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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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
总说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社会环境
1、政治环境的混乱和恐怖
时间：
始于东汉建安年代（公元196年），至于隋统一（公元581－589灭陈），近四百年（三百八十余年）。
历史事件：
东汉末黄巾起义——董卓（董卓废帝，群雄并起）、曹操举兵——三国鼎立（220－280）——曹丕、司马两家的争夺——司马氏建立西晋政权——八王之乱，北方外族入侵，怀帝、愍帝被虏，西晋灭亡——永嘉南渡，东晋偏安；经王敦、苏峻、桓玄之乱，——刘裕称帝，南朝“宋”建立（东晋灭亡）。
北方：
西晋——北方十六国（五胡十六国）——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
时代特点：
全国长期分裂（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乱（长期分裂，连年混战，割据势力相互争夺，政治派系对立斗争，人命如鸡犬，东汉人口五千多万，三国时人口总数七百余万，仅原来的七分之一，食人惨剧。
“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民族矛盾尖锐（五胡乱华，民族大融合）；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晋室南渡，经济中心由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东南地区得到开发，建成发达的经济文化）。
士族门阀制度：
士族又称世族、高门大族，与庶族（寒门）对称。
汉代形成，以宗族血统为基础，是一个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特权的社会阶层。
汉末大乱之后成为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的社会力量（庄园、私人武装、徒附）。
曹操时一度受到抑制，曹丕称帝后采用“九品中正制”选任官员，承认士族政治上的特权，形成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朝代更迭，士族地位鲜受影响（士族与皇权、士庶矛盾。
士庶不通婚）
2、社会思想与士人心态变化
儒学衰微：
汉代以儒学为正统（为匡政的统治思想），其地位与性质是紧密地附着于大一统政权的，大一统政权动摇，儒学的地位也动摇。
究其原因有：
一是因其本身的堕落，无法维持人们的信仰（西汉后期，宗教化、神学化，对现实政治的堕落而显得无力虚伪；儒家主张的名教繁琐虚伪，被统治者利用，束缚人心，引起士人的反动。
汉末仲长统“判散五经，灭弃风雅”，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称“礼岂为我辈设也”）。
二是因时代动乱的影响失去统治力量的支持，既不是利禄之门，也不是养生之道，无法维系人心。
（曹操好法术、尚刑名，多次下求贤令，重用有治国用兵之术的权谋之士，看不起讲德行学问、重礼义名节的儒生）
玄学盛行：
玄学兴起于汉末清谈之风，清谈源于汉末清议。
汉以察举取士，对人物才德进行鉴定而推举入官，评论人物渐成风气，东汉名门望族的名士垄断了品评的权利；议论朝政也是清议内容。
由于政局动荡，人命无常，士人清谈的内容逐渐避开敏感的政治，转向玄远之道（三玄），从老庄思想中寻求心灵寄托和安身立命的理论。
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弻祖述老庄，首开玄风，何著《道德论》、《贵无论》，王《老子著》、《周易著》；向秀、郭象《老子注》，研究三玄内容，谈论玄学义理便成名士风尚。
时人称扬某人学问往往以“精老庄，通周易”为标准，老庄之学一时风靡天下。
玄谈以老庄思想为主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儒玄、庄玄、佛玄（三教融合）。
主要论题：
贵无和崇有、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辩、形神之辩、名理之辩。
大多名士是借清淡玄理来增进哲理思辩，体味玄远深邃的人生境界，以增加名士风度，如郭象、王衍、裴遐等，一有机会便以玄言相辩，玄理相激，骋才亮志，显名士风流。
名士常手执拂尘以示雅致潇洒。
（谈中之理、理中之谈、谈中之谈）魏晋风流的条件：
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道教、佛教传播：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起初依附神仙方术之学，影响不大。
魏晋时期老庄玄学盛行，佛教的般若空观与老庄空无学说有相通之处，因而受到士人喜爱，随玄学的发展而兴盛，到东晋南北朝时期迅猛发展起来，佛经翻译达到极盛状况。
士人研习佛理，僧人参与清谈，士僧交游成一时风气。
