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与地方志编纂.docx

1、历史文献与地方志编纂历史文献与地方志编纂党明德一、历史文献是地方志资料的重要来源（一）从地方志性质看方志是记述某区域的资料性文献国史、方志和家谱，构成了中国的三大基本历史文献。因此地方志与国史同家谱一样都是历史文献，其区别在于范围不同，但前者总比后者外延宽泛，所以前者往往包容了后者的许多内容，后者的许多资料来自前者。方者，地也；志者，记载也。方志，顾名思义，是一方之记载。方志有两个基本特征：从空间上说，它以一个地方为对象；从时间上说，必然有历史的过程。方志也称地方志，是综合记述一个地区或地域情况的著作，内容包括自然、地理、历史、经济、文化、人物、风俗、灾害、文艺、著述等，大多以行政区域为客体，

2、也以自然山水、寺庙、风俗、名胜、怪异现象为客体的方志。因此，国务院在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的第三条明确规定了地方志的性质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既是资料性文献，就必然依靠文献来做。（二）按区域对历史文化考察是中国的传统按地域对历史文化进行考察，在我国古已有之。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将全国划为九州，并对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作了一定的描述，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地域文化研究著作。诗经中国风按15个诸侯国和地区分别汇编民歌，显示不同情趣的乡土格调，开启了地域文化作品研究整理的先河。自先秦至明清，地域文化的研究著作已经成为我国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尤其以

3、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地方史志的形式表现。古代研究地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还应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在史记曾单列过货殖列传。“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在史记货殖列传曾对关中、三晋、郑卫、燕赵、齐鲁、荆楚、吴越、颖川、南阳等这些文化圈在汉代时期的人文与自然状况作过论述。我们举关中、齐鲁看一下。如说关中：好稼穑，殖五穀，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li）邑，栎邑北卻戎翟（di），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即喜好农事，种植五

4、谷，重视土地的价值，把做坏事看得很严重。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这里地处陇、蜀，东通三晋，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齐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即齐地被山海环抱，方圆千里一片沃土，适宜种植桑麻，人民多有彩色丝稠、布帛和鱼盐。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当地民俗从容宽厚，通情达理，而又足智多谋，爱发议论，乡土观念很重，不易浮动外流，怯于聚众斗殴，而敢于暗中伤人，所以常有劫夺别人财物者，这是大国的风尚。这里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备。

5、鲁地：“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於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於周人。”即邹、鲁两地滨临洙水、泗水，还保存着周公传留的风尚，民俗喜好儒术，讲究礼仪，所以当地百姓小心拘谨。颇多经营桑麻产业，而没有山林水泽的资源。土地少，人口多，人们节俭吝啬，害怕犯罪，远避邪恶。等到衰败之时，人们爱好经商追逐财利，比周地百姓还厉害。司马迁以及先人为我们建立了地域文化研究的好传统，古代一直继承着这个好传统，近代以来又掀起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热潮，这股潮流至今不衰。（三）方志依靠历史文献例举方志依靠历史文献我们再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济南建城的历史

6、究竟多长，二是济南城的变迁。1、济南建城历史的考证：王育济曾在济南文化的特点与变迁一文中作过考证，说是在龙山文化时代就有济南城，理由有三；一是1928年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发掘了谭国遗址，该城始建于龙山文化的早期，距今约4500年左右，这里用的是考古资料。二是“泺”字的出现，王育济说：甲骨文中出现了济南的地名“泺”字,在10万甲骨中出现了唯一的一个“泺”字，“泺”字出现，标志着今济南地标的出现，距今3500年历史。三是大辛庄遗址甲骨的发现。大辛庄出现甲骨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商王朝在受到西方周朝势力的威胁下，向东扩展，从濮阳坐船顺济水直流而下，到达济南，在大辛庄经营建立城址。在进济南时，带着大量的

