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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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

出土楚文献文字研究综述

李学勤先生多次指出：

“现代的战国文字研究是从楚国开始的。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国铜器，一九四二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楚国帛书，不象玺印、货币、陶文等文字简略，没有上下文可推。

”（注：

李学勤《〈郭店楚简文字编〉序》，载《郭店楚简文字编》第5页。

文物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

相类的主张又见于《〈包山楚简文字编〉序》。

一九九七年，在吉林大学古籍所主持博士论文答辩的发言中，李先生也申述了这一主张。

又，为了行文方便，下文提到的各位师长，一律省去“先生”称谓，敬请见谅。

）随着楚文字材料不断有惊人发现，楚文字不仅一直占据着战国文字的主体地位，而且也成为古文字研究的热点，尤其是近几年来，几批战国楚简竹书的公布，掀起了自甲骨文问世以来，出土文献研究的第二个高潮。

这些楚简竹书为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文献学、古典文学都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许多都是汉代人也未能见到的佚籍，它吸引了各个学科大量的专家学者。

近两年来，对出土楚文献的研究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已不为过。

涌现出大量优质论著，从文字、文献、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本文只就七十年来出土楚文献中的文字方面的研究做一扼要综述。

限于篇幅和作者见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见谅。

下面就从楚铜器铭文研究，楚帛书文字研究，楚简文字研究，楚玺印，货币及其它文字研究，楚文字综合研究等五个方面进行概述。

一楚铜器铭文研究综述

　　我们现在见到年代最早的楚文字是西周晚期的楚公家钟和楚公逆钟，最早见于著录的楚文字是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中的相关铜器铭文。

楚国铜器铭文自西周末期到战国晚期—直绵延不断，是探讨不同时期楚文字特点和楚文字流变的重要依据。

　　从宋代算起，一直到民国初年，见于著录的有铭楚器也只有十几件，郭沫若最早把春秋战国楚器铭文汇集一处，得十二器（注：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

）。

　　楚铜器铭文的第一次重大发现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的。

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字当时就引起人们的重视，胡光炜连撰《寿春所出楚王鼎考释》（1934）（注：

《国风》第4卷第3期，1934。

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

）、《安徽省立图书馆新得寿春出土楚铊鼎铭释》（1934）（注：

《国风》第5卷8、9合期。

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

）等考释文章；唐兰著有《寿县出土铜器考略》（注：

《国学季刊》第4卷第1期，1934。

又载《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10月。

）。

刘节的《楚器图释》（1935）（注：

北京图书馆考古专集（第二种），1935。

）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楚国器物和铭文的专书。

但由于这批铜器系盗掘出土，收藏分散，铭文都较简短及当时可资比较的战国楚文字极少等原因，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一些疑难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熙（注：

《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

中华书局1995。

）、刘节（注：

《古史存考》1958。

）、王仁聪（注：

《考古》1972年第6期。

）、郝本性（注：

《古文字研究》第10辑。

中华书局，1983。

）、陈秉新（注：

《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

荆楚书社1987。

）、何琳仪（注：

《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

）、李家浩（注：

《语言学论丛》第22辑。

商务印书馆1999。

）学者续有考释。

其中朱德熙《寿县出土楚铜器铭文研究》（1954）等文多有创获，“集”字之释，“王后”之说均为不易之论。

　　楚铜器铭文的第二次重大发现是：

1957年至1961年安徽寿县出土的两枚鄂君ｑǐ＠①舟节和两枚鄂君ｑǐ＠①ｃｈē＠②节，ｃｈē＠②节铭文146字，舟节铭文更长达163字。

这些战国中期的楚文献内容非常丰富，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纷纷撰文讨论。

以考释文字为主的文章主要有郭沫若《鄂君ｑǐ＠①节文的研究》（注：

《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

），于省吾《鄂君ｑǐ＠①节考释》（1963）（注：

《考古》1963年第8期。

），商承祚《鄂君ｑǐ＠①节考》（注：

《文物菁华》，第二辑。

）、《谈鄂君ｑǐ＠①节铭文中几个文字和几个地名等问题》（注：

《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

），朱德熙、李家浩《鄂君ｑǐ＠①节考（八篇）》（1989）（注：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一版。

