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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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一
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
（一）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分析《诗经》至魏晋四言诗的句式和篇章结构方式，认为早期诗文具有某些共通之处，早期诗歌没有形成稳定的诗化四言句式，即《诗经》中的某些四言句从句法特点看保留着先秦一般散文的构句方法，从而决定了早期四言句的散文本质；四言的诗化主要是通过建构一批典型的句式来完成的，而句式的序列规律是四言诗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四言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三言加“兮”的形式，只要把这些句子和节奏延长一倍，即可构成楚辞句式，而四言的赋化趋势也与辞赋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四言体辞赋诗化句式句序
我国诗歌最早的诗体是四言诗。
但在最早的散文和铭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成段的四言句。
也就是说，四言在先秦时代，并不是诗歌专有的句式。
那么为什么它会从《诗经》开始，成为秦汉诗歌的一种主要体裁呢？
换言之，散文和诗歌中的四言有什么区别？
四言的诗化是怎样完成的？
再从中国诗体的进化来看，既然四言已形成二—二的节奏，为什么四言之后兴起的不是二—三节奏的五言，而是三—三节奏的骚体呢？
而在五言兴起之后，四言虽在魏晋时期一度复兴，最终还是走向衰落。
其内在原因又是什么？
关于这些问题，虽然尚未看到系统的论述，但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触及。
例如语言学家对《诗经》的用字和双音词的研究，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如果能从四言体形成和进化的内因去考察这些问题，或许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我国诗歌体裁生成和发展的某些规律。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诗经》至魏晋四言诗的句式构成和篇章结构方式，对上述问题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散文体史书。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这两部书里的四言句，考察早期散文和诗歌里四言性质的同异。
《尚书》篇目的辨伪，是学术界的一大难题，历来聚讼纷纭。
本文只能根据《尚书》学者的统计和研究，从先秦文籍引用的《尚书》篇目中选出一般认为是商代的半真文献、周代的真文献和半真文献，以及周代根据一些往古素材加工编造的虞夏假文献中的篇目来考察刘起：
《尚书源流及传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
。
因为这些文献虽然不一定是夏商的真文献，却至少可以反映周代散文的句式构成情况，而且与《诗经》的时代也大体相当，便于比较。
在28篇汉今文《尚书》中，被先秦文籍引用过的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牧誓》、《洪范》、《康诰》、《酒诰》、《洛诰》、《无逸》、《吕刑》、《秦誓》、《君》15篇。
在16篇古文逸《书》中，被先秦文籍引用而明确提到其篇名的，只有《伊训》、《咸有一德》、《武成》3篇刘起：
《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第14—25页。
。
本文举例仅限于这些篇目。
以上篇目包含了《尚书》六体中的五体：
典、谟、誓、诰、训。
多数是记言，少数是记事。
大体可以反映出先秦散文的基本面貌。
无论是哪一体，都包含着数量不等的四言句和四言段落。
这些四言句段有如下共同特点：
1.记叙类一般不求押韵，个别地方押韵，只是由于行文用词的偶然性。
如《尧典》中“格于上下。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蔡沈注《书经集传》，中国书店据世界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2版，第1页。
