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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文化创伤理论
迈向文化创伤理论
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C.Alexander）
王志弘译
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的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trauma）就发生了。
我们在这里发展的文化创伤概念，首先是个经验性的、科学的概念，指出了先前不相干的事件、结构、感知和行动之间，有饶富意义且具因果性的新关系。
但是，这个新的科学概念也阐明了一个浮现中的社会责任与政治行动领域。
藉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
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
他人的苦难也是我们的苦难吗？
当寻思实情可能确实如此，社会便扩大了「我们」的范围。
同理，社会群体可以（经常如此）拒绝承认他人创伤的存在，而且因为这种失败，而无法臻于道德立场。
藉由否认他人苦难的现实，他们不仅推卸了自身对他人苦难的责任，还经常将自己苦难的责任投射到他人身上。
换言之，拒绝加入我稍后会描述的创伤制作过程，社会群体便局限了团结的范围，让他人独自受苦。
日常语言与反身性
这个新理论概念的众多好处之一，在于它深深卷入了日常生活。
整个20世纪里，首先起于西方社会，而后迅速遍及整个世界，人们都不断谈到，由于某段经验、某个事件、某次暴力或骚扰的行径，或仅仅是遭遇到突然或出乎意料的、有时甚至没有特别恶意的社会转变和变迁经验，就蒙受了创伤（traumatized）。
人们也不断运用创伤的语汇，来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只是自己的事情，还涉及他们所从属的集体。
我们经常提到，某个组织在领导者离开或过世时，某个统治政权崩溃时，组织苦于意外的命运逆转时，就蒙受了创伤。
行动者在个人或集体环境突然以出乎意料且不受欢迎的方式转变时，宣称自己蒙受了创伤。
换言之，我们从日常语言里知道，这是有广泛经验，而且凭直观可以了解的东西。
扎根于生活世界的土壤，让每个社会科学概念获得了滋养。
秘诀在于获得反身性（reflexivity），脱离寻常经验下的意义，转向陌生的意义，让我们得以从社会学角度思考。
创伤并非自然而然的存在；它是社会建构的事物。
本书的作者群企图加以理解的，就是这种建构。
在让创伤变得陌生的这项任务里，创伤镶嵌在日常生活和语言之中，这原本对提供初步的直观理解非常重要，现在却成了有待克服的挑战。
事实上，我们确信，迄今为止学界有关创伤的研究，实际上因为来自日常生活的强大常识性认识而遭到了扭曲。
其实，或许可以说，这些常识性的认识构成了一种“常民创伤理论”（laytraumatheory），相对于此，我们必顸建立比较理论的反身性创伤研究取向。
常民创伤理论
根据常民理论，创伤是自然发生的事件，损害了个人或集体行动者的幸福感受。
换句话说，损害的力量——“创伤”——被认定来自事件本身。
对于这种损害事件的反应——“蒙受创伤”——在感觉和想法上，被认为是立即而不假思索的回应。
根据常民观点，创伤经验发生于造成创伤的事件与人性互动之际。
人类需要安全、秩序、爱和连结。
如果有事情剧烈破坏了这些需求，那么根据常民理论，人们无疑就会因此蒙受创伤。
启蒙思维
常民创伤理论有“启蒙”（enlightenment）和“精神分析”（psychoanalytic）这两个版本。
启蒙的理解指出，创伤是对于剧烈变化的理性回应，无论那是个人或社会层次的变化。
行动者清楚觉察到引发创伤的物体或事件；他们的反应很清晰；这些反应的效果是解决问题且有所进展的。
当坏事降临到好人身上，他们会很震惊、愤怒、愤慨难平。
从启蒙的视角看，非常明显、甚至寻常无奇的是：
政治丑闻是愤慨的原因；经济萧条是绝望的原因；自然环境的灾难导致恐慌；人身攻击引发强烈焦虑；技术灾难引起对风险的关切，甚至是惊慌。
对于这类创伤的反应，则是致力扭转造成创伤的环境。
对于过去的记忆，引导了这种朝向未来的思考。
