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与地方志编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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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与地方志编纂
历史文献与地方志编纂
党明德
一、历史文献是地方志资料的重要来源
（一）从地方志性质看——方志是记述某区域的资料性文献
国史、方志和家谱，构成了中国的三大基本历史文献。
因此地方志与国史同家谱一样都是历史文献，其区别在于范围不同，但前者总比后者外延宽泛，所以前者往往包容了后者的许多内容，后者的许多资料来自前者。
方者，地也；志者，记载也。
方志，顾名思义，是一方之记载。
方志有两个基本特征：
从空间上说，它以一个地方为对象；从时间上说，必然有历史的过程。
方志也称地方志，是综合记述一个地区或地域情况的著作，内容包括自然、地理、历史、经济、文化、人物、风俗、灾害、文艺、著述等，大多以行政区域为客体，也以自然山水、寺庙、风俗、名胜、怪异现象为客体的方志。
因此，国务院在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的第三条明确规定了地方志的性质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既是资料性文献，就必然依靠文献来做。
（二）按区域对历史文化考察是中国的传统
按地域对历史文化进行考察，在我国古已有之。
《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将全国划为九州，并对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作了一定的描述，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地域文化研究著作。
《诗经》中《国风》按15个诸侯国和地区分别汇编民歌，显示不同情趣的乡土格调，开启了地域文化作品研究整理的先河。
自先秦至明清，地域文化的研究著作已经成为我国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尤其以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地方史志的形式表现。
古代研究地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还应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在《史记》曾单列过《货殖列传》。
“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
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
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
在《史记·货殖列传》曾对关中、三晋、郑卫、燕赵、齐鲁、荆楚、吴越、颖川、南阳等这些文化圈在汉代时期的人文与自然状况作过论述。
我们举关中、齐鲁看一下。
如说关中：
好稼穑，殖五穀，地重，重为邪。
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献公徙栎（li）邑，栎邑北卻戎翟（di），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即喜好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的价值，把做坏事看得很严重。
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这里地处陇、蜀，东通三晋，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
齐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
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
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
其中具五民。
”即齐地被山海环抱，方圆千里一片沃土，适宜种植桑麻，人民多有彩色丝稠、布帛和鱼盐。
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
当地民俗从容宽厚，通情达理，而又足智多谋，爱发议论，乡土观念很重，不易浮动外流，怯于聚众斗殴，而敢于暗中伤人，所以常有劫夺别人财物者，这是大国的风尚。
这里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备。
鲁地：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
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
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
