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周易》之启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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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周易》之启悟
学习《周易》之启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其源头当属《周易》。
《周易》及其基础——阴阳、八卦等至今已有6000年的历史,谓之“易道深,人经三圣,世历三古”。
三位历史圣人——伏羲、周文王、孔子奠定了易学的基础,而周文王、孔子又分别成书为《易经》与《易传》,二者合称为《周易》。
一、打破三个误区
目前,国内外正涌动着学习《周易》的热潮,许多人想学但又忐忑不安,怕学不懂、怕学偏,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我认为,要学好《周易》,首先要打破三个误区:
1.打破“神秘”的误区。
作为中华科技、哲学、人文学、心理学源头的《周易》并不神秘,因为它的诞生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
《周易》所描述的正是人们周边之事;中国的农历、节气、农耕的安排,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之理都离不开《周易》的知识。
人们对《周易》的误解,似与远在周代《周易》曾作为卜占之书有关。
2.打破“迷信”的误区。
《周易》的基础——八卦正是由观天察地、取人取物而产生,根本与“迷信”无关,应该说八卦是对天、地、人的描述。
人们或许在道观内、道袍上常见八卦之图,又常有人把其与“算命”相关联,因而产生了《周易》可能是“迷信”之说的误解。
事实上,《周易》不仅涉及天文、地理、信息理论、医学理论乃至当代的混沌理论等前沿科学,还涉及哲学理论、军事理论、思维理论等领域,故不应该、也不能把《周易》当成“迷信”之说。
3.打破“单向思维”的误区。
学习《周易》要善于多维思考,不能局限在“科学的还是迷信的”这种单一思维方式上。
有些问题是不能简单地用“科学的还是迷信的”来思考与分析的,如政府机构每年都会组织祭拜黄帝陵、祭祈孔庙,这能用是“科学的还是迷信的”来回答吗?
显然不行,必须换一个角度来提问、来回答,如从传统的、文化的、历史的、民俗的角度来发问与作答,这样才不至于进入盲区。
只有打破了上述三个误区,人们才能正确地、轻松地学习《周易》,才能把握《周易》的真谛。
二、《易经》与民间应用
学习《周易》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然而在民间,利用《易经》的象、理、数以及卦之五行生克制化的概念(即: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克火、木克土、火克金、土克水、金克木),还引出了一批实用的工具,如养生、风水、卜卦、手相、梅花易数、奇门遁甲等等。
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流传数千年而不衰的民间应用呢?
正确的态度是不回避、不盲目肯定、不一概否定,而应该采取分析的方法,取其合理成分,剔除其糟粕成分。
唯有这样,才能使百姓摆脱江湖术士那一套。
(一)《易经》与养生
《黄帝内经》、《易经》都与养生有关,二者是中医养生的理论基础。
中医学把人的五脏六腑与五行、八卦相结合来分析人们的养生,而五脏与五行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黄帝内经》曰:
“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
”究其病因,阴者之病由饮食起居、喜怒哀乐不当而起;阳者之病由风雨寒暑不适而起。
具体来说,阴阳失调的病理变化包括阳胜则热(实热症)、阴胜则寒(实寒症)、阳虚则寒(虚寒症)、阴虚则热(虚热症);阴阳偏盛之病应损其有余,阴阳偏衰之病应补其不足;春夏应养阳为秋冬之用,秋冬应养阴为春夏之用。
因此,阴者之病的预防方法为:
饮食按时令,起居按时辰之阴阳变化;喜怒哀乐要节制。
阳者之病的预防方法为:
依风雨寒暑四季变化来安排生活。
《易经》视宇宙为大天地、人体为小天地,认为天、地、人须合一也。
基于五脏与五行、四时等关系,《黄帝内经》曰:
