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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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教案
主讲莫道才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社会文化与文学的关系
重点与难点：
1、东汉末期名教的危机，对“天人新义”的寻求。
2、批判思潮兴起，对现实政治文化道德的消解；
3、经学衰微，黄老学说复兴，元气自然论对目的论的消解
（王充《论衡》、仲长统《昌言》、王符《潜夫论》、徐干《中论》）；
4、古文经学、诸子学兴起对儒学原典的回归及对官方经学意识的消解。
5、政治动荡，生活不安，社会道德溃败，则士人或隐逸、或以一己之身承担道德价值，抗节者、狂士、名士等涌现，对个人价值、生命的自然意义、美学意义等认识觉醒，对自然关注与崇尚。
6、名理学与谈论、品评人物。
崇名核实、精练名理、臣道可责与君道无为。
玄学出现，新统治术，新人生观。
自然与名教。
何晏《无为篇》、《论语集解》等，王弼（寿仅二十四岁）《老子注》等，贵无。
司马氏代魏后，主张玄学的多为魏党，以在野者出现，竹林七贤以放诞自然反抗名教。
裴頠[《崇有论》以为无既为无，就不能生有，始生即自生，名教自有乐地。
调和名教与自然，此后向秀、郭向注《庄子》，发挥万物然自生，独化，安命。
“理有至分，物有定性”、“小大之殊，各有定分”。
玄学进入第二个时期。
玄学的清谈前期为政治，后期为玄谈。
东晋之后，士人玄礼双修，以老、庄、易为三玄，又出入佛教，玄学作为思辨更加精致。
郭象《庄子注》最后一句话：
“吾意亦谓无经国体致，真所谓无用之谈也。
然膏梁之子，均之戏豫，或倦于典言，而能辩名析理，以宣其气，以系其思，流于后世，使性不邪淫，不犹贤于博奕乎！
”
玄学提供了重视理论的风气，文学理论在此期有飞跃的发展。
《晋书陆云传》记陆氏兄弟入洛，过王弼冢，本无玄学，自此谈老庄殊进。
”陆机《文赋》受其影响。
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思辨方法，使文学艺术摆脱了道德的束缚（嵇康《声无哀乐论》）。
玄学重视人生的意义、个性（风度）、自然，在艺术题材如山水诗、山水画、书法、轶事小说等方面的开拓。
沈约《宋书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开馆鸡笼山。
立玄学、史学、文学、艺术四学。
”
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兴起
重点与难点：
东汉明帝时佛教传至中国，有白马寺。
魏文帝时朱士行出家为僧。
西晋法显西行。
佛教始入中国以法术行世，后译经，以老庄格义释佛义，与中国文化人交流，衍为中国式佛教。
汤用彤先生说汉代佛教为“方仙道式”佛教，六朝佛教为“玄学式”佛教。
汉末至魏晋，佛教分禅学与般若两大系统。
前者会中国阴阳五行道家养生之说，后者讲法身，参以中国老子的信仰。
后者在晋代以后势力大。
道教由太平清领书到黄巾、五斗米、天师道、上清派、寇之谦新天师道。
佛、道二教对文学中的游仙题材、小说影响很大，佛教对声律说有启发作用。
文人与佛教的关系。
第三节文学的分期
魏晋文学与南北朝文学。
魏晋文学：
分为建安时期、正始时期、太康时期、永嘉时期、义熙时期。
南北朝文学：
分为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
南朝文学：
分为宋、齐、梁、陈文学。
阅读参考书目
魏晋玄学和文学/孔繁著2383/12
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著2393/4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罗宗强著
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李建中著I206.2/21
魏晋玄学史/许抗生等著B235.05/3
魏晋玄学史/余敦康著B235.05/4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罗宗强著I209.35/2
魏晋南北朝文论选/郁沅，张明高编选10（8）16/19,2
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曹道衡I206.2/10
魏晋文学
第一节建安文学
重点与难点：
一、文学的自觉时代
1927年9月，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中指出：
“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纂汉而即帝位，他是喜欢文章的。
……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的一派。
”此后讲魏晋文学，皆以此为分期标准。
但仔细分疏，鲁迅先生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是魏晋，非实指建安时期。
其理由也是因为曹丕提出“诗赋欲丽”。
此前刘师培，在其《中国中古文学史》中专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曰：
“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
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
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
一也。
建武以还，士民秉礼。
迨及建安，渐尚通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
二也。
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
三也。
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见杨赐《蔡邕传》），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
四也。
”
又：
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总结此时文学最显著的变化有三种：
（一）为赋之作风改变；
（二）为五七言诗之昌盛与正式成立；（三）为文学批评态度之鲜明。
