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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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资料

一出土文獻與古代文學的關係：

在我国，出土文献的材料很多，如甲骨文、曾侯乙钟、玉器、青铜器、石鼓文、楚帛画、秦石刻、壁画、陶瓷、汉简、汉画像石（砖）等都属于出土文献。

近十年，公之于众的出土文献的数量也惊人，其中最重要的有湖南湘西的里耶秦简（1万余枚）、湖南长沙走马楼的

三国吴简（一次出土就多达10万余枚）及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战国简（2388枚），上博简。

这些都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1925年王國維曾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中說：

“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

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

惟晉時汲冢竹簡出土後，即繼以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著。

然同時杜元凱註《左傳》，稍後郭璞註《山海經》，已用其說；而《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至今成為歷史上之問題。

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

壹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

此四者之壹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發現之金石書籍，於學術之大有關系者，尚不與焉。

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

”

近几十年，随着考古事业的大发展，大量的出土文献震惊了当今学术界。

运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意义不容置疑。

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先秦诗歌。

学者大多利用出土文献对《诗经》《楚辞》进行了校读、训诂、考论等。

二出土文献對《诗经》研究的意義：

2001年以来《诗经》的研究论文，发现篇名直接含“出土文献”的论文就有8篇，至于运用出土文献研究《诗经》的其他论文，难计其数。

⑴李春艳、时世平《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的作用》重述了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的证、正、增、辨四个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出土文献对训诂实践的五个启示：

一是依据故训，不轻改旧说；二是尊重本文，不轻信假借；三是通晓语法，往复求通；四是古代社会生活与古代文献互相发明；五是实是求是，不钻牛角尖。

⑵夏传才《〈诗经〉出土文献和古籍整理》一文详细介绍了20世纪与《诗经》有关的考古新发现以及《诗经》的古籍整理研究（古籍善本重印、校勘、标点、辨伪、辑佚、汇编等）

⑶刘冬颖《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平议》一文认为出土文献对《诗经》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论述了出土文献对今本《诗经》考释的补充、出土文献对早期儒家论《诗经》风貌的展示、出土文献对《诗经》与礼乐关系的印证、出土

文献对《诗经》研究史的丰富。

⑷李春艳、时世平《出土文献与二重证据法——兼论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认为，考古发现的“地下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互补的二重证据法已蔚然成风，开创了《诗经》注解训诂的新局面。

二重证据法的出现完全适应了资料来源的变化和时代发展对学术研究的新要求，丰富了研究手段和方法，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⑸陆锡兴《〈诗经〉异文研究》运用出土材料，辨析《诗经》的异文（文字差异），认为《诗经》异文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其研究意义是多方面的。

⑸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说:

“中国古典之学,如所谓经史子书,因为古今词句语法的不同,和几千年辗转传抄的错误,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已经难懂,惟有甲骨文,尚据以比勘。

有所谓

`新证'之学,如所谓古史新证、古籍新证、群经新证,诸子之新证等,都是根据甲骨金文等直接资料以印合古书的例证。

”运用甲骨文研究《诗经》的著名学者和名著,除王国维、郭沫若,现代学者的《诗经》注释,闻一多《诗经通义》、陈子展《诗经直解》、高亨《诗经今注》等十多种注本,大多注意利用已考释出的甲骨文资料。

成就最为突出,成果最为集中的著作,当属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

三研究方法

出土文献材料用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也影响着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

目前，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古代文学的方法主要有文献学方法、二重证据法。

文献学方法主要对文本的鉴别、训诂、注释等。

这种方法被普遍运用于古代文学研究。

（拓展）比如：

古典文学基本资料的整理，如文学作品总集、别集的校点、笺注、辑佚、新编；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如文学活动编年、作品系年、以及写作本事、流派演变的记述与考证等；基本工具书的编纂，如古代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诗词曲语词辞典、戏曲小说俗语辞典、文学典籍专书辞典、断代文学语言辞典等。

“二重证据法”为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总论》中首次提出，他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这，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

可断言也。

”王国维在此提及的“二重证据法”原为史学研究方法论术语。

如：

王國維《毛公鼎考释序》一文就古文字研究的作用提出:

“本之《诗》、《书》,明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

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

”

王国维在《北伯鼎跋》文中说:

“北”盖古之邶（bèi）国也。

古来说邶国者,虽以为在殷之北,然皆于朝歌左右求之。

今则殷之故虚得于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于清苑,则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于其北求之。

余谓邶即燕,鄘即鲁也。

邶之为燕,可以北伯器出土之地证之。

邶既远在殷北,鄘则亦不当求之殷境内。

余谓鄘与奄声相近,奄地在鲁。

……然皆有目无诗,……后人以卫诗独多,遂分隶之于邶鄘。

（今人論證其為錯）

王国维的重要贡献,不在于他众多的考释是否每条考释都准确无误,他毕竟是综合运用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古代简册来考释古史和古籍训释的先行者。