及其衰，好贾趋利，甚於周人。
”即邹、鲁两地滨临洙水、泗水，还保存着周公传留的风尚，民俗喜好儒术，讲究礼仪，所以当地百姓小心拘谨。
颇多经营桑麻产业，而没有山林水泽的资源。
土地少，人口多，人们节俭吝啬，害怕犯罪，远避邪恶。
等到衰败之时，人们爱好经商追逐财利，比周地百姓还厉害。
司马迁以及先人为我们建立了地域文化研究的好传统，古代一直继承着这个好传统，近代以来又掀起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热潮，这股潮流至今不衰。
（三）方志依靠历史文献例举
方志依靠历史文献我们再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济南建城的历史究竟多长，二是济南城的变迁。
1、济南建城历史的考证：
王育济曾在《济南文化的特点与变迁》一文中作过考证，说是在龙山文化时代就有济南城，理由有三；
一是1928年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发掘了谭国遗址，该城始建于龙山文化的早期，距今约4500年左右，这里用的是考古资料。
二是“泺”字的出现，王育济说：
甲骨文中出现了济南的地名“泺”字,在10万甲骨中出现了唯一的一个“泺”字，“泺”字出现，标志着今济南地标的出现，距今3500年历史。
三是大辛庄遗址甲骨的发现。
大辛庄出现甲骨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商王朝在受到西方周朝势力的威胁下，向东扩展，从濮阳坐船顺济水直流而下，到达济南，在大辛庄经营建立城址。
在进济南时，带着大量的甲骨，所以今大辛庄被发掘出甲骨1000多片，还有一片有34个字的甲骨。
综上，王育济的解说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济南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城居距今4000年以上，他所用的有考古文献，有甲骨文，有诗经等历史文献，因此有历史文献是研究方志的必须。
2、济南故城为何西迁？
什么时候西迁？
济南故城在章丘的东平陵城，东平陵城不是谭国，他们相踞二公里，不是同一年代的两个古城池，对于东平陵城的早期历史，章丘县志没有说清。
一是东平陵在西汉封吕台之前怎么样，说不清，伏琛的《三齐记》却说东平陵是殷帝乙之都城，于钦《齐乘》对此反驳说：
“契至汤八迁，自汤至盘庚五迁，并无都齐者，况帝乙乃武乙之子纣之父也。
武乙帝乙皆居于朝歌，逮纣而亡，岂有此地。
”于钦之说，对于正规之都来讲是成立的，但是有二种情况无法否定。
第一种情况是殷商处在游牧时期，虽然盘庚以后农业得到了大的发展，但还不能说脱离了游牧习气，为了游猎的方便，在水草茂盛、麋鹿纵横的东平陵之地设一据点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这类似于后世的陪都，也是可能的。
第二种情况是：
周文王与帝乙是同时代人，文王是一代枭雄，已经从陕西开始了向东扩张，帝乙是个无所作为的君主，因惧怕周之威胁而东迁，另在东平陵建都，作退守之备，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正因为东平陵始终没有作为商的正式都城，所以才不被西周重视，也就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
这种没有破坏和没有重视的原因，正好给新王朝的利用带来了方便，所以西汉建国就用起了东平陵城作为都邑。
二是东平陵即济南故城，两汉时期是其繁荣期，史书（史记、两汉书）有记载。
公元前186年，高后封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以济南郡为吕王奉邑，就以东平陵为治所。
事过六年，于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陈平、周勃诛杀诸吕，吕台奉邑也被废。
（章丘洛庄汉墓就基本断定是吕台的墓，所以，墓的规模似王冢，出土有车马和编钟）文帝即位以后，于前元十六年（前164年）封齐悼惠王之子刘辟光为济南国国王，首府设在东平陵，此即济南国的开始。
济南中国名称的出现在前186年，是根据《史记·齐悼惠王世家》的记载，文中说：
“二年（前186年），高后立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
”对于济南的毁城与西迁，县志也没有讲清，事实上西汉时期的东平陵已经很繁华，《史记》中记载设有铁官，到了东汉，济南的地位逐步提高，成为重要皇子分封之地，皇帝也常常光顾于此。
根据《后汉书》记载：
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十五年（公元29年）四月封其皇子刘康为济南公，建武十七年（41年）十月，刘康进爵为济南王，济南郡又恢复为济南国，首府仍为东平陵。
济南国当时辖十个县。
刘康甚受皇帝器重，所以到了建武三十年（54年），光武帝亲自来济南视察，看到济南经济繁荣，又把平原郡的祝阿、章丘等六县增封给济南国。
元和二年（85年），汉章帝巡狩泰山时，又曾视察济南。
汉顺帝永建元年（126年）六月，封刘显（前济南王刘错之子）为济南王。
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五月，济南王刘广薨，因无子嗣，国除。