二、赋的转变
东汉中后期，归隐、刺世的赋已出现，如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
汉末的赋由大赋转为小
赋，由铺张扬厉、事形为主、为文造情转为咏物寄兴，情义为主、由情生文、个性突出。
赋具诗趣。
如
祢衡《鹦鹉赋》、王粲《登楼赋》。
曹丕《论文》曰：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
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
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桔赋》，虽张、蔡不过。
”曹植《洛神赋》亦为佳构。
三、诗的昌盛
五言诗体成熟，七言体制也在建构之中。
建安诗人心灵慨悲凉且委婉凄伤，五言最佳。
当时的五言诗与乐府同，皆可入调歌唱，其音节音韵之魅力当来自音乐。
今从其诗歌所用声调可见其侈陈哀乐之态。
曹操《苦寒行》、《薤露》、《蒿里行》皆为汉时挽歌丧曲；曹丕《燕歌行》、曹植《怨歌行》等，皆慷慨任气，志深笔长，至以乐极生悲，感慨生死。
沈约《南齐书文学传论》曰其“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
”则文辞的自身韵律关亦在其诗中呈现出来。
情辞双美，故具风骨（《文心雕龙·风骨》：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
”），以建安的时代悲歌，具风骨之态，故后为以建安风骨称之。
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建安风骨
所谓风骨，乃是指作品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练刚健的特点。
以曹操为首的建安文学家，又多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力挽狂澜的雄心和自信，并且把建立不朽的功业视为短暂生命的延续。
这种感情也在他们的创作中充分表现出来。
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渴望不朽的功业，都是非常强烈、十分浓重的感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建安文学具有异乎寻常的感染力。
前人称建安文学“悲凉慷慨”，刘勰《文心雕龙》也说：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
四、文学批评的兴起
此为文学自觉的标志。
曹丕《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杨德祖《答临淄侯笺》等。
曹丕《论文》：
“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未若文章之无穷。
文非一体，鲜能备善。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强力而致，虽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
五、文人集团的形成
曹丕《与吴质书》：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
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
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际，忽然不自知乐也。
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
东汉末年，北方一大批文学家，如曹操、曹丕、曹植、王粲、刘桢、陈琳、徐干、蔡文姬、邯郸淳等，他们聚集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慷慨任气，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据史书载，铜雀台最盛时台高十丈，台上又建五层楼，离地共27丈。
按汉制一尺合现在市尺七寸算，也高达63米。
在楼顶又置铜雀高一丈五，舒翼若飞，神态逼真。
在台下引漳河水经暗道穿铜雀台流入玄武池，用以操练水军。
六、三曹
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时代政治的中枢，又是文坛的领袖。
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许多文人，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
1．曹操：
曹操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
他有英雄本色，情感坦荡。
其作品有成就在于赋于乐府诗以时代情怀，开拓四言诗的境界。
钟嵘《诗品》：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意。
其文通脱，切直清峻。
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固执，个性和感情能够真率地表现出来。
代表作品：
《蒿里行》、《步出夏门行》、《短歌行》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
《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2．曹丕
曹丕（１８７—２２６）字子桓，曹操次子。
他依靠父亲打下的基础，代汉做了皇帝，国号魏。
曹丕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也很重视。
他的诗作中乐府歌辞与古诗约各一半。
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沿用民歌题材，善于写游子思乡、思妇怀远之情。
语言也明显带有民歌的特点，通俗流畅，不过比一般民歌略显得精致。
抒发感情，以委婉细致见长。
五言体中，《杂诗》二首风格与《古诗十九首》略近，文辞清绮，语浅情长。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
然子建思捷而才隽，诗丽而表逸。
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