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

）等。

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1980）（注：

《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又载《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8月。

），吴振武《鄂君ｑǐ＠①节“＠③”字解》（1993）（注：

《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3。

），李零《古文字杂识》（1996）（注：

《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等文章分别释出“市”、“＠④”、“就”这些重要而难度极大的字，对正确理解节文有重要作用。

　　楚铜器铭文的第三次发现是七十年代末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⑤氏家族铜器群。

出土的王子午鼎、王ｓūｎ＠⑥诰钟、＠⑦钟等长篇铭文大大丰富了春秋楚文字的内容，这不仅加深了对楚文字的认识，而且为辩正一些误列他国的楚器铭文提供了依据。

　　在发掘报告出版（1991）（注：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寺春秋楚墓》。

文物出版社，1991。

）前后，赵世纲（1998）（注：

赵世纲、刘笑春《王子午鼎铭文试释》，《文物》1980年第10期：

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载《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附录。

）、李零（1981、1996）（注：

李零《“楚叔之孙＠⑧”究竟是谁》，载《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再论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年第1期。

）、伍士谦（1984）（注：

伍士谦《王子午鼎王孙诰钟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年。

）、张亚初（1985（注：

张亚初《淅川下寺二号墓的墓主年代及一号墓编钟的名称问题》，载《文物》1985年第4期。

）等人著文讨论，或释读部分铭文，或探求墓葬主人，多有收获。

　　王ｓūｎ＠⑥遗＠⑨钟旧称王孙遗者钟，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定为徐器。

由于它与王ｓūｎ＠⑥诰钟的文例、书体基本一致，刘翔（1983）（注：

刘翔《王孙遗者钟新释》，载《江汉论坛》1983年第8期。

）、孙启康（1983）（注：

孙启康《楚器王孙遗者钟考辩》，载《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刘彬徽（1984）（注：

刘彬徽《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载《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

）均指出其当为楚器。

李家浩对淅川下寺楚墓铜器铭文有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其《＠⑦钟铭文考释》（1998）（注：

《北大中文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在释出“舌”、“奏”等疑难字的基础上通释了全文。

2002年6月在吉林大学做了题为“楚国ｗěｉ＠⑩氏铜器铭文研究”的名家讲座，用大量的材料证明旧释“王孙遗者”的“者”应是“＠⑨”字，并指出“王孙遗＠⑨”即《左传》中的“ｗěｉ＠⑩艾ｌｉè＠（11）”，“王孙诰”即“ｗěｉ＠⑩敖”，亦即“叔孙敖”。

二人为兄弟，同为楚庄王时人，均是王子午的人。

一字妙释，使得许多问题豁然贯通。

把这批铜器的研究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有两篇宋代出土、后来器物失传，只有拓片传世的重要的楚国铜器铭文，在消失千百年后又有同铭器物重见天日，一件是楚公逆钟，一件是楚王＠（12）章ｚｈōｎｇ＠（13）。

　　楚公逆钟不仅原器失传，而且著录它的《复斋钟鼎款识》原书也毁于大火。

今本为清代阮元翻刻，字形多有失真。

此器孙诒让（注：

孙诒让《古籍拾遗》中·七。

）、王国维（注：

王国维《夜雨楚公钟跋》，载《观堂集林》。

）都有考释，但都无法通读，颇多误解。

后经李零（1993）（注：

李零《楚公逆ｂó＠（14）》。

《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黄锡全（1991）（注：

黄锡全《楚公逆ｂó＠（14）铭文新探》。

《武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曹锦炎（1992）（注：

曹锦炎《楚“公逆”ｂó＠（14）铭的复原与新释》，《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

）等人的不懈探索，研究有新的突破。

1994年，《文物》第八期刊登了《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八次发掘》一文，登载了一幅墓中所出楚公逆钟铭文照片。