汉灵帝熹平三年（174年）封河间王刘利之子刘康为济南王，这个刘康与光武帝时的刘康重名，但不是一个人。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风卷齐鲁大地，曹操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而于光和末年（184年）任济南相国，曹操就以济南为重要据点，击败青州的黄巾军，他收编降卒三十万人，选拔精锐，号称“青州兵”，青州兵是曹操的起家部队。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东征乌桓，济南的农民起义军再度兴起。
十月，“黄巾军”一度攻进济南，杀了济南王刘斌（上斌下贝）。
而后济南国废，又改为济南郡，郡治仍在东平陵，属青州郡。
三是没有讲清东平陵城的毁城和西迁原因。
东汉灵帝封刘康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危机四伏，曾大修济南城墙。
但坚固的城墙不但挡不住愤怒的义军，反而遭到了义军疯狂的洗劫。
济南被屠城，可能很惨，佐证有二：
一是当地人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一个风俗，说平陵城里面鬼狐成群，结婚的大姑娘如果走城里，就会遭到狐仙的暗算，所以，至今结婚的队伍即使走城里是近路，也都躲着城里走城外，这是杀人太多的歪曲反映。
二是自这次屠城以后，平陵城一蹶不振。
至晋永嘉年间，只在此设县，而把济南府治移到历城。
城市的迁移一般是两种原因，一是人为的原因，在中国主要是屠城后，向临近地方迁移，这是济南从东平陵迁到历下的一个原因。
二是地理环境的变化。
东平陵城西原曾有河，随着济水的断流，大概城西的河也断流，水源的不足也给东平陵内的人民带来了不便。
济水的变化使历下的水位有所降低，原本沼泽的地区在减少，这给在历下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方便，这也是济南从东平陵迁到历下的原因之一。
至今东平陵城地下水位很深，而四周有南洼、北洼、东洼几个村，洼就是水洼，说明在东平陵繁荣之时水位还是适宜的。
县志上对于东平陵城的兴废没有专门的记载，在于过去没有用历史文献、地理资料和民俗文献进行认真的梳理，到现在经过研究基本梳理清楚了，县志就可以讲清了。
我们讲了这些，无非要说明一点，地方志编写离不开历史文献，下面，我们重点讲述历史文献知识
二、历史文献知识概述
（一）历史文献定义
1、文献
文是典籍，献是贤人，实指贤人的言论。
这是自古以来的说法，文献一词最早在《论语·八佾》中出现。
《论语·八佾》：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献不足故也。
”这是说：
夏朝的文化可以整理，但是杞国没有文化继承，其历史就难以考证了，殷商的利益可以整理出来，但宋国的历史就难以考证了。
原因就是文化没有继承下来，文献不足的缘故。
所以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认为“文，典籍也；献，贤也”。
这里的“献”指的是古代先贤的见闻、言论以及他们所熟悉的各种礼仪和自己的经历。
这也符合古代的习惯，古代的史官分为左右，分别负责记言和记事，于是这样形成了文献，就包括事与言两大类别。
而文献就涵盖言与事两大类别。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与献的外延也在扩大，大致说来，文指知识记录的符号，包括文字、图画、符号、音像等，献指知识记录依托的载体，包括图书、文物、胶片、胶卷、录音带、录象带、影片、磁带、电脑装置等。
总之，文献就是：
“一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史实和经验，通过某种载体表现的文字资料、图物资料、音像资料等，均为文献。
”在这个定义中，一切图书、期刊、报刊、图画、谱表、有历史价值的符号、文物以及各种视听资料，如胶片、胶卷、录音带、录象带、幻灯片、影片、磁带等，他们都是人类知识的记录，都是文献。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关于“文献”的定义是：
“文献：
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在这一定义中，有两个关键词：
“知识”是文献的核心内容，“载体”是知识赖以保存的物质外壳，即可供记录知识的某些人工固态附着物。
也就是说，除书籍、期刊等出版物外，凡载有文字的甲骨、金石、简帛、拓本、图谱乃至缩微胶片、视盘、声像资料等等，皆属文献的范畴。
2、历史文献
历史是一个时间概念，一切文献都是过去的知识的记录，从这个角度讲，过去的文献都是历史文献，因此文献都可看作是历史文献。
历史文献主要包括文献载体、文献类别、原始资料文献、文献检索等内容，当然要掌握历史文献，并能灵活利用历史文献来为地方志编写服务，除了以上知识以外，还需要懂得文献整理、文献考证、文献注释、古籍整理、版本学、校勘学、辩伪学、辑佚学等知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介绍这些知识了。
为了更好的运用文献知识，今天除了讲历史文献的基本内容外，再讲一点目录学与文献检索的基本知识。
（二）历史文献的载体