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
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
王夫之《姜斋诗话》：
“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
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大拟如此。
”又曰：
“曹子建铺排整饰阶级，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
伸纸挥毫，雷同一律。
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
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
宜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邪？
”
代表作：
《燕歌行》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
《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
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3．曹植：
曹植墓古墓葬。
位于东阿县鱼山西麓，坐东朝西。
建于魏太和七年（233）。
曹植墓依山营穴，封土为冢。
南临鱼山八景之一的“星落陨石”，北傍曹植读书之地羊茂平台。
墓顶悬崖峭壁，灌木葱郁。
1700余年来，古墓沧桑，历经磨难。
据记载，早年：
“兆茔崩沦，茂响英声，远而不绝。
”隋建《曹植墓神道碑铭》载：
北齐皇建年间，曹植的第十一世孙曹永洛奏请孝昭帝恩准，在鱼山“复兴灵庙”、“雕镂真容”。
又据《东阿县志·古迹志》载：
“元时以王为东阿城隍，后令宫钦改正其讹，别祠王于邑城。
其后城迁祠废。
明隆庆间，县令田乐建祠于墓下，有屋三楹，未设庙貌”。
因经年久远，古建筑均已湮没不彰，目前只剩几幢古碑。
古碑中隋开皇十三年（593）所立的神道碑甚为珍贵。
该碑高2.57米，宽1.03米，厚0.21米。
碑顶呈半圆形，石料较粗，为灰白色岩石质，有额无题字，但龛中，粗镂造像，因年代久远，造像面容已毁，只剩残迹。
额背浅雕盘龙，尚清晰可辨。
碑文22行，每行42字、43字不等，共931字，漫漶脱落57字，现存874字。
此碑早年曾湮没在大清河（今黄河）中，到清代始捞出，还置于墓前，并建碑楼保护。
另外还有2方石刻也较为珍贵。
其一是明传碑，字迹剥蚀严重，仅能辨认碑冠“魏陈思王传碑”6个小篆体大字标题。
曹植（１９２—２３２）字子建，曹丕弟。
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思”，故世称陈思王。
有《曹子建集》。
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当时及后代文学影响最大、后人多数评价最高的一个。
曹植自幼聪明，才华出众，一度受到曹操的偏爱，因此引起他和曹丕围绕继承权的一场明争暗夺。
最终，由于曹植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所需的成熟与老练，而归于失败。
曹操死后，曹植受到曹丕的严厉迫害，他名为王侯，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获咎，如同囚徒。
明帝曹叡继位后，曹植的处境有所改善，但仍然得不到信任，空怀壮志，无从施展，终于郁郁而死。
《诗品》列为上品，称其：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谢灵运曰：
“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
”
曹植的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
由于受到曹操的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
《白马篇》可说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诗中所写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
其他作品也都充满豪迈气慨，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
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
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
幽幷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
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
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
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
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
勇剽若豹螭。
边城多警急。
胡虏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
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
左顾陵鲜卑。
弃身锋刃端。
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
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
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
视死忽如归。
后期:
由于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有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赠白马王彪》是后期作品的代表。
钟嵘《诗品》
“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1）其乐府诗歌是乐府歌词文人化的标志；