7、甲骨，所以今大辛庄被发掘出甲骨1000多片，还有一片有34个字的甲骨。综上，王育济的解说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济南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城居 距今4000年以上，他所用的有考古文献，有甲骨文，有诗经等历史文献，因此有历史文献是研究方志的必须。 2、济南故城为何西迁？什么时候西迁？济南故城在章丘的东平陵城，东平陵城不是谭国，他们相踞二公里，不是同一年代的两个古城池，对于东平陵城的早期历史，章丘县志没有说清。一是东平陵在西汉封吕台之前怎么样，说不清，伏琛的三齐记却说东平陵是殷帝乙之都城，于钦齐乘对此反驳说：“契至汤八迁，自汤至盘庚五迁，并无都齐者，况帝乙乃武乙之子纣之父也。武乙帝乙皆居于朝歌，逮纣而亡，

8、岂有此地。”于钦之说，对于正规之都来讲是成立的，但是有二种情况无法否定。第一种情况是殷商处在游牧时期，虽然盘庚以后农业得到了大的发展，但还不能说脱离了游牧习气，为了游猎的方便，在水草茂盛、麋鹿纵横的东平陵之地设一据点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这类似于后世的陪都，也是可能的。第二种情况是：周文王与帝乙是同时代人，文王是一代枭雄，已经从陕西开始了向东扩张，帝乙是个无所作为的君主，因惧怕周之威胁而东迁，另在东平陵建都，作退守之备，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因为东平陵始终没有作为商的正式都城，所以才不被西周重视，也就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这种没有破坏和没有重视的原因，正好给新王朝的利用带来了方便，所以西汉建国就用

9、起了东平陵城作为都邑。二是东平陵即济南故城，两汉时期是其繁荣期，史书（史记、两汉书）有记载。公元前186年，高后封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以济南郡为吕王奉邑，就以东平陵为治所。事过六年，于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陈平、周勃诛杀诸吕，吕台奉邑也被废。（章丘洛庄汉墓就基本断定是吕台的墓，所以，墓的规模似王冢，出土有车马和编钟）文帝即位以后，于前元十六年（前164年）封齐悼惠王之子刘辟光为济南国国王，首府设在东平陵，此即济南国的开始。济南中国名称的出现在前186年，是根据史记齐悼惠王世家的记载，文中说：“二年(前186年)，高后立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对于济南的毁城与西迁，

10、县志也没有讲清，事实上西汉时期的东平陵已经很繁华，史记中记载设有铁官，到了东汉，济南的地位逐步提高，成为重要皇子分封之地，皇帝也常常光顾于此。根据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十五年（公元29年）四月封其皇子刘康为济南公，建武十七年（41年）十月，刘康进爵为济南王，济南郡又恢复为济南国，首府仍为东平陵。济南国当时辖十个县。刘康甚受皇帝器重，所以到了建武三十年（54年），光武帝亲自来济南视察，看到济南经济繁荣，又把平原郡的祝阿、章丘等六县增封给济南国。元和二年（85年），汉章帝巡狩泰山时，又曾视察济南。汉顺帝永建元年（126年）六月，封刘显（前济南王刘错之子）为济南王。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五

11、月，济南王刘广薨，因无子嗣，国除。汉灵帝熹平三年（174年）封河间王刘利之子刘康为济南王，这个刘康与光武帝时的刘康重名，但不是一个人。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风卷齐鲁大地，曹操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而于光和末年（184年）任济南相国，曹操就以济南为重要据点，击败青州的黄巾军，他收编降卒三十万人，选拔精锐，号称“青州兵”，青州兵是曹操的起家部队。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东征乌桓，济南的农民起义军再度兴起。十月，“黄巾军”一度攻进济南，杀了济南王刘斌（上斌下贝）。而后济南国废，又改为济南郡，郡治仍在东平陵，属青州郡。三是没有讲清东平陵城的毁城和西迁原因。东汉灵帝封刘康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之

