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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小说特点分析大全讲解

张爱玲的创作思想与作品特点

张爱玲作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天才女作家通过犀利的文字及冷静的笔

触重现了当时新旧文化交锋时代中人们内心的挣扎与灵魂的不安。

张爱玲受中

国古典文学熏陶比较深在其创作中多以描写传统女性为主在体现她们悲哀、凄凉的生活时也讽刺了男权社会的传统礼教。

本文在此对张爱玲的创作思想及作品特点做如下论述。

张爱玲创作思想作品特点张爱玲作为当代文坛上的奇葩是20世纪上海名

噪一时的才女在中国文坛上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作为中国小说家中最为独特的

一位张爱玲将东方文化中意味深远的意象与西方意识流相结合来构筑人物的心理迷宫再加上蒙太奇在作品中景象中的应用构建更以张爱玲唯他独有的那份

孤绝与苍凉构筑成专属她的文学堡垒这些都是别人无法取代的。

一、张爱玲的创作思想

张爱玲幼年处于时代变革阶段作为满清名门望族张爱玲的家庭仍延续了

富足生活即使缺乏父母的温暖仆人们的细心照顾仍为年幼的张爱玲带来了生

活温暖。

这种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便被父母离异、继母进门与母亲归来所打破

对于渴望留洋的张爱玲来讲母亲的家永远是最具吸引力的而父亲的家则是沉

没的地方。

在父母察觉到张爱玲的变化后借故将其囚禁了一秋一冬而这场幽

禁则是张爱玲人生中的第一个大挫折与其童年中的幸福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让张爱玲认识到封建大家庭热闹氛围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强烈的孤寂。

这与张爱

玲后期敏感、孤傲、审慎怀疑的性格有着直接联系在逃离父母双亲的生活时

时间磨灭了张爱玲对母亲的柔情也让张爱玲从此成为了家庭生活的边缘人。

在时代战乱的影响下张爱玲留学的梦想化成泡影、进入香港大学取得的优

异成绩化为一纸空文这些经历都让张爱玲对和谐有序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向

往。

在幼年生活与战争的影响下张爱玲的创作风格习惯以悲壮、素朴、苍凉为

主喜欢体现普通人的人生。

尤其在作品人物选择上多数作品的主人公为“软

弱的凡人”与“不彻底的人物”张爱玲对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深

刻的描述对他们在新旧文化脱节中对封闭环境的依赖产生了同情同时对他们

心灵上的挣扎与碰撞进行了刻画如作品中对银娣、振宝、玉清等人滑稽相的描

写不难看出这些人即使认识到了国家改朝换代了但仍无法摆脱旧习俗。

二、张爱玲作品的特点

一作品中的悲凉——以《霸王别姬》为例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家世显赫的家庭从小受到旧式官僚气息的影响再加上

父母离异对其造成的打击导致她在小说创作中往往以不圆满的爱情为结局

处处充满着悲凉且这一特点在张爱玲17岁创作的第一篇小说《霸王别姬》中

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海外张爱玲研究综述刘 

摘要:

海外张爱玲研究大体可以1985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研究对挖掘张爱

玲小说的深层内涵或正或反地起了一定作用,但整体水准不够高,视野亦相对狭窄。

第二阶段

的研究则日渐杜绝简单的价值判断而走向内省、理智和成熟,在研究的广角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关键词:

张爱玲研究;综述;海外

A回首张爱玲1952年出走香港至今,海外研究她的学术进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7—1984年)是夏志清、唐文标等人对她作品的介绍与评述。

第二阶段(1985年至今)是辐射面波及北美等地的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分析和评价。

尤其是1995年9月,张爱玲在美国辞世后,海外学者的研究热潮日益高涨,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不乏独辟蹊径的真知灼见。

其研究方法之新颖别致、佚文考证发掘、资料收集之严谨求实等,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虽然有的因太过痴迷而近荒谬,但也可以加深我们对张爱玲热的深入体悟。

毕竟张爱玲红极于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50年代后又独步港台、北美,行踪飘忽不定,同为海外游子的他们在心境的体察方面,往往来得更加恰切传神。

第一阶段以旅美学者夏志清、台湾的水晶、香港的林以亮等为代表,在文学史或专门论文评述中,中肯地评述了张爱玲的创作实绩,但又高估了她的才华和技巧,溢美之辞随处可见,几近认定张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