此后佛教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成为六朝时期社会的普遍信仰。
（对文学的影响见教材18页：
追求隐逸，向往山水，神鬼变异之谈，因果轮回之说，对诗文小说发生影响）
道教为本土宗教，源于古代宗教和巫术神仙方士一流，理论上依托先秦老庄和秦汉道家学说，受佛教刺激影响，形成于东汉末年。
张陵的五斗米道，张角的天师道。
道教不像佛教有严密完整的教义和理论，内容驳杂，讲求仙、炼丹，养生之道、医药本草，追求长生不老。
无严格戒律，不否认现世生活，以各种方术助人享乐，给人满足，因此受到士族阶层的欢迎。
很多士族大姓信奉道教。
如王谢家族（天师道）。
（隐逸、游仙文学）
士人追求个性自由和审美人生，见《世说新语》。
3、社会风气和习俗
服药饮酒：
魏晋名士从玄理中引出放达任诞、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
政治险恶，高压，文人动辄得咎，追求逃避乃至精神超脱式的麻醉享受，喜服药饮酒（道教影响）。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五石散（寒食散）：
以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石硫磺为主要配料，再配以其它按需要增减。
原料有热性，发动则令人发热。
吃后药性发作，叫“散发”或“石发”，浑身发热，要外出散步，叫“行散”。
掌握好药量，酒要喝热的，饭要吃冷的，（中毒死亡皆有之）类似于鸦片，可获暂时感官的享受：
精神爽朗、神情勃发、体力强健、身轻如飞、容光焕发。
散发得当则体内疾病与毒热并发出，散发不当则五毒攻心，后果不堪设想。
魏尚书何晏首试获神效，流行于世“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许多文人名士，王弻、嵇康、皇甫谧、裴秀、王羲之、王慕等都服。
王羲之：
服之，身子轻动如飞。
服药原因：
企求长生（王恭行散，门前遇弟王爽问“古诗中何句为最”弟未及答，自吟“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以之为延年之术。
人物品评风气使然，讲究仪容之美，服药使人面色红润，神情开朗（何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以为傅粉；王羲之“飘若游云，矫若惊龙”）。
与贵族文人放荡生活有关（何晏耽情声色，始服此药。
服药美化容貌取悦女人，作为房中术手段）
服药集中代表了道教以人为方法去延长寿命的企翼，但收效晚，成功者少，不免引人怀疑。
《古诗十九首》说：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吟美酒，被服纨与素”。
放弃祈求生命的长度，转求增加生命的密度。
饮酒狂欢便是及时行乐的最好方式之一。
酒成了魏晋士人把握瞬间与永恒的合成剂。
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张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毕卓“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阮籍嗜酒，因闻步兵营厨善酿酒，乃求为步兵校尉。
常醉卧邻家酒肆。
刘伶纵酒放达，脱衣裸形，自言：
“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西晋“八达”好为夸大惊俗之行（谢鲲等八人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多日。
光逸门外脱衣露头于狗洞窥之大叫乃入。
）
在魏晋士人看来，酒不仅是及时行乐的工具，更能将人带入身与物化、物我两冥的高远境界。
酒使人忘怀得失，飘然若举，在醉意中实现对人生和自我的审美。
阮籍、陶渊明等。
此外，饮酒还是逃避现实、保全生命的方法。
阮籍避祸，天下多故，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思想自由的时代、个性自觉的时代、文化融合的时代。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点：
文学的自觉
儒学衰微使文学从经学的附庸中争脱出来，从宗经明道的观念中解放出来，玄学的盛行（崇尚自然，张扬个性，追求艺术化人生）促成文学的自觉。
表现为：
1、重视文学（曹丕：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区别文学与其他学术（宋文帝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科于学官）；文学理论的繁荣（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萧绎《金楼子·立言》等，区分文体，探讨文学的本质、创作规律、鉴赏等）；文学总集的编纂（《文选》《玉台新咏》）。
2、文学集团活跃、文学家族出现
建安文学集团、竹林七贤、贾谧“文章二十四友”、王谢家族、齐竟陵王“竟陵八友”、梁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周围的宫廷文学集团等。