12、中，危机四伏，曾大修济南城墙。但坚固的城墙不但挡不住愤怒的义军，反而遭到了义军疯狂的洗劫。济南被屠城，可能很惨，佐证有二：一是当地人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一个风俗，说平陵城里面鬼狐成群，结婚的大姑娘如果走城里，就会遭到狐仙的暗算，所以，至今结婚的队伍即使走城里是近路，也都躲着城里走城外，这是杀人太多的歪曲反映。二是自这次屠城以后，平陵城一蹶不振。至晋永嘉年间，只在此设县，而把济南府治移到历城。城市的迁移一般是两种原因，一是人为的原因，在中国主要是屠城后，向临近地方迁移，这是济南从东平陵迁到历下的一个原因。二是地理环境的变化。东平陵城西原曾有河，随着济水的断流，大概城西的河也断流，水源的不足也给东平陵

13、内的人民带来了不便。济水的变化使历下的水位有所降低，原本沼泽的地区在减少，这给在历下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方便，这也是济南从东平陵迁到历下的原因之一。至今东平陵城地下水位很深，而四周有南洼、北洼、东洼几个村，洼就是水洼，说明在东平陵繁荣之时水位还是适宜的。县志上对于东平陵城的兴废没有专门的记载，在于过去没有用历史文献、地理资料和民俗文献进行认真的梳理，到现在经过研究基本梳理清楚了，县志就可以讲清了。我们讲了这些，无非要说明一点，地方志编写离不开历史文献，下面，我们重点讲述历史文献知识二、历史文献知识概述（一）历史文献定义1、文献 文是典籍，献是贤人，实指贤人的言论。这是自古以来的说法，文献一词最早

14、在论语八佾中出现。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这是说：夏朝的文化可以整理，但是杞国没有文化继承，其历史就难以考证了，殷商的利益可以整理出来，但宋国的历史就难以考证了。原因就是文化没有继承下来，文献不足的缘故。所以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认为“文，典籍也；献，贤也”。这里的“献”指的是古代先贤的见闻、言论以及他们所熟悉的各种礼仪和自己的经历。这也符合古代的习惯，古代的史官分为左右，分别负责记言和记事，于是这样形成了文献，就包括事与言两大类别。而文献就涵盖言与事两大类别。随着时间的推移，文与献的外延也在扩大，大致说来，文指知识记录的符号，包括文字、图

15、画、符号、音像等，献指知识记录依托的载体，包括图书、文物、胶片、胶卷、录音带、录象带、影片、磁带、电脑装置等。总之，文献就是：“一切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史实和经验，通过某种载体表现的文字资料、图物资料、音像资料等，均为文献。”在这个定义中，一切图书、期刊、报刊、图画、谱表、有历史价值的符号、文物以及各种视听资料，如胶片、胶卷、录音带、录象带、幻灯片、影片、磁带等，他们都是人类知识的记录，都是文献。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关于“文献”的定义是：“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在这一定义中，有两个关键词：“知识”是文献的核心内容，“载体”是知识赖以保存的物质外壳，即可供记录知识的

16、某些人工固态附着物。也就是说，除书籍、期刊等出版物外，凡载有文字的甲骨、金石、简帛、拓本、图谱乃至缩微胶片、视盘、声像资料等等，皆属文献的范畴。2、历史文献历史是一个时间概念，一切文献都是过去的知识的记录，从这个角度讲，过去的文献都是历史文献，因此文献都可看作是历史文献。历史文献主要包括文献载体、文献类别、原始资料文献、文献检索等内容，当然要掌握历史文献，并能灵活利用历史文献来为地方志编写服务，除了以上知识以外，还需要懂得文献整理、文献考证、文献注释、古籍整理、版本学、校勘学、辩伪学、辑佚学等知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介绍这些知识了。为了更好的运用文献知识，今天除了讲历史文献的基本内容外，再讲

