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墓志铭艺术特色优秀word范文 12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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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墓志铭艺术特色优秀word范文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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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墓志铭艺术特色
篇一：
韩愈墓志研究隋唐史
本科生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专业：
班级：
学号：
姓名：
201X年12月26日
摘要：
墓志属于碑文的一种，它的主要功能是用来记叙墓主的生平。
如《文章辩体序说·墓志》说：
“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改迁。
”墓碑分为立于地表的“墓表文”和埋于地下的“墓志铭”，即所谓的“志以志诸阴，表以表诸阳”[1]。
经过近百年来的发现与汇编，目前已公开刊布唐人墓志接近万数，其是目前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新资料，而在唐代墓志中又转向具体个案研究，本文通过对韩愈墓志研究整理，在了解其写作特色、内容、情感、谀墓传闻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由韩愈墓志为主考察墓志随着朝代的变化的新特点，以及韩愈墓志创作对当时社会影响，又是怎样的社会基础使得韩愈改骈体而为散文，以及当时为什么墓志多是纪人为主，而单纯的抒情志墓却很少。
关键词：
韩愈墓志综述新的观点
墓志文是东汉末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应用文体，只不过是“仁人孝子，于幽宫则刻石而埋之”[2]。
经六朝到唐代再到韩愈。
经过近百年来的发现与汇编，目前公开刊布的唐人墓志已经接近万数，时间上从武德、贞观年间到晚唐五代涵盖唐朝各个历史时期，志主的身份从文臣武将、王后皇妃、公主亲王等皇室宗亲，到地方官员及其家庭成员、民间隐士、僧尼道人、妇女儿童、医卜商贾等各阶层社会成员[3]，本文主要以韩愈墓志为主，在综合研究基础上对其写作特色、内容、情感、谀墓的描写中，进一步提出从韩愈墓志看朝代发展变化、韩愈墓志创作影响，为什么改骈文为散文，以及从其墓志中看出多是纪人为主，为什么单纯的抒情志墓却很少。
韩愈墓志之写作特色：
韩愈可谓是唐代墓志创作的第一人，在《昌黎先生集》中现存的墓志就有六十余篇，其作为古今碑志第一大家，《唐才子传》谓“时韩碑铭独唱”吴讷在《文章辩体序说·墓志》中
也说：
“古今作者，惟常理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袭”。
从所发表的文章看，多是探讨其墓志创作，特别着墨于其革新之处以及创新之处。
如周敏《韩愈碑志的创革之功》[4]详细论述韩愈把碑志从墓主的生平资料罗列发展为传记文学，并从应用领域引入纯文学领域。
张幼良《论韩愈碑志文的无法及其成因》[5]、武全全《试论韩愈墓志的写作特色》均揭示了韩愈碑志文追求记叙、议论、抒情为一体，对文学创作的总体风格以及美学追求上。
刘城《论韩愈墓志文的文体新变》更是把韩愈墓志的新变总结为以下六点：
一、变叙事结构，破墓志程式化之模式；二、使笔行文以显个性，变墓志写人之僵化；三、不为志主讳，变墓志“称美而不称恶”之铭法；四、多发议论、抒情，变墓铭以叙事为主之法；四、于墓志中有所寄托，变墓志只颂扬志主之主旨；六、求“奇”，变墓志庄重肃穆之文风。
韩愈墓志之内容：
