收汉法的结果，显示了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革新派与汉人儒士之间政治结合的初步完成。
但是，忽必烈的汉化政策最终还是走向了畸形。
作为元朝的开国皇帝，他没能留给后代一套可操作性较强的社会制度。
蒙古族在进入中原以前，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
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相差过大，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相对比较困难。
而且，在接触到汉文化之前，蒙古族已经接触到了比较先进吐蕃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回回文化），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他们不一定就必须采纳汉人文化。
此外，由于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
元朝统治集团始终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
由于“汉化”的畸形发展，“草原本位思想”与“汉文化”、“回回文化”互相纠结。
由于“汉化”的畸形发展，导致原有部落公有制大量残余，导致了宗王之间的皇位之争，导致了分封制的死灰复燃，导致了严重的民族歧视，导致了“马背治国”观念的盛行，导致了军权的分散，导致了“九儒十丐”悲剧的出现，而这一切都导致了元朝的早衰。
元朝的早衰，积重难返，最早便是起于世祖。
总之，我认为，元朝的短命而亡，关键方面是亡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未能弥合，亡于畸形的“汉化。
忽必烈建立元朝，推行汉法
1、建立年号、国号及有关礼仪制度
2、建立汉式官僚机构
3、定都汉地
4、实行重农政策
5、尊孔崇儒
忽必烈时期之国方针的转折
1、 蒙古旧制的大量保留
2、 任用敛财之臣：
（敛财措施）增加税课，官营牟利，变更钞法，钩考敛财
元朝中后期的统治危机
政局不稳 权臣专权 财政危机 起义频繁（白莲教，红巾军）
汉化迟滞主要表现：
大量草原旧制的保留，推行汉法不彻底
严重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
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与文化取向
作为疆域空前辽阔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的寿命并不长久。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终元一带基本没有强大的外患，其衰亡主要忘与内忧。
内忧的根源，似乎需要从文化背景方面去寻找。
也就是说，元朝的短命而亡，主要是忘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未能弥合，忘与汉化迟滞。
国家符号的两套体系
在临民层次以上层面，元王朝没有实行双轨制，但在体现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国家符号体系上，它则一直存在着来自汉制和来自蒙古制的两套明显区别的形式。
双重国号（大元，大蒙古国），两种纪年方式（汉式年号的采用自忽必烈即位漠南那年开始；蒙古传统的十二生肖纪年）；元代皇帝即位履行两套仪式，皇帝去世给汉语和蒙古语两种庙号；元代的官方语言文字至少有蒙语文、汉语文、波斯语文；（忽必烈即位后）朝廷中枢夏秋在上都，冬春在大都。
国家符号体系的两重性表明了元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自己的定位是双重的，既是蒙古人的大汗，又是汉人的皇帝，他们同时从蒙古人和汉人中寻求认同。
硬译文体
元代文献中，有一大批词语奇特、句法乖戾的公牍，既不能用古汉语书面语常规训释，又与纯粹的元代汉语口语不同。
这是一批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习惯，经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公文。
我们把元代公牍的这中文体，称为硬译文体。
元朝汉化迟滞的原因
1、蒙古族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基础和了解。
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相对比较困难。
2、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
3、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已经分裂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力，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裁员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
元朝国家制度
三大机构：
中书省（总庶政），枢密院（领兵戎），御史台（司纠察）
一省六部制
相权：
家臣政治
皇权：
主奴观念
主奴观念进入元朝君臣关系是受蒙古旧制影响的结果，并且它已经渗透到汉式的皇帝—官僚关系中间姚大力
由于元朝君臣关系中长期保持着来自草原游牧社会的私人隶属色彩和身份差异，大臣不过是君主的家臣或奴婢，其权利在大多数的时候都被看作皇权的外化和延伸，不被视为威胁。
于是就出现了在汉族王朝乃至其他北方民族王朝中不常看到的情况：
皇帝委任责成，大胆放权，大臣勇于任事，不加避忌。
张帆
毫无疑问，元朝统一全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肯定的。
……同时，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
它主要的问题还不仅是一般大家都经常提及的战争破坏与民族压迫政策，以为战争的破坏毕竟只是在一些地区（如北方地区），民族压迫政策充其量也只是元朝的近百年统治期内起消极作用的因素。
在我们看来，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政治社会领域中由蒙古统治者所带来的某些落后影响。
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
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
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
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朝的拼凑。
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
元朝的专职皇权已远较前代少所约束。
……皇帝的尊严愈增，专制主义皇权也进一步膨胀，这对于明初极端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成型无疑有它的影响。
