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多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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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多篇
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由托克维尔著。
法国人为什么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为什么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腐败何以在法国横行无忌？
《旧制度与大革命》共分为三编二十五章，主要内容包括：
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不同评判、大革命的根本和终极目标，并非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要摧毁宗教权威和削弱政治权力等。
作者：
（法国）托克维尔译者：
邢晓宇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
出身贵族世家，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
后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专心从事历史研究与著述。
主要代表作：
《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
邢晓宇，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博士。
主持或主研教育部、自治区和校级项目4项，发表论文近20篇，出版编著一部（参编），译著一部（译审）。
主要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翻译等。
丛书名：
出版社：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ｉｓｂｎ：
9787515006352
出版时间：
XX-01-01
版次：
1
页数：
208
装帧：
平装
开本：
16开
购书联系人:
李老师tel:
183********qq:
352513296
第二篇：
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简介
《旧制度与大革命》（theoldregimeandthefrenchrevolution）在中国被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引起热读，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当下的改革处境有关。
这本书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的经典名著，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版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说：
“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
中国的改革，我们常常听到“改革进了深水区”，“改革到了攻坚期”等说法，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剩不多，改革导致了人们普遍对改革产生紧迫感乃至焦虑感。
政治高层抛出“改革红利说”，似乎要坚定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同时政治高层公开推荐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似乎担心改革不成功，反而引发革命。
托克维尔所说的旧制度下的法国，就是一个通过改革不断产生“红利”、不断改善法国人民生活的政府；同时却也是一个因为改革而不断引发难以满足的改革诉求，致使社会矛盾激化，最终走向革命的政府。
改革可以产生红利，但改革本身绝不必然就是红利。
怎样使改革之利最大化、改革之弊最小化，无疑是对执政者的执政水平与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
但是，在谈论“改革”时，非常有必要区分两种“改革”：
一种是“革命前的改革”，一种是“革命后的改革”。
简单地把中国当下的改革事业比附为法国旧制度下的改革，其实并不允当。
有人把当下中国的改革与晚清政府推行的改革相提并论，显示了同样的思维错乱。
实际上，中国的革命已经发生了，“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当下中国的改革是革命后的改革，是新制度的自我完善。
该书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界说大革命的历史意蕴及其基本内容；第二部分分析大革命古老的、一般的原因；第三部分则分析大革命特殊的、较晚近的原因。
它是托克维尔生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本书，但它是一本未竟之作。
显然，托克维尔在书中致力于发掘大革命的原因，但他更关心的问题——大革命的后果，却未及展开。
不过，从他对拿破仑帝国与1848年革命的态度上，不难发现他对革命的后果并不满意。
法国在大革命后出现的政体更迭与社会动荡，离他想望的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相距甚远。
对托克维尔而言，法国大革命本身只是此前一系列已经开始展开的趋向的最终完成而已。
只不过，民主革命虽然把君主制推翻了，但真正的民主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民主革命使得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但在民主社会怎样保有自由，却成了更大的难题。
因此，真正值得中国读者关注和思考的是：
大革命所创造的新制度如何不断获得自我完善？
面对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托克维尔致力于探究民主社会中“自由的技艺”，这实质是“革命后的改革”所要面临的问题。
托克维尔最纠结最痛苦的莫过于，他意识到民主是一种出于天意的历史必然趋势，浩浩荡荡，无可阻挡，但他又想不到法国人如何在这种趋势下保持贵族式的自由。
早先他曾认为美国民主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民主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但1848年爆发的民众情绪和急剧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热潮，使得民主在法国呈现出新的面貌，这一面貌使托克维尔对民主感到恐惧。
他在另一本著作《回忆录》（recollections）中说得尤其直白：
“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
”这实际凸显了自由与民主之间所具有的张力。
而此张力，本质上也就是“贵族制的自由”与“民主制的平等”之间的张力。
托克维尔所热爱的自由，并非后来所说的“消极自由”，而是具有积极政治参与意味的共和主义的自由，是一种具有高贵男子气的政治德性，显示了人性本身的卓越，故而他所期待的民主社会，是一个贵族式的自由得以普遍化、公民普遍享有并实践政治自由与共和美德的社会。
这种主张是因为，与民主相生相随的平等精神会对人性产生一种夷平化的效果，使人的品格趋于同质的平庸。
然而，如果人性所具有的卓越光辉越来越黯淡，以致放弃了对于高贵事物的追求，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呢？
虽然热爱贵族式的“自由”，但托克维尔同时也愿意承认，大革命的必然趋势是谁也无法抗拒的，不能因为革命后的不良后果而否定大革命本身的意义。
正是大革命使“民主”成为唯一正当的现代政治，而革命后的制度建设、改革与自我完善，实际上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民
主化之后的“民主巩固”问题。
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本身所经历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如果从大革命给法国与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大革命仍然尚未终结。
法国在大革命之后经历多次的政体更迭，帝制复辟与共和再造反复进行，直到1958年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才算告一段落。
有一种说法是，1971年，当尼克松向周恩来询问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时，周恩来淡淡地回答：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
”最近，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他的新著《论中国》（onchina）中对此作了更正，认为周恩来所指的是1968年巴黎运动，但这岂非恰恰说明了1968年依然受到1789年精神的感召？
大革命推动产生了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直到今天，人们所呼吁的民主化改革，源头上仍与法国大革命构成精神性的关联。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发生的中国革命，也与法国大革命分享了共同的民主革命精神，但却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一种更新的新制度。
同样，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革命也可能产生不良后果，革命后的新制度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在二十世纪同样经历了“漫长的革命”，1949年建国后仍一度坚持“不断革命”，甚至改革开放也被认为是“第二次革命”。
今天，我们不能假设，旧制度下的法国君主如果更为审慎就能避免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也不能假设，旧制度下的满清政府如果更为审慎就能避免中国革命的发生，因为从君主主权到人民主权的根本变
迁，乃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天意”。
但如果革命所希望建立的新制度尚未建成，那我们就不能说革命真正获得了成功。
中国在1949年之后对于新制度的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直到当下的改革，中国仍处于这一新制度的自我完善过程之中。
改革所产生的焦虑与困惑，只有通过新制度的不断更新、创造才能最终消解掉。
托克维尔所提出的自由与民主的矛盾问题，中国固然也需要面对，但中国需要面对的更大的矛盾，乃是当年严复就为之苦恼的富强与自由的矛盾问题。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被提上政治日程，这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的梦想，不过中国革命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还禀有一种更高的使命，那就是建设一种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制度，这无疑与托克维尔所期盼的有助于塑造卓越人性的自由技艺有相通之处。
这恰恰是社会主义政治哲学与改革事业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第三篇：
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
目录概述内容梗概创作历程
1.2.写作背景写作初衷点评鉴赏
1.2.内容探讨学者评论成就与影响
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原著出版于1856年。
内容梗概
《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法文原本名称l'ancienrégimeetlarévolution（1856），英文版名称有两个：
theoldregimeandtherevolution和theoldregimeandthefrenchrevolution。
创作历程
写作背景
《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和巩固第二帝国的时代，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之悲观失望，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更多精彩内容请访问首页）期酝酿成熟的，其中浸透着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
写作初衷
托克维尔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国时期（1804—1814）作为主题，不是重写一部梯也尔式的帝国史，而是试图说明帝国是如何产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那个人（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影响是什么，它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作用?
?
总之，托克维尔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
虽然托克维尔后来放弃了对第一帝国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变。