韩愈墓志内容涉及较广，贾文风《标新立异奇花异葩——谈韩愈墓志铭散文的特色》[6]把韩愈的墓志按内容分为达官贵人、才学兼备者、至友亲朋三方面，而王微《韩愈墓志文研究》
[7]也是将其内容分为三部分，达官贵人墓志文：
以刘昌裔墓志文、杨颜奇墓志文为代表；文人墨客墓志文：
以柳子厚、胡良公墓志文为主；至爱亲朋墓志文：
以乳母、张君墓志文为主。
而韩江峰《韩愈墓志文研究》[8]在内容上也以亲属类和非亲属类做了透彻的研究。
但也有人并不以其人物进行分类，而是从情感角度，如钱基博从韩愈碑志的行文用语出发，将韩愈碑志分为三类‘有豪曲快字，原本《孟子》之跌宕昭彰，而运以司马迁之浩气逸致者，如《乌氏庙碑铭》《衢州徐偃
王庙碑》《柳子厚墓志铭》、《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是也。
有奇字拗语，旁参扬雄之矜重古奥，如《袁氏先庙碑》《曹成王碑》《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是也。
又有不为长句而为短句，不为拗调而用缓节，冲容温厚，自然安雅，矜慎而出于优游，廉杀而不为拗蹇者，如《施先生墓铭》、《赠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唐故相权公墓碑》《柳州罗池庙碑》···是也’[9]”。
其分类实际上就是碑志不同风格情感上的分类。
韩愈墓志之情感：
韩愈墓志文情感主要是借叙别人身世鸣己之不平，借叙事品人以表达思想观、借品诗文以表达独特的诙谐幽默风格等，蒋玉斌《试论韩愈墓志铭之“别调”》[10]、武全全《试论韩愈墓志的写作特色》、韩江峰《韩愈墓志文研究》等都对其内容所表现的人间真情的流露、雄起奔放的风格等进行了着墨。
谢志勇《以“碑”传情——论唐代碑志的情感表达》[11]也论述道“韩愈”笔下的人物其形可触，其情可感。
如《女挐圹铭》写韩愈四女女挐病死于韩愈被贬途中：
‘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憾顿失食饮节，死于商南层峰驿，五年，愈为京兆，始令子弟与其姆易棺衾，归女挐之骨于河南之河阳韩氏墓，藏之。
’在看似平易的语言中包含着撕心裂肺的丧女之痛。
”
韩愈墓志之谀墓：
唐李商隐《刘叉》“后以争语不能下诸公，因持愈（韩愈）金数斤去，曰：
‘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韩愈为人作墓志，多溢美之辞。
后谓为人作墓志而称誉不实为“諛墓”。
可见谀墓即为了死者歌功颂德，在制作墓志铭时不论其功绩如何，一
概夸大其词予以颂扬的行为。
韩愈墓志铭中就严重存在谀墓现象。
人们在肯定韩愈墓志创作的革新之处时也诟其为人谀墓，但也有不少人否定此说，所以历来笔墨官司不断。
陈冠明《论韩文的谄谀不实倾向》
[12]认为部分韩文也有谄谀的倾向，其一是谗权贵，另外一点就是谀墓。
[13]卞孝萱《实录与馋墓——韩愈研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文章在第二
部分“以《房公碣墓铭》为例，谈谈韩愈‘谀墓’问题”中，作者通过比较《顺宗实录》与《房公碣墓铭》对房启的不同记录，认为汉语的墓志中还是存在谀墓现象的。
而周楚汉《韩愈谀墓文化辨析》[14]运用多种方法对韩愈墓志中有谀墓之嫌的碑志及行状进行文化辨析，得出“韩愈没有谀墓。
他用褒贬的笔法写墓志，是对墓志的超越”的结论。
并指出由于墓志文体的特点，我们对韩愈的评价不能太苛刻。
从所引的论文来看，韩愈所作墓志研究是较充分地，从写作特色的分析、内容的构成、情感的宣泄、以及谀墓传闻都有所研究涉及，有利于推动墓志文的研究，其文学价值得到了充分的挖掘，然而对于韩愈墓志文研究特色与前朝对比方面所体现的朝代特色研究较少。
唯有李慧、刘凯《庾信及魏晋南北朝墓志与韩愈及唐墓志研究》[15]以庾信与韩愈为代表从文体文风之比较：
庾信骈体文与韩愈简朴顾问的差异，以及艺术手法比较上：
庾信未能完全脱离旧格藩篱，而韩愈则是文无定式，篇无定局，句无定法，写法不落窠臼。
最后则是二者身世心态之比较：
二人都是一生飘零，仕途坎坷，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必然会融入自己的身世感情。