人们会发展出行动方案，个人和集体环境将会重构，最后，创伤的感觉会平息消退。
常民创伤理论的启蒙版本有个最近的范例，出现于亚瑟.尼尔（ArthurNeal）撰写的《国族创伤与集体记忆》（NationalTraumaandCollectiveMemory）。
尼尔在解释集体是否蒙受创伤时，指向了事件本身的性质。
他主张，国族创伤的产生，源于“对于火山——犹如撼动社会世界根基的事件——的个人和集体反应。
”一个事件之所以会损伤集体，乃因为它是个“非比寻常的事件”，这种事件拥有“爆发性的特质”，造成了“断裂”和“短时期里的…剧烈变化。
”这些客观的经验特质“掌握了人口里所有主要次群体的关注”，引发了情感反应和公众关切，因为有理性的人不可能会有其他反应方式。
“忘却或忽视创伤经验，不是个合理的选项”，“抱持温和怠慢的态度”或“犬儒般的冷漠”也不合理。
正因为行动者合乎理性，创伤事件典型上才会导向进步：
“发生破坏性事件的这个事实”，意味了“出现了创新和变迁的新机会。
”换言之，几乎毫不意外的，“内战、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结果，导致了〔美国〕国族的恒久变迁。
”
即使有稍后我所谓的创伤启蒙认识观的自然主义局限，尼尔研究取向的独特重要性，在于它强调集体而非个人，这种强调让它不同于后文要讨论的偏向个人的精神分析取向。
尼尔集中讨论造成国族而非个人认同创伤的事件，承继了凯依.艾瑞克森（KaiErikson）在他影响深远的书《凡事按部尌班》（EverythinginItsPath）里发展出来的开创性社会学模型。
虽然这部扣人心弦的、描述一个阿帕拉契小社区遭受洪灾后果的书同样受限于自然主义视角，但它依然是建立了我们于本书所采取的独特社会学取向的奠基之作。
艾瑞克森的理论创新，在于形成了集体与个人创伤差异的概念。
在下引段落里，对于集体浮现特质的关注，以及思索这种集体创伤时的自然主义，都清晰可见：
所谓的个人创伤，我是指对于心理的一击，非常突然且暴力地穿透了个人的防卫，以致无法有效反映…….。
另一方面，我所谓的集体创伤，指的是对于社会基本纹理的一击，损害了将人群联系在一起的纽结，破坏了普遍的共同感受。
集体创伤缓慢的，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潜入了为其所苦者的意识里。
所以不具有通常与“创伤”连在一起的突发性质。
不过它依然是一种震撼，逐渐了解到社群不再是有效的支持来源，自我的主要部分消失了…。
“我们”不再是广大的共同体里有所连结的组合，或是有所关联的细胞。
史美舍（Smelser）在后文第二章提到，常民创伤理论在尝试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许多军人的“炮击震撼”时，同时进入了日常语言和学术讨论，随后在廿世纪的其他战事里，逐渐扩大和阐述。
当葛连.艾尔德（GlenElder）创造了“生命周期分析”（lifecourseanalysis）来追溯20世纪里这些及其他激烈变动的社会事件对于个人认同的科伙效果（cohorteffects）时，他和学生采用了类似的启蒙创伤模式。
类似的认识也长期影响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取向，例如有庞大的历史研究探讨法国大革命的“创伤”对十九世纪欧洲和美国的深远影响。
常民启蒙视角的成分也支持了当代有关大屠杀的思考，以及对其他20世纪大规模谋杀事件的反应，显见于艾尔曼（Eyerman）和我本人分别在后面章节里所讨论的“进步叙事”。
精神分析思维
这种实在论思考依然弥漫于日常生活和学术思想。
然而，它逐渐要透过精神分析视角的过滤，后者已经成为当代俗民常识和学术思考的核心。
这种取向在外部的损害性事件和行动者的内在创伤反应之间，安放了无意识情感恐惧和扭曲认知的弖理防卫机制模型。
根据这种常民理论的学院版说法，当坏事降临好人身上，他们会非常惊骇，以至于实际上将创伤经验本身压抑下来。
造成创伤的事件在行动者的想象和记忆里被扭曲，而非直接得到认知和理性的认识。
正确从事责任归属的努力，以及发展改善回应的进步努力，都因为移置（displacement）而破坏了。
这种由精神分析中介的视角，还是维持了创伤事件的自然主义取向，但是针对人类有意识予以感知的能力，提出了比较复杂的认识。
经验的真相有所察知，但只是在无意识层面。