李学勤《试论楚公逆编钟》（1995）（注：

《文物》1995年第2期。

）和黄锡全、于炳文《山西晋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钟铭文初释》（1995）（注：

《考古》1995年第2期。

）基本上解决了这篇重要铭文的释读。

这是西周楚文字的重要收获。

　　楚王＠（12）章ｂó＠（14）出土于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中，与宋人摹录的楚＠（12）章ｂó＠（14）铭基本相同。

由于同墓出土大量乐律铭文，不仅确识了摹写有失的“返”字，而且破解了铭尾“穆商商”的含义。

　　旧名“栾书缶”这件传世铜器，一直都被视为春秋时期的晋器，论者把器主与《左传》中的“栾书”相连系（注：

容庚、张维持《周商彝器通论》，科学出版社，1958。

）。

随着楚国铜器和楚文字研究的深入，欧燕提出质疑，认为当属战国楚器（1990）（注：

欧燕《栾书缶质疑》，《文物》1990年第12期。

）。

此后王冠英（1990）（注：

王冠英《栾书缶应称为栾盈缶》，《文物》1990年第12期。

）、刘彬徽（1994）（注：

刘彬徽《论东周青铜缶》，《考古》1994年第10期。

）、黄锡全（1996）（注：

《栾书之孙书也缶为楚器说补证》，《古文字论丛》［台北］艺＠（15）印书馆1999。

）、何琳仪（1998）（注：

何琳仪《楚书琐言》，《书法研究》1998年第4期。

）都赞同栾书缶铭文为楚文字。

林清源《栾书缶的年代、国别与器主》（注：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一分，2002年。

）一文详述此器研究的来龙去脉。

进一步证实此器为战国中期楚式铜器，器主为“ｓｈū＠（16）也”。

“ｓｈū＠（16）也缶”铭文为战国中期楚文字已无可疑。

　　楚公家钟、曾姬无＠（17）壶、＠（18）陵君豆等铜器，＠（19）（燕）客铜量，大市量等量器、楚王＠（12）章戈、楚＠（12）璋剑等兵器都很重要，论著颇丰，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论述。

　　以上基本上是沿着重要材料发现和公布的时间线索，对每一批材料研究状况的简单描述。

　　把楚国铜器铭文做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

主要有刘彬徽的《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1984）（注：

刘彬徽《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载《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1984。

）和李零的《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1986）（注：

《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

中华书局，1986年。

）。

二文体例相似，依时代前后为序，把所考定楚国铜器铭文依次排列，详注出处，每篇都有释文和考释。

后者所收器铭更多，把不能判定其时代的归入下篇，更为严谨。

　　刘彬徽的《楚系青铜器》（1995）（注：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第六章《楚系青铜器铭文编年考述》后出转精，结合器形研究，断代更有依据；内容也更为丰富，是研究楚铜器铭文重要参考资料。