文章进行论述时多描述朝代对于他们的墓志创作有什么影响，而未谈他们的创作对于那个朝代有什么影响，以及
篇二：
韩愈
韩愈多种多样的文学作品
——韩愈散文简介
肖旭韩愈一生写的三百多篇散文中有不少著名作品历代传诵不衰。
韩愈的散文按体裁大体上可分成四类：
杂著、书信、序文、碑志。
杂著
韩愈的杂著，涉及面较广，有政治论文、哲学论文、记述文、札记、杂感、小品文、史传文、祭文、表状等，约一百六十篇。
韩愈的政治立场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道德伦理观念是捍卫儒家正统思想，所以他写了一系列的卫道文章。
如《原道》、《原性》、《对禹问》《伯夷颂》、《圬者王承福传》、《原鬼》等。
不过，在韩愈散文里这些卫道的作品不是太多。
韩愈是一个正直的作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虽然使他成为卫道士，但他对当时社会的虚伪、庸俗和不公正等现象，却充满了不平和愤慨，因此写出许多对社会现实进行广泛批判的文章。
这些文章大都写得气势磅礴，感情充沛。
《原毁》自称“扶树教道”，但却冲破了道的迷障，成为一篇批判性的力作，谴责了“今之君子”惯于毁谤嫉忌的恶习，最后慨叹：
“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
韩愈擅长在几百字的篇幅里写出翻腾开合、寓意深沉的社会性杂感。
《杂说》和《获麟解》等是这种杂感的代表作。
为人传诵的《说马》是是以千里马比喻贤才，为天下怀才不遇者鸣不平。
《讳辩》以犀利的笔锋，嘲笑了避讳现象的不合情理，讽刺了那些言不副行、自欺欺人的伪君子。
《师说》也是一篇有名的文章，提出了尊师的意义。
《进学解》是《师说》的续篇，写出了一个“兀兀以穷年”的为人师者（即韩愈自己）的勤苦与困厄。
《送穷文》则借五个穷鬼对主人的嘲笑侮弄，表达了对世俗社会的谴责。
杂著中用“记”作标题的，《汴州东西水门记》写得雍容凝重，但内容称谀宦官俱文珍。
《燕喜亭记》色调绚烂，是韩愈贬官阳山令时作品。
《新修滕王阁记》
把自己并未亲临观赏的名胜，写得瑰伟绝特，令人向往。
《蓝田县丞厅壁记》开头一段关于官场小官员可怜情状的描写，达到了绘影绘声的程度。
《画记》是一篇绝妙的小品，对一幅图画作了细致的描写。
传记中，《张中丞传后叙》继承《史记》优良传统，刻画了英雄人物张巡、南霁云等人的性格，描绘了他们可歌可泣事迹，读来令人感奋。
《毛颖传》也是仿《史记》而别开生面，想象奇妙，形容酷肖。
柳宗元曾对这篇作品一再赞赏。
祭文中的代表作是《祭十二郎文》：
“其信然耶？
其梦耶？
其传之非其真耶？
信也！
?
?
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
?
?
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耶？
其不知也耶？
”这种往复重叠的字句，充满着真挚哀痛的感情。
表状中的《与汝州卢郎中论荐侯喜状》把当时处于社会低层的不得意的知识分子在奋斗求进中的失望或希望心情，写得淋漓尽致。
其他如《复仇状》、《钱重物轻状》、《论淮西事宜状》、《应职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论变盐法事宜状》等，都是有关政治的各种建议，以反复委曲、陈说利害见长。
书信
韩愈的书信，针对不同对象，因人陈词，运用各种形式，一篇有一篇的结构，措辞造语立意，极尽变化之能事，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韩愈写的书信，现存五十多封。
（想来不是全部。
例如柳宗元说韩愈曾有一封论史官的信给他，集中未见。
）
第一类书信，大都是答复青年作者的请教，阐发提倡古文的旨趣，并告诉自己学习和实践的体验。
这类书信的数量不多，都很重要。
其中以《答李翊书》与《答刘正夫书》最有名。
第二类给朋友的书信，在深厚友情的洋溢中，常常透露出抑郁的心情，而这和对现实的不满又是交织在一起的。
《与孟东野书》就是一例：
“吾言之而听者谁欤？
吾唱之而和者谁欤？
言无听也，唱无和也。
独行而无徒也，是非无所与同也，足下知吾心乐否也。
?