3、追求美和新变
开拓游仙、玄言、田园、山水、宫体、边塞等题材；注重强烈的抒情性，将“流连哀思”“情灵摇荡”作为文学本质属性（诗缘情而绮靡）；诗体演进，五言盛行，七言歌行、七古，律体，绝句成型；追求修辞华美，藻饰、骈偶、声律、用典普遍使用。
4、文学与哲理结合：
玄言诗风行100多年
5、骈文骈赋兴起，小说产生
文坛的绚丽多彩，正是由个体人格精神的自我觉醒而育成的。
这是两汉经学严控时代不可想象的，各种情感于此见于笔端，由此带来题材与风格的多姿多彩：
山水、田园、游仙、立言、赠答、咏史、公宴、悼亡、招隐、游览、咏怀、行旅、军戎、郊庙、宫体，无所不具。
壮美、豪放、刚健、清新、飘逸、悲凉、委婉、含蓄、纤细、自然、俚俗……
附：
儒学与道家两者本身对艺术的体味就存在一个境界的狭窄与阔大的区别：
儒学严肃拘谨，求道德与艺术的统一，美善合谐。
道家自由浪漫，求自然与艺术的合一，美真结合。
由于庄子的人生精神与艺术精神的浸染使这一代文人具有自由旷达的怀抱和对人生的重新体悟，文学才有了精神解放的特征，审美观照的对象才多样化，纯艺术的唯美倾向才出现，——自觉的文学。
负面效应：
在个体生命的自觉中既有满足内心精神的需求，也渗透了享乐纵欲的色彩。
老庄本重精神，轻物欲，清静淡泊，但此时在索取老庄自然、消遥、通达精神的同时，不放弃物欲的满足与欢乐，提倡满足人性之欲。
所以此时文学中常有富贵华丽的景象和轻浮绮靡之风气，极致是梁陈宫体诗的泛滥。
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1、诗歌
建安文学（196－240）：
三曹七子、蔡琰，慷慨悲凉
正始文学（240－248）：
竹林七贤，清峻遥深
西晋太康文学（280－289）：
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以繁缛为风
两晋之际：
刘琨、郭璞游仙诗
东晋诗歌：
玄言诗、陶渊明的田园诗
宋代：
谢灵运山水诗、鲍照七言乐府
齐永明文学：
永明体，沈约、王融、谢眺等，注重格律，从古诗向近体过渡
梁陈：
宫体诗，浮靡轻艳
2、南北朝民歌：
南朝乐府机构搜集
南朝民歌：
吴声与西曲，以男女之情为主，清丽缠绵。
《西州曲》
北朝民歌：
内容广泛，北地风光、游牧生活，漂泊之悲、徭役从征之苦、爱情。
风格：
质朴刚健。
《木兰诗》
南北朝民歌中孕育岀五、七言绝句
3、魏晋六朝辞赋、骈文、散文
辞赋：
魏晋辞赋较之汉赋题材扩大、篇幅短小、富于抒情。
曹魏时期以曹植《洛神赋》、王粲《登楼赋》为代表。
西晋以潘岳《悼亡赋》（以情韵胜）、陆机《文赋》（以骈俪称）为代表。
左思《三都赋》为魏晋赋独有长篇，一时名盛，洛阳纸贵。
此外向秀《思旧赋》为抒情佳作。
东晋陶渊明的《归去来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都是名作。
南北朝时期，文学骈俪化风气日浓，兼受永明体讲究声律的影响，出现骈赋。
以短篇为主，长篇赋作代表为庾信《哀江南赋》。
此期赋作刻意雕琢用典，语言技巧上获得较高成就，但大多内容空虚，风格不高。
散文：
建安时期曹操教令（如《求贤令》）通脱率真，别具异彩；曹丕、曹植书札摇曳多姿、文采焕然；建安七子中陈琳、阮瑀等人善为书表之文，多用骈偶句和典故。
表现岀从辞清志显到藻饰渐繁的过程，预示着此后美文的发展。
骈文：
南朝文学沿着魏晋以来文章追新逐丽趋向发展，文章趋向骈俪化。
代表作有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丘迟《与陈伯之书》、吴军《与朱元思书》摹物抒情，富于情韵；刘勰《文心雕龙》以骈文论文析理，颇具文采；范晔《后汉书》是以骈文论史的代表。
4、北朝文学（318－589）
五胡乱华十六国时期，北方文学寂寥，至北魏统一北方（439），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北方文学开始有转机。
代表北方土著文人最高创作成就的是郦道元《水经注》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总体上北朝文学艺术造诣不能与南朝抗衡，其作品多模拟南朝。
风格以质朴实用为主。
（《隋书·文学传序》：
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于气质。
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
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
）
南北朝后期，有许多南方著名文人流入北方，特出者如王褒、庾信。
结合南北文风之长，为后代文学开辟了道路。
5、小说：
中国小说史开端
志怪：
受民间巫风、佛道二教影响勃兴。
将怪异传说当作事实记载。
晋干宝《搜神记》，发明神道之不诬。
其中有不少优美的民间传说和富于艺术趣味的作品。
志人：
记录史实，供人揣摩。
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专记汉末至东晋上层人物言行、精神风貌，是魏晋品藻人物的产物。