未免有吹捧过度之嫌。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于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分析张氏小说的特色在于强烈的历史意识、丰富的想象,肯定其对人情风俗的熟练处理和人生观察的透彻、深刻。

水晶对其小说中玻璃与镜子的意象暗喻的把握颇有新意,同时采用比较文学、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分析《倾城之恋》和《沉香屑第一炉香》及《秧歌》的多重变调复合结构、解读《半生缘》中的“潜我”和“他我”,都对打破20世纪40年代迅雨(傅雷)、谭正璧、胡兰成的研究思路进行了尝试性地拓宽。

台湾学者唐文标、林柏燕、王拓等则以失之偏狭的眼光,一针见血地指出张爱玲小说中流露出的一味追求技巧、格调不高、情趣卑俗的倾向。

在这一时期被公认为张氏小说核心文本的《金锁记》也被提到不同的位置,或褒(如夏志清称它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或贬,研究的笔力最为集中。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以夏志清和唐文标最有代表性,他们都发现张氏小说对普通人生苍凉的感悟。

由于开风气之先,故在具体操作上需要有超人的勇气和胆识,但在论断的精辟和准确上均有不少失之公允的地方,也有不少见解为后来学者所诟笑,但毕竟提供了不少理论上的依据可供参考。

如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中提出:

张氏是去矗立一个旧的死的世界,趣味主义地描写她所熟悉的腐朽、衰败、垂死、荒凉,而没有加以道德的批判。

他还详尽分析了《传奇》,为她笔下的遗老遗少家庭画像,制表,写族谱。

其分析方法未免过于机械功利,一味责难张氏抓不到时代进步的方向。

但他为编《张爱玲资料大全集》付出了不少心血。

有的学者如傅禺、董千里,则试图置张氏早年的申辩不顾,将她与汉奸文人联系起来,诋毁其人格。

这一时期的论说多是平实地描述,其间夹杂着浓烈褒贬的情感色彩。

其实张爱玲对自己的作品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当初面对迅雨的批评,她据理反驳,后来在美国总结其创作历程时,也承认有败笔如《连环套》,并给予更加严厉的批评。

第一阶段的研究对挖掘张氏小说的深层内涵或正或反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每每使人感到似乎游离于张氏的创作观之外:

“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

与装饰中衬托人生素朴的底子。

”(《自己的文章》)当然,比起大陆学术界对她的长久漠视,他们初步的系统研究还是大大前进了一步,对港台地区张爱玲研究热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研究水准还不算高,视野还相对狭窄,在宏观把握的力度上还有待强化,评思的空间还有待全方位拓展,有许多还只是重述前人的研究成果。

夏志清因有着强烈的反共倾向,尚缺乏象迅雨那样纡徐从容、洞幽发微的学术态度,往往是各立山头,各说一辞,看似热闹,实则激进多于平和。

此外,既然作者不再是作品效果的权威定向者,她也就无须为作品的一切可能效果负责,因为作品的实际作用效果并不总是能由作者预计的。

这样,像唐文标等以具体作品为对象的文学研究没有必要局限于作家个人的“思想倾向”,并由此而追究其责任。

第二阶段是1985年至今。

这一阶段,海外研究张爱玲的论文数量日丰,并有多部研究专著出版,声势更为浩大。

研究者已日渐杜绝简单的价值判断而走向内省、理智、成熟,在努力挖掘作品审美内核的基础上,试图建构自己完整独立的理论观照体系。

有的关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张氏小说创作中人物命运影响的细微之处,指出她在《传奇》中心理描写技巧的纯熟运用;有的借用张氏自己的散见于《流言》中的零星见解,深入分析其参差对照的艺术手法营构,开拓新的研究角度。

随着1995年张爱玲的去世,大量纪念性文章纷纷出炉,更加有助于人们在世纪末情结中,深刻了悟50年前乱世中奇女子的隐秘心态及鲜为人知的创作心理实录,对后人了解张氏真实人性的一面有着很大的帮助。

创作上受过张爱玲影响的台湾知名作家如陈若曦、余光中、李昂、施叔青、龙应台等,都用追忆文字怀念,让人强烈感受到她的音容扑面而来。

白先勇就曾将茅盾与张爱玲作过对比,认为张氏对上海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只是将上海及上海人的特性用极度精致的文字技巧忠实地记录下来,反而更真实,因为其心态是悲悯平静的。