17、一点目录学与文献检索的基本知识。（二）历史文献的载体以物质载体来分，分为八个门类，即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牍文献、缣(jian)帛文献（以丝织品为记录载体）、抄本文献、雕刻印刷文献、活字印刷与现代印刷文献、现代技术载体文献（音像、微缩、机读文献），其中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简牍文献、缣帛文献、抄本文献、是印刷术通行前的文献形式，然后就逐渐过渡到抄本文献、雕刻印刷文献、活字印刷与现代印刷文献、现代技术载体文献时期。但八个门类虽然后者淘汰前者，但直到现代，八个门类或八种形式的文献载体一直存在。1、甲骨文以甲骨为载体的文献称甲骨文献。甲，指龟甲，包括腹甲、背甲，以腹甲为主；腹甲是龟贴地面爬行的那一面，

18、因为平坦光滑，所以多在上刻文字。骨，指兽骨，包括牛骨、鹿骨、羊骨、猪骨、马骨等，而以牛骨为主，特别是水牛的肩胛骨。甲骨文献记事简略，所用文字不多，最少的只有一个字，一般是一二十字，五十字以上的即少见，百字以上目前只发现一条，虽然这样，甲骨文献的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的。甲骨文献被发现前，人们对商代历史的认识一直是模糊的。两干多年前的孔于对此就曾发过“文献不足”的感叹，甲骨文发现之前，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唯一的一篇关于商代历史的比较完整的记载，全文除记有商朝五百多年史实外，还包括成汤建国前的商族史，其略可知，而且，殷本纪所载是否可信还有待证实，只是在甲骨文献发现之后，商代的历史才有了可靠的物证。甲

19、骨文的发现使人们对殷商的历史认识比较清晰了。 甲骨文产生很早，但直到近代才为人所知。先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河南安阳小屯村农民在翻地时经常发现甲骨，误认为是龙骨(古代地质时期各种骨椎动物骨骼的化石)，便将其卖给药店以作药用，因为药店不买有字的。当地农民又将有字“龙骨”卖给古董商，受到一些古物收藏家的注意，特别是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喜好金石，于文字考订亦颇精，认定有字“龙骨”为有价值的古物，从1899年秋起，高价购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王氏为国殉难。王氏接触甲骨时间很短，不及深研，无任何成果传世，但他是甲骨价值的最早鉴定人。甲骨研究的创始者是刘鹗。刘在北京与王懿荣相识，在王死后的第二年

20、(1901年)即着意收集。1902年刘鹗将王懿荣家千余片甲骨大部收买，1903年得友人罗振玉之助，选所藏甲骨拓印1058片影印出版，题名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献的专书，对于甲骨文献的研究，具有开创之功，实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事。此后对甲骨的研究吸引了更多人的瞩目，成绩卓著者先是罗振玉、王国维，后有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先后印行了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等专著，成为研究甲骨文献的必读之书。王国维于1917年发表的殷先公先王考，以实物为依据科学地论证了史记殷本纪所载殷王世系为信史，是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论文，有了它，甲骨文献的史料价值得到学术界多数公认。郭沫若为了探求中国社会的起源

21、，利用甲骨文献，从研究古文字人手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董作宾对甲骨文献的断代研究，论证出每一辞每一片甲骨所属王朝的绝对年代，更提高了甲骨文献的史料价值。罗、王、郭、董之后，研究甲骨的人越来越多，而今中甲骨学成为国际注目的独立学科。从1899年至今，百年间先后出土甲骨十五万片以上，现我国大陆藏九万多，台湾、香港藏三万多，流散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西德、苏联、法国、瑞士、比利时、南朝鲜等二万多。1956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决定将国内现有的实物、著录、或拓片进行全面清理，出版甲骨文合集，1982年出齐。全书分装十三册，计5421页，收甲骨41956片，这是目前著录最多