　　据作者初步统计，如果不计长短，凡铭文相同算一篇，可得楚国铜器铭文145篇。

（注：

《国风》第4卷第3期，1934。

又载《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

）

　　纵观楚铜器铭文研究，有如下问题尚待解决。

　　1、一些疑难字尚待进一步研究。

　　2、一些自称“申公”、“邓公”之类的器铭究竟是申、邓诸国之器，还是楚之封公之器，需结合器形、年代深入探讨。

　　3、楚国铜器铭文各个时期文字结构、书写风格均有不同。

对各个时期的文字应当做深入细致的断代描写，以见楚文字演变的过程。

　　4、应当以楚铜器铭文为对象，编著一部文字编，以见楚铜器铭文字形的全貌。

据闻已有学者开始此项工作。

二　楚帛书研究综述

　　楚帛书是20世纪40年代发现的重要楚文献。

在当时，是文字最多、篇幅最长的战国文字材料。

楚帛书文字、内容研究的突破，不仅与古文字、古文献的研究深入有关，而且与帛书处理的技术有关。

每一个用新技术处理的文本的公布都会大大地推进帛书文字和内容的研究。

　　楚帛书自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1994）（注：

1945年春印行。

）始行于世。

此书初附摹本，蒋玄怡据此本临写的摹本公开发表（1950）（注：

蒋玄怡临写蔡本，《长沙》上海今古出版社，1950。

），帛书才广为人知。

此后数年间，陈ｐáｎ＠（20）（1953）（注：

陈ｐáｎ＠（20）《先秦两汉帛画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册，1953年3月。

）、郭沫若（1953）（注：

郭沫若《关于晚周帛画的考察》。

《人民文学》1953年第11期。

）、饶宗颐（1954）（注：

饶宗颐《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

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1卷l期，1954年：

《帛书解题》，《书道全集》第一卷。

［日本］平凡社，1954年。

）、董作宾（注：

董作宾《论长沙出土之缯书》。

［台北］《大陆杂志》第十卷六期，1955年。

）等人据此本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著，但由于这个摹临本漏摹、误摹文字达半数以上，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能有所突破。

　　美国弗利亚美术馆全色照片摹本和原照的行世，开创了楚帛书研究的新局面。

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以这套照片及其摹本为研究对象，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

大量漫漶不清的字得以确认，使得对帛书内容的理解更为深入。

饶宗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1958）（注：

《选堂丛书》之四，香港义友昌记印务公司，1958年。

）、《楚缯书十二月名核论》1965（注：

［台北］《大陆杂志》和30卷1期，1965年1月。

），李学勤《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1960）（注：

《文物》1960年第7期。

），陈楚家《战国楚帛书考》（作于1962，发表于1984）（注：

《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注：

《文物》1964年。

），林巳奈夫《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1964）（注：

日本《东方学报》第36卷，1964年10月。

），陈邦怀《战国楚帛书文字考证》（1981）（注：

《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1981年。

）都是重要收获。

其中李学勤所指出的帛书四边文字中的十二神与《尔雅·释天》中十二月名相关，是突破性的发现。

经过大家的努力，文字大部分已能通读。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帛书红外线照片的问世，又给帛书破究带来新的突破。

这套高清晰放大照片使得过去一些不清晰的文字不考自破。

一些疑难字也因文句的贯通而理解得更近真实。

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海外学者首先利用这些文本研究，发布了一批研究成果，创获良多。

主要有林巳奈夫《长沙出土战国帛书考补正》（注：

日本《东方学报》第37卷。

1966年3月。

），严一萍《楚缯书新考》（1968）（注：

［台北］《中国文字》第26至第28册，1968。

），金祥恒《楚缯书“＠（21）”解》（1968）（注：

［台北］《中国文字》28册。

1968年。

），饶宗颐《楚缯书之摹本及图像——三首神、肥遗与印度古神话之比较》（1968）（注：

［台北］《故宫月刊》第3卷第2期，1968。

）、《楚缯书疏证》（1968）（注：

［台北］《历史语研究所集刊》第40册（上）1968年10月。

），陈ｐáｎ＠（20）《楚缯书疏证》（1968）（注：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0册（上）1968年10月。

），唐健垣《楚缯书文字拾遗》（1968）（注：

［台北］《中国文字》第30册，1968年12月。

）。

在西方学者中，巴纳博士对楚帛书用力尤勤。

50年代在《楚帛书初探》中首创棋格式摹本（注：

巴纳《楚帛书初探——文字之新复原》。

《华裔杂志》第17卷，1958年。

转引自曾宪通《楚帛书研究述要》。

关于巴纳的主要研究成果，请参阅曾宪通先生的《楚帛书研究述要》。

），广为学者采用。

六、七十年代对红外线照片的研发与摹写，成就突出。

但由于他的论著都是英文版，在国内读者不是很多。

　　红外线照片自七十年代末传入中国内地，学者们纷纷著文，帛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侧重文字考释、文意疏通的重要论著有吴九龙《简牍帛书中的“夭”字》（1985）（注：