以物质载体来分，分为八个门类，即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牍文献、缣（jian）帛文献（以丝织品为记录载体）、抄本文献、雕刻印刷文献、活字印刷与现代印刷文献、现代技术载体文献（音像、微缩、机读文献），其中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牍文献、缣帛文献、抄本文献、是印刷术通行前的文献形式，然后就逐渐过渡到抄本文献、雕刻印刷文献、活字印刷与现代印刷文献、现代技术载体文献时期。
但八个门类虽然后者淘汰前者，但直到现代，八个门类或八种形式的文献载体一直存在。
1、甲骨文
以甲骨为载体的文献称甲骨文献。
甲，指龟甲，包括腹甲、背甲，以腹甲为主；腹甲是龟贴地面爬行的那一面，因为平坦光滑，所以多在上刻文字。
骨，指兽骨，包括牛骨、鹿骨、羊骨、猪骨、马骨等，而以牛骨为主，特别是水牛的肩胛骨。
甲骨文献记事简略，所用文字不多，最少的只有一个字，一般是一二十字，五十字以上的即少见，百字以上目前只发现一条，虽然这样，甲骨文献的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的。
甲骨文献被发现前，人们对商代历史的认识一直是模糊的。
两干多年前的孔于对此就曾发过“文献不足”的感叹，甲骨文发现之前，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唯一的一篇关于商代历史的比较完整的记载，全文除记有商朝五百多年史实外，还包括成汤建国前的商族史，其略可知，而且，《殷本纪》所载是否可信还有待证实，只是在甲骨文献发现之后，商代的历史才有了可靠的物证。
甲骨文的发现使人们对殷商的历史认识比较清晰了。
甲骨文产生很早，但直到近代才为人所知。
先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河南安阳小屯村农民在翻地时经常发现甲骨，误认为是龙骨（古代地质时期各种骨椎动物骨骼的化石），便将其卖给药店以作药用，因为药店不买有字的。
当地农民又将有字“龙骨”卖给古董商，受到一些古物收藏家的注意，特别是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喜好金石，于文字考订亦颇精，认定有字“龙骨”为有价值的古物，从1899年秋起，高价购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王氏为国殉难。
王氏接触甲骨时间很短，不及深研，无任何成果传世，但他是甲骨价值的最早鉴定人。
甲骨研究的创始者是刘鹗。
刘在北京与王懿荣相识，在王死后的第二年（1901年）即着意收集。
1902年刘鹗将王懿荣家千余片甲骨大部收买，1903年得友人罗振玉之助，选所藏甲骨拓印1058片影印出版，题名《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献的专书，对于甲骨文献的研究，具有开创之功，实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事。
此后对甲骨的研究吸引了更多人的瞩目，成绩卓著者先是罗振玉、王国维，后有郭沫若、董作宾。
罗振玉先后印行了《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等专著，成为研究甲骨文献的必读之书。
王国维于1917年发表的《殷先公先王考》，以实物为依据科学地论证了《史记·殷本纪》所载殷王世系为信史，是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论文，有了它，甲骨文献的史料价值得到学术界多数公认。
郭沫若为了探求中国社会的起源，利用甲骨文献，从研究古文字人手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
董作宾对甲骨文献的断代研究，论证出每一辞每一片甲骨所属王朝的绝对年代，更提高了甲骨文献的史料价值。
罗、王、郭、董之后，研究甲骨的人越来越多，而今中甲骨学成为国际注目的独立学科。
从1899年至今，百年间先后出土甲骨十五万片以上，现我国大陆藏九万多，台湾、香港藏三万多，流散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西德、苏联、法国、瑞士、比利时、南朝鲜等二万多。
1956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决定将国内现有的实物、著录、或拓片进行全面清理，出版《甲骨文合集》，1982年出齐。
全书分装十三册，计5421页，收甲骨41956片，这是目前著录最多、影印最好的大型专著，堪称甲骨文献全面整理的集大成之作。
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小屯南地，编成《小屯南地甲骨》一书，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所收甲骨，除零星采集者外，都有明确完整的出土记录，科学价值甚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辑的《甲骨文合集补编》，收录甲骨文1.35万余片。
至此，研究者手中有《甲骨文合集》及《补编》，加上《小屯南地甲骨》等三书，甲骨文的原始材料大体齐备，人们已可以基本了解到已知商代甲骨的全貌而无需他求。
2、金石文献
以金石为载体的文献称金石文献，也就是铸刻在金石上的铭文。