?
江湖，余乐也，与足下终幸矣！
”这种吐露出来的孤独郁闷，是当时一般不得意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感受。
对朋友的热情劝勉与关怀，也是
韩愈书信内容的一个方面，例如《与崔群书》写得恳切备主，具见二人相交之深，而自己的一腔郁愤也倾注其中。
《答吕毉山人书》是一封滑稽的信，用看来庄重其实诙谐的笔调，把这个沽名钓誉、希求荐引的山人揶揄教训一番，同时附带讽刺了当世那些“习熟时俗，工于语言，识形势，善侯人主意”士大夫阶层。
第三类写给当朝权贵，用来请托恳乞以求进身的书信，竭力抬高对方，同时也把自己吹嘘一番。
这一类书信有《三上宰相书》、《上李尚书书》、《上襄阳于相公书》、《与凤翔邢尚书书》、《应科目时与人书》等。
它们的文字技巧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设意造辞，变幻莫测，令人惊叹，但是情辞是卑下的，气格也不够高，因此常受到后人的讥嘲批评。
序文
这里说的序文，是指一种近乎临别“赠言”的文体。
韩愈反对那种送别时的唠叨庸俗话语，他的三十多篇赠序，大都言简意赅，每篇都有具体的内容，而且运用不同的咏叹形式，抒发对社会现实的各种感想，有揭露，有批判，有讽刺，有歌颂，并且大都带有抒情意味，读来回肠荡气。
写得较早的《送齐皥下第序》，本是一篇极难着笔的文章，显示了韩愈文思的周密和文字的高巧。
有名的《送孟东野序》提出了“不平则鸣”的理论，这篇序的本身也充满了不平之气。
《荆潭唱和诗序》与《送王含秀才序》又进而做了补充。
《送李愿归盘谷序》，被苏东坡称为唐朝唯一的文章，借李愿之口，痛快淋漓地刻画了贵族大官僚的排场享受，与此对照的是平民隐居者的素朴简洁生活。
但是对一些“热中”的隐士朋友，韩愈在赠送他们出仕的序文中，却常用亦庄亦谐的笔调，给他们善意的讽刺，这就是《送石处士序》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希望统治者关心人民，施行仁政，减轻剥削，强烈地表现在《送许郢州序》和《赠崔复州序》里。
《送幽州李端公序》表达了韩愈祈求国家统一的热切愿望。
《送董邵南序》中那一句“燕赵古多感慨悲歌之士”，寄托深沉，一股郁勃侠烈之气溢于毫端，后世一再加以引用。
韩愈的序，也有某些应酬之作，如《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就是颂美一个宦官的功业，称赞他“材雄德茂，荣耀宠光，俯达人情，仰喻天意”，反映了他同宦官集团在政治上的某些投合之处。
碑志
碑指神道碑，志指墓志铭。
志相当于散文传记，铭相当于韵文赞诗，本是两种文体，合而为一。
碑志的特色是在不太长的篇幅内，历叙传主家世，概括生平。
作者对事迹材料的组织剪裁，必须具有历史家的才能。
韩愈的碑志，既是史传，又大都具有很强的文学意味。
在韩愈所写七十多篇碑志中间，有一小部分属于所谓“谀墓之文”，这是为王侯将相、达官贵人而写的，文字虽然典雅庄重，音调铿锵，但赞誉颂扬之下却欠真实。
跋扈残暴的军阀会变成公忠体国的仁厚长者，平庸的外戚也成为德行完备的君子。
但在韩愈碑志的长长人物画廊中，也有精心描画出来的生动人物画像，他们是那些有才能、有气节、屈于下位或遭遇坎坷的各色人物。
他的雄健大笔对他们着意描绘，寄予深切同情，使他们神采飞扬，栩栩欲活。