“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
禁当风。
……病在心,愈在长夏;长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于春,起于夏。
禁温食热衣。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长夏。
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长夏,起于秋。
禁寒饮食,寒衣。
……病在肾,愈在春;春不愈,甚于长夏;长夏不死,持于秋,起于冬。
禁犯焠(火矣)热食,温灸衣。
……”
(二)《易经》与风水
风水的本质是《易经》天、地、人合一概念的应用。
建筑风水既是一种建筑物吉祥景观的评价系统,也是一种天、地、人合一的和谐系统,其目标为顺应天时、巧借地利、促进人和。
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强调的是人居环境对人的体质、性格、性情等诸方面的影响。
风水应体现《易经》的三原则:
简易、不易、变易——中国传统的恢宏建筑物,其单体建筑就是简易而实用的,其中国文化元素是不易而具特色的,其建筑物的空间布局则是变易而丰富多彩的。
北京的故宫等建筑群,便是《易经》三原则的集大成者。
风水理论中有关阳宅所注重的寻龙、察砂、点穴、观水这四要素有其自然价值。
所谓“寻龙”,系指建筑物(群)之北面宜有“龙脉”(高耸的山脉或替代物),这既能在寒冬时节阻挡北来的烈风、烈沙,又能保障其南面建筑物的地基强度。
所谓“察砂”,系指建筑物的南面或东西两侧有砂包(小山包或建筑物),以便南来的温湿空气与北来的上风混成适宜的空气流而减缓流动,供人们享用。
所谓“点穴”,系指在上述条件下,建筑物(群)所座落的平面应该为方整的平窝地,以便运用《易经》的原则来布置建筑物。
所谓“观水”,系指建筑物(群)的南面有流水,这既为景观之需,亦便于南风含水汽后进入建筑物(群),以适合人居。
风水理论中某些所谓的“煞位”常与环境造成的问题相关。
如“宅口煞”,系指住宅冲着丁字街口,而街口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势必造成尘土飞扬、噪声过大、安全欠佳等问题,故宜采取措施避之。
又如所谓的“祠堂煞”,系指某家房间正对着他家的祠堂,若该家有古稀老人住于此房,经常看见对面祠堂祭奠亡者,难免会受到心理冲击,故老人住的房间应尽量避免正对着他家的祠堂。
实际上,诸种民俗用语言描述时令人不解,背后却有其客观原因。
至于风水理论中的“理气”之说(即风水与个人生辰八字有关之说)、“祖坟”之说等,至今尚无合理的解读与论证,不宜轻言之。
(三)《易经》与卜卦
古代人们对迷惑不解之事、对行动犹豫之事,常会用所谓的“占卜”并结合《易经》来寻求解决之法。
依赖“占卜”来解决疑难问题容易进入迷信的死胡同,但通过《易经》的论述来帮助自身解决心理问题,却与基督教徒寻求牧师的指点、佛教徒寻求高僧的指点、个人寻求心理咨询师的指点等类似,这恐怕比某些人寻求江湖术士的“点拨”要好得多。
所谓“善易者不卜”,是指精通《易经》者如遇疑难问题,不必卜卦,便可马上联系到《易经》中的某卦、某爻,以帮助自身解决问题。
古人确定了一套卜卦的规则并流传至今,何以如此尚无合理的解读与论证。
当代的某些“研究者”认为,卜卦过程会携带个人的“信息”,因而卜卦自有其“可靠性”,此说亦没有实验验证。
(四)《易经》与“相学”
自古以来,“相学”(手相、面相)研究者认为人的掌纹、面相记录了自身的诸多信息,是可以结合八卦、五行、《易经》等来解读的。
宋朝的麻衣道者曾著书《麻衣神相》,列举了大量的手相、面相,给出了种种结语,却未阐述理由,无法令人信服。
最近几年,国内某些研究者从中医角度来观察掌纹,结合人体穴位,解读了掌纹与个人健康、智力、性格、饮食特点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是可取的。
如王晨霞的掌纹医学研究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被称为“掌纹诊疗第一人”,中国科学界泰斗钱学森也曾多次给她写信表示鼓励。
她的新作《王晨霞新说:
看掌纹真的很简单》已于2009年出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读并自行作出判断。
(五)《易经》与天文、军事