实际上，真相潜伏地底，正确的记忆和责任行动都是牺牲品。
于是，创伤的感觉和感知，不仅来自起源事件，还来自加以压抑的焦虑。
创伤的解决不仅是恢复世界的正确秩序，还在于整顿自我的内在。
根据这种视角，真相的复原和心理平衡的恢复，唯有如大屠杀史学家骚尔.佛莱得兰德（SaulFriedlander）的说法，有待“记忆来临”。
“记忆来临”其实正是佛莱得兰德讲述童年于大屠杀期间身居德国和法国的回忆录名称。
他以动人的文学笔触，重述了他早年的迫害和移徙经验，指出对于深度创伤事件的有意识感知，唯有在经过心理省思和“奋力穿越”，让行动者恢复完整的能动性之后，才会浮显出来。
过去三十年来，为了回应大屠杀经验而出现的知性架构特征，正是这种受精神分析影响的理论特别阐明的集体记忆角色，坚持努力穿越起源事件在当代回忆里留下的象征残余。
就像这些记忆残迹在精神分析治疗里透过自由联想而浮上表面，它们也透过文学创造而出现于公共生活之中。
因此，毫不意外的，文学诠释以其面对象征模式的诠释学取向，被提出来作为精神分析介入的一种学院对应。
事实上，常民创伤理论的精神分析版本，其主要理论和经验陈述，就是来自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的学者。
由于在精神分析传统里，拉冈（Lacan）强调了语言在情感形成上的重要性，因此，这些以人文学科为基础的创伤研究根植于拉冈的理论，还经常搭配了德希达式的解构（Derrideandeconstruction）。
塑造这种取向的学者里，影响最大的或许是凯西.嘉露思（CathyCaruth），呈现于她自己的论文集《未声明的经验：
创伤、叙事与历史》（UnclaimedExperience:
Trauma,Narrative,andHistory）和她编的文选《创伤：
探索记忆》（Trauma:
ExplorationsinMemory）。
嘉露思集中探讨了无意识情感加诸创伤反应的复杂置换，这对于我们自己对文化创伤的思考，确实很有帮助。
然而，在遵循精神分析传统之际，嘉露思将她的分析根植于起源创伤事件的力量和客观性上，指称“弗罗伊德对于创伤经验的直觉以及热情着迷”，将创伤反应联系上“某人无法轻易抛却之事件的不知不觉重演”。
事件无法抛诸脑后，因为根据嘉露思的说法，“心理经验里的裂痕来得太快了”。
这种突如其来，让心理无法完全认知到事件，在经验到时，“太过出乎意料…无法完整察知，因此无法为意识所掌握”。
埋藏在无意识中，事件的经验是非理性的，“现身于幸存者的梦魇和反复行动中。
”这显示了精神分析版本的常民创伤理论如何超越了启蒙版本：
“创伤无法定位于个人过往的单纯暴力或起源事件里，而是在于其无法同化的性质——一开始那无法察知的方式——后来回头萦绕着幸存者的方式。
”然而，在嘉露思描述这些创伤症状时，她回到了客观性的主题，指出它们“诉说了我们原本无法获得的现实或真相”。
精神分析版本常民创伤理论的巨大影响，可见于它如何支持了近来拉丁美洲学者面对不久前的独裁政权残暴创伤的努力。
当然，许多这类讨论纯粹是针对压迫程度的经验调查，以及追究责任和要求赔偿的规范性论点。
但是，有越来越多文献从压迫所导致的创伤来讨论其后果。
其目的在于透过移除社会压迫和恢复记忆，来复原集体心理健康。
为此，社会科学家强调必须找寻一些集体手段，透过公共纪念活动、文化再现和公共政治斗争，来消除压抑，让遭受幽禁的失落和哀伤情绪得以表达。
虽然从道德角度来看令人激赏，而且无疑在推动公共论述和提升自尊方面帮助甚大，这种倡议的文献典型上还是囿于俗民常识的局限。
受害者蒙受创伤的感觉，以及必须加以回应的行动，都被视为针对压迫本身的未经中介、常识性的反应。
例如伊丽莎白.洁林（ElizabethJelin）和苏珊娜.考夫曼（SusanaKaufman）主持了一个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大型计划“记忆与叙事”（MemoryandNarrativity），其中就有一组来自不同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员。
在他们提出初步发现的有力报告《记忆叠层：
20年后的阿根廷》（LayersofMemories:
TwentyYearsAfterinArgentina）里，他们对照了受害者的坚持承认创伤事件和经验的真实，以及迫害者及其保守支持者的否认，这种否认坚持要望向未来，忘记过去：