《出士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高明《楚国缯书研究》（1985）（注：

《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

中华书局1985年。

）、李零《长少子弹库战国帛书研究》（1986）（注：

中华书局1986。

）、何琳仪《长沙帛书通释》（1986）（注：

《江汉考古》1986年第1、2期。

）、朱德熙《长沙帛书考释五篇》（1986）（注：

《文物研究》1988年第4期。

）、陈秉新《长沙楚帛书文字考释辩正》（1988）（注：

《湖南考古辑刊》第一辑，1982年2月。

）等。

这些论著或考疑难字，或综述研究历史与现状，或通释全文，都各有可观。

　　李零的《长沙子弹库帛书研究》是成书较早，多有创获的一部楚帛书研究专著（1985）。

　　李学勤对楚帛书研究有很大贡献。

这个时期又有《论楚帛书中的天象》（1982）、《楚帛书中的古史与宇宙观》（1984）（注：

《楚史研究初集》湖北人民出版杜，1984年。

）、《长沙楚帛书通论》（1987）（注：

《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1987年1月。

）、《再论楚帛书十二神（1987）（注：

《湖南考古辑刊》第四辑，1987年10月。

）等文章，阐发了对帛书内容的新见。

文章虽然不以考释文字为主，但在重新做的一些释文和注解中，也多有新意。

　　饶宗颐对楚帛书孜孜以求，自五十年代起几十年不懈探索。

从《帛书解题》（1954）、《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1958）、《楚缯书疏证》（1968）到《楚帛书新证》（1990）（注：

载《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

）不断吸收新成果，不断有新发明。

其研究成果主要汇集在《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1993）（注：

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

）一书中，蔚为大观。

　　这一时期的研究以曾宪通的《楚帛书研究述要》（1993）（注：

载《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

）和《楚帛书文字编》（1993）（注：

《楚帛书文字编》，中华书局，1993。

）作结。

前者是对楚帛书问世以来五十多年研究的综述，文后附有研究简目，甚便读者；后者则集中反映了当时的识字水平。

该字编摹写精美，收字齐全，体例谨严，不仅吸收了当时的最新成果，而且多有创见。

　　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大批楚简公布，人们对楚文字的认识更为深入，帛书中的一些疑难字也得已破解。