《易经》的基础——八卦是在观天察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毫无疑问,它与天文、地理以及与此相关的军事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农历的12个月、24个节气与64别卦中的12个阴阳循序变化的卦有关,它们的关系为:
立冬、小雪(农历十月,坤卦)→大雪、冬至(农历十一月,复卦)→小寒、大寒(农历十二月,临卦)→立春、雨水(农历正月,泰卦)→惊蛰、春分(农历二月,大壮卦)→清明、谷雨(农历三月,夬卦)→立夏、小满(农历四月,乾卦)→芒种、夏至(农历五月,姤卦)→小暑、大暑(农历六月,遁卦)→立秋、处暑(农历七月,否卦)→白露、秋分(农历八月,观卦)→寒露、霜降(农历九月,剥卦)。
《易经》在军事上的成功运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诸葛亮借东风火烧赤壁”的故事了。
三国时期,孙刘联军与曹军在赤壁相遇。
当时正值农历十月,曹军驻扎于长江北岸,战船以铁链相连以保持平稳,这对不习水性的曹军颇为有利。
诸葛亮、曹操均熟悉《易经》,都知道农历十月至农历十一月间节气由立冬变为冬至,相应之卦由坤卦六阴爻变为复卦一阳生——这意味着在冬至日左右五天的时间里天气有转暖(一阳生)的机会,风向也将由西北风转为东南风。
尽管曹操心里明白一旦孙刘联军借力东南风用火攻自己的军队,用铁链相连的战船必将大祸临头,但他抱着侥幸心理,认为东南风虽起但风势不够大,火苗难以由南岸烧至北岸。
没想到,诸葛亮比他棋高一着,除了顺利地借来东风,还通过诈降的黄盖在接近江北时发动火攻,风助火势,从而大败曹军。
(六)《易经》与“梅花易数”、“奇门遁甲”
相传北宋易学家邵雍在观赏梅花时,以观察到的现象与时辰结合先天八卦起卦,再以后天八卦断卦,合了次日的事实,于是便有了“梅花易数”之说。
后人对此津津乐道,并依此造出了许多起卦、断卦的方法,但种种方法尚无理论解读,难以令人信服。
“奇门遁甲”源于军事上排阵布兵之需。
据传此法由黄帝、风后首创,后经姜子牙、张良等改革,而成为了一种军事谋略;自宋朝之后,该工具又扩大应用,成为了帝王们的预测学。
“奇门遁甲”设置了5大指标(天、地、人、神/外力、时间)、64个参数(八卦、九宫、十天干、十二地支、九星/九天、八门/八人、八神/八外力)来排局,针对不同性质的事件保留了权重大的参数、忽略了所有剩下的权重小的参数,并通过保留的参数演绎相互作用而作预测。
有研究者指出,高水平的排局、断局者断事的准确率可达80%,但何以如此,并无科学或理论的支撑。
“奇门遁甲”研究者张志春在他的新作《易学传真》一书中,披露了他如何应用“奇门遁甲”协助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局破解了多年前发生的“知春路银行运钞车大劫案”,真令人难以置信。
究竟应如何看待“奇门遁甲”,这个问题可以探讨但不能轻言其科学性。
我们面前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包括对《易经》的理解),期盼引起大家的讨论,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扬精剔糟,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得以发扬光大!
学习《周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孔子曾花了很大的精力学习、钻研《周易》,“韦编三绝”便是他勤读《周易》的一则典故。
他告诉人们,学《易》能使人做事做人更加完美,因为“洁静精微,《易》之教也”。
春秋诸子百家之说乃至其后的种种学问皆源于《周易》,可见称《周易》为民族文化之根、民族精神之本并不为过。
就连日本、韩国也受到过《周易》的深远影响,如日本历史上有名的“明治维新”,其“明治”二字就与《易传·说卦》有关:
“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而韩国国旗中央的太极周围由八卦中的天、地、日、月四卦相伴,此亦可视为中国《易》学文化的写照。
诚以为,领导者若能精研《周易》,可以增加如科学思维、执政思维、修身思维等诸多领导智慧,现简述于下。
一、《周易》所倡导的科学思维
《易传·彖》曰:
“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乃统天”,释谓:
巨大啊,天之始!
万物由此开始滋生而统归于天。
又曰“至哉坤元!
万物资生,乃顺承天”,释谓:
至善啊,地之始!