虽使用了顶针格，但还是为了强调治理天下的条贯顺序，而不是追求诗的诵读效果。
又如《皋陶谟》中“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日严祗敬六德。
亮采有邦，翕受敷绝。
九德咸事，俊在官。
百僚师师，百工惟时。
抚于五辰，庶绩其凝。
”《书经集传》，第16页。
《禹贡》中“既载壶口，治梁及歧。
既修太原，至于岳阳。
覃怀底绩，至于衡漳。
”《书经集传》，第23页。
虽有押韵句，但没有规律，似出于偶然。
2.记言类大多夹有成段的押韵句。
如《吕刑》：
“德威惟威，德明惟明。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稷降播种，农殖嘉谷。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书经集传》，第133页。
夹杂着两句一韵的段落。
《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
无有作好，遵王之道。
无有作恶，遵王之路。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书经集传》，第76页。
逐句押韵，两句一转韵。
排比重叠近于诗句。
《秦誓》：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
”《书经集传》，第138页。
则是前三句和后三句自成排比。
这些或押韵或带排比的四言有的含警诫意味，类似格言，有的是述先王之德，类似颂体。
《尚书》里的记叙类和记言类四言虽有以上的差别，但尚未形成自觉的文体功能区分意识。
而早期的“诗”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诗化四言句式。
只要把《尚书》的四言与西周初期的《周颂》作一番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如《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于缉熙，单厥心。
肆其靖之。
”《诗集传》，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第225页。
这一首诗其实尚未形成四言体，只是一篇短短的祭祀散文。
类似此篇的还有《小毖》、《赍》等，与《尚书》的一般文体并无二致。
又如《时迈》：
“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
薄言震之，莫不震叠。
怀柔百神，及河乔岳。
允王维后！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载戢干戈，载橐弓矢。
我求懿德，肆于时夏。
允王保之。
”《诗集传》，第226页。
这首颂诗没有《诗经》通常所有的重叠复沓。
就押韵而言，《周颂》里也有不少是无韵的。
正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一所说：
“又有全篇无韵者，周颂《清庙》、《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时迈》、《武》是矣。
”这说明《周颂》里有一部分诗的四言和《尚书》的性质是一样的。
或者说我们可以推断：
在《尚书》和《周颂》的早期篇章里，四言是上古书面语共用的一种句式，在诗与文之间尚无明确的分界。
《周颂》里尚未诗化的部分篇章的四言形式与《尚书》基本相同，说明四言句在生成之初是属于散文的。
再从《诗经》的一般句式构成来看，四言仍然保留着这种散文的特性。
即大部分是以单音节词为主、以双音节词为辅的句子结构。
朱广祁先生《诗经双音词论稿》指出：
周代以前汉语词汇的构造体系虽不清楚，但“从仅存的甲骨卜辞和彝器铭文中，还是可以窥得一些端倪。
在构成方面以单音节为主，这是当时汉语词汇体系中很突出的一个特点。
单音节词占主要地位，使得语言的表现能力和新词的产生都受到限制。
从周代开始，……社会的发展促使着语言也发生跟社会实际相适应的重要变化。
首先就表现在词汇方面。
……要求词的构成突破单音节的限制，逐渐产生复音词，从而在词汇体系上演变为以双音复合词为主要成份。
汉语词汇从以单音节为主过渡到以双音节词为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它经历了十分绵长的历史演化过程。
而《诗经》所处的时代，正是这个重要演化的开始阶段。
”“在《诗经》所处的时期，汉语词汇还以单音词为主。