对后世小说、戏曲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章曹魏文学（建安、正始）
第一节建安文学
建安是东汉末帝汉献帝刘协的年号。
196年，曹操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挟天子以令诸侯”，征讨各方军阀，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术、袁绍、刘表等称霸一方的军阀，统一了北方。
由于曹操非常重视人才在他的政治事业中的作用，故而多次发布招贤令，唯才是举不拘品行，广纳各方、各种人才。
随着他霸业的扩展，许多人才（其中不少文士）都先后投身曹魏阵营，客观上就形成了一个荟萃文人士子的邺下文学集团（以百计），（文士担任属吏），加以曹氏父子多才多艺雅爱文学，以领袖的身份提倡和从事创作，故而促进推动了文士的创作热情。
由此产生了以“三曹”、“七子”为重心的建安文学时期。
中国古代文学从此进入了更为自觉和独立发展的时代。
建安文学包括建安年间（196－220）到曹魏黄初、太和年间（220－233）的文学创作。
建安文学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①社会动乱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使士人思想获得解放，从自身立场出发思考社会和人生（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渴望建立不朽功业）。
建安时代政治极其紊乱，王纲解纽，军阀混战，整个社会都处于动乱、离乱时期。
因而，文人的生活体验比较丰富，情怀慷慨（对于创作影响重大，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心·时序（308）：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
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如曹操亲身经历北方军阀混战，看到社会残破，民生凋敝，故诗歌“多悲凉之句”，王粲经董卓之乱，从长安南奔荆州，“遭乱流寓，自伤情多”，写出《七哀诗》、《登楼赋》等。
建安作家多感时伤事，面对社会的现实人生，激起强烈沉痛的悲情，同时希望建功立业，垂名不朽，把个人的志向与立功救世的价值取向道德取向结合起来，表现出慷慨的情怀，形成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特色。
②悲凉慷慨的感情需要与之相应的表现形式，汉代辞赋不足以承担此任。
于是文学创作中心由辞赋转向诗歌，形成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创作高潮，并由此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
③领导者的重视和提倡。
三曹父子礼遇文人，鼓励、实践创作，尊重文士，一起宴饮游览，互相品评文艺，促进了直抒胸臆的抒情文学的发展。
同时重视通俗文学，提倡学习乐府，写乐府诗，促进了诗体的革新与发展。
（《文心·时序》：
“魏王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
……傲雅觞兵之前，雍容袵席之上。
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
）
建安诗歌的内容与风格：
慷慨悲凉（详见教材P40）
感时伤世的忧生之嗟、人生苦短的悲叹、渴望不朽的功业之想；强烈的个性表现和浓郁的悲剧色彩。
继承与创新：
继承汉乐府民歌传统，普遍使用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乐府诗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产生明显影响，采用乐府旧题，沿袭乐府常见题材在建安诗歌中占了很大比例。
创新发展：
首先乐府民歌是集体性创作，诗歌写成后在流传中不断被改造，因而少能表现个性特征。
建安诗歌为个人创作常与作者特殊经历、情感、独特的审美爱好密切相连，体现岀多样化的风格特征。
其次，乐府民歌多以叙事为主，带有故事趣味；建安诗歌以抒情为主，即使采用乐府旧题，也很少具故事性。
第三过去文人文学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带到诗歌中，使得建安诗歌明显带有华丽的倾向，开始向精致华美转变（骈偶句子，锤炼字句等）。
如王粲、曹植等作。
曹丕“诗赋欲丽”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
但其并未过度使用典雅深奥的书面语言，一般说来明朗、浅显、紧凑而富有力度。
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高潮，并它以独特的文学质地被誉为“建安风骨”。
风骨指作品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练刚健的特点。
建安风骨的形成基于其作品中的慷慨悲凉的感情及其在艺术表现上的特色。
