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新疆文学的反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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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新疆文学的反思

　许多年来，所谓的新疆文学，在我国的文学传统中一直处在尴尬的边缘地带，很难登大雅之堂的。

然而，以多民族文化多元对流交叉的新疆文学开始受重视，并且为学者颔首、评论家默认中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最近几年的事，大概在大西部开发的新举措出台前后，人们对新疆文学的看法才开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我于20世纪的最后一个夜晚意识到了话语狂欢：

一个充满理性、规范、经验、秩序的独尊话语时代宣告终结，随着旧的话语体系和等级结构的消解，接踵而来的是新的独断和专制。

在世纪末的千纪年转换中，迎来了多元格局的话语喧哗时代，以旧的独尊话语和新近孕育的政治话语、文化机构的制度话语、出版系统的消费话语、作家们热衷于餐桌边的性话语，构成了新疆文坛空前混杂的现实图景，而新疆作家们在自己的话语操作中误读了现代性的历史语境和文学意义。

所以，我不能以边缘性批评的位势，片面地解构新疆文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我的批评，将重建新的学术规范，进行批评策略、科学的方式和自我检视，营建更合理更宽泛的批评形式，重铸更健康宽容的批评主体品格。

　　我知道，以杨牧、周涛、章德益、洋雨、东虹、李喻、高迥浩等为代表的新边塞诗人们曾给新疆带来过文学辉煌，对这一时期的"边塞思潮"与"边塞情结"的弄虚作假的价值，应该是以其是否有创造性和开拓性为审美标准的。

时过境迁，由于边新塞诗人没能对固有的文学传统进行扬弃和革新，吸收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没能再建自己的独创性，而是怀着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写作态度，陷入更庸俗化或泛滥成灾的抒情时代，这给新疆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弊端和危机，显得非常可笑。

克洛德·西蒙说过：

"如今人们所从事的艺术创作是一场战争，成败无关重要，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这么说。

但学者们具有小孩子的某些特征（我认为艺术家也一样），他们和小孩子一样喜欢获胜，喜欢得到奖励。

"如果从弗络伊德性学论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组成这种满足心情的多种成份，人们的注意力除了集中在现实人事外，还看看这个社会的阅读气氛是否令人断气。

所以，我在跟新疆作家的交往中，曾无数次地提到过作家的写作态度，好在新疆作家们都知道尼采、柏格森和福柯，是他们以科学的人文态度，清理并理顺了十六世纪以来的笛卡尔、拉康和萨特特等哲学家的陈词滥调：

对规范的逾越，对理性的抗争，对超验性的拒斥，对诗意的渴望，对极端体验的迷恋。

克洛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是这样结尾的：

"静止不动的天空下呈现出一片荒漠无人，空空洞洞的景色。

停顿，冻僵的世界风化，剥落，逐渐成为碎片崩溃了，像一座无用的被废弃的建筑任凭时间通过缺乏条理，漫不经心，客观自然的作用把它毁灭。

"在新疆，后于"新边塞诗人"的青年作家们，只着眼于当下的现实人事和思维维向度层面上，没能重现抗议的激情，让沉默的文学反叛精神恢复它的呼唤，暴露那些理性漫长而隐密的道德禁锢，像尼采一样，让思想者的尖叫，闪电般地划破理性的夜空。

然而，新疆作家们仿佛像一群失宠的佛教徒，仍在凝视着死亡之海上空的星光，好像楼兰古城街道上到处是野驴、骆驼和成群结队的乌鸦。

　　福柯告诉我们，历史不再是统治者、英雄、帝王、国家机器、战争周旋于其中的盛大舞台，相反，历史表现为支离破碎的纷乱细节，福柯勾勒了诗人、疯癫、小偷、流浪汉、倒错、反常、罪行、逾规者的曲折而隐密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总是蕴涵着无穷无尽的争斗，历史不再是是一种纯粹的时间线索贡硐治恢秩λ拇Τ雒坏目占洌φ俏谱欧桉病⒆镄、倒错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禁闭和生产形式，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和真理形式。