”朱广祁：
《诗经双音词论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页。
以单音词为主的句式，本来就与散文有天然的联系。
这一点仅从唐宋的骈散文之争就可以看出。
《诗经》的许多四言句要通过在单音词前后增加虚字和衬字才能构成双音结构。
这已是常识。
但这种双音结构只是满足了《诗经》四言在诵读时形成二—二的节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以单音节词为主的句式结构，因而这类四言句的本质还是散文句。
此外，《诗经》四言句式还有一个特点：
大量的四言句是以三言为主，在前后加上一个虚字或“兮”、“思”类的感叹字构成的。
如“葛之覃兮”（《周南·葛覃》）、“不可休思”（《周南·汉广》）、“心之忧矣”（《邶风·柏舟》、《邶风·绿衣》等）、“何多日也”（《邶风·旄丘》）、“将仲子兮”（《郑风·将仲子》）、“实命不同”、“维参与昴”（《召南·小星》）、“彼苍者天”（《秦风·黄鸟》）等；甚至以一个动词加一个三言词组，如：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邶风·击鼓》）等。
这些三言词组固然有一个单音词和一个双音词构成的形式，但多数是三个有独立意义的单音词的结合。
这类句式中常有在句首冠一个单音词的结构，是典型的散文句法。
除前面已经列举的以外，又如“谓他人昆”（《王风·葛》）、“冽彼下泉”（《曹风·下泉》）、“秋以为期”（《卫风·氓》）、“忾我寤叹”（《曹风·下泉》）等等。
同类句式在《诗经》的杂言中也很多，如“敝予又改为兮”（《郑风·缁衣》）、“匪东方则明”（《齐风·鸡鸣》）、“毋金玉尔音”（《小雅·白驹》）等，可见四言的这种形式本是一般散文句里的一种。
《诗经》四言句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倒装形态。
如“不我活兮”（《邶风·击鼓》）、“尔不我畜”（《小雅·我行其野》）、“宁莫之惩”（《小雅·沔水》）、“莫我肯顾”（《魏风·硕鼠》）、“斧以斯之”（《陈风·墓门》）、“子不我思”（《郑风·褰裳》）等。
倒装句正是先秦散文里常见的句法，到中古散文里就大大减少。
《诗经》里保存这类倒装句，正说明其时四言未脱先秦散文句式的一般类型。
综上所述，《诗经》四言句从句法特点看保留着先秦一般散文的构句方法，这就决定了早期四言句的散文本质。
那么四言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完成其诗化过程的呢？
二
早期四言的诗化问题，前辈专家们已经从用韵、词汇构造体系的变化等角度给出了部分答案。
例如顾炎武《日知录》归纳出《诗经》句句用韵、隔句用韵、一、二、四用韵的三种方式顾炎武：
《日知录》卷21。
。
联系上文所说《周颂》部分篇章押韵没有规律的情况来看，用韵的趋于规则化显然是四言诗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
又如从宋代以来，对《诗经》连绵字和重言的研究便成为小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正如朱广祁先生所说：
“重言和连绵字在汉语词汇中是很早就有的双音词。
……可是在《诗经》《楚辞》之前，先秦的其他典籍中连绵字和重言并不很多，使用频率和范围也不很大。
重言和连绵字的大量、广泛使用，以《诗经》最为突出。
”朱广祁：
《诗经双音词论稿》，第2页。
重言即叠字。
重言、连绵字，以及前面所说单音词前后加虚字或衬字，目的都是造成双音词。
“这些用法的出现，并不是上古汉语语法的普遍要求，而只是《诗经》句式的特殊需要。
”朱广祁：
《诗经双音词论稿》，第4页。
也就是为了造成四言以二—二为主的节奏。
以上研究成果目前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双音词造成二—二节奏，当然有利于四言句稳定节奏感的形成，而稳定的节奏正是诗化的一大要素。
但这只是一个笼统的印象。
如果细究起来，就会发现问题不那么简单。
要说明双音词与四言诗化的关系，关键是搞清双音词和四言典型句式的关系。
四言在其诗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典型的句式，这些句式正是四言成为一种稳定诗体的基础。
为此我们不妨先将《诗经》的常见四言句式作一个归纳分析。
笔者在研读《诗经》的过程中摘出70种常用句型（每种句型都可以找出两三个以上的同样句式），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两类。
一类是以二字音组为基本节奏音组（用林庚先生语）的。