金指青铜器，石指石料，包括石片、玉片、石鼓、石碑、摩崖等。
金石的共同特点是坚固耐久，用作记事的物质材料，能保持永远。
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金文或钟鼎文，石料的铭文上又称石文，石文有毛笔写的，而更多的则是镌（juan）刻而成，因又统称石刻。
我国早在夏代，已开始使用青铜器。
夏代的都没有铭文，有铭文的青铜器最早见于商代。
商代是我国青铜器制造的重要发展时期，器种较多，但铭文字数不多，最少的仅两三字，现存商器中铭文最多的，亦不超过50字。
西周是我国青铜器制造的繁荣时期，突出特点是铭文篇幅一般较长，内容也丰富，藏在台湾的“毛公鼎”，铭文497字，比《尚书》中144字的《汤誓》几乎多三倍。
在宋以前，人们对它的研究知识和石刻羼（chan）杂在一起，统称金石学。
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20册，该书收集国内外所藏青铜器该书是集殷周金文之大成的专著。
在学术论著中，往往金石并举，说明石刻记事，起源很早。
二、三十年代殷虚发掘，与甲骨出土的同时，发现了刻有文字的小件玉器、石器，确证金石记事大体同步，至迟在商代已经有了。
唐初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峙原出土的十个石鼓，上刻文字，是现存实物中最早发现的石刻。
1965年又在山西侯马发现五千余件玉片、石片，被称为“侯马盟书”，侯马盟书记载了三家分晋时的情况，是研究东周盟誓制度及阶级关系的重要资料。
秦始皇统一全国，为炫耀功德，先后在各地刻石凡八次，汉代以后，刻石尤为盛行，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以碑碣墓志最具史料价值。
到了汉代，因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大学派争经学领导权，两大学派所持有的经书版本不一，内容不一，为了统一经典，结束这场争论，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蔡邕会同他人整理校订五经文字。
完成之后，在太学之前立了一个碑林，共立石碑46块，刻着《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论语》等五部经书的全部文字，是蔡邕等人所校订的儒家经典的定本。
文字全是隶书（俗称八分书），是蔡邕写的，写完再由石工镌刻而成，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
石碑立起之后，到太学门前来观看和摹写的人络绎不绝。
在最初的日子里，太学门前和附近的车子每天有一千多辆，太学附近的街道经常被车马和人流堵塞得水泄不通，堪称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
这个碑林以后逐渐被毁坏，完碑早已无存。
宋代以后，常有残石出土，保留到现在的还有八千多字，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蔡邕的笔迹，这也是历代碑文的开始。
目前搜罗宏富的专集有《石刻史料丛书》（严耕望编，1967年台北县文印书馆影印本）、《石刻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辑影印）、《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3、简牍文献
以竹木简牍为载体的文献称简牍文献。
简，指竹简；牍，指木牍。
统言之，指成为简。
以时代分，有秦简、汉简等等。
以出土地方言，有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等。
简牍文献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多数人认为起源于商代，与甲骨、金石文献同时。
简牍在历史古籍中有记载，但记载的这些简牍至今没有发现，但在近现代的考古中却发现了一些没有记载的简牍。
自十九世纪末年以来，七八十年间，在我国西北和中原广大地区先后发现简牍三十七起，分属战国、秦、汉，以至于晋。
比较有历史资料价值的有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1155枚，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等。
4、缣帛文献
以丝织品为载体的文献称缣帛文献，简称帛书、缯（zeng）书、缣书，在古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又叫缯。
以丝织品作为文献载体的帛书，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通过史书考证，可以确定的是，至迟在春秋时期，缣帛已经用于书写。
现存帛书，最早为战国时期遗物。
有1942年在长沙一楚墓出土的一件帛书，及1949、1973年在长沙楚墓发现的两幅帛画。
汉代缣帛文献主要有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得到的两件帛书和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26件帛书。