22、、影印最好的大型专著，堪称甲骨文献全面整理的集大成之作。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小屯南地，编成小屯南地甲骨一书，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所收甲骨，除零星采集者外，都有明确完整的出土记录，科学价值甚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辑的甲骨文合集补编，收录甲骨文1.35万余片。至此，研究者手中有甲骨文合集及补编，加上小屯南地甲骨等三书，甲骨文的原始材料大体齐备，人们已可以基本了解到已知商代甲骨的全貌而无需他求。2、金石文献以金石为载体的文献称金石文献，也就是铸刻在金石上的铭文。金指青铜器，石指石料，包括石片、玉片、石鼓、石碑、摩崖等。金石的共同特点是坚固耐久，用作记事的物质材料

23、，能保持永远。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金文或钟鼎文，石料的铭文上又称石文，石文有毛笔写的，而更多的则是镌（juan）刻而成，因又统称石刻。 我国早在夏代，已开始使用青铜器。夏代的都没有铭文，有铭文的青铜器最早见于商代。商代是我国青铜器制造的重要发展时期，器种较多，但铭文字数不多，最少的仅两三字，现存商器中铭文最多的，亦不超过50字。西周是我国青铜器制造的繁荣时期，突出特点是铭文篇幅一般较长，内容也丰富，藏在台湾的“毛公鼎”，铭文497字，比尚书中144字的汤誓几乎多三倍。在宋以前，人们对它的研究知识和石刻羼（chan）杂在一起，统称金石学。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

24、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20册，该书收集国内外所藏青铜器该书是集殷周金文之大成的专著。 在学术论著中，往往金石并举，说明石刻记事，起源很早。二、三十年代殷虚发掘，与甲骨出土的同时，发现了刻有文字的小件玉器、石器，确证金石记事大体同步，至迟在商代已经有了。 唐初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峙原出土的十个石鼓，上刻文字，是现存实物中最早发现的石刻。1965年又在山西侯马发现五千余件玉片、石片，被称为“侯马盟书”，侯马盟书记载了三家分晋时的情况，是研究东周盟誓制度及阶级关系的重要资料。秦始皇统一全国，为炫耀功德，先后在各地刻石凡八次，汉代以后，刻石尤为盛行，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以碑碣墓志最具史料价值。到了汉

25、代，因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大学派争经学领导权，两大学派所持有的经书版本不一，内容不一，为了统一经典，结束这场争论，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蔡邕会同他人整理校订五经文字。完成之后，在太学之前立了一个碑林，共立石碑46块，刻着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论语等五部经书的全部文字，是蔡邕等人所校订的儒家经典的定本。文字全是隶书（俗称八分书），是蔡邕写的，写完再由石工镌刻而成，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石碑立起之后，到太学门前来观看和摹写的人络绎不绝。在最初的日子里，太学门前和附近的车子每天有一千多辆，太学附近的街道经常被车马和人流堵塞得水泄不通，堪称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这个碑林以后逐渐被毁坏，

26、完碑早已无存。宋代以后，常有残石出土，保留到现在的还有八千多字，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蔡邕的笔迹，这也是历代碑文的开始。目前搜罗宏富的专集有石刻史料丛书（严耕望编，1967年台北县文印书馆影印本）、石刻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辑影印）、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3、简牍文献以竹木简牍为载体的文献称简牍文献。简，指竹简；牍，指木牍。统言之，指成为简。以时代分，有秦简、汉简等等。以出土地方言，有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等。简牍文献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多数人认为起源于商代，与甲骨、金石文献同时。简牍在历史古籍中有记载，但记载的这些简牍至今没有发现，但在

27、近现代的考古中却发现了一些没有记载的简牍。自十九世纪末年以来，七八十年间，在我国西北和中原广大地区先后发现简牍三十七起，分属战国、秦、汉，以至于晋。比较有历史资料价值的有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1155枚，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等。4、缣帛文献以丝织品为载体的文献称缣帛文献，简称帛书、缯(zeng)书、缣书，在古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又叫缯。以丝织品作为文献载体的帛书，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通过史书考证，可以确定的是，至迟在春秋时期，缣帛已经用于书写。现存帛书，最早为战国时期遗物。有1942年在长沙一楚墓出土的一件帛书，及1949、1973年在长沙楚墓发现的两幅帛画。汉代缣帛文献主