像《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写一个小小的国子助教，如何磊落多才、能文能武，对衬揶揄了那个“读不识句”的大将。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描述了一个出身微贱、负才使气的王适的“骗婚记”，充满了生活的情趣。
《贞曜先生墓志铭》描写了诗人孟郊的一生，沉痛地写出这个在社会的忽视下死去的诗人的遭遇和他身后的萧条。
《柳子厚墓志铭》对至友柳宗元的立身品节和文学贡献，作了崇高的称颂。
这篇墓志中对无耻的卖友者的谴责，是在任何时代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柳州罗池庙碑》记载了柳宗元的政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
韩愈碑志中的人物，都有独自的个性，因此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还有意识地在这类作品里表达他的爱憎：
或是在不经意处轻轻一笔，讽刺一下；或是在写法上忽详忽略，隐寓褒贬；或则就是直接批评谴责。
例如《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写隐士石洪如何高尚，但是一等到某个节度使“以币先走庐下”，他就为其所“得”，不做隐士了。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唐故监察使卫府君墓志铭》和《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分别写了六、七个梦想长生不死、吃了道士丹药而死的朋友，公开指出他们“祈不死，乃速得死，谓之智，可不可也”行为的愚蠢，谴责了他们可怜的愚昧迷信。
韩愈碑志的艺术手法，多种多样，应当承认它们是上乘的文学作品。
2.
韩愈出于维护唐朝庭统治需要,在<钱重物轻状>中提出"在物土贡"、铜银岭分、"新旧兼用"、大减官俸等主张,究其实质是重蹈以物易物的旧辙,有碍于国家对货币的统一管理,其结果造成了货币流通混乱,阻碍了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
篇三：
试谈韩愈诗“以丑为美”的艺术风格
试谈韩愈诗“以丑为美”的艺术风格
[内容摘要]韩愈的诗历来有很大的争议。
“以丑为美”是其艺术风格总的写照。
“以丑为美”是指韩愈诗险怪的艺术风格。
这种风格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构思新颖；诗中有大量议论及散文化句式；运用独特的修辞格；多用“奇僻”之字；反事而用，陈言务去；独特的用韵方式。
由于刻意追求险怪，他的诗有些句子艰涩难懂，成为其诗歌艺术的瑕疵。
[关键词]以丑为美险怪刻意求新
韩愈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贡献是杰出的，宋苏轼《潮州修韩文公庙记》中有“文起八代之衰”的高度评价，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韩愈同时的李贺说他是“笔补造化无天功”。
①稍后的杜牧则说“杜诗韩笔悉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
②他们所说的笔，多半是指韩愈的文笔而言，推崇之意一致的。
至于他的诗，历来却有很大的争议。
唐司空图对他称扬备至，《题柳集后》说“韩吏部诗累百篇，而驱驾之势，若掀雷扶电，撑扶于天地之际。
”宋陈师道则与之相反，指出“韩以文为诗?
?
