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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主题思想探析

“阿Q正传”主题思想探析

段祁娜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05春汉语言文学本·渭南电大分校）

【摘要】：

阿Q不仅仅要暴露农民的抑或国民的、人类的弱点。

《阿Q正传》为小人物立传，实现了表现内容上的对旧史传的置换；具有我国传统章回小说的章法和格式，吸收了西方近代小说，以刻画人物性格为重点的艺术经验。

喜剧中悲剧气氛的烘托，以旧式小说质朴有力的文体做骨子，又能神而明之加以变化。

【关键词】：

《阿Q正传》优胜记略不准革命悲剧愚昧

（一）

鲁迅先生对中国民族积习已久沉滞愚昧的国民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并终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

他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就是他这种思想的结晶。

他曾说过，他写这部小说，“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伪自由书·再谈保留》），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

阿Q这样一个失去了内心自我、依靠本能在生活着的形象，甚至到死，还在想着如何去扮演看客们所要求的角色，他的精神胜利的病态，在中国国民中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

包括在作品最后一幕中，城里人和未庄人围观阿Q临刑前的反应，都是鲁迅特意强调的国民性的集体表演。

其目的就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的劣根，而找出医治民族衰败的药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找出路。

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

对于阿Q的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将他作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侧重于精神胜利法；在50到70年代，则以阶级分析立场，强调阿Q落后农民的特点，注意总结其革命性，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到了80年代，则侧重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强调辛亥革命脱离思想启蒙运动，忽略国民改造的失败教训，阿Q再一次成为国民性弱点的典型；近年来，则主要侧重对阿Q人类学角度的探讨，侧重他基本生存的不能满足，无家可归的惶惑、死亡的恐惧等等一系列的绝望的特征，从而成为现实环境的奴隶，而做出“精神胜利”的选择。

鲁迅正是由于对这一生存状态的正视，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性。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是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

“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

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扎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

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的，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种生活。

”

（二）

在《阿Q正传》这部小说里，鲁迅先生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阿Q。

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未庄。

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房无一间，地无一垄。

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能靠打短工为生。

“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阿Q没有老婆和孩子，不但说不清楚籍贯，连姓名权都被剥夺了。

有一次他说自己姓赵，却被赵太爷打了个嘴巴，并被地保罚了二百文酒钱。

他是一个被侮辱、被愚弄、遭损害的流浪雇农。

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压迫和封建思想的毒害，以及他自身的小农思想的狭隘，使他虽受压迫，却不敢正视现实。

他很穷，地位很卑微，但却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他总是以“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我儿子会阔得多啦”来安慰自己；他用架空的吹嘘，求得精神上的满足；甚至他在被别人打了以后，还以打自己的耳光来“转败为胜”；有时竟由“怒目而视”变成了“你还不配”，以丑骄人；他爱面子，讳疾忌医，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缺点。

阿Q头皮上有几处癞疮疤，这样就忌说“癞”，以及一切“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连“光”“亮”都讳了。

更可笑的是他与流浪汉王胡比虱子的大小和多少，为自己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而感到“大失体统”。

他欺善怕恶，凌弱畏强。

阿Q有一种处世哲学：

“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

他受到豪强的欺侮，不敢对他们进行反抗，而在弱小者身上寻求报复。

他被假洋鬼子毒打，又被王胡打败，便转而欺负更弱小的小尼姑，并以此为乐。

阿Q虽然过着悲惨的生活，但却能够活得很自在，关键在于他能够及时地“忘却”痛苦和屈辱。

他“患”有惊人的健忘症，他忌恨假洋鬼子，但被假洋鬼子打过之后，“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到了酒店门口时早有些高兴了。

”总之，阿Q的生存之道就在于用“精神胜利法”把痛苦当成快乐，把失败说成胜利，自解自慰，求得自满自足。

“精神胜利法”——阿Q主义，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

这种性格使得他不能正视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安于屈辱的奴隶生活和命运。

所谓“优胜记略”，实际上是他奴隶生活屈辱历史的记录。

此外，阿Q的头脑里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封建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

他认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

封建社会的忠臣顺民思想在他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他还认为“女人是害人的东西”，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生殖的本能与男权思想、传宗接代观念就这样矛盾地存在于他的身上。