然而，新疆作家只关注于新疆的山川与河流，奇特雄浑的地域风貌，视野的局限，学理的不足，知识结构的老化，使他们不是写村庄和驴，就是公马和母鸡，他们的视直觉还没有深入到人文历史的每一个角落，以独尊的令人着迷的抒情话语，构成一种枯燥单调的话语体系，既不是愤怒，又不是抗争，既不是忧郁，又不是欢乐，既不是哲学，又不是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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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疆文学界，尽管有不景气的一面，但毕竟存在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就像一种顽强的抗议，虽然它受到诽谤或嘲讽，有时还受到迫害。

当然，我还不至于愚蠢到狂妄自大或不了解文学领域中任何选择都有争论。

在新疆，许多作家现在已经年迈，或已经死去，或正在死亡，他们的前半生像秦始皇时代的臣民一样经历了苦难而动荡的岁月。

周涛之后的刘亮程，是出自嘲弄或因轻易取胜而洋洋得意那种偏狭的心态，他正在向人们宣告农民的权力话语，我把他的散文视作一种自我否定、压抑、禁忌性的阐述，这种农民式自顾不暇的权力话语，给人一种窒息、收缩、丧失自由的感觉。

在描写一个人的村庄与牲口时，权力话语就扮演了这样一种暴君角色，这种权力意识在本质上同国家模式、集权模式、统治模式没有太大的差别，判别只是在于，刘亮程的权力和捕捉的对象具有弥散性、更小型化、更隐密，它的实施对象更边缘化，处于一般历史之外，这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禁闲权力。

所以我想说，这是一种非求真性的跳跃，是自我控制的技艺，因此在可能性的探索中，刘亮程比周涛走得更远。

沈苇的诗歌，像驯顺的身体，不过是新疆历史某个特定时期的高尚的抒情，他依靠自然风貌，渴望跟知识较量，并用空洞华丽的词，连接着不同类型的自然物，屈从着匿名的权力，他应该知道帕斯说的"诗歌离现实十分遥远"，否定并分裂回归意识，古人的自我风格化在当前的语境中如何产生一种迥异的艺术式样？

在新疆，乃至中国，有很多不三不四的"作家"，对新一代新疆作家用些蔑视、伤害、甚至侮辱的言词，最能说明一些问题：

以"晚报文体"组成的作家集团（因为这种字眼在艺术规范上毫无意义），用失重的心理，放弃原有文化的价值尺度，想重新对生活进行新的文化编码，进而认同包装起来的人是文化强人，而那些真正有思想、有艺术感的作家因缺少文化包装而默默无闻。

这些"晚报文体"作家与赵光鸣、董立勃、杨威力、刘岸、北野、王锋、卢一萍、叶尔克西等实力派作家的创作力量对立起来，同时使分歧越来越明显。

对这种情况，新疆几所大学的学者们，纷纷议论有生命力的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分歧;在那种最怕发生文学革命的各种势力的影响下，那些曾经有头脑的作家也变得日渐胆怯和迟钝。

　我想说的是，新疆作家的封闭意识和边缘心态，以及掖郎自大的自夸情结，使他们学会了互相吹棒，学会了精神撒娇，学会了自嘲和完蛋，他们善于曲解、诽谤和指责别人，这种病态的心理幻想，都源于愚蠢的嫉妒。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有的人对人类的美好属性总是以阴暗之心亵渎而快之，不仅自欺欺人，而且归附于一些消极被动的自卑情绪。

目空一切的自夸精神正在拓展，不倦地追求享乐，以猬琐的生存作为存在的最终目的，由此形成一种自我贬损的原罪心理，在丧失活生生的生命意识的同时，使自己成为一个物欲膨胀的精神侏儒。

对沉重的肉体本身，我且不谈那种影射，根据我们对文学艺术的看法，某些文艺奸商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操纵着我们的选择。