“上博简”这批竹简包括100余种战国典籍,绝大部分是历史上未流传的珍贵文献,包括儒家、道家、兵家等各类文献。

但我們也不能盲目相信出土文献：

比如，帛书老子出土后,有人撰文主张“用帛书本校勘今本,判别今本的正与误;用帛书本研读今本,审定旧注的是与非。

”人所共知,帛书并非（老子）原本,它们也只是一种手抄本。

作为一种手抄本,它也难免有错字、漏字和衍字的情况发生。

加之,它在地下埋藏年深月久,脱坏严重。

对于这些缺陷,有的论者却视而不见,沉醉于“以帛书之是非为是非”的错误成见中。

四與《詩經》相關的出土文獻

与《诗经》相关的出土文献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诗经》的写本，二是引《诗》、论《诗》的材料。

出

土的《诗经》写本主要包括阜阳汉简《诗经》、敦煌《诗经》卷子、吐鲁番《毛诗》残卷等，其中阜阳简本《诗经》是今天可以见到的最早的古抄本，尤为人注意。

出土文献引《诗》、论《诗》的则更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郭店楚简、上博竹简（《孔子论诗》对诗经题旨的研究）、“平山三器”、鲁诗镜等，而尤以上博竹简《孔子诗论》最为集中，也最为重要。

阜阳汉简：

1977年春天，阜阳汉简《诗经》出自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随葬的遗物。

經過整理得到《詩經》殘簡約170余片。

這些詩句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詩經》版本。

阜阳汉简《诗经》残存长短不一的简片一百七十余条。

与今本《毛诗》对照,知有《国风》《小雅》两种。

《国风》有《周南》、《召南》、《4堆》、《嘟》、《衡.）

《王》、《郑》、《杳》、《魏》、《唐》、

《秦》、《陈》、《曹》、《幽》等残片,

只有《桧风》未见,共有残诗（有的仅存篇

名）六十五首。

《小雅》则仅存《鹿鸣之什》

中四首诗的残句。

释文以《毛诗》次第为序,

不加标点,但附以今本相应的诗句、篇名或

字数,读者对读可以自明

五古文字與《詩經》研究舉例

異文：

1978年在湖北武汉地区发现一面东汉的铜镜,它的背面,沿顺时针方向刻有一圈铭文,中间是画像。

画像中间是东王公像、西王母像,四方是青龙、朱雀、玄武、白虎像。

四周铭文是《诗经·卫风·硕人》诗,从“石（硕）人姬姬（其颀）”到“河水洋洋,北流”止。

经考证,刻文是《鲁诗》,所以这面镜称为“鲁诗镜”。

“鲁诗镜”所录《硕人》篇末章（缺末尾五句半）,共22句半,出现异文27个、缺字6个。

有些异文,显然是刻写者写错的,如“石人”和“硕人”、“纨凄”和“柔荑”、“会师”和“瓠犀”等等。

有的则是异文,如“说”和“税”、“毋”和“无”。

通过鲁诗镜不但可以了解《鲁诗》和《毛诗》字句的同异,也可了解《诗经》在东汉流传的一些情况。

點校：

利用出土材料校读文字、解说诗句，前辈时贤做过许多工作。

晚清起，一批学者开始利用金石、甲骨新材料校读《诗经》，取得了许多突破。

洪湛侯先生引述饶宗颐先生《读阜阳汉简诗经》大意，讨论了阜阳汉简《诗经》对于今本《诗经》文字学上的意义：

（1）“帮助了解《左传》引诗的古本”

（2）“为《说文》古文提供佐证”

（3）“解决《诗经》异文的疑难”

（4）“关于增形假借和音读”。

同时，通过《阜诗》“兮”字作“呵”及“旖”，说明《阜诗》属楚声系统，这证明了阜诗确系楚地流传的本子。

从语音角度判读《阜诗》的流传区域，确有道理。

当时经师传经，多系口耳相授，分属各地的经师都以本地方言传经，而弟子则自然依音记录，差别由此产生。

这种差别虽然导致《诗经》异文的大量出现，却为今人了解其流传及性质归属提供了线索。

造成古代典籍文本问题频出的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古人得书不易，多靠口述手写，但在转写锓

刻、递相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极多，或无意讹误，或有意篡改，鲁鱼亥豕，各种典籍错误百出。

根据如此文本来释读文义，其结果可想而知；有时甚至一字之误，题旨迥异。

其二，古代经师传经严于师法、家法之防，“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

这当是导致经籍解说以讹传讹，歧义迭出乃至离本意渐行渐远的又一原因。

锡瑞论及师法、家法之弊时云：

“师法别出家法，而家法又各分颛家；如干既分枝，枝又分枝，枝叶繁滋，浸失其本；又如子既生孙，孙又生孙，云礽旷远，渐忘其祖。

是末师而非往古，用后说而舍先传；微言大义之乖，即自源远末分始矣。

”如此，则“浸失其本”，“微言大义之乖”，真相渐渐模糊，最后几乎无法知晓其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