28、要有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得到的两件帛书和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26件帛书。帛书内容涉及汉初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学术价值很高。 5、抄本文献抄本文献按字面理解是指抄写的文献，简称抄本，又称写本，习惯上唐以前称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古籍记载西汉已将纸用于书写，但至今所得实物最早是东汉时期的，唐以前古抄本，自本世纪以来，陆续有所发现，多为公文、私人信件、账簿等原始材料，典籍少见，较为重要的有：1942年在新疆鄯善出土的晋写本三国志吴志残卷、六十年代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晋写本三国志残卷，以及隋薛道衡典言、唐卜天寿抄论语郑注。现存唐以前抄本文献的大宗是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雕

29、版通行以后，抄本文献仍大量存在，主要原因有二：雕版是手工操作，制版不易，没有相当的人力物力，难于成事，不是大量需要的典籍，一般不会轻易制版；我国学者向来有抄书的习惯，把抄书作为重要的学习方法之一。抄书还被认为是研究的基础，梁启超说：“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126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宋、元抄本现存实物极少。宋人抄本有大云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集三卷，藏故宫博物院；近人傅增湘藏有仙源类谱。元代抄本故宫博物院藏有赵盂颊妻管夫人手抄书心经，北京图书馆藏有宋陈与义撰简斋诗外集一卷；宋刘勋撰水云村泥稿十卷。明、清藏书家不少，抄书极多，

30、难以备记，明永乐大典(已残)、清四库全书为现存规模最大的抄本；又1962年在福建发现的弹词长篇小说榴花梦，计360卷，为道光年间福建女作家李桂玉用毕生精力撰成，是现知我国篇幅最长的一部古典小说，极其珍贵。 6、雕版印刷文献 雕版印刷文献，以纸为载体，运用雕版技术印刷而成的书。雕版起源于石刻捶拓与图章捺印。我国雕版印刷术起于何时，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最早的说法谓起于汉代，晚者认为起于五代。从现存文献可以考知，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初，至五代冯瀛王（即冯道）始印五经，到了宋代得以广泛传播。总之，从现存文献可以考知，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初，成熟于五代，繁荣于宋，极于明至清中叶，迄清末而衰，历时一千余年。 两

31、宋是我国古代图书史上的辉煌时期，雕版印刷在两宋出现了黄金时代。两宋尽管是我国雕版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流传至今的宋版书并不多，所以传世宋本，皆被视为稀世之宝。明代遗留下来的雕版文献，多用竹纸、绵纸（一种用树木的韧皮纤维制成的纸。色白柔韧，纤维细长如绵，故称）印刻。明官刻本流传最多的是内府司礼监所设经厂印刻的书，称经厂本。其特点是版框宽大，行格疏朗，字大如钱，看起来悦目醒神，纸、墨工料都选上等。其缺点是校勘不精，脱漏讹误甚多。清代的官府刻本，有武英殿本和扬州诗局本，二者所刻之书，无不尽善尽美，为清代刻书树立了楷模。从宋带开始，雕版本就有官、私两种版本，清代私家课本，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著名文人所刻写

32、自己的著作和前贤诗文，这类书是刻本中的精品，世称“精刻本”。另一类则是考据、辑佚、校勘学兴起之后，藏书家和校勘学家辑刻的丛书、逸书和影摹付印的旧版书。清代善本较多，若加分类，可分为禁毁善本、殿版善本、校勘善本、丛书善本、地方志善本、清代文集的稀见本、家刻善本、翻宋元旧本等八类。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近年来把善本分成了九类：一是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散叶二是明代刻、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散叶 但版印模糊，流传较多者不收。三是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四是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五是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六是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七是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