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教案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与理论探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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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教案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与理论探索
思政课·特等奖教案｜周荣方：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与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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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与理论探索
周荣方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9年首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活动，本期推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特等奖获得者周荣方副教授的获奖作品↓↓↓
[关键词] 中国革命新道路 开辟 理论探索 历史意义
课程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对应章节：
第五章 第一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一、点题入题
1927年，随着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的发生，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投靠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大革命宣告失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民主革命立场，在实践上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并逐步形成一整套科学理论。
这一理论，在大革命失败的背景下，实事求是，敢为人先，力排众议，高屋建瓴，为陷于低潮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注入了强大的精神活力，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再现这一历史事实，学习其内容，理解其精髓，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至关重要。
产生这一理论的政治背景是什么？
中国革命为何选择这样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的提出对中国革命和时代发展有何意义？
这是本次课程所要解答的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客观评价得失，以历史为镜鉴，为本节课的教学主旨。
二、主题解析
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表现出严重的买办性与封建性。
在其统治之下的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革命者要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
此后在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八七会议等一系列革命实践的基础之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开创了中国革命新道路。
这一理论的形成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1.
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建立及其性质
所谓中国革命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这一道路的开辟，是以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建立为政治背景的。
这一时期，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具有两大特点：
其一，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欺骗性。
国民革命政府一开始是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建立的。
而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又具有突然性，并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帜，人们很容易被误导。
叛变后的“国民党”，仍然打着“北伐”的旗号，蒋介石依然为总司令，军队依然称“国民革命军”，“讨伐”对象依然是三大军阀之一的奉系军阀，并最终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轻信蒋介石所宣告的北伐战争的“胜利”。
而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所谓“北伐战争”，已经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演变为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中国内部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斗争。
曾经革命叱咤风云的国民党，已经发生了质变。
其二，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封建性和买办性。
判定一个政权的性质，关键是看它实行什么制度。
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买办统治的基本特征是国家主权的丧失。
正是基于此，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是不折不扣的封建买办统治。
首先，关于土地制度。
事实上，国民党在执政时期，从未触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这是国民党统治封建性的铁证。
其次，关于国家主权。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的“修约”仅限于“关税自主”，且收效甚微。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又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新的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使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侵华利益始终保护，国民党政府呈现十足的买办性。
所以，我们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材料：
1928年，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曾对根据地周边的土地状况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描述：
“边界土地状况：
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
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
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
万安、宁岗、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
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1]（P68）
2.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改变，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上百次武装起义，并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次起义、一次会议：
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八七会议。
这些伟大的历史事件，为这条道路的开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北伐军3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非常成功。
但是，起义之后，战略方向不明，仍沿袭北伐战争旧例，坚持城市路线，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南下广东。
其动议为：
广东为北伐战争发源地，有省港罢工委员会和海陆丰农会所奠定的群众基础，利于再次发起革命；广东具备深水良港，便于获得苏联的帮助。
所憾事与愿违。
广东形势已因国民党背叛而发生剧变，敌强我弱态势十分严重。
南昌起义军经长途跋涉，最终到达广东，兵败三河坝。
随后，一部分起义军转移至北江和海陆丰地区，坚持斗争；另一部分起义军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于1928年4月下旬到达井冈山，最终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走上正确道路。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
南昌起义对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居功至伟。
（2）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
秋收起义之初，同样沿袭北伐旧制，未能超脱“城市路线”的束缚。
但是，因攻打长沙兵败，毛泽东及时总结教训，洞察到在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的局面下，必须转变战略。
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前委会议，果断撤销攻取长沙的计划，决策向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进军。
之后，在转移途中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原则，10月，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中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秋收起义最大的亮点在于：
确定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中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此后，该根据地从湘赣边界发展到赣南、闽西，横跨三省，成为后来的中央根据地。
（3）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与苏兆征、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领导了广州起义。
与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同，广州起义是以工农为主。
因敌我力量悬殊，在国民党军队以及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军舰和陆战队联合反扑下失败。
失败后，部分起义人员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汇合，成为井冈山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队。
此次起义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并且颁布了“一切权力归工农兵”“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人工资”“没收大资本家和地主财产”“工业国有化”“组织工农红军”等决议和法规，是中国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
广州起义仅建立为期三天的人民政权。
但是，由于其规模宏大，容纳了社会各阶层先进分子，并有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参加，极大地扩展了革命影响，有“东方巴黎公社”之称。
（4）八七会议
大革命失败后，一方面，是来自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另一方面，党内受右倾机会主义影响，思想混乱，形势危急。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选举产生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机关，并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
在这次会议，毛泽东提出著名论断：
“枪杆子里出政权”。
八七会议彻底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决策将领导秋收起义作为当前最主要任务，从而为处于思想混乱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方向，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伟大转折。
总之，大革命失败后，正是在上述一系列武装起义和八七会议的推动下，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逐步形成。
3.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探索
理论产生于实践。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广泛实践的基础上，1928—193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四篇文章，阐述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
这一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1）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内容
中国革命新道路，即：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三者结合，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这一道路的最大特色是：