这类句型如按词组构成来分，有以下3种：
1.两个双音词相加：
如“君子阳阳”（《王风·君子阳阳》）、“关关雎鸠”（《周南·关雎》）、“羔裘豹袂”（《唐风·羔裘》）。
2.两个单音词和一个双音词相加：
如“彼黍离离”（《王风·黍离》）、“市也婆娑”（《陈风·东门之》）、“南有乔木”（《周南·汉广》）、“白茅包之”（《召南·野有死》）、“差池其羽”（《邶风·燕燕》）、“集于灌木”（《周南·葛覃》）等。
3.两个单音词加两个单音词：
如“叔兮伯兮”（《郑风·兮》）、“薄言采之”（《周南·》）、“于沼于”（《召南·采蘩》）、“颠之倒之”（《齐风·东方未明》）、“采葑采菲”（《邶风·谷风》）等。
另一类是不以二字音组为基本节奏音组的。
这类句型如按词组构成和词性来细分，有以下9种：
1.一个单音疑问词或否定词加一个三言词组：
如“不可以据”、“微我无酒”、“胡迭而微”（《邶风·柏舟》）。
2.一个三言词组加一个单音词：
如“彼苍者天”（《秦风·黄鸟》）、“皇皇者华”（《小雅·皇皇者华》）。
3.一个表原因的单音词加一个三言词组：
如“微君之故”（《邶风·式微》）、“维子之好”（《唐风·羔裘》）。
4.一个三言词组加一个单音语气词：
如“不可道也”（《风·墙有茨》）、“迨其今兮”（《召南·有梅》）。
5.一个单音发语词加一个三言：
如“有之杜”（《唐风·杜》）、“亦孔之将”（《豳风·破斧》、《小雅·正月》等）。
6.一个单音形容词加一个三言：
如“郁彼北林”（《秦风·晨风》）、“冽彼下泉”（《曹风·下泉》）。
7.一个单音副词加三言：
如“洵美且好”（《郑风·叔于田》）、“在河之洲”（《周南·关雎》）。
8.一个单音名词加一个三言：
如“昏以为期”（《陈风·东门之杨》）。
9.一个单音动词加一个三言：
如“逢彼之怒”（《邶风·柏舟》）、“平陈与宋”（《邶风·击鼓》）等。
其实这9种里的2和4可归为一种，其余可归为一种。
之所以要分得这么细，主要是为了说明这一大类虽然也可以勉强读成二—二节奏，但从词义和词组的顿逗来看是一—三或三—一节奏。
这一大类里的部分三言词组内夹有双音词，但是由单音词构成的三言词组比例亦不小。
由以上典型四言句式的分类可以看出两个问题：
第一，《诗经》四言句有一部分是依靠双音词构成二字音组节奏的。
有一部分则没有二字音组，全部由单音词构成的四言句型还不在少数。
第二，四言的二—二节奏和句子的顿逗不完全一致。
这是四言与五言七言的重要区别。
五言句和七言句的顿逗和节奏是基本上重合的，也可以说，五言和七言的节奏是由顿逗将句子分为前后两个词组来决定的。
上述四言常用句式的第一类顿逗和节奏是一致的。
第二类则并不一致。
据此我们可以说，《诗经》双音词对于四言典型句式的构成所起的作用，主要在于促使《诗经》的一部分四言形成了与顿逗相重合的二字音组节奏，这类句式是使四言脱离散文形态的基本要素。
由于这部分句式的存在，带动了其他并非按二字节奏音组区分顿逗的句式。
使之可以按二—二节奏来诵读，而不是按其顿逗来诵读。
但是这部分不是以二字音组为基础的诗句，是否仅仅依靠读成二—二节奏就可以诗化呢？
恐怕不能，因为与顿逗不一致的诵读节奏不是产生于诗句内在的节律，不可能构成稳定的有规则的诗行。
因此使用双音词不是四言诗化的惟一途径。
不妨回过头来再看看《周颂》里另一部分已经诗化或趋于诗化的篇章，或许能找到四言最初诗化的痕迹。
《周颂》有些篇章已经注意使用双音词，如《执竞》里“钟鼓，磬莞将将。
降福禳禳。
降福简简，威仪反反”一节，用叠字形容场面。
但与上下句段不甚协调，读来没有成熟四言体流畅的韵律感。
可见仅靠双音词还解决不了四言的诗化问题。
《周颂》各篇显然正处于诗的摸索阶段，有的已经懂得用“以X以X”、“有X有X”这类衬字双音词造成复沓，但押韵不规则。
有的押韵规则，但句段安排无规则，不能形成节奏感。
不过《周颂》里也有几篇成熟的四言体，其中韵律感最强的是《载芟》、《良耜》、《丝衣》。
通过分析这几篇诗，我们可以发现四言韵律感的形成主要依靠句子排列组合的规律性，本文暂时称之为“句序”。
先看《载芟》的句序（为便于看出句子排列规则，引文中可变换的动词名词和形容词等用X表示，叠字用Y表示）：
载X载X，其XXX。
XX其X，徂X徂X。
侯X侯X，侯X侯X，侯X侯X。
有X其X，思X其X，有X其X。
……YY其X，有X其X。
YY其X，YY其X。
载XYY，有X其X。
XXXX。
为X为X，XXXX，以XXX。
……有X其X，XX之X。
有X其X，XX之X。
X且X且，X今X今，XXXX。
全篇段落大致以四句一段和三句一段交错排列。
三句一段的，或者三句句式全同；或者两句句式相同，一句稍有变化；或三句虽各不相同，但句式必有与其他段的句式相同以上下呼应者。
四句一段的，或两句句式重复，或两句中有一句半重复，或四句各异而句法有相同者。
因而规律之中又见其错落有致。
再看《良耜》：
其X伊X，其X伊X，其X斯X，以XXX。