万物依靠它方得以生存,而大地从于天道。
有宇宙方有地球,天地之道即为天地运行之规律,必须遵从而不得违反,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易传·文言》曰: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释谓:
所言之“大人”,其与天地之品德相合,与日月之光明相合,与一年四季之顺序相合。
此乃天、地、人合一也。
《易传·系辞上》曰: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释谓:
《易经》基于天地之标准,故能统摄天地之道。
仰头以观天文,俯身以察地理,因而能知阴暗与光明的缘由,依其始而类推其终,而能知死亡与生存的规律。
由此可见,应先知天地之道,而后知人之道,而后乃得天地人之道也。
《易传·系辞上》又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释谓:
一阴一阳的关系乃“道”也,继承此道者善也,成就此道者人性也。
中华民族的先哲们以阴阳之说奠定了人类史上所有哲学的基础——矛盾的对立统一,不仅强调阴阳的相冲与斗争,而且强调阴阳的平衡与和谐,这似可视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科学及哲学的基础。
《易传·系辞上》又曰:
“生生之谓易”,释谓:
生生不息称为“易”。
也就是说,万事万物均在不断变化之中,改革、进取应该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易传·系辞上》又曰: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释谓:
因而《易经》描述太极(宇宙),太极产生阴、阳两仪,两仪产生太阳、少阳、少阴、太阴四象,四象进而产生天、地、山、泽、雷、风、水、火八卦。
此处《易经》指出了宇宙、天地、自然界演变的现象及宏观次序,这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对天地观察与思考的细致。
《易传·系辞下》曰: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释谓:
就近观察诸种体态,往远观察诸种物形,于是在此基础上始作八卦。
《易传·系辞下》又曰: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释谓:
易的法则,穷至极则变,变则通畅,通畅乃长久。
这正是科学辩证法的基本原则,而且相关的实践也表明了这一特点,如旧社会的“三座大山”曾导致中国走向崩溃的边缘,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却改变了这一灾难性的趋势,使新中国得以诞生并走上了通畅之路。
《易传·说卦》曰: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释谓:
阴与阳确立了天之道,柔与刚确立了地之道,仁与义确立了人之道。
……天在上(南)、地在下(北)以确定位置,山泽气息相通,雷风相互激荡,水火不相厌弃,于是八卦相错而成。
《易经》从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天地人的基本特征及其本质,进而阐明了人在天地之中观察到的有关现象,以更深刻地理解八卦的内涵。
二、《周易》所倡导的执政思维
《易传·象》曰:
“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释谓:
君子应该无限度地思考民众教育的问题,包容和保护民众而无止境。
当前正在开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教育,正在构建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处处闪烁着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光芒。
《易传·象》又曰:
“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释谓:
大人物之适举,乃行中和之道也。
意思是说,大人物执政,当应中正、和谐而不折腾。
《易传·象》又曰: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释谓:
君子应明政法,不能草率断案。
也就是说,领导者应该制定明确的政制与法制,透明执政与执法,保证判案的公平与公正。
《易传·象》又曰:
“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释谓:
君子应居安思危。
骄者必败,正是不能居安思危也;古人所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应值得每位领导者深思。
《易传·彖》曰:
“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释谓:
天地二气交汇,万物方能畅通;上下心气相融,其志向方能相同。
此乃《易经》中“泰”卦的象征,领导者须以此理念执政,方能开创“三阳开泰”的新局面。
《易传·彖》又曰:
“损益盈虚,与时偕行”,释谓:
减损或增益,满盈或空虚,皆应与时俱进。
这说明领导者在调整政策时应该分析形势,与时俱进。
如2009年我国政府为促进经济复苏和房地产的回暖,曾出台了一批刺激性政策,包括贷款政策、税率调整等;而进入2010年,针对贷款发放速度过快及某些城市房价涨幅过大,在相应的宏观政策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提出了政策的针对性与灵活性,对某些政策规定适时地进行了微调。
《易传·彖》又曰: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释谓:
该停止时则停止,该行动时则行动,动静不失其时,则其道路必然光明。
能否抓住机遇,需要领导者的敏感与智慧;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充分说明了抓住机遇的重要性。