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
元朝行省的两个基本特征
1、 元朝行省同时具有朝廷派出机构和地方官府的两重性质
2、 元朝行省虽然具备汉族官制的表象，但本质上仍是蒙汉二元混合的制度。
元朝选官制度的特色
1、 高级官僚基本为上层蒙古、色目贵族以及极少数汉族勋贵所垄断，这些人绝大部分出自怯薛组织。
2、 中、下级官僚中，出身官吏者占了压倒优势。
3、 昔日凭借文化知识“学而优则仕”的儒室集团受到冷遇，在官僚构成中仅占很小的比例。
（人有十等，九儒十丐）
法制与军制
元朝…始终没有编成类似唐代或金代那样形式完备的法典。
有元一代断狱量刑基本上以断例为依据。
与此相应，民事、行政等各部类的立法、亦完全是以因时立制，临事制宜的形式颁布的。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
兵员征集体制（征发来源）：
蒙古军、探马赤军（诸部族）、汉军（中原/金朝统治下之兵）、新附军（宋军）
军队编制：
中央宿卫军、地方镇戍军
元初的重农政策
1、 在中央设立大司农司，专掌劝农
2、 规定以“五事”考核地方官，其中头两项为“户口增，田野辟”
3、 在农村统一建立“社”制，原则上每五十家立为一社，推举社长，负责组织生产，互助协作
4、 编辑并颁行农书《农桑辑要》
5、 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推行屯田
《农桑辑要》
元初由朝廷组织编纂的农学著作。
系统地总结列前代农书的有关成果，删繁就简，是一部简明实用的北方旱地农学普及读物。
公10卷，6万字，从1273年到1332年，印刷六次，印数最多的一次达到一万部。
在江南农业中，13、14世纪的确出现了若干重要的辩护啊，但是并没有出现可以称为“转折”的那种重大变化。
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变化…与发生于前后的变化，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是同质的。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这个时期只是江南农业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而不是一个“转折点”。
无论是“唐宋变革”，还是“明清停滞”，都并不符合江南农业变化的历史真实。
李伯重《有无13、14世纪的转折——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的变化》
棉花的传播和发展历程中，元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陈高华《元大都》大都…..经过周密的设计，充分利用了原有条件和地理特点，具有一套完整的布局。
通惠河
通惠河是元代挖建的漕运河道，由郭守敬主持修建。
自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开工，至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完工，元世祖忽必烈将此河命名为通惠河。
通惠河是元大都的一条经济命脉。
通惠河开挖后，行船漕运可以到达积水潭，因此积水潭，包括现今的什刹海、后海一带，成为大运河的终点，商船百船聚泊，千帆竟泊，热闹繁华。
在元朝中后期，每年最高有二三百万石粮食从南方经通惠河运到大都。
这条河道在明朝和清朝一直得到维护，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叶。
促进元朝商业发展的因素
1、 大一统下的和平局面
2、 驿道的开辟
3、 漕运的疏浚与海运的开通
4、 纸币的发行（元朝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作为主币发行）
两套户籍制度
户等制：
按照资产多少，将居民划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甲。
划分户等的目的是为了合理摊派赋役。
诸色户计：
根据职业、信仰等因素将全体百姓分为若干种类。
最基本的一类为民户。
民户以外的各类户计，分别为国家承担某种特殊义务，世代相袭，其常规赋役则可以得到部分优免。
（儒户，义务：
入学校读书）
特殊的贱民阶层：
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
元代法律规定﹐驱口属于贱人﹐与钱﹑物同﹐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
使长对驱口有人身占有权利﹐可以任意转卖﹐在大都和上都等城市中设有人市﹐买卖驱口。
使长（驱口所有人）对驱口有人身占有权力，可以任意转卖,滥施刑罚，甚至杀死。
元朝文化：
理学的传播、宗教的活跃、俗文学的繁荣、科技成就
元代科举的特点
1、 四等人分用两套题考试，分别录取
2、 考经义，不考词赋
3、 考试程式多采朱熹《学校贡举私议》
4、 经义考试以《四书》为基本内容，汉人、南人加试《五经》中任选一经
5、 对经书的解释须以程朱理学为标准
儒虽不是宗教，但有“万世师表”的孔子，又有自己的经书，蒙古人也就把儒生看成与和尚、道士、答失蛮（伊斯兰教教士），也里可温（基督教教士）等“告天祝寿的人”一样，给予一定的优待。
但儒的地位总是居于释、道之下…… 韩儒林
八思巴（1239年～1280年）元朝第一代帝师，学者。
吐蕃萨斯迦人。
本名罗古罗思监藏（bLo-gros-rgyal-mtshan=hPhags-pa），八思巴（又译八合思巴、发思巴，意为“圣者”）是尊称。
明朝开国制度中国史纲要P49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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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宰相、立卫所、兴军屯 中国古代简史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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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所：
中国史纲要P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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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时期的重典统治
四起大案（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空印案【胡蓝党案针对功臣，另外两案针对一般官吏】）、《大明律》与《大诰》、强化社会控制、特务政治与文化专制
PS:
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方便武器……淮西集团的主要力量摧毁……（蓝玉案）把淮西集团中的军事贵族也大部分消灭 吴晗
《逆臣录》五卷，收录蓝玉案中近千人供词。
空印案：