故不工尔。
”以文为诗不但成为韩诗的定评，而且很大程度上带有贬义的意味。
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甚至说“韩退之于诗，本无所解，宋人呼为大家，直是势利他语。
”
到底怎样正确地评价韩诗，在当前的学术探讨中，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我们这里不作评论，现只就韩诗的“以丑为美”的艺术特色作些肤浅的探讨。
“以丑为美”是请人刘熙载《艺概》里对韩诗部分风格的评语。
他说：
“昌黎往往以丑为美，然此但宣施之于古诗，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是以言各有当也。
”这几句话说的有些含糊不清。
诗是强调美的文学样式，即是说“丑”那么无论是近体还是古体，都同样在“不受”之列，何以“不受”于近体，而“但宜施之于古体”呢？
因为刘熙载之所谓的“丑”，其含义相当于《荀子》中“记丑而博”之“丑”，仅是指韩诗中部分险丑的风格而言。
那么，韩诗中是否存在着险怪的风格倾向呢？
我们答曰“有”。
不但有，而且十分的显著和突出。
笔者认为韩诗之所以具有险怪的风格，是韩愈所处的这个时代造成的。
因为诗歌声发展到齐梁以后，以浮艳靡丽为美，偶俪声病为工，辞陈调滥，气象萎弱，跟当时的风气一模一样，走进僵化没落的死胡同。
到了唐代，开始转变。
有陈子昂开拓在前，李白、杜甫等勃兴在后，至开元之际，六朝以来的轻靡诗风，基本上已有所廓清。
但是，从大历到贞元年间，又出现了诗风平庸，多袭陈言的情况，正如韩愈在《荐士》诗里所慨叹的“?
?
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相剽盗?
?
”这是针对当时的诗风而提出的批评。
跟《南阳樊绍墓志铭》中“惟古于词必已出，降而不能剽贼。
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的说法是一致的。
可见当时那种相互因袭的创作风气，是相当严重的，韩愈在大声疾呼地从事古文创作，掀起古文运动的同时，必然同样要用“词必已出”及“陈言务去”③的创新精神来致力于诗风的改革。
所谓的“陈言”，乃是人云亦云的陈腔滥调，干夫秉笔，如出一手。
韩愈批评他的朋友崔立之的写作态度是失之“太易”。
他说“才豪气猛易语言，往往蛟龙杂蝼蚓。
”④又说他“文如翻
水成，初不用意为。
”⑤因此，我们有理由说韩愈的险怪风格，是刻意求新的产物。
实质上是一种革新的尝试，矫枉过正的结果。
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正确地去评价韩诗。
清人赵翼在他的《瓯北诗话》里写道：
“韩昌黎平生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
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姿，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
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
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
此昌黎注意所在也。
然奇险处亦自有得失。
盖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有心与无心异也。
“赵翼的见解，虽未必完全中肯，但较之刘熙载，似乎要高明一些。
至少他已看清形成韩诗风格的渊源”。
而所谓“专以此求胜”，则跟刘熙载“以丑为美”的说法，意义上是相近似的，当然也是指韩诗险怪的一面。
所谓险怪的诗风，是相比较而存在的。
假令没有杜甫和韩愈，那么李白的“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
”⑥也算得上险怪了。
一般来说，这仅仅是对平庸陈腐而言，其实也难下确义，缺乏标准。
韩诗的特点，主要是言人所未言，状人所未状，光怪陆离，出人意表。
借用杜甫的话来说，是“语不尺人死不休。
”⑦这大概是目之为险怪的根本原因，下列我们对韩诗“险怪”的特点，例以证之：
一、构思的新颖奇突，是韩诗的最大特色。
他的好友孟郊丧子，他写了一首《孟东野失子》诗劝慰之。
诗中没有半句惋惜劝慰的话，却编造了天、地柢和大龟三方面的对话。
讲了一通“有子且勿喜，无子固勿吧”大道理。
最后以东野得梦，大龟传达了“天之言”，使之
收悲而忻结束。
用寓言形式入诗，以此作为对丧家的慰问，恐怕是一种罕见的创举吧！
可见其构思新奇之一斑。
《陆浑山火》一诗，本来是写常见的山中野烧。
但诗中却大事铺叙火神宴客的盛大场面，有每繁花、音乐、旗幡、宾从、仪仗、酒肉、饮啖?
?