“在那些呼吁纪念、追忆失踪者和受折磨者，揭发迫害者的人，以及那些致力于弄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的人之间，出现了对抗”。
洁林和考夫曼称这些保守势力为“恐怖的旁观者”，他们声称自己“不知道”和“没看到”。
但是因为事件——造成创伤的压迫——是真实的，这些否认不会奏效：
“人民的私人记忆无法被法令或暴力抹除或摧毁”。
纪念压迫受害者的努力，呈显为恢复残暴事件之客观真实的努力，使它们脱离无意识的记忆扭曲：
“纪念碑、博物馆和纪念物是…尝试提出陈述和确认〔以便创造〕一种具有政治、集体、公共意义的物质性，〔以及〕冲突性政治过往的实质提醒”。
自然主义的谬误
透过这些启蒙与精神分析的研究取向，创伤从日常语言观念翻译成为各种学科的学术语汇里的知识概念。
然而，两种视角都犯了它们汲取的常民认识的“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fallacy）。
我们自己的研究取向，就奠基于拒斥这种自然主义谬误上。
首先，我们主张事件本身不会创造集体创伤。
事件并非本然具有创伤性质。
创伤是社会中介的属性。
这种属性可能会随着事件的展开而同步造成；它也可能在事件发生之前造成，成为一种预示，或是在事件完结之后，成为事后的重构。
事实上，有时候引发深刻创伤的事件，实际根本没有发生；不过，这种想象的事件和真实发生的事件一样能够造成创伤。
这种“想象的”创伤事件的观念，似乎指出了班乃迪克.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在《想象的社群》（ImaginedCommunities）里描述的过程。
安德森的关切当然不是创伤本身，而是国族主义历史各种有所自觉的意识形态叙事。
不过，这些集体信念经常确认了某些国族创伤的存在。
在定义国族认同的过程中，国族历史是围绕着要求复仇的伤害而建构的。
20世纪充满了愤怒的国族主义团体及其知识和媒体代表的事例，断言他们遭受某些论定是敌对族裔和政治群体的伤害或创伤，因而必顸与之对抗。
例如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人指称科索沃（Kosovar）的阿尔巴尼亚族裔造成他们的创伤性损害，因而为他们自己的“防卫性”入侵和族裔净化（ethniccleansing）提供正当理由。
这种原初国族创伤的黩武主义建构的典型事例，正是希特勒丑陋的坚称，犹太人国际阴谋必须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的创伤性损失负责。
但是安德森所谓的“想象”，实际上并非和我们这里所谈的一模一样。
因为他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指出原初事件全属幻想、非关经验、根本不存在的性质。
安德森惊惧于国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他对于想象的国族社群的分析，带有“意识形态批判”的味道。
因此，他的分析运用了有害常民创伤理论的那种启蒙视角，而这正是我们在此要批评的。
并不是说创伤绝对不会从不存在的事件建构出来。
当然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当指涉的是这类声称时，就太轻易接受创伤的想象向度了，而那些声称指出的不是从来没发生的事件，就是其再现牵涉了夸张而明显具有攻击性且有害的政治力量所服务的事件。
我们有关“想象”的观念导向，比较接近涂尔干（Durkheim）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ElementaryFormsofReligiousLife）里写到“宗教想象”时的意思。
想象是再现过程的内在部分。
想象从生活里抓取了刚萌发的经验，藉由联想、凝缩和美学创造等，加以形塑为某种特殊形状。
无论指涉的是真实发生的事件，或是并未真实发生的事件，想象同样支撑了创伤的建构。
唯有透过再现的想象过程，行动者才掌握经验的意义。
即使有关受害身分的声称在道德上站得住脚、在政治上是民主的，而且在社会上是进步的，这些声称依然无法想成是自动或自然的反应，回应了事件本身的真实性质。
要接受这种案例里的建构主义立场可能很困难，因为有关逼真的声称对创伤的发生而言是非常根本的。