明初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县均需派遣计吏至户部，呈报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及所有钱谷之数，府与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与户部的数字必须完全相符，稍有差错，即被驳回重造账册，并须加盖原衙门官印。
各布政使司计吏因离户部道远，为免往返奔走，便预持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
该空白账册盖有骑缝印，不做他用，户部对此从不干预。
洪武八年（1375）考校钱谷书册，明太祖得知空印之事后大怒，下令严办。
致自户部尚书至各地守令主印者皆处死，佐贰以下杖一百，充军边地。
与此案有关者多不免，被杀者达数百人。
郭桓案：
中国明太祖朱元璋严惩户部侍郎郭桓等吞盗官粮的重大案件。
洪武十八年（1385）三月，御史告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共同舞弊，吞盗官粮。
明太祖令审刑司拷讯，牵涉礼部尚书赵瑁等人，发现除侵吞宝钞金银外，仅贪污税粮及鱼盐等即折米2400余万石。
于是，赵瑁等皆弃市，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
供词牵连各布政使司官吏，系狱拟罪者数万人，株连之人遍天下，中产以上民家被抄杀者不计其数。
于是引起许多地主官僚的不满，纷纷指斥、攻击告发处理此案的御史和法官。
为防止矛盾扩大，明太祖乃手诏公布郭桓等人罪状，而将原审法官右审刑吴庸等处磔刑，以平众怨。
锦衣卫，明朝官署名，即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皇帝的侍卫机构。
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
为了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太祖先后任用亲信文武官员充当“检校”，“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
明洪武二年（1369）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十五年（1382）设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
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
锦衣卫：
保卫皇帝、并从事侦缉活动的军事机构。
法理之内，执行国法。
法理之外，排除异己。
与东厂，合称厂卫。
标志着君主专制统治的加强。
剥夺生员讨论政治的权利：
明太祖为什么单单剥夺了生源讨论政治的权利呢？
因为（明太祖）害怕群众，害怕组织，尤其害怕有群众基础、组织能力的知识分子。
他认清这个力量，会危害他的统治，因之，非加以高压、严厉禁止、不许有声音不可……至于其他人士，个别的建议，没有群众作后盾，不发生力量，他不但不禁止，反而形式上加以奖励，学古代帝王求言的办法，倒使他可以得到好名誉。
吴晗
《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永乐年间，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这一古代文化宝库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
《永乐大典》常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皇史宬：
明清皇家档案库。
明代中叶重抄《永乐大典》副本一部，置于皇史宬。
正本后来下落不明。
副本在清代逐渐散失。
晚清再遭劫毁，十不存一。
夺门之变
中国徐有贞明代将领石亨、太监曹吉祥等于景泰八年（1457）拥明英宗朱祁镇复位的政变。
又名南宫复辟。
以石亨等攻破南宫门，奉英宗升奉天殿复辟，故名。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明英宗在土木之变中被俘。
九月，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等拥立英宗弟郕王朱祁钰为帝（即明代宗景泰景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次年，英宗被释归，为景帝幽禁于南宫。
景泰八年正月，景帝病重，不能临朝，石亨见帝疾甚，即与都督张軏（yuè）、太监曹吉祥等密谋发动政变，拥英宗复辟，以邀功赏。
是月十六日夜，徐有贞、石亨等引军千余潜入长安门，急奔南宫，毁墙破门而入，掖英宗登辇，自东华门入宫，升奉天殿，并开宫门告知百官太上皇已复位。
英宗复位后，下于谦、王文于狱。
后又以谋逆罪杀于谦、王文，迫害于谦所荐之文武官员。
论复辟功，对石亨、张軏、徐有贞等人分别晋官加爵。
二月，废景帝仍为郕王，迁于西内。
豹房 江彬
世宗（嘉靖）英断，资质之可与为善，自非武宗所及，然终身事鬼，而不事人！
孟森《明清史讲义》
大礼议
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 黄仁宇
经筵！
！
！
中国古代皇帝研读经史而举行的御前讲席。
举行经筵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味道研经”，探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一是“以古证今”，亦即以史为鉴，吸取封建统治经验教训。
这种繁文缛节乃是当日国家中一种重要制度。
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
皇权行使与“家天下”特征
1、 皇权行使：
废除宰相，早朝制度，经筵
2、 君臣关系恶化：
武宗时廷杖，世宗时廷杖，厂卫/特务政治/诏狱
3、 宗藩问题：
分封，婚嫁，取名
内阁制度的形成
1、 明太祖…革中书省，归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现，没有实权。
2、 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3、 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味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
阁权之重，俨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
明臣贤相，必首三杨，均能原本儒术，通达事机。
三杨：
杨士奇，杨荣，杨薄（无草头）
票拟
也叫做票旨、条旨，也就是说对于来自全国各方面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内阁学士“用小票墨书”，即把批阅建议写在纸上并贴在各奏疏的对面上以进呈。
它可以是先与皇帝共同讨论，作出决定后再草拟成文字，更多的是内阁先拟好批答文字，连同原奏请文书一起送皇帝审批。
明代全都归口于内阁，这就给大多数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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