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
他要以孟德斯鸠为榜样，写一部像《罗马盛衰原因》那样的著作，“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
尽管他也参政议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
点评鉴赏
内容探讨
1、法国大革命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
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
闹学潮，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
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
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
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
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
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
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
法国是巴黎的郊区！
”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
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
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2、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
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
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
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
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
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
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
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
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
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
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
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
为什么要攻？
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
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
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
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
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
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
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
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
[1]
3、“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
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
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
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
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
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
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
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
按照卢梭哲学的“直接民主”，不要当中一层过滤，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要敞开大门，无套裤汉与编织妇都要冲进去呐喊。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
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
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
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
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
学者评论
从XX年年末开始，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持续大热，这本十九世纪中期出版的老书在市面上几次脱销。
XX年11月30日中纪委召开专家座谈会，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
“我们现在很
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
作为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XX年1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评论道，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
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
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成就与影响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时，托克维尔对此书的命运忧心忡忡，他写信给他的英国妻子说：
“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
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
?
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
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维尔逝世那一年（1859），此书在法国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册，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计25000册，在英国、美国、德国都极畅销。
托克维尔的著作1870年后被冷落了七八十年后，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突然走运，随着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抬头，托克维尔的政治观点重新受到了重视。
《托克维尔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后，至今已印行第三版。
1979年在美国成立了托克维尔学会，出版《托克维尔评论》。
第四篇：
旧制度与大革命问答
《旧制度与大革命》解读的七个问题
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我将试图说明：
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
——这是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初衷，也是解读其“法国大革命启示录”的切入点。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
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
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
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
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
……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
为何社会财富蓬勃增长的过程中，却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大革命？
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
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
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是：
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
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
“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
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
三、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
据托克维尔的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
既如此，按常理推断，18世纪的法国农民，显然要比13世纪处于完全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国农民生活得更好才对。
但托克维尔所见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
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
”托克维尔所指的，不单单是旧时代的贵族们在政治权利丧失后，纷纷抛弃农村搬往了城市；18世纪的法国农村，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
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
农村陷入一种荒芜状态。
国家一直在进步。
王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旧贵族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免缴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税；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唯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被抛弃在死寂的农村，权益无人过问，压迫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托克维尔感叹道：
“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
”
但“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
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
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
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
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四、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更精辟的了：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
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
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
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
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
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
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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