当然不少悼念文章还存在着应时应急的仓促之感。

这一阶段无论是在“量”与“质”,还是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突破,少了些急功近利、浮躁风扬的断语,更多的是平心静气的细分缕析,重新审视她作品中的“情欲”性文化、惶惑无依的漂泊感,从古典的传奇性与现代的人生感悟、女性解读的夹缝中,努力捕捉她作品中深刻的美学意义。

有趣的是,不少文章由炎樱设计的《传奇》封面画中那高楼公寓凭栏独望天涯路的寂寞女子的写意里,来发现张氏心灵世界的奥秘。

她始终关注的是芸芸众生的风俗的生存方式,认同着他们对于生存的依恋和执着,尽管有点自私卑陋,过分注重现代人性在金钱困境里的迷失。

现执教于香港岭南学院的许子东就从曹禺《日出》、张恨水《啼笑姻缘》与张氏的《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轮动对比,来把握她独特的心路历程、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认为“用华美绚丽的文辞来表现沪、港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的经历,是她最主要的文学切入点”。

为什么张爱玲一离开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其作品就失却了那令人压抑的魅力?

许子东认为她对于都市环境城市情调的美学理解,不仅要在灯红酒绿的背景里才能创造,而且也要在嘈杂市声的氛围里才能欣赏。

再者她刻意地将自己置身于与五四主流文学、20年代左翼模式的紧张对话关系之中、挑战多于承袭的飘逸姿态,也许正是她作品的文学史价值所在。

她为自己刻意选择了偏离于五四文学传统的边缘者位置,以一种感性形式的个人化姿态,貌似逃遁地进行创造性的反抗。

张爱玲以她一生的创作所建构的是一个富于色彩的个人化的独语的传奇世界。

这一阶段不少研究者运用理性的目光,发现张爱玲极度关心人性在现代社会里的迷失、人情在金钱诱惑下的冷漠,由此产生出对生命本体的思考。

有的还从隐叙法入手引出双重叙述视角的新概念以及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从而将读者的鉴赏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审美层次。

如许子东认为张氏写作领域独异之处,在于一个“没有完成”的“现代”给中国日常生活带来种种参差的形态,以及在这个时代中延续的中国普通社会。

香港林幸谦试图将张氏文本纳入到更为广大的阅读视野中,多侧面、多角度进行整合研究。

他在《张爱玲:

压抑处境与歇斯底里话语的文本》中,从女性的“压抑处境与歇斯底里话语”,指出张氏正是一位能准确描述宗法社会中男权对女性压迫情境的作家;又从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的角度,分析她小说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从西方女权主义对于身体论述的视角思考,说明她不但藉此寻找自己的故事,事实上也在寻找自我的定义,再接着去质疑男性中心社会下女权主义和女性自我的问题,揭示出沉默与匮乏的意义(《花凋》《连环套》等先前不为研究者重视的边缘角落)。

张爱玲这种注重女性亚文化经验和性别政治的书写策略,无疑为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开拓出一种女性文本的书写策略和表现模式。

有的论者从文化哲学、人类学的心理分析视角,解读张氏悲剧文化心理与意识产生的源泉;有的从影响研究的角度,探讨她与中西文学的关系;有的从平行研究的角度,观照她创作的精神特征。

有的论者如香港陈炳良认为她是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先驱。

香港的郑树森还联系赖雅与布莱希特,分析她的喜剧始终都以诙谐的对话和滑稽的情境来剖析男女关系的社会基础,透视门第名利的世俗观念。

张爱玲曾经说过:

“两性互爱应当成为两性结合的基础”,可见其对两性关系的重视,但她笔下的婚恋世界,却多是畸变怪异的,包容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

七巧之所以一步步走向没有光的所在,冯碧落之所以成为屏风上的绣鸟,都不是出自她内心的本真愿望。

对人物深层潜意识灵魂如手术刀般地缕雕功力,正是张氏超越海派小说家(新感觉派、后期浪漫派、新鸳鸯蝴蝶派)的地方,同时又是与沦陷区上海泛滥的软性文学迥然相异处。

对于这方面,显然由祖国大陆旅居海外的学者注意力较为集中,且评析也较为中肯。

他们试图在反“西方中心”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形成有特殊意识的理论话语,注重中国社会的物质形态和生活场景,发掘她作品中人物完全不同的意义。