建安诗人大都经历了汉末的离乱，所作诗歌主要是因事而发，悲壮慷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建安文学在悲壮慷慨的基调中，感伤离乱、悲悯人民和慨叹人生相联系，从而激起及时建功立业的政治豪情，显得“志深笔长”、“慷慨多气”，是沉着的品格的典型代表。
这一独特的风格使得它被后世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节三曹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安徽亳县）人，政治家（行屯田、水利，发展生产，压制豪强，用人才，平定乌桓，稳定北方。
）、军事家（晓兵法，自作兵书，注《孙子》，出奇谋，善用将。
幽燕老将）、文学家。
乱世霸主，文坛雄杰。
许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出身微贱，显赫一时。
尚刑名法术之学，个性机警，为人通脱。
多才多艺，兵法文学之外，诸子百家、经学史传、音乐、书法、围棋等，均兴趣浓厚。
文学上有卓越的成就，有《魏武帝集》。
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上，流传下来的不多，现存二十余首，全是乐府歌辞。
内容：
反映汉末战乱现实和人民遭受苦难，如《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抒发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
形式以四言为主学习乐府有所创新：
不从形式上模拟乐府，而是学习民歌反映现实的创作精神，用旧曲作新辞，（曲辞全创也有）既有民歌特色，又有创造性。
汉代乐府作品，曲题与歌辞切合无间，具有内容上统一性。
《西门行》即写“出西门”，《陌上桑》写采桑女，操用汉旧曲，自创新辞，如《短歌行》，崔豹古今注云：
“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
这是古辞内容，操《短歌行》咏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同时，又加进了求贤的内容，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薤露行》、《蒿里行》，古辞皆丧歌，而写汉末时事，精神暗合，保持悲伤基调，显示出与乐府古辞在情绪取向上的潜在关联。
在乐府古题里，寄寓了新的时事内容，发展了乐府歌辞的生命，语言浑厚朴直，具有峻拔沉郁的风格。
（曹操祖父曹腾曾为黄门从官和小黄门，黄门是掌管宫廷音乐的官署）曹操在把乐府民歌改造为文人诗歌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特点与风格：
古直悲凉。
少华美辞藻，结构不精细，喜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雄伟，内涵厚重，抒发感情往往慷慨悲凉，跌宕起伏，显示岀鲜明的个性色彩。
曹操的散文也很有特色，鲁迅称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其文不受任何陈规约束，说话大胆，词锋爽利，一扫汉代儒生文章动辄援引经文、迂远空阔习气。
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生平之志，毫无掩饰做作之笔。
文中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祭故太尉桥玄文》，记叙了桥玄生前对他开玩笑的话，似乎有损祭文严肃感，却表达岀对死者的真切之情。
他如《举贤勿拘品行令》等均不拘旧格。
此类文章对各体文章摆脱陈词滥调向切近生活和真情实感方向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凭借父亲造成的政治权势，代汉自立为魏文帝。
文武双全，精骑善射又学识渊博，性好文学，著述丰富。
诗、赋、文皆能。
诗歌今存四十余首，题材：
纪军事、述游宴，拟写内容多写贵族生活，兼征夫思妇题材，各色人物。
乐府歌辞与古诗各占一半。
乐府诗，语言通俗，形式多样，有民歌精神。
善写游子思乡，思妇怀远，抒发感情以委婉细致见长。
五言《杂诗》二首文辞清绮，语浅情长。
七言《燕歌行》尤为著名，是完整的七言体。
（见教材31页）利用七言诗长处，音节和谐舒缓，描摹细致生动，感情缠绵动人，语言清新流丽，表现了一位妇女在不眠秋夜怀念丈夫的情态，既不离民歌精神，又有自己创造。
汉代张衡《四愁诗》尚留骚体痕迹，语言质朴，此诗则更加成熟优美，是七言诗史上一新标志。
赋：
二十六篇，量仅次于植，纪军事大事与日常事物感怀，除少数外，形制短小，表现出向抒情小赋过渡的总趋势。
《文心·才略》：
子建思捷而才隽，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竟于先鸣“。
曹丕散文中，两篇《与吴质书》文学性较强。
魏晋文人书信有以精美文辞写景抒情的倾向，有意识增强其文学色彩。
曹丕开其风气。