不过，虽然有关创伤的每个论证，都声称具备存有论上的真实，但我们身为文化社会学家，主要并非关心社会行动者宣称的正确与否，更别提评估他们的道德正当性。
我们只关心这些声称如何提出，在什么条件下提出，结果如何。
我们关切的既不是存有论，也不是道德论，而是认识论。
创伤可以归于真实或想象的现象，并非因为它们实际的伤害性或它们客观的突发性，而是因为人们相信这些现象是突发且造成伤害的影响了集体认同。
个人安全锚定于情感与文化期望的结构里，后者提供了安全与能力的感受。
这些期望和能力又根植于个人所在之集体的稳固健全之中。
这里的议题并非集体在物质或行为意义上的稳固，虽然这确实扮演了要角。
不过，利害所在是集体的认同，是其在意义上而非行动方陎的稳定。
认同牵涉了文化参照。
唯有集体的模式化意义突然遭到驱逐，事件才会获得创伤地位。
是意义，而非事件本身，才提供了震惊和恐惧的感受。
意义的结构是否松动和震撼，并非事件的结果，而是社会文化过程的效果。
那是人类能动性（humanagency）操作的结果，是新的文化分类系统成功施行的结果。
这种文化过程深受权力结构，以及反身性社会能动者的权宜技巧所影响。
文化创伤的社会过程
在社会系统的层次上，社会可能经验到大规模断裂，却不会形成创伤。
体制可能无法运作，学校可能无法从事教育，甚至悲惨到无法提供基本技能。
政府可能无法确保基本防护，也可能经历严重的去正当化（delegitimation）危机。
经济系统可能受到严重破坏，以至于其分配功能甚至无法供应基本物资。
这种问题既真切又根本，但是无论如何，它们不必然对受影响的集体成员而言是创伤性的，更别提对整个社会而言了。
创伤要在集体的层次出现，社会危机就必须成为文化危机。
事件是一回事，对事件的再现又是另一回事。
创伤并非群体经验痛苦的结果。
创伤是这种尖锐的不舒服，进入了集体自身的认同感核心的结果。
集体行动者“决定”将社会痛苦再现为对于自身是谁、来自何处，以及要往那里去等感受的根本威胁。
在这一节里，我要铺陈塑造这些集体行动性质的过程，以及加以中介的文化与制度过程。
1、宣称：
表意作用螺旋
事件和再现之间的差距可以设想为“创伤过程”（traumaprocess）。
集体不会做这种决定；能动者（agents）才会这么做。
组成集体的人散播了持续的社会事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象征再现（塑造特质）。
他们身为社会群体的成员，散播了这些再现。
这些群体再现可以视为是有关社会现实之样貌、原因，以及这些原因所暗示的之行动责任的“宣称”（claims）。
创伤的文化建构始于这种宣称。
这是论及某种根本损伤的宣称，是某种神圣价值令人惊骇的庸俗化的感叹，是令人恐惧的破坏性社会过程的叙事，以及在情感、制度和象征上加以补偿和重建的吁求。
2、承载群体
这种声言是由玛克斯.韦伯（MaxWeber）在他的宗教社会学里提到的“承载群体”（carriergroups）提出来的。
承载群体是创伤过程的集体能动者。
承载群体兼有理想和物质利益；他们位居于社会结构里的特殊地点：
而且他们拥有在公共领域里诉说其宣称（或许可以称为“制造意义”）的特殊论述天赋。
承载群体可能是精英，但是他们也可能是遭贬抑和边缘化的阶级。
他们可能是声誉崇隆的宗教领袖或群体，为多数人指名为精神贱民。
承载群体可能是世代性的，代表了年轻世代相对于旧世代的观点和利益。
它也可能是国族性的，以自己的国族对抗认定的敌人。
承载群体也可以是制度性的，在破碎与极化的社会秩序里，代表某个特殊社会部分或组织对抗其他团体。
3、受众与情境：
言说行动理论
在这个意义上，创伤过程可以类比为言说行动（speechact）。
创伤就像言说行动，具有以下元素：
（1）、言说者：
承载群体。
（2）、公众，假定为均质的，但在社会学上是分裂的。
（3）、情境：
言说行动发生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环境。
言说者的目标是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公众。
这么做的时候，承载群体利用了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手边能用的象征资源，以及制度性结构提供的限制和机会。
当然，言说者的受众首先必定是这个承载群体本身的成员。