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候选人孟悦就在张氏作品中着力挖掘内在蕴含着的信息和功能,探讨深层本文的可读性,察觉出从人物居室的布局和情调、家具摆设、器皿、衣着,到日常出入的街道及场所,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如对《连环套》主人公霓喜的出场分析,进而摸索《传奇》中的叙事者问题,揭示张氏的作品里始终存在一个游戏于不同视域之间的、人称暧昧的叙述者。

这个叙述者转换和操纵着不同的视点,从而能够在不同疆界内进退有余。

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李欧梵教授认为:

时代可以像“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但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却像神话一般,经过一代代的海峡两岸作者和读者的爱戴、诠释、模仿、批评和再发现而永垂不朽。

同样,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王德威,从现代性、女性主义、世纪末视野的通观角度来剖析张爱玲现象的奥秘,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从女人的‘神性’到情妇哲学,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氏已‘郑重而轻微’地提出她的女性观点,而这些观点到了90年代,依然是女性学者争论不休的焦点。

”而张氏对世纪末视景的洞悉,才是她创作与生命哲学的高峰。

旅美华裔学者、哈佛大学文学博士司马新由研究《海上花列传》这部晚清小说及其叙事方式入手,得以和对该书有着极深功夫的张爱玲交往,在其为海内外学者公认反映张爱玲生平最翔实的传记《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里,边叙边议地评价了张氏一生的文学成就,见解新颖独到,深得夏志清的激赏:

“把张爱玲称为当代中国第一位心理小说家并不为过,(司马新)借鉴艾德尔的方法,善于利用传记资料为张的小说作深入一层的诠释。

”他在为此书作的序言中称誉它为替张氏作传的最好四部作品之一(余三部为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胡兰成自传《今生今世,民国女子》、林式同长文《有缘得识张爱玲》)。

通观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对张爱玲创作观的基本看法:

“诚然她放恣地编织过许多小儿女间琐琐屑屑、起起落落的恩怨纠葛,但她真正追求的是自由、安稳和现实的人生。

”司马新注重挖掘其小说能够经时间考验仍能流光溢彩的内蕴所在,较富有立体感,并深入到现代都市哲理的层面,注重文本分析。

如他通过分析认为:

“《多少恨》写得并不好,因为她没有站到作者应有的适当距离来看她的素材,而以某种情感影响着小说。

”在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学术界,张爱玲也越来越受到文学批评家的重视,发表了一些专著,如池上贞子《张爱玲与〈传奇〉、中国和西洋的接点》、滨田麻矢《张爱玲——上海一九四0年代的都市小说家》等。

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认为,张氏的作品揭露了传统家族制度对女性的歧视,并启迪世人:

新的自由恋爱也只是用女性与货币交换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环节,从而成为现代女性文学的先驱。

较有影响的专著是旅日学者邵迎建所著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

此书的新颖之处在于采用美国精神分析学者EH.爱理克逊的认同危机理论,借鉴李欧梵“浪漫的一代”之批评观共时性考察中国现代作家精神史的研究成果,逐步应用于张爱玲成长期的认同形成过程,继而扩大到性别认同、民族认同的层面进行了考察。

如对《茉莉香片》的剖析,认为反映了张氏内心深处寻找父亲的焦虑与渴望,读出“缺席”的母亲冯碧落的作用在于,聂传庆对两个父亲的感情,是母亲对两个男人的感情上的延续,并从“超人”与“地母(再生之神)”、“狂人”与“疯女人”、“梦魇中的母亲”等自己认识的角度,编张氏文学的系谱,这些人物都处于不确定的被动边缘位置。

这一阶段,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就是对于她的散文《流言》显然不如《传奇》那么热情,失之冷落。

张氏对古典小说有着极深研究功夫,如《红楼梦魇》、英译《海上花列传》、《海上花注释》等。

这方面关注者,除了司马新外更为寂廖,有不少评述还显得论断多而论证不足。

如邵迎建编的文学系谱,枝蔓杂芜,不够严谨,见解虽然新锐敏捷,但感悟多于理论,流畅却欠深透。

有的仍认为她的不少作品脱离时代环境,逃避现实,走华美纯情的路线。

张爱玲的《对照记》,电影剧本《一曲难忘》、《小儿女》、《南北喜相逢》及散文小说集《馀音记》、《人财两得》、《南北家亲》及《色戒》,译作《浪子与善女人》、《创世纪》都较不受重视。