在“农村”、以“农民”为主体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城市工人武装起义”的概念形成鲜明对照。
这一内容，也被毛泽东表述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2）实施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必要性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倾向。
他们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革命经验，主张“城市中心论”。
对此，毛泽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原则。
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2]（P111）
正是立足于中国实际，毛泽东指出实施这一道路的必要性：
第一，必须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必须通过土地革命发动农民。
第二，反封建是民主革命的主旨，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
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外无民族独立，对内无民主权利可以利用。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已经武装到牙齿，中国革命只能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第三，必须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阵地。
敌强我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
反动势力长期盘踞在中心城市，广大农村则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
建立农村根据地，有利于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展开。
待时机成熟，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3）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第一步，即建立农村根据地。
倘若农村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没有保障，其他则无从谈起。
于此，毛泽东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农村根据地长期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
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
这句话应从三个方面理解：
政治发展不平衡。
中国是多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各帝国主义通过控制不同的封建军阀，控制不同的地区，导致各地区之间存在利益纷争和矛盾，红色政权可以在其夹缝中发展起来；经济发展不平衡。
民国时期的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不同，是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经济，可以不依赖城市而独立存在，为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
大国，是指地域辽阔，为革命战争提供了广阔的战略空间。
第二，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革命”属舶来词，群众不理解。
但是，经过北伐战争的洗礼，群众目睹“革命”就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革命”就是“打倒土豪劣绅”，对革命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群众基础好。
第三，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解决，形势在发展。
这里所谓的“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北伐战争的发生，正是这一矛盾酝酿的结果。
但是，由于北伐战争失败，这一矛盾未能解决，它必然还会酝酿新的革命形势，有利于农村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
第四，有相当数量正式红军的存在。
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未能建立独立领导的正规武装。
正是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使毛泽东悟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明言，并尤为重视正式红军的建设。
此时与北伐时期相比，我们根据地条件改观，1930年，全国正规红军已达10万人，为农村根据地长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军事保障。
毛泽东指出：
“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
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
”[3]（P50）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政策的不错误。
显然，这是一个主观条件，毛泽东以句型的变化强调事物的“变数”。
即：
在我们拥有上述各种优越条件的同时，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党组织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如果具备此点，那么我们在农村根据地就可以长期存在和发展。
反之，仍有失败的可能。
因此共产党组织有力量和政策不错误，是重中之重。
4.
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历史意义
首先，在大革命失败、党内陷于迷茫的局面下，这一理论为新时期革命指明方向，并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内在理论上陷于混乱，主要表现两种倾向：
一是认为，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完成了北伐，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完成，无需再进行所谓的“民主革命”。
二是认为，由于国民党叛变，北伐战争失败，必须重新组织“北伐战争”，走攻打大城市的路线。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中国民主革命新道路理论，拨乱反正，为新时期革命指明了方向。
正是在这一道路的指引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其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以独创性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最初的设计：
大城市工人武装起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形式。
这一命题有两个基本点：
其一，武装夺取政权；其二，以城市为阵地，以工人为主体。
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初创立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社会，巨大的工业城市和广大的工人阶级，成为“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基本条件。
中国革命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不具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条件。
鉴于此，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的原理与半殖民地半封建农业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以农村为阵地，以农民为主体，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崭新思路。
这一思路，既坚持了“武装斗争”的基本原理，又避免了教条主义的“城市中心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这一理论，以独创性的内容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材料：
1938年11月，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指出：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
”[2]（P541）
这段话，精辟地表白了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立场。
三、问题与解答
1.有人提出：
国共两党本身就代表着对立的阶级，按照我们党二大的纲领，最低革命纲领要反帝反封建；最高纲领要消灭资产阶级。
也就是说即使国民党不打我们，我们最终也要打他。
为什么蒋介石打我们，就是叛变革命？
这个问题涉及如何理解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的行为。
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是针对国共合作而言。
国共合作的目标是反帝反封建，如果说反帝反封建任务完成了，两党再打，那是天经地义的。
可目前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还统治着国家，蒋介石、汪精卫却突然投靠帝国主义，打向曾经的同盟军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叛变革命！
我们本节课所讲的国民党，就是这个“叛变”了革命的国民党。
2.网上流传着一个“黄金十年”的说法。
认为从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迁都重庆，这十年间，国民党统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如何分析这个观点？
这种观点蓄意美化国民党统治，严重违背了历史事实。
1840年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评价中国的进步与落后，必须以“反帝反封建”这一革命主要任务为基本尺度。
据此，我们认为在这十年当中：
第一，中国主权丧失的状况愈加严重。
1928年国民政府宣布与各国重订新约，此后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有所提高。
但是，仅此而已。
正是在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相继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丧权辱国的条约。
因此，这所谓的“十年”，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不仅没有好转，殖民化反而更加严重。
第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权毫无改变。
1927—1937年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城市的民族工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是，国民政府在土地政策方面并未有丝毫进步，全国农村仍然实行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直至新中国建立，这一封建剥削制度仍然严重存在。
否则，就不可能有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
综上，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都是不折不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四、课堂总结
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毛泽东在实践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为新时期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该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以独创性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结论1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具有买办性与封建性，从政治与经济两方面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在其统治之下的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民主革命没有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依然是反帝反封建。
结论2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正义性、先进性与必要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探索出中国革命新道路，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为主要阵地，然后三者结合农村包围城市，为最后夺取革命新道路的胜利奠定基础。
结论3
这条道路的提出为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基于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以城市为阵地，以工人为主体”转变为“以农村为阵地，以农民为主体，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崭新思路。
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五、问题与思考
1.阐述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2.分析走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可能性。
3.分析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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