帛书内容涉及汉初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学术价值很高。
5、抄本文献
抄本文献按字面理解是指抄写的文献，简称抄本，又称写本，习惯上唐以前称写本，唐以后称抄本。
古籍记载西汉已将纸用于书写，但至今所得实物最早是东汉时期的，唐以前古抄本，自本世纪以来，陆续有所发现，多为公文、私人信件、账簿等原始材料，典籍少见，较为重要的有：
1942年在新疆鄯善出土的晋写本《三国志•吴志》残卷、六十年代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晋写本《三国志》残卷，以及隋薛道衡《典言》、唐卜天寿抄《论语郑注》。
现存唐以前抄本文献的大宗是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
雕版通行以后，抄本文献仍大量存在，主要原因有二：
雕版是手工操作，制版不易，没有相当的人力物力，难于成事，不是大量需要的典籍，一般不会轻易制版；我国学者向来有抄书的习惯，把抄书作为重要的学习方法之一。
抄书还被认为是研究的基础，梁启超说：
“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
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126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宋、元抄本现存实物极少。
宋人抄本有《大云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集》三卷，藏故宫博物院；近人傅增湘藏有《仙源类谱》。
元代抄本故宫博物院藏有赵盂颊妻管夫人手抄书《心经》，北京图书馆藏有宋陈与义撰《简斋诗外集》一卷；宋刘勋撰《水云村泥稿》十卷。
明、清藏书家不少，抄书极多，难以备记，明《永乐大典》（已残）、清《四库全书》为现存规模最大的抄本；又1962年在福建发现的弹词长篇小说《榴花梦》，计360卷，为道光年间福建女作家李桂玉用毕生精力撰成，是现知我国篇幅最长的一部古典小说，极其珍贵。
6、雕版印刷文献
雕版印刷文献，以纸为载体，运用雕版技术印刷而成的书。
雕版起源于石刻捶拓与图章捺印。
我国雕版印刷术起于何时，学术界有多种说法。
最早的说法谓起于汉代，晚者认为起于五代。
从现存文献可以考知，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初，至五代冯瀛王（即冯道）始印五经，到了宋代得以广泛传播。
总之，从现存文献可以考知，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初，成熟于五代，繁荣于宋，极于明至清中叶，迄清末而衰，历时一千余年。
两宋是我国古代图书史上的辉煌时期，雕版印刷在两宋出现了黄金时代。
两宋尽管是我国雕版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流传至今的宋版书并不多，所以传世宋本，皆被视为稀世之宝。
明代遗留下来的雕版文献，多用竹纸、绵纸（一种用树木的韧皮纤维制成的纸。
色白柔韧，纤维细长如绵，故称）印刻。
明官刻本流传最多的是内府司礼监所设经厂印刻的书，称经厂本。
其特点是版框宽大，行格疏朗，字大如钱，看起来悦目醒神，纸、墨工料都选上等。
其缺点是校勘不精，脱漏讹误甚多。
清代的官府刻本，有武英殿本和扬州诗局本，二者所刻之书，无不尽善尽美，为清代刻书树立了楷模。
从宋带开始，雕版本就有官、私两种版本，清代私家课本，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著名文人所刻写自己的著作和前贤诗文，这类书是刻本中的精品，世称“精刻本”。
另一类则是考据、辑佚、校勘学兴起之后，藏书家和校勘学家辑刻的丛书、逸书和影摹付印的旧版书。
清代善本较多，若加分类，可分为禁毁善本、殿版善本、校勘善本、丛书善本、地方志善本、清代文集的稀见本、家刻善本、翻宋元旧本等八类。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
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
近年来把善本分成了九类：
一是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
〔包括残本与散叶〕二是明代刻、抄写的图书。
〔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散叶〕但版印模糊，流传较多者不收。
三是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四是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
五是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六是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七是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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