应该说，文化的商品化和心性的边缘性，使当今社会在消费热潮中进一步淡漠了道德内修和价值重建，而以"炒"名人和名牌为时尚。

今天对于某一套批评来说，劳动和工作这些概念已丧失威信。

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谈到一位作家感到下笔艰难时，就认为那是及其可笑的事，这种带有嘲讽的想法，怎么解释呢？

也许我现在所写的《话语的狂欢》在这里耽搁一下，谈谈这个问题不无意义，因为它牵涉的方面很广，比单纯的感情冲动重要得多。

　　德里达在《书写与词语的差异》中写道：

"一个使用价值或一种物品，只是当人类的劳动体现在其中时才具有一种价值。

"在十九世纪，机械化和后工业化冷酷无情地发展的同时，滋长了一种不良的意识，贬低了劳动的观念，以致过去领工薪的奴仆或认真负责工作的艺匠看到自己的人格遭到干脆的否定，现在变为最多不过是一名有头脑的"复印机"，或是在某地已写好的作品的临模者，不过是能把神秘的天外发来的信息清楚地发布的一架译码机。

因此，米兰·昆德拉说：

"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瀚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

"

　　后现代传媒所掀起的文化思潮，并没有给新疆作家带来精神的充实和信念的坚定，相反，在传媒意识话语的排斥下，真正的作家从精神乌托邦中退出，虚无主义乘机而入。

作家是成为获得或享有知识恩赐特权的人（萨特曾提出：

"你要说什么？

"--或者换句话说，"你要撑握什么知识？

"），甚至在进行创作之前已撑握了凡人所不能获得的智慧，自认为担负着传授知识的任务，于是艺术品就自然而然采取一种含有宗教诲谕的形象化的形式，变为道德说教的寓言和比喻。

　　在后现代社会来临之时，新疆作家所秉持的态度应更加宽容，视野应进一步扩大;应将任何偏激的理论和实践放到历史中加以检验，以减少独断性和虚妄性。

就像普鲁斯特所说的那样：

"我试图在自己从未想到会有美的地方寻求它，在最常见的生活中和自然静物的深处发现它。

"而卡夫卡却说：

"自我控制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

自我控制意味着：

要在我的精神存在之无穷放射中任意找一处进行活动。

如果不得不在我的周围画上这么一些圆圈，那么最佳办法莫过于瞪大眼睛一心看着这巨大的组合体，什么也不做。

观看相反使我的力量得到增强，我带着这种增强了的力量回家就是。

"卡夫卡的话，在某些方面多少具有预言性。

据我看来，他的话能引起一些新的看法：

第一层意思是"能从中引出道德教训的艺术行为"，这释义立即在思想上引起异议：

事实上艺术创作的真实过程正与这一公式相反，把伟大的思想从道德教训中引出来。

对传统的艺术家来说，"强者总是最有理"或"任何阿谀奉承者均靠接受阿谀奉承者养活"，以后才是艺术家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自己的构思，寻求以这种最能吸引注意力的方法来说明他的箴言、告诫和主题。

由于历史、政治和地理的原因，新疆作家似乎在许多事情上都很容易失望，形形色色的怀疑和悲观情绪，甚至会成为孕育他们的消极心态和无奈，在新疆，这类作家越来越多起来，不但局限于地域意识或自然景物的夸张，而且分布夹杂在情欲的叙述话语之中，分量相当大，以致最细腻的笔触也只能起到了埃及木乃伊的作用，竟然把深度思想抛诸九霄云外。

倘若文学是断头台，没有一个新疆作家会把脑袋伸过去的，因为自杀比他杀伟大得多。

　　由此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对那些昭著的问题，新疆作家从不拒绝记者的采访，或把自己的各种写作动机公之于众。

然而，希望得到承认的动机，也许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作家必须为自己得到承认，这就关系到作家的文化底蕴问题，就像毕加索所说得那样：