其实张爱玲1969年任职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后,已转入学术研究,从事小说考证及翻译工作,译有海明威名著《老人与海》。

由于不少研究者的功力及视野不够,对张氏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及翻译工作方面的研究缺乏关照,一方面是精细得不能再精细的《传奇》中每篇小说之汗牛充栋的长篇论文,另一方面却是对这位大家其他卓越成就的漠然无视。

随着世纪末的华丽苍凉消逝之后,她留下的不少谜语还有待今人去一一破解。

年轻一代研究者中不少是从爱好者身份起步的,难以肩负正确全面评价的重任。

从研究本身着眼,我们不仅要扩大研究张氏作品的范围,而且要加强比较研究。

以前的研究大都限于她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对于其在海外所作相对忽视,这不利于全面认识她的创

作道路和成就。

至于比较研究,既包括将她与现代作家和海外作家比较,亦包括对中外文学如何影响“流言体”形成的具体分析,在这些方面,目前还鲜有力作。

无论如何,张爱玲的创作对人性精深的洞察和描写能力,远远超过了一般现代作家,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张爱玲的冷色性格与暖色爱情

内容:

初读张爱玲,我被她特有的阴冷、悲情、残酷的调子所吸引。

看着她的作品,总是让你觉得浑身上下包括牙缝里都嘶流嘶流地穿着冷风,有时整个心都凉透了,还变幻着红黄绿紫的颜色。

她把人看得一丝不挂,她对人物描写的句子,字字直往你心里钻,对人性的解读和对事物的敏锐眼光令我折服。

可是,她对自己爱情的追求和付出却与她去塑造笔下人物的态度截然相反,她心中诚然一切却义无反顾,难道那些人物是她的影子,还是她是那些人物的影子?

冷色性格

张爱玲,从来就是个矛盾。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伦经李鸿章引荐与其女儿结婚,所以爱玲属于正宗的名门之后,可见不免骨子里有骄纵傲慢的贵族习气。

这样大的家庭背景下,张佩伦之子即张爱玲之父便被熏陶出典型的遗少作风,染有弄风捧月之旧习气,更发展其性情暴戾等恶习。

而张爱玲的母亲,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女儿,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而又清丽孤傲的漂亮女子。

旧习气与西洋化显然是格格不入。

这样的一对夫妇,又给这个复杂的家庭关系增添了另一种叛逆的格调。

家庭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母亲对爱玲的西式教育给了她对艺术的鉴赏力、女性思想的开放性和广阔的胸襟,可是我们始终是中国人,千年的封建思想是植根在每一人心的刺,很多人早已习惯,本来爱玲已经发现了刺,可是当她的父母离婚,愁锁深闺的她即使觉得疼,也无法拔除,只有忍着痛,揭开人世间的面目,个中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逐渐清晰可见。

她从来就是有大志的,也许生活的郁闷也只能给她这样的期许。

特有的才情和早熟令她在学校中脱颖而出。

她说:

“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

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我想没有西方思想的影响,难以有此年少轻狂。

但令人感慨的是,她并不是“强说愁”。

回忆那时,她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

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噬性的小烦恼,生命只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所以在如此世俗的世界,她也理直气壮地世俗着。

她喜欢买漂亮的新衣服,第一笔稿费买了一支唇膏,有时候她自己也沉溺在纸醉金迷的生活,她需要,彻彻底底地需要。

她只是看透了,看透了人性的弱点和丑陋,何不生活的安逸些呢?