（2）其模仿民歌风格的诗歌，结合骚体的象征手法，注入了个人的思想感情。
如《美女篇》、《七哀》、《杂诗》富于个性，内涵曲折丰富，耐人回味；
（3）诗歌结构精致。
特别是开头，多用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渲染出特定的气氛，笼罩全篇，如《野田黄雀行》；
（4）其诗往往有鲜明的色彩，并已较多使用书面语，讲求华丽、工整和刻画细致，如《赠丁仪》、《公宴》；
（5）开始有较多的自然景物描写，如《公宴》。
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
海水扬其波。
利剑不在掌。
结友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
见鹞自投罗。
罗家得雀喜。
少年见雀悲。
拔剑捎罗网。
黄雀得飞飞。
飞飞摩苍天。
来下谢少年。
七、建安七子
曹丕《论文》：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祯公干。
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
曹植《与杨德祖书》：
“仆少小好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
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
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
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
建安二十二年，陈、应、刘、徐一时俱殁。
孔于建安十三年被曹操所杀。
阮死于十七年。
王粲死于曹操征吴途中。
王粲（１７７—２１７）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
年轻时避乱荆州多年，后归曹操。
他出身世家，少有才名，锐意进取，然生当乱世，羁留他乡，故作品多感时伤事，自悲不遇。
其诗、文、辞赋均有成就，前人常与曹植并称，刘勰《文心雕龙》则誉之为：
“七子之冠冕。
”
诗歌的代表作有《七哀》二首。
第一首作于从关中到荆州时，记下了战祸的惨况：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中将个人的不幸与社会的不幸、民众的苦难结合起来。
“路有饥妇人”一节，采用乐府民歌的手法，以具体而典型的情节，刻画出乱离的惨状，尤其感人。
末四句以渴望明主作结，使诗意深入一层。
八、蔡琰
蔡邕女。
东京之乱，为董卓兵士掳掠，售于南匈奴，与左贤王生二子。
曹操求归，配董祀。
有五言《悲愤诗》，传骚体《胡笳十八拍》亦为其作。
蔡琰的五言《悲愤诗》是建安文坛上的一篇杰作。
全诗长达五百四十字。
全诗通过一个人的遭遇，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同时也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
艺术特色：
一、以现实主义的笔法，通过具体的细节描绘，生动地表现了各种场面，使人如亲临其境，如闻其声。
二、以叙事为主，又结合抒情，开首从大局写起，概括有度，简炼切要。
以下转写自身，脉络清晰，布置得当，详略有错，轻重适宜，又并不一味直赋其事，而间用比兴。
正始诗文
重点与难点：
正始时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
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
他们的主要成就在哲学方面。
后者又称“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
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
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
有《阮嗣宗集》。
他博览群籍，尤好《老》、《庄》。
为人旷放不羁，任情自适，鄙弃礼法。
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其中五言诗八十二首，四言诗十三首。
这些诗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生活态度，对于人生问题的反复思考。
由于处境的危险，他只能用隐蔽的象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用笔曲折，含蕴隐约。
钟嵘《诗品》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颇多感慨之辞，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咏怀诗》中形成一种强烈的生命孤独感。
第一首就表现了这种感情：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月色如水，寒风拂衣，孤鸿悲鸣，宿鸟惊飞，在这一片冷漠枯索的气氛中，主人公独处空堂，徘徊忧思。
这里所描摹的并非实有的场景，也未必隐喻着什么具体的事件，而只是借诗的意象和意境，用象征的手法，寄托一种绝对的孤独感，一种幽深而难以名状的愁绪。
这种从生命本质意义上提出的孤独感是过去诗歌中从未有过的。
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西）人。
他崇尚老庄，性格高傲刚直，不抱礼法。
又受道教影响，喜谈服食养生之事。
通音乐，善奏琴。
曾官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
有《嵇中散集》，又鲁迅辑校之《嵇康集》。
嵇康与阮籍是好友，同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思想多有相近之处，但性格为人、处世态度、颇有不同。
嵇康娶魏宗室之女，与曹魏政权的关系，比阮籍更为密切；对司马氏的阴谋、他的反对也更为明白激烈。
所以当正始末司马懿执政之后，他就脱离政坛，不像阮籍那样，仍虚与斡旋，以求自保。
并且，他也不能像阮籍那样，借哲学的观照与思考，隔远了现实中的矛盾与痛苦。
以他的社会联系、政治态度以及刚傲的性格，自然难以为司马氏所容，所以终究被构陷杀害。
传说他临刑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宽赦他，并以他为师，可见他在当时所享声望之高。