我要毁灭，我要创作，故我存在。

无论建造一座大桥，盖几间房子，都是从零开始做起，想和做与做和想之间，存在着一段物象与美学意义上的距离，这种距离就是"道"。

既然人们同意把某项自由给予通俗称为作家的人，那有什么理由拒绝把这种自由给予反叛的作家呢？

为什么相反地指定他们负起政治话语、体制话语和道德话语这种任务呢？

为什么不考虑他们所使用的话语性质，似乎话语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单纯的工具而已？

在这一点上，新疆作家只住了马拉美的那句话：

"只要在文体上下功夫，就会产生诗？

"

　　新疆作家是不是看破了红尘，用理智地撒回人生诺言的方式，把自己从失信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当忧郁的心境过于强烈的时候，是否能把自己引向渲泄性的话语狂欢？

写到最后，我为新疆没有经典作品而恐慌，因为每一个新疆作家都活得很轻松，并且享受着难得的空虚。

　　诗歌：

一群垮掉的精神囚徒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汉诗的现代写作以其独有的话语方式，开始将思想文化解构的历史阶段，转向全球性整合的一场文学革命的时候，新疆"新边塞"诗人却在一种茫然失错的心情中，接纳了历史与时间的虚无馈赠，那些口号和标语式的诗歌，一度被集体的媚俗、腐朽、乌鸦高调的气息所污染，而固有的天经地义似的边塞诗歌秩序遭到了瓦解，被可疑庸常的诗学趣味所取代;在意识形态文化急剧调整的21世纪的开端，诗人们需要寻找新的思想文化资源和言说方式，以面对新世纪的全球化挑战，盲目而狂妄的诗歌写作应该得到新的理性阐释。

我的批评，鼎力解构诗学抱负的真相，把一群无根的被政治幻觉宠坏了的精神囚徒，享受独尊话语破灭之后的沮丧和不安，亮在读者面前，因为旧有的话语体制所蕴含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重建诗学精神的责任迫在眉睫。

　从公正的诗学立场出发，我充分肯定杨牧、周涛和章德溢等"新边塞"诗人的集体辉煌与个人成就，在那个火红的"革命时代"里，他们为新疆投入的真诚与热情、操作政治颂歌的才华、练达和睿智，我等晚辈是无与伦比的，但我怀疑他们不是诗学意义上的真正诗人，在某种强迫性的制度话语的操纵之下，他们没能把那个时代的苦难、历史、人性关联的人文新疆，进行全方位的解构与剖析，而是为了急于摆脱巨大的精神屈辱，在一种病态的乌托邦精神的指引下，写出大量颓唐而亢进的政治颂歌，随着人们知识结构的日益多元化，这些诗歌已变成隐藏在公厕四周的枯枝败叶。

　　确实，"新边塞"诗人的集体败落，除了有诸多的历史原因外，主要原因在于自身的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这是一种普遍的感受。

严格地说，周涛们只不过是那个特殊时代的写诗的人（写诗的人和诗人是有区别的）。

诗是梦，还是大便（朱大可语）？

圣-琼·佩斯却说，诗人是为我们扯断习惯这根线的人。

周涛们是一群盲流或流放新疆的移民和难民，或是移民和难民的后裔，在那个没有艺术人格、尊严、言说与书写自由的洪荒年代里，应合前苏联式虚假的意识形态（精神乌鸦的诗歌命运），以空洞庸俗的形式主义，树立了"新边塞"的旗号。

也就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岛、顾城和舒婷等朦胧诗人，以语言崇拜的姿态，对抒情性的诗歌倾向进行了革命性的对抗，接踵而来的是患有市民焦虑症的口语派诗人脱颖而出，中国诗坛顿时流派林立，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而在新疆，背负着历史重任的"新边塞"诗人们很快就落后于时代的潮流，他们像迷路的孩子一样茫然失措，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

在《边塞三人集》的前言中这样写道：

"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完成了文艺工作者指导思想的拔乱反正，恢复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在党的文艺工作的稳定和正确领导，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大好局面，这就使新边塞诗人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杨牧的《火焰山》、《我是青年》、《草原，如果我离开你》，周涛的《野马群》、《流沙》、《伊犁河》《我属于北方》，章德溢的《西部太阳》《荒漠天空》等诗作犹如枯木逢春，（新疆诗人是否都应该不断地写地理风貌，风土人情，才被证明为才华横溢？