《易传·系辞下》曰: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释谓:
天下之事可以有同样的归宿,但走的路可以有所不同;结果可以一致,但考虑可以有所不同,……尺蠖弯曲其腰,是为了向前伸展;龙蛇在冬天里蛰伏着,是为了保存生命。
这告诉领导者:
在不同的地方,其发展的方式与思维可以有所不同,但最后的结果与目标却可以相同;又告诉领导者:
必要的、暂时的委屈与蛰伏,是为了今后更长远的发展。
《易传·系辞下》又曰: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释谓:
不该受困而受困,其名声必受辱;不该占据而占据,其本身必危险。
此乃告诫领导者:
疏忽、畏难而受困,其声望必降;德才不足而占据要位者,其自身充满了危险,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
《易传·系辞下》又曰:
“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释谓:
警惕、自危者反能使其平安,掉以轻心者则使其颠覆;此道理十分重大,所有事物概莫能外。
对此,领导者应该经常有所反省。
三、《周易》所倡导的修身思维
《易传·象》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释谓:
天体的运行刚健不息,作为君子应该自强、自力而不息奋斗。
……大地的气势厚重而温和,作为君子应该以宽厚的品德去承担社会责任。
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以天地的这种品质来要求自身的修养。
《易传·象》又曰: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释谓:
高亢之龙必有悔,因为满盈之态不可持久。
这告诫领导者:
功成之后不宜骄狂,在适当时机应功成身退,并举荐年轻有为的后来者接班。
《易传·象》又曰: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释谓:
谦而又谦的君子,谦卑而又自我约束。
正如毛主席所言: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每位领导者都应该身体力行。
《易传·象》又曰:
“君子以同而异”,释谓:
君子应求同存异。
这是领导者应有的工作作风和领导艺术。
《易传·象》又曰:
“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释谓:
君子见到善行应该跟从,如有过错应该改正。
《易传·象》又曰:
“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释谓:
君子以顺德而行,积小德而成大德。
《易传·文言》曰:
“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释谓:
君子居于高位而不骄傲;居于低位而不苦恼。
领导者只有永远视自己为普通人(事实也当如此),方能达到这种境界。
《易传·系辞上》曰:
“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释谓:
思后言,议后动,思考、议论之后的言与行可促成事物的有利变化。
《易传·系辞上》又曰: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释谓:
二人同心协力,其锋利程度足以将金属弄断。
比喻只要同心协力,就能发挥很大的力量,此道理各级领导当了然于胸。
《易传·系辞下》曰:
“何以守位?
曰仁。
何以聚人?
曰财”,释谓:
何以保持执政地位?
要用“仁”政。
何以聚集大众?
要善用财富。
构建和谐社会,乃大“仁”之政而天下可大治也。
《易传·系辞下》又曰: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释谓:
因此君子在平安之时而不忘危险,生存之时而不忘消亡,大治之时而不忘祸乱,唯有这样才能身安、国保。
英明的领导者总是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从而得以能够成就一番国泰民安之大业。
四、略谈《周易》与八卦
要深刻地理解《周易》,尚需深入地了解《周易》的基础,如阴阳、八卦、五行等。
以“八卦”为例:
6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先哲伏羲在观天察地的基础上始作八卦,被称为“伏羲八卦”(亦称“先天八卦”)。
此外,至今为止还诞生了另外一张八卦图,它于3000多年前由商周时期的周文王所作,被称为“文王八卦”(亦称“后天八卦”)。
伏羲八卦与文王八卦的异同之处在于:
两者卦名、卦象相同,但是卦位、卦数、卦义均有所不同。
周文王将原始的三爻卦两两组合,即每一个三爻卦自行配对后再与另外7个三爻卦配对,于是得到了八个六爻卦,而原始八卦组成了新的64别卦。
周文王对64别卦的每一卦都赋予了卦辞,并对每一个卦的六个爻也都赋予了爻辞(据传此亦有其子周公旦的贡献),于是乎《易经》由此而生。
周文王通过64别卦,向后人展现了64种天地人之大局以及384种天地人之细局,告诫人们应该如何思考与行动,充分演绎了天地人合一的义理。
初读《易经》者,往往会因为文言、历史等障碍而感到有些晦涩与困难,这是可以理解的。
为便于读者理解64别卦,不妨先从卦象入手,由象而及其理、其数。
真正学通《周易》,必须深刻理解每个卦的象、理、数及其卦与卦之间的关系。
如否卦,下卦为坤、为地,上卦为乾、为天;天在上轻以续升,地在下重以续沉,此乃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无邦国也。
否卦乃是泰卦变至极点,正所谓“泰极否来”、“乐极生悲”是也;反之,否卦变至极点而成泰卦,则乃“否极泰来”、“苦尽甜来”是也——而这,不正是人生之理吗?
如此入手学习64别卦,可激发初学者的兴趣与遐想,亦可打破晦涩与困难之感;之后步步深入研之,便可达至精微。
(来源:
崔国文发布时间:
2010/09/15为原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