李零《楚帛书与“式”图》（1991）（注：

《江汉考古》，1991年第1期。

），刘钊《说“”、“＠（22）”二字来源并谈楚帛书“ｗàｎ＠（23）”、“éｒ＠（24）”二字的读法》（1992）（注：

《江汉考古》1992年第10期。

），冯时《楚帛书研究三题》（1996）（注：

《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吴振武《楚帛书“＠（25）步”解》（1996）（注：

《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

）、曾宪通《楚帛书文字新订》（1999）（注：

《中国古文宇研究》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杜，1999年6月。

）都是新的收获。

　　楚帛书还有一些残片存世。

商志＠（26）在《记商承祚教授藏长沙子弹库楚国残帛片》（1992）（注：

《文物》1992年第11期。

）一文中公布了一部分。

在此之前，李学勤已有《长沙子弹库第二帛书探要》（1990）（注：

《江汉考古》1990年第1期。

）一文，肯定了第二帛书的存在。

《试论长沙子弹库帛书残片》（1992）（注：

《文物》1990年第11期。

）对公布残片的内容及性质进行了探讨。

惜这些残片面积太小、文字不多。

我们期盼着海内外收藏的“第二帛书”能早日公布。

　　楚帛书经过五十多年的研究，照片或摹写的文本已很清晰准确，模糊不清的文字已经不多，尚无定论的疑难字已所剩无几，甲、乙、丙三篇文字都能通读。

将来对个别疑难字的考释须和其它楚文字材料密切结合，对其内容的理解也需密切结合新出土楚文献，尤其是楚简日书。

三、楚简文字研究综述

　　在现在公布的出土战国文献中，楚简是最丰富的。

　　五十年代在长沙仰天湖、杨家湾、五里牌发现的三批楚简，保存均不很好，内容都是遣册。

其中仰天湖简文字较多，字迹也较清晰，在当时已是重要的发现。

当时可资比较的战国楚文字主要是楚帛书和一些楚铜器铭文，数量无多，且楚帛书的研究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再加上遣册所记皆为名物，内容与帛书等完全不同，所以许多字未能正确释出，对楚简内容也仅是初步研究。

罗福颐《谈长沙发现的战国楚简》（1954）（注：

《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

），史树清《长沙仰天湖楚简研究》（1955）（注：

群联出版社，1955。

）、饶宗颐《战国楚简笺证》（1955）（注：

《金匮论古综合刊》第1期，1955。

）、陈直《楚简解要》（1957）（注：

《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等文，筚路蓝缕，是楚简研究的良好开端。

　　五十年代末河南信阳长台关楚简是重大发现。

墓中所出竹书虽然全部残损，多为碎片，但首次见到战国竹书实物依然令人振奋。

李学勤《信阳楚墓中发现最早的战国竹书》（1957）（注：

《光明日报》，1957年11月27日。

）及时地介绍并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

　　七十年代后，有关上述竹简的重要研究成果陆续发表。

主要有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1972）（注：

《考古学报》1972年第2期，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

）、中山大学楚简整理小组《谈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竹书》（1976）（注：

《文物》1976年第6期。

），《信阳楚简考释（五篇）》（1973）（注：

《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又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

），李家浩《信阳楚简“浍”字及从“＠（27）”之字》（1983）（注：

《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第1期。

）、彭浩《信阳长台关楚简补释》（1984）（注：

《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

这些文章以释字为核心，通读了一些简文，解决了一些疑难。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究其原因，一是信阳简文字较多，大都比较清楚，有辞例可寻；二是通过对六十年代出土的望山楚简精心整理和深入研究，积累了一些可资比较的知识。

　　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对五六十年代出土的楚简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

一些摹本和考释成果虽然没有及时发表，但以油印本的形式，在部分学者间流传，广有影响。

商承祚《战国楚简汇编》（1995）（注：

齐鲁书社，1995。

）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

　　进入九十年代，楚简研究开始全面兴盛。

　　1、新材料的公布是楚文字兴盛的直接动因。

五、六十年代出土的重要材料没有及时公布，研究者限于一个很小的学术圈里。

进入九十年代，新发现的重要材料公布十分及时，这就让没有机会接触实物的广大学者有机会投入研究中。

1989年曾侯乙墓竹简（注：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

），1991年包山楚简（注：

荆州博物馆《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

），1995年九店楚简（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楚墓》，科学出版社，199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中华书局，2000。

），1998年郭店楚简（注：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

），2001年上海博物藏战国楚竹书

（一）（注：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

（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让学者眼界大开。

这个时期，六十年代出土的望山楚简也得以公布。

正在整理中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注：

朱渊清整理《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湖南慈利楚简（注：

湖南文物所、慈利文管所《湖南慈利石坂村二十六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期。

）、河南新蔡楚简（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驻马店市文化局、新蔡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的发掘》，《文物》2002年第8期。

）更激发着研究者探求的热望。

这些材料的及时公布，嘉惠学林、首著大功，遍受赞赏。

其中包山简，郭店简公布的及时，上博简技术处理的精美尤为人称道。

　　2、一些高水平的释文和注释，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朱德熙、袭锡圭，李家浩的《望山一、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1987年定稿，1995年出版）（注：

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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