）、经过伪评论家的友情吹捧和神化（周政保和郑兴富等人都担当了虚无的秩序与责任），起到了一种自欺欺人的荒唐效果。

这些伪评论家像楼兰古战场上的吹鼓手，竭力为"新边塞"诗人摇旗呐喊：

杨牧、周涛和章德溢无疑成了新疆诗人（汉语言）眼前的灯，脚下的路，由此导致的被强势话语奴役的状况充斥诗坛。

因此，像秦安江、陈友胜、张侠、曲近、屈直、郁笛、顾丁昆、赵力等后起之秀（我把他们只能当作写诗的人，尽管他们出版了好几本诗集）没有对所谓"边塞诗"的腐朽遗风，抱有足够的警惕性，以及对诗歌原创性的可怕丧失，使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写作是一种创新，他们共同构成了与独立、创造和自由之诗歌精神反方向的话语模式。

在这种话语境遇下，我想，新疆汉诗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是否有更多对旧话语体制有破坏性的力量被聚拢，是否有更多沉潜在民间的充满活力的声音被倾听。

　　另一方面，在"新边塞"诗人们登峰造极的同时，以杨子为代表的前卫诗人，很尖锐地对继续沿用"新边塞诗"这一概念提出革命性质疑，甚至极力否定"新边塞诗"的诗学价值，或者愤怒地把孟驰北的"独尊话语"贬损为"黑社会立场"时，周涛感到继续写诗已经无能为力，因而迅速转入散文写作的疯狂尝试。

所幸的是，杨子创办的民间刊物《大鸟》的意义作为一种诗学立场的事实已赢得广泛的共识，并且在新疆一直保持着强劲势头的先锋诗写作。

《大鸟》在新疆的诞生，既是缘于对新疆汉诗独立品质的捍卫，又是对诗歌自由精神的强烈吁求，宣告在诗学观念上与周涛们彻底决裂。

我把杨子等先锋诗人与周涛们进行美学意义上的分野，让真正的诗人与写诗的人分开，让精神撒娇与诗艺探索区别开来，以便清理新疆诗坛多年来的混乱不堪的局面。

新疆现代诗的崛起和辉煌，是杨子们在一个公正、本质、独立、自由的诗歌平台上艰难地建立起来的。

为了保存和发展新疆汉诗的艺术价值，《大鸟》以"民间"的形式团结了一大批区内外精英诗人，秉着公允的立场，兼及了各种诗学观点，并坦然面对新疆伪评论家们过激而无理的批评;在遥远的阿克苏，王锋以激进的文学观点，自费创办《新苗》和《天狼》诗歌报，呼应并参予杨子发起的诗歌革命。

为了诗歌艺术的良知和责任，杨子和王锋蒙受过同行的诽谤、抨击、侮辱和文化警察的查封。

江郎才尽的周涛，就在这时候暴露了写作上的严重缺陷，在更深的意义上说，暴露的则是创造力的危机，丧失了言说与书写的才华和激情，他的虚弱的内心，虚伪的表情，无不显露出知识的苍白，无须我再饶舌。

我一直赞赏这样一句话：

没有人可以在文字中隐藏自己的内心。

周涛应该承认，他充其量不过是写诗的人，而不是真正诗学意义上诗人。

　在新疆，并不需要指出谁是周涛的屈从者，这毫无意义，只要指出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便感到无地自容。

把每一个诗人、每一种写作恢复到它本应有的位置和空间里，这是诗学批评的目的。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像刘亮程、黄毅、北野、周军成等诗人的成就与一些诗作的意义被过分地夸大了，加上掌握了话语权的孟驰北的竭力鼓吹，这种自夸情绪反而成了现成的结论被许多人征引。