XXX止，XXX止，X之YY，X之YY。
其X如X，其X如X，以XXX。
XXX止，XXX止。
XXXX，有X其X。
以X以X，XXXX。
《丝衣》：
XX其X，载XYY。
自X徂X，自X徂X。
……不X不X，胡X之X。
规律与《载芟》相似。
这三首诗没有分章，还谈不上章与章之间的重叠复沓，但已可看出它们的韵律感是通过有规律地排列交叉各种相同或相似的句式而形成的。
如果我们再看比《周颂》晚出的《鲁颂》，对于这一点可以了解得更清楚。
《鲁颂》已形成各章的复沓，是相当成熟而规范的四言体。
如《》分四章，每章八句：
YYXX，在X之X。
薄言XX，有X有X，有X有X，以XXX。
思XX，思X斯X。
其中第四五六句正是《载芟》和《良耜》的常用句式。
《有》由三章构成，每章九句：
有X有X，X彼XX。
XX在公，在公YY。
YYX，XXX。
XYY，XXX。
于胥X兮。
第一二和第三四句的顶针格，加上四个三言句里叠字的对称使用，构成了这首诗每章的基本句序。
《泮水》八章，每章句序都不同，不在章与章的复沓上求规律，其韵律感还是取决于各章的句序。
如第一章八句：
思XXX，薄XXX。
XXX止，言X其X。
其XYY，XXYY。
无X无X，XX于X。
这章每句句式都不同，但前两句用发语词开头，四五句顶针相连，五六句叠字位置相同，第七句隔字重复。
这就在不同句式之中显出句子间的某种呼应。
因此，本文所说句序，不同于众所周知的重叠复沓。
而是指每一段或每一章里句子的排列顺序能否构成一种自然流畅的韵律。
句序在很多时候是依靠多样化的重叠复沓方式而形成的。
但也有不依赖重叠复沓的时候，这时更重要的是各句之间结构的呼应，这种呼应可用相似的句法，或用叠字的对称，或用顶针勾连等手段。
每一章或每一段里有几句成序，即可形成基本的节奏段落。
其间再插入零散的杂言或单行散句，也不会乱其节奏。
《周颂》中对于句序的探索，和对于用韵及双音词的探索是同步进行的。
如《烈文》试图用类似句式形成隔行的照应：
“维王其崇之。
……继序其皇之。
……四方其训之，……百辟其保之。
”《天作》亦类此。
而《时迈》的后十二句则各种句法都有，尚未找到典型的四言句序。
由此可见，寻找句式的序列规律是四言诗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句序的建立是以诗行的建构为基础的。
而诗行的确立正是诗和散文的重要区别。
从上文归纳的各类四言句型可以看出：
四言的典型句式一般只包含一个词组，如果有两个词组，一般是重复词义。
如“颠之倒之”（《齐风·东方未明》）、“其雨其雨”（《卫风·伯兮》）之类。
而五言七言通常一句可包含两个词组，构成一个足句。
从这一角度来看，《诗经》四言的一句实际上只有半句。
由于四言以二字音组为节奏基础，不少双音词由虚字和衬字构成，一个四言句很难造成一个意义完整的诗句。
这就形成了《诗经》以两句一行为主的诗行建构方式。
三句一行的形式也有，但典型的四言体尤其是国风和小雅，还是以两句一行为多。
国风中每章四句的形式可以看作是四言体最基本的结构。
每章四句一般是两句一行。
两句的关系大致有如下几种：
1.上句主语或宾语，下句谓语：
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周南·关雎》）、“彼苍者天，歼我良人”（《秦风·黄鸟》）、“百尔君子，不知德行”（《邶风·雄雉》）、“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周南·关雎》）等。
2.下句补足上句之意：
如“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周南·卷耳》）、“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等。
3.下句回答上句：
如“于以采?
南涧之滨”、“于以采蘩？
于涧之中”（《召南·采蘩》）、“终南何有？
有条有梅”（《秦风·终南》）、“何斯违斯？
莫敢或遑”（《召南·殷其雷》）等。
这类问答句式在《召南》中较多见。
4.上下句为转折或递进关系：
如“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召南·行露》）、“既曰得止，曷又极止？
”（《齐风·南山》）、“纵我不往，子宁不来”（《王风·子衿》）。
5.上下句排偶：
如“伊威在室，蛸在户”、“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豳风·东山》）、“左手执，右手秉翟”（《邶风·简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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