《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论著，提出一些重要观点：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人相轻”，“文与气”的问题。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弟，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思”，世称陈思王。
“生乎乱，长乎军”，十三岁前，与父过动荡的军旅生活，从群雄逐鹿的时代大潮中激发出“忧国忘家，捐躯济难”，“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的志向——这是他对政治功名历久不衰的热情的基础。
自幼聪明，文思敏捷，才华出众，诨号“绣虎”，十岁读诗、论、辞赋数十万言，也爱俳优小说一类民间文学，善属文。
邺城铜雀台落成，操命诸子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写的最快最好，操有立太子之意，但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开司马门，驰道上游乐，令操大怒）曹丕工于心机，得大臣信任，妃嫔欢心，进美言，建安二十二年（217）十月，丕立为太子，植更放纵自任，操愈失望。
220年，操病卒，丕继位，开始迫害植，将追随他的丁仪、丁廙兄弟及家中男口全杀光。
植写《野田黄雀行》“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
制罪、降侯、迁封地（六次被易封地），“七步诗”。
223年（黄初四年五月），植，白马王彪任城王曹彰朝令京师，丕拒见，植为《责躬诗》求宽宥；彰（立嫡之争在植一边）暴死，传言丕害死。
七月，诸王返回封地，植与彪同路东归，监国使者阻挠，分道扬镳，临别作《赠白马王彪》一诗（忧伤、悲愤），又有《洛神赋》（君王、洛神、人神之道殊），着力刻画洛神的美与笼盖天地弥漫一切的哀愁，君王也愁，融为一体；感动人心。
写洛神描绘技巧高超，历来奉为描摹美女的经典。
226年（黄初七年），丕卒，长子曹睿继位，魏明帝。
植生活相对好转，无性命之忧，但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心情郁闷，232年，死去（四十一岁）。
《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
文学创作明显分为两个时期：
以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前后内容风格均不同。
前期：
贵族公子，天才少年（邺城）。
性格敏感，慷慨多气；兴趣广泛，文思敏捷，作品题材多样，词采丰赡。
①表现贵族生活的宴游、唱和、赠答之作。
如《名都篇》、《斗鸡》、《公宴》、《侍太子坐》、《赠丁翼》等。
情调平和，辞采华丽，有贵族气。
反映了建安文学题材不断扩大，更多反映日常生活，文学集团出现，文学的娱乐性和社交功能更加明显。
②抒写个人志趣、抱负。
《白马篇》（游侠题材）：
自信自负、豪迈、英雄气，抒述功名信念，报国壮志。
《鰕但篇》直抒胸臆，呈现岀豪迈气概。
情调开朗，富于进取精神，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
③面对社会人生，表现社会乱离：
《送应氏》、《泰山梁甫行》。
《送应氏》尤为出色，随父西征过洛阳时作，与王粲《七哀》同为纪丧乱的典范之作，于乱后十余年，以少年目光看大劫难后果，震惊悲悼，从城市到乡村，满目萧瑟，沉痛悲凉，特具风力。
通过对洛阳的凭吊，包含对整个社会、整个汉末历史的哀伤，内涵深厚。
后期：
在曹丕父子猜忌、迫害下，心情悲愤苦闷，乐观洒脱不见，代之以深沉悲凉。
集中抒写对个人命运的失望，对曹丕政治集团的怨恨。
充满受压迫的痛苦，对自由的向往，以及预感生命将在屈辱与碌碌无为中消耗的悲哀。
多用比兴象征手法，曲折反映内心的不平和哀怨。
①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
如《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等。
（教材33页）《赠白马王彪》：
“章法绝佳”（沈德潜《古诗源》），蝉联手法，把丰富复杂的感情（诅咒、讽刺、悲伤、劝慰）层层剖现、抒发出来，叙事、写景、抒情融于一体，使诗篇跌宕多姿。
情感强烈，艺术技巧高潮，诚为佳构名篇。
植：
慷慨（主体情志，皆有强大坚实充盈的底气）多才子胸襟气概；曹操多政治家沉雄老健。
②以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
如《七哀诗》《种葛篇》、《浮萍篇》、《七步诗》、《美女篇》、《吁嗟篇》。
或哀叹盛年无偶，或自述无辜被弃，主旨在于抒发自己的失意。
③述志诗。
如《杂诗》，抒发报国无门的慷慨之音。
（34页）
④游仙诗。
如《仙人篇》、《游仙诗》、《升天行》、《远游篇》等，现实中功业无成，幻想在神仙世界得到解脱。
实际为忧患之词。
艺术特色：
从乐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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