我惊异于当下的新疆诗坛居然活动着那么多毫无艺术辨别能力的庸众，他们合谋把一些屈辱与闭抑的事实渲染成了阅读神话，不仅自己沉浸其间，还想方设法将它强加给读者和这个时代（诸如"新疆只有一个周涛足够了""新疆只有诗歌，没有小说家"之类的狂言）。

这真是一种痛楚的记忆，如果没有来自杨子和王锋等清醒的写作者的同声断喝，这些丧失诗学立场的诗人们在周涛所构筑的人格襁褓里不知还要昏睡多少年。

这些年轻的诗人，在一种周涛式的诗学幻觉、现代神话和自我满足中，早已经把自己的诗学人格丧失殆尽。

　　我的批评实际上是对新疆汉诗的一个十分艰巨的清场过程，尽管许多新疆诗人的个性都是圆的，像红旗下的傻蛋，尽管满也之类的新一代文化盲流，不问青红皂白地干扰我的声音，我还要立场坚定地完成这一清场过程，只有这样超常的理性批评，才能给新疆汉诗的繁荣带来勃勃生机和文学革命的希望。

刘亮程早年也写诗，他学海子的模样，写了大量回归家园意识的诗，试图将古典怀念意味的独白纳入诗中，渴望村庄在现代眼光下焕发出诗意，但由于欠缺文化底蕴，他的诗歌梦在诗探索途中夭折了，最后他把诗歌视为丢失多年的驴一样遗忘了;黄毅并不缺乏良知和善恶观，但作为诗人，他必须有另一种思维、理想化的灵魂状态、心灵在场的写作态度，因为他的诗没有想象与幻觉的张力，他写得尤为吃力，疲倦，就像站在客房的卫生间里，挤一次性小牙膏没有两样;北野面临的是这样一个理念问题，人类的存在仅仅决定于它和环境的分离程度，他过去写的诗，清秀、典雅，多半是心境与场境对话的情境诗，像初恋少女的梦呓，脆弱不堪，缺乏男性诗人的阳刚、正气、公正、愤怒、欲望和激情。

除了在中国诗坛走红的沈苇外，还有许多闪烁着奇异才华、生活在民间的诗人在新疆诗坛是匿名的、不被重视的、受排斥的（比如杨子，他一直在新疆各种诗歌圈子气候之外孤独地写作）。

从某种程度上说，退居诗坛的周涛继续充当着权力话语的操纵者，他说沈苇是最出色的第二代"新边塞"诗人，而沈苇恰恰以主导新疆式南方派诗歌秩序，同样适合分娩新的霸权和霸主。

在同一个层面上，沈苇的诗比周涛走得远些，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沈苇在受西方诸多大诗人的多元交叉影响后，很轻松地完成了诗艺风格上的文本创建，并开始在经验利用、角度调换、语感处理、文本离间、意图误读等诗艺上破费心思，他的诗空洞而华丽，他忽视了诗歌除抒情外，还有叙事性和戏剧性。

语言无需人们创建，因为语言就是创建者。

他还通过营造细密繁琐的意象单元，单恋式的咏唱，对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进行了比周涛更高雅的抒情和表象化的赞美。

如《雪》中的诗句：

雪下在北方/下在边疆。

在《鼓·颂辞》里，他这样写道：

在荒凉的西部/鼓声灿烂/催醒春天和夏天/使玫瑰开放/公牛雄壮/母牛奶水充沛/……他以南方市民的心态，渴望书写新疆贵族诗歌，真可谓是"借鸡下蛋"的行家里手;他的诗还徘徊于浪漫的抒情阶段，逗留于前现代诗歌水准范畴，这样的新移民诗人会成为所谓的诗坛权威？

为什么充满西方话语优势的奴役色彩的诗歌会被人奉为圭臬？

这里存在着一个阐释的真空问题。

由于长期以来新疆汉诗只是少数所谓主流诗人在唱主角，且多数好诗都隐于民间，谁手中掌握着话语权，谁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封闭意识非常强的新疆，对诗歌的解读似乎就成了少数"伪评论家"的特殊专利，而新一代的移民诗人，只是在沿用"伪评论家"所阐释过的结论。