可她终究相信宿命,也是这种世俗与脱俗的交织使她变得迷人而捉摸不透。

《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是爱玲的成名作。

她成名了,仿佛一夜间就青云直上般地坐到了上海文坛金字塔的顶端。

虽然她此时早已富足,精神饱满,但是她仍是个“生活的低能”,不会削苹果,怕裁缝……这也正所谓各有所长吧。

而且她总把很多事写得可笑至可怜,然而她这份情态也是从小的不幸打磨出来的,想来也觉得可悲。

一个仰慕读者渐渐走进了爱玲。

胡兰成的悲天悯人、恃才傲气恰好与爱玲的大俗大雅、独立冷漠遥相对应。

她的作品也因此越来越细腻,像是显微镜下放大的险象环生,亦是五彩斑斓的万花筒让你眼花缭乱。

《金锁记》的凄惋绝伦,《传奇》的轰动一时,是兰成滋养了她灵感的萌芽。

可是多情种子的兰成刚去武汉避难,就与小周结为夫妻,全然不顾爱玲。

痛楚之后,她写了令我害怕的《十八春》,圆熟的风格和固有的命运无常相结合更叹她内心的凄楚和苦闷,顺着笔尖流出的是人生的苍茫蜕变,光芒的自私的她已经消失不见。

一九五五年秋天,张爱玲移居美国纽约。

在那里,爱玲结识了赖雅。

他比张爱玲大三十岁,是一个很有才气的美国剧作家。

他开朗外向的个性带领着爱玲好好生活,从此她便淡泊心志,宁静生活,世世尘尘已经不能流入她的世界。

这也是一种缘份。

张爱玲的冷面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

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有时还冷漠寡情。

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这种矛盾,从她的作品中不难体现。

例如在《十八春》里,世钧因误会被迫与曼桢分离,回南京后和他曾讨厌的翠芝互相扶持,最后他放弃了与曼桢的感情,主动拥抱翠芝与她结婚。

他们心里各有所属,却愿意结合,这样的婚姻不可能幸福。

结婚当夜,翠芝就哭着说:

“世钧,怎么办,你也不喜欢我……现在来不及了吧,你说是不是来不及了吧?

”人的心本来就是矛盾的,所以世界也是矛盾的。

又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与玫瑰分别时,两人难舍难分,“是他哭了还是她哭了,两人都不明白。

”情之所至,爱玲总是在喜欢的时候将事情翻来翻去,看看他们在这困境中怎么走才好。

这也是现实,堕落、愧疚、挣扎,背叛,掉入井底的人们没有选择,也没有退路,该怎么走,爱玲没有教我们,我知道她会努力向前走,不会退缩。

暖色爱情

张爱玲对婚姻的阐述十分精辟。

她说:

“女人为了生存而嫁人,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

”这话相当刻薄,但却一针见血。

可是她自己对待爱情的方式却与她的个性和作品截然相反。

“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书中的嘲讽口气恰恰是爱玲的真实写照。

在一开始的时候,兰成主动上门找她,可她利用“求而不得”的道理没有见他,让他失望之余,第二天又亲自拜访他,再加上5小时畅谈可把兰成套牢了。

与胡兰成结婚三年,他们并不被别人接受,年龄的差距或汉奸的身份,让爱玲身边的朋友替她不值。

可是爱玲却不管这些,“因为相知,所以懂得”,正因为胡兰成懂她,懂她华美的袍子和布满的虱子,也懂她内心的恐惧和叹息,他们一起谈天论地,总有说不完的悄悄话,这么真实,这么自然,爱玲怎么能不依赖他呢?

就算是恋父情结,她依然爱的坦坦荡荡。

“遇见他之后﹐就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然而心里却是欢喜的﹐于是在尘埃里开出花来。

”可见,爱玲也逃不过爱情的魔力,她没有变傻也没有变笨,只是爱情,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份,把付出视为快乐,把对方视为生命中的唯一。

为了心中所爱,她可以不顾世俗眼光,可以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却执着于自己的选择,并以此为应尽的义务。

在她的笔下的男人,有伪君子的佟振宝,有自私的范柳原,有浪子季泽,有懦弱变态的聂传庆。

有这些男人必然从在这样的女人。

比如白流苏,他们两人的“爱情三十六计”可谓斗的激烈无比。

白流苏为了躲避家里人的欺辱,就真的抢了给宝络介绍的男朋友柳原,把去香港看成是一把赌,赌赢了她也能抬得起头。

还记得有一次柳原借机想让流苏吃醋,可她偏偏不,最后还是他自己热脸贴上冷屁股,流苏也是绝对的聪明。

我非常喜欢《倾城之恋》的感觉,两个虚情假意的人经过战争的恐惧,身无外物时,才发现“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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