等方面的描写，写得如火如荼，惊心动魄，如同看到一幅西藏的曼陀罗画。
《苦寒》一诗，描写受冻的麻雀，他说：
“啾啾窗间雀，不知已微纤。
举头仰天鸣，所愿晷刻淹。
不如弹射死，却得亲炰燖。
这是说麻雀受不了寒冻的折磨，宁愿给人射死后被煮熟，反而能够接近火和炙热。
那种匪夷所思的构思，不合情理的语言，较孟郊《寒地百姓吟》的“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的构思似而又过之，无非是刻意烘托苦寒的气氛，他在《郑群赠簟》诗中，描写凉爽的竹簟（席）说：
“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
”为了享受凉爽的竹席，宁愿天气永远炎热。
语言夸张而诗意奇突，与《苦寒》异曲同工。
所以程学恂《韩诗臆说》曰：
“韩派屏弃常熟，翻新见奇，往往有似过情语，然必过情乃发，得期情者也。
”这大概是被用为险怪的根据之一吧。
二、大量的议论入诗，和大量的散文化句式，即所谓“以文为诗。
”“以文为诗”在韩愈之前早而有之，但到了韩愈手中，确实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成为韩诗有代表性的特色，同时也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不再赘述了。
三、运用独特的修辞格。
在修辞上，有一种叫“镶嵌”的修辞格，是在两个词性相同而并立的词的前面或后面，放上两个动词、形容词或其他属性相同的词，组成一组形式整齐而词性交错的四字词语。
如
“天”“地”“水”“火”“翻”“覆”“深”“热”都是一些普通的字词，但如果把这些字词嵌成“天翻地覆”“水深火热”等词就觉得词语的意义大不一样了。
这就是修辞学上的“镶嵌”的妙用，对于语气及意义的加强及深化，均有良好的效果。
笔者遍阅韩愈的七言古诗，发现绝大多数诗篇中都运用了这种修辞手法，戛戛独造，层出不穷，大大地发展了修辞领域里“镶嵌”词的词汇。
如：
连层累栋（《汴州乱》）山红涧碧（《山石》）
芟蒿斩蓬（《刘生》）浮花浪莺（《杏花》）
风揉雨练（《李花》）蜂喧鸟咽（《感春》）
魂翻眼倒（《游青龙寺》）山狂谷狠（《陆浑山火》）云窗雾阁（《华山女》）鸾飘凤泊（《峋嵝山》）
这里仅略举一部分，已有目不暇接的感觉了，如果了解这一点，不啻在韩诗遣词属句的秘府中，见到了开户启牖的钥匙。
同时我们把杜甫《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中的“问兵刮寇”、“猛蛟突兽”、“翻风转日”诸词相推求，又不难看出韩、杜之间，继承和发展的线索。
所谓“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⑧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四、韩诗的炼字，尤为奇僻。
清叶燮在《原诗》中曾说“韩诗无一字尤人”，确实不是过誉之辞。
如《送无本师归范阳》诗中的“狞飙搅空衢，天地与顿憾”，完全可以写成“狂风吹太空，天地与顿撼”。
但是不说“狂风”而说“狞飙”，不说“吹”而说“搅”，在炼字中有选择地渗入了一种风势威猛的形象，读来倍增天摇地动的感觉。
由此，已可体味出所谓“险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其他如《杂诗四首》“黄
篇四：
韩愈
韩愈
河内河
中文名：
韩愈阳
外文名：
Hanyu职业：
诗人
国籍：
中国韩昌黎
代表作品：
集出生地：
他也是第一个写诗吟诵禹王碑的文人，明代杨慎称其《岣嵝山》一诗“发挥称赞岂在石鼓之下哉？
”
因此四事，成为对衡阳人文历史影响最深远的大文学家。
（据《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甘建华主编，尔雅文化出品）编辑本段生平
简介
韩愈（768－824），唐朝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贞元八年（792年）进士，与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苏洵、曾巩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韩愈（HanYu）
学习过程
韩愈三岁丧父，其兄韩会及嫂抚养之。
韩会能文章，对韩愈有影响。
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
贞元二年（786年），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第，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
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皆不中。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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