于是，一种误读的恶性循环产生了：

杨子、贺海涛、吴丽丽、陶若凌、张继芳等隐匿在民间的优秀诗人，不但没有被挖掘出来，而且荒谬地成了被周涛们恶意反击的精神敌人，有些诗人不得不考虑生存问题，只能以"出疆"的明智方式，回避了龌龊的新疆诗坛。

而在另一方面，像刘亮程、黄毅、周军成、北野等诗人，巧妙地利用周涛的名气与身份，较好地实践了周涛式的转场写作，他们大力推举的是村庄、公驴、公马、母牛、母鸡、野狗、害虫等带有异端滑稽色彩的"晚报文体"的散文，强调散文与此时此地的日常生活、存在敏感之间的相关性。

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孤岛之类诗人的集体恐慌。

很清楚，这种恐慌的内部秘密源于周涛的操纵与杀伤，他们在幻觉中建立起来的诗学人格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以及他们在富有活力的诗学立场显得黯然失色，最后伤痕累累地远离诗坛，整天给政客算命，捞些微不足道的小费，借此安慰自己失落的诗歌命运。

新疆汉诗还徘徊于前现代阶段，或现代主义诗歌的初步营建阶段。

　　　　周涛影响了一大群写诗的人，只要周涛见风使舵，改行写散文，他们也丢掉诗歌，去充当周涛的影子：

屈直、曲近、郁笛、周军成这些永不闪光的年轻名字，已足让我对新疆汉诗现状深感失望。

　　　　我的批评是有美学标准的，也有审美选择的，秉承着我们一贯的诗学信念：

诗人是心灵的独旅者，具有敏感的、火山般的激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还有观察世界的独特方式和诗艺探索精神，关注人类命运是诗人的天职。

诗人历来不是来自于虚伪的政客群体，而是来自于心灵与哲学、渊博的知识和长期的思想内修。

因此，我愿意在此直截了当地指出周涛和沈苇的伪装：

他们的写作，使汉语变成了一个会说新疆话的、人性的摄像机，只有机械的日常经验，没有人性细节和哲思，一切都在白纸上空壳而言的文字游戏。

我们所推崇的诗歌话语是关涉灵魂和身体的双重性质的，既有内在的精神秘密，也有外在的物质形态，关注人类的命运和苦难。

　　最后我要说，诗歌的存在是人类灵魂与身体双重的存在，这应该成为诗人最高的尊严。

由周涛、沈苇等人开创的"新边塞诗"的道路，已经在周涛式的败落中，迎来了沈苇式的败落。

优秀的诗人永远不会腐朽或败落，腐朽或败落的，只会是那些在如此复杂、零乱、多元化的人文舞台上、连做梦都凭着美丽的词语在充满怀疑的、后技术时代上空飞翔的空心人

散文：

从杂语喧哗到异趣沟通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散文写作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正在被谢有顺等前沿学人，以清场与梳理的话语姿态，进行着不同途径的阐释与评价。

这里我所担当的只是梳理新疆散文潮，尽管这样做十分艰难，还是从审美精神角度对新疆散文作一点个人的分析与反思。

　　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

周涛是不是大作家？

在新疆文坛，人们一谈起多年来称霸惯了的周涛，通常约略回溯到"文革"结束后那段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涛是新疆散文写作的开创者，他的《稀世之鸟》、《阳光容器》、《吉木萨尔纪事》等篇什，成了中国当代散文潮流中的强有力的音调。

从那时候起，周涛便轻易担当起新疆文坛"领袖人物"的角色，他也渴望在"解放散文"的个人宣言名下，想开启新疆大众的蒙昧心智，以便使被抛出诗坛中心轨道的挫伤，在边缘地带挣扎的散文写作重新具有中心权威和魅力。

这就必然地隐含了一种等级制色彩的文化幻想：

当新疆作家沉醉于"新边塞诗"的极度狂热状态之中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