这种精神状态，与阿Q的实际生存地位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使他显得十分的麻木、可笑。

但阿Q也有反抗的要求，特别是在发生了“恋爱悲剧”，被敲诈得只剩下一条裤子。

人们都不再用他做工，生计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

但他认不清反抗的对象，也不知应该怎样去反抗，只能找小D去打架，并沦为小偷。

但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受压迫的农民，还是表现出自发的革命要求，所以当他听说革命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那样害怕，便不觉“神往”于革命，要求参加革命了。

阿Q出于阶级的本能，把自己的命运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兴奋地上街大喊：

“造反了！

造反了！

”所有的人都对他侧目而视，革命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扬眉吐气。

然而，阿Q的革命又是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

他的革命信条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阿Q以为革命就是报复，抢点东西，找个老婆。

由此可见，阿Q的思想是芜杂的，有小生产者的狭隘报复心理，有自私的发财观念，有个人享乐思想，有无政府主义，还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是标准的阿Q式的革命。

同时，他也分不清革命的对象和朋友，想革命，却去投靠假洋鬼子，结果，空欢喜一场。

假洋鬼子“不准革命”，阿Q走投无路，最后做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的牺牲品。

阿Q被抓走、监禁，以致被无辜地杀头，但还是精神上的胜利者。

他并不因被抓而苦恼，而是“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

倒是画押时惟恐画得不圆，并为此而懊丧不已。

不过一转念：

“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

”被杀前游街时，他喊着：

“过二十年又是一个……”。

精神胜利法竟然伴随他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阿Q的形象虽然只是作家虚构的未庄上的一个流浪农民，但阿Q的性格却具有普遍意义。

阿Q的精神胜利法及种种落后、麻木的精神状态，不仅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民的思想弱点，而且是那时中国国民的“国民性的弱点”的集中体现。

鲁迅活画出了“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

而且，阿Q及其阿Q主义还具有世界意义，因为阿Q的性格中还包含着人性的弱点，所以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在看了这部小说后，说“法国也有阿Q”。

（三）

鲁迅先生写阿Q，不仅仅是要暴露农民的抑或是国民的、人类的弱点，而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

阿Q的悲惨的“大团圆”的结局，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表现了作家对中国农民的关怀和中国革命进程的关切。

特别是阿Q形象对国民性以致人性弱点的切人，使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对国民性的反思进入了更深的层次。

鲁迅在《答<戏>周刑编者信》中说：

“我的方法是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所以有人说：

“阿Q是一面镜子”，不论是哪个阶层的人都可以照出自己的弱点——阿Q相，从而引起警觉。

因此阿Q的形象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在我们过去的分析中，当谈到革命党无视阿Q的革命要求时，往往流露着这样的思想情绪，似乎革命党到未庄找到的是阿Q而不是“假洋鬼子”和赵太爷，这个革命便不会流产了。

实际上，这是不符合鲁迅原意的。

《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的因素的。

由于阿Q的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社会地位，与此同时，鲁迅还异常明确地表现了，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结构。

《阿Q正传》呈现了独特的、鲁迅式的世界模式，它对中国民族精神与现实的历史命运的阐释建立在荒延、夸张、变形又不失真实的叙事体现上：

一个狭小锁闭的未庄，一个游荡于城乡的油滑又质朴的农民，一个在精神体系上完全一致、在现实表现尖锐对立的族类谱系。

几千年不可变更的文化体系与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动荡，西方文化、城市文明对古老子民的一次又一次冲击——旧的秩序在摇荡，现代革命在兴起，但这一切不免是新旧杂陈，庄严的历史变迁与阿Q式的革命竟结下不解之缘，这场“革命”或许不免又是一次绝望的轮回？