嵇康是魏晋之际最著名的论说文作家。
《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说：
“康所著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
”其特点，一是思想新颖，好标异说，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富于批判精神，二是说理缜密而透彻。
主要作品有《声无哀乐论》、《管蔡论》、《难自然好学论》等。
其中《声无哀乐论》是一篇逻辑严密，辨析细致的论文，颇为难能可贵。
从文学意义上说，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更为重要。
西晋诗文
重点与难点：
一、太康文学：
以形式上的追求为创作趋向。
此时文学重形式：
排偶、巧拟、拟诗。
“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出自《诗品》）
陆机才冠当世，诗、文、辞赋都有成就。
赋体的文艺批评著作《文赋》，是论文的名作，其形式也是前所未有的。
此外他还写过历史著作《晋纪》、地理著作《洛阳记》等，均已不存。
《诗品》谓陆机诗“其源出于陈思”。
可以说，陆机是曹植之后又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以“缘情绮靡”（《文赋》）的准则，将诗歌进一步推向文人化、贵族化，引导了华丽雅致的诗风，流播久远。
陆机诗有四个特点：
一是内容多模拟。
陆机写了不少乐府诗，大多是严格按照乐府古题的题义、仿照早期歌辞写作的，除少数几篇，难以看出其个人生活的内容。
另外又有《拟古诗》十二首，按照各篇原来的内容用不同的语言重写了一遍。
这一类作品，用力全在于修辞。
二是文辞繁缛。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张华对陆机的批评说：
“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
”由于陆机的创作本有表现文学才能、标榜学问的意识，所以不避辞赘。
陆机诗有四个特点：
三是语言华美典雅。
即选择词汇注重色彩和声调，又多用书面语及古书中的成句，而加以精心雕琢，使诗歌带上更明显的贵族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更依赖于阅读而脱离歌唱（陆机的乐府诗同曹植的一样，也是不配乐的）。
四是多用排偶。
建安诗中偶句通常只占很小的比例，而陆机诗中往往占一半以上，像《苦寒行》、《招隐诗》等已接近通篇对仗。
这四点在西晋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也多少有所表现，并且对南朝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潘岳
潘岳与陆机齐名。
他的文风在追求绮丽、喜欢铺写等方面与陆机一致。
南朝人论潘、陆之别，多认为潘较和畅，陆则深芜。
这是因为潘岳的作品用语较浅，不像陆机那样深奥，文句的连接也比较紧密。
但是，他也很少写出陆机那样精美工致、深于刻炼的句子，在语言的创造方面显得比较平庸。
其诗文均以善叙悲哀之情著称，不但为自己写，还常常代别人写。
诗歌的代表作有《悼亡诗》三首，是追悼亡妻之作。
下录第一首：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
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
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
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
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
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
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
庶几有时衰，庄击犹可击。
左思
左思（约２５０—约３０５）字太冲，临淄（今属山东）人。
出身于寒素家庭。
入京之初，他自然也有求取仕进的企图，却为门阀制度所阻遏，官止于秘书郎。
他最后终于退出了官场，而将满腔不平，写在八篇一组的《咏史诗》中。
他的《咏史诗》以刚健质朴的语言表现了对士族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在这种对抗与冲突之中，呈现出激情与力度来。
这也可以说是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传统，所以《诗品》有“左思风力”之誉。
咏史的题材创自班固，建安以后作者更多。
写法大抵是实咏史事，略抒感慨。
左思之作，则是借古讽今，抒发个人的怀抱，是咏史诗的创变。
诗中也表达了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但中心在于揭露、批判世族垄断政治，而使寒门士人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社会现象。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涧底之松，纵然高大挺拔，可是生于卑下之所，竟被山顶的小苗所遮盖。
社会也是如此，寒士无所凭依，纵然“英俊”，也只能沉沦下僚。
以才德取人而不以势位取人，这至少是统治阶级所承认的原则之一，作者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对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提出了抗议。
二、永嘉文学：
晋室大乱将亡。
《诗品》：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
于时篇什，理过其词，淡乎寡味。
肢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绚、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先是郭景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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