如果获得“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的成功，这个起源集体的成员就会相信他们蒙受了某个独特事件的创伤。
唯有办到这一点，创伤宣称的受众才能扩展，包含“大社会”里的其他公众。
（4）、文化分类：
造就创伤成为新的主导叙事
架接事件和再现之间的差距，有赖于肯尼斯.汤普森（KennethThompson）在论及道德恐慌主题时所谓的“表意作用螺旋”（spiralofsignification）。
创伤再现仰赖于建构一个令人动容的文化分类架构。
在某个意义上，这就是说一个新故事。
不过，在此同时，这种故事的诉说，也是个复杂且多重价值的象征过程，依时势而定，争议很大，而且有时候是高度极化的。
要让广大受众深信他们也因为某个经验或事件而蒙受创伤，承载群体必须投身于有效的意义工作。
有四种关键再现对于新主导叙事的创造来说非常根本。
虽然我会把这四个再现向度安排于分析序列之中，但我在这里并非暗示有时间先后的顺序。
在社会现实里，这些再现是以混杂的方式展开，持续交互参照。
因果关系是象征和美学上的，而非依照顺序或发展性的，而是“附加价值”的。
以下是成功的集体再现过程必须提出动人答案的问题：
（A）、痛苦的性质。
对于特殊群体，以及这个群体所从属的广大集体来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越战的抨击在美国心灵上留下了溃烂的伤口，或者以多少是例行化的方式被收编了？
如果有个损害性的伤口，那么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
是美国在越战的军事失利，或者越战创伤是由国族的双手“被绑在身后”所构成的？
*科索沃死了几百名阿尔巴尼亚族裔，或者是死了几万人，甚至是几十万人？
他们在内战期间是死于饥饿，还是死于流离失所，或者是遭到刻意杀害？
*奴隶制对非裔美国人而言是个创伤吗？
或者是像某些修正派史家所宣称的，奴隶制只是一种强制性且具有高额利润的经济生产方式？
如果是后者，那么奴隶制不会造成创伤痛苦。
如果是前者，它就牵涉了残暴且创伤性的身体支配。
*过去三十年来，北爱尔兰互相残害的族裔和宗教冲突，是如同伊丽莎白女王曾经描述的“人民骚动与恐怖主义”（civilunrestandterrorism），还是爱尔兰共和军（IRA）宣称的“血腥战争”呢？
*1938年的中国南京，死于日本军人手上的人数不足一百，或者有超过三十万受害者呢？
这些死难是源自单方陎的“屠杀”，还是两军交战的“猛烈对抗”呢？
（B）、受害者的性质。
遭受创伤痛苦影响的人群是谁？
他们是特殊的个人或群体，还是包容更广泛的一般“人民”？
遭受痛苦冲击的是单一且有限的群体，还是涉及了好几个群体？
*德裔犹太人是大屠杀的主要受害者，或者受害群体扩及了波兰犹太人、欧洲犹太人，或是全体犹太人？
死于德国纳粹之手的几百万波兰人，也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吗？
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同性恋和身心障碍者，也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吗？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是族裔净化的主要受害者，或者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也受害颇深，甚至是遭受同等的伤害？
*非裔美国人是美国荒芜内城里残暴的创伤状况的受害者，或者这些状况的受害者，是在经济上界定的「底层阶级」（underclass）？
*北美印第安人是欧洲殖民者的受害者，或者受害者是那些处于特殊情境，而且特别「有攻击性」的印地安民族？
*非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或者，只有其中发展最落后，或是资源最贫乏的国家才是受害者？
（C）、创伤受害者与广大受众的关系。
即使痛苦的性质已经具体陈述，受害者的身分已经确认，还有非常重要的问题，涉及了受害者与广大受众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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