—阿Q几乎是凭借着他那生存的本能不由自主的加入改变“历史”的伟大运动，于是这个“革命”又不免染上阿Q的精神特点。

历史的发展与极度的混乱相纠缠，个体的混沌与社会的混沌相映衬，伟大的预言家以悲悯又幽默的语调诉说着民族精神的悲剧。

“我”——叙事层面中一个超然冷峻的全知视角，是小说的叙述与象征、隐喻构成的体系中的命运预言家、先知、智者——他对阿Q、未庄、革命，及其象喻的民族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了然于胸；他静观默察，无所不知，又可潜入人物心灵，体验荒诞的表象下沉重的脉动；他沉默地注视着阿Q与阿Q式革命的必然的悲剧终局；他力图给阿Q所代表的族类提供一个省悟的契机，但他似乎已感到自身的精神力量虽然超乎叙事对象的广大谱系，却终难挽回它的命运——智者与医生的笑声和超然的语调中越来越多地凝聚深沉的热爱与悲观——他终于不再超然，而作为一个独物个体进入创造的世界。

在阿Q无家可归的惶惑中，在阿Q寻找归宿的努力中，在阿Q的生的困恼中，在阿Q面临死亡的恐惧中，在阿Q临刑的幻觉中……我们发现那种惶惑、不安、恐惧、绝望并不仅属于阿Q，而且属于那颗终于并不能超然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阿Q们生存的世界的无情否定，不又是作家对灵魂中“阿Q们生存的世界”的反抗？

（四）

总之，阿Q现象或称阿Q主义，是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它正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对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在物质压迫和精神压迫的桎梏下，在小生产者根深蒂固的私有意识基础上所形成的被扭歪的人性的具体表现和艺术概括。

作为一个艺术典型的阿Q的麻木、愚昧、自卑而又自大、保守而又排外、自私而又多疑，这些由封建思想意识毒害所造成的复杂的生活性格，“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使人沉思而感愤。

这就是这部作品不朽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所在。

……《阿Q正传》的艺术成就也是很高的。

首先，全篇布局精妙、表层的散漫风度和深层的严密艺术逻辑形式相反相成的奇妙艺术效应，这使全篇结构上极为严谨、自然和精致。

……其次，反讽和白描手法的成功运用。

阿Q显然是一个悲剧形象，但是，《阿Q正传》的笔墨确实喜剧性的，内容和形式构成鲜明的反差；另外，阿Q在现实中遭际的屈辱不幸和他良好的自我感觉也形成了鲜明反差，在这双重的反讽效果中，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惜之情，宛如地火一般潜沉字里行间运行奔突。

《阿Q正传》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

鲁迅认为：

“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

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止，不必说了，连细微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

……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出关>的“关”》）。

阿Q就是作家从许多人身上吸取了相似的东西，进行艺术联想和想象而塑造出来的一个典型人物，通过这个人物的塑造，概括和反映了极其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

同时，作家又把阿Q放在未庄这个典型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加以表现。

未庄是极端封闭落后的中国旧式农村的缩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冷酷、自私、愚昧、麻木。

辛亥革命虽然给它的生活带来些许波折，但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只有这样的土壤才能培养出阿Q这样的人物。

因此，阿Q的悲剧，既是未庄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在具体的艺术手法人，鲁迅先进有意仿照中国古典“史传”文体的叙述方法，先叙阿Q的身份和籍贯，再述他的“行状”，最后是“大团圆”的结局。

但作者并没有如传统的使传志铭之类去“歌颂功德”，而是用讽刺性的夸张的语言来写阿Q的性格与命运，并在“大团圆”的时候来写阿Q被杀头的悲剧。

这样，不但颠覆了传统文体的语义功能，而且还引导读者去反思阿Q性格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化积淀。

但鲁迅先生的这部小说的独特贡献并不仅在对于传统文体的颠覆，而是如同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样，在旧文体的废墟上实现了新的建构。

《阿Q正传》为小人物立传，实现了表现内容上的对旧史传的置换；同时，以阿Q为中心，由许多小故事姐成，分章标目，具有我国传统章回小说的章法和格式，但又不完全以故事为主，吸收了西方近代小说以刻画人物性格为重点的艺术经验；此外，白描手续的运用和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语言的庄谐杂陈；喜剧中的悲剧气氛的烘托，也都具有融合中西的特点。

“以旧式小说质朴有力的文体做骨子，又能神而明之加以变化”，这就是鲁迅这位“受过西洋教育而又不失其华夏灵魂的现代中国人”（苏雪林《<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对新文学的独特贡献。

参考文献：

1、《论鲁迅的创作生涯》邢孔荣

2、《我看鲁迅》王朔

3、《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汪晖

4、《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5、《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王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