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科的历史成因包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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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科的历史成因包政
管理学科的历史成因-包政
“一切荣耀归于希腊”，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
古希腊文明，直线影响着当今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社会。
希腊的自然哲学观和学说思想，经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以及新教伦理的传播，推动着西方社会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结束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禁锢，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观及其学说思想，也自然成为西方科学革命的基础。
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包括牛顿革命和达尔文革命，震撼了整个西方社会。
伴随着自由贸易和殖民地扩张，以及后来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成就，西方社会最终从宗教神学、进而哲学中挣脱出来，确立了“科学理性”和“科学信仰”。
牛顿学说中的方法论和达尔文学说中的世界观，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形成。
因此，用合乎逻辑的方式去解读这一段历史，有助于我们学习或研究管理理论，至少可以满足我们的知性要求。
一、自然哲学的影响
1.哲学探索的动因
有史以来人类一直在自由地思考着“物质世界”和“心灵世界”，逐渐形成了“寻求上帝”和“了解自然”两个基本主题。
一方面，人类受自然知性的驱使，凡事希望找到确切的答案，尤其希望弄明白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如何建立稳定的社会生活秩序；希望确立近乎真理的“世界观和生活观”。
人类的天性，就是打破沙锅问到底，就是要弄清楚事物的本来面目或真相，相信任何事物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着某种内在的秩序或有章可循的。
当人们不能解读客观事物的意义和秩序的时候，会感到不安、困惑和焦虑，甚至郁闷。
这也许就是古希腊哲学的起源。
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仅仅200年的时间，希腊人在探索“人与自然”的过程中，发挥出极大的文化创造才能和力量，在文学、艺术、建筑、数学、教育、政治、哲学和科学领域，建立了自己的成就和荣耀，并直接影响后来的西方文明。
尤其在哲学领域，古希腊哲学家对于世界本质的思考，进而对于世界统一性及其规律的探索，直接影响着西方世界的思维，以及现代科学的诞生。
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生活，让人们一次又一次体验到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体验到无奈、困惑和痛苦。
恍惚中意识到一种超越个人自由意志的力量存在；这种外在的力量，很容易被简单理解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导致人们愿意接受先知们权威的启示，愿意接受上帝的旨义，追求和谐的社会和善良的人际关系。
由此产生了宗教及其伦理观念，并支配或影响着古代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种支配力和影响力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和基本社会信仰保留下来了，一直延续到今天。
可以称之为“宗教理性”或“道德理性”，由一系列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构成。
宗教神学是人们意识的产物，是慰藉人类心灵的手段，而不是解决“理想和现实”冲突的手段。
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紧张感，只能缓解、无法消除。
人类最终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困惑。
借用《圣经》的教义，“上帝只救那些能够自救的人们”。
古希腊人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确立了基本哲学判定，包括世界观和生活信仰。
确信“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鱼、鸟和植物，都以某种方式形成秩序，但却不是相同的方式。
对于整个系统而言，情形却并非如此，事物与事物之间并不是没有什么关联，而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明确的关联。
所有事物都是为着一个目的而形成秩序的。
”
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直线影响”了现代西方文明以及科学研究的思维。
可以说，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和现代自然科学，两者一脉相承；现代科学研究的基因存在于古希腊的哲学之中，存在于人类的知性之中。
人类的知识理性或科学精神，归根结底在于探索事物的真相和成因，跨越不确定性的障碍，赢得人生的自由和从容。
2.宗教神学的束缚
希腊文明及其科研思维的影响，一直延伸到马其顿统治时期。
马其顿的统治者亚力山大大帝，师从亚里斯多德，继承和推崇希腊文化；在“希腊化”的城邦中积极推动各类理论学科的发展，包括哲学、数学、医学、植物学、动物学、天文学、语言文学、地理学和艺术学。
当时，在埃及建有最早的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即“亚力山大图书博物馆”。
该研究机构设有天文台、动物园、植物园、解剖室、实验室和50－70万册藏书。
亚力山大之后，希腊化的过程并没有中止，一直持续到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地区、希腊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为止，时值公元前2世纪。
尽管罗马帝国自称是希腊传人，但在理论研究和哲学探索领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即使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也是这样。
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
西罗马于公元5世纪灭亡；东罗马又称拜占庭帝国，从君士坦丁大帝算起维持了一千年时间，于公元1453年灭亡。
这个时期，宗教神学取得了统治地位，哲学依附于宗教神学。
加上贫困与动荡，西方的各个学科研究处在停止状态，史学家称“中世纪的黑暗”。
中世纪的西方社会，只有神学家或经院哲学家，他们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苦思冥想的思辨家，或远离世俗而靠近神权的思想家。
大约从11世纪起，西方人解除了外来的侵略，生活状况逐渐好转。
罗马教皇为了强化对世俗的影响，在教会学校的基础上开始创办大学，主要目的是培养传教士。
当时的传教士几乎垄断了行政职业和文化职业。
到了12世纪，首批大学在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建成；接着是13世纪，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萨拉曼卡建立大学；14世纪，在中欧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维也纳，也陆续形成类似的大学。
这些大学都具有合法的身份，属于自治团体。
主要课程除了继承教会学校的传统的文科外，还另加教会法规、民事法律、医学和神学等学科。
教会学校的文科，包括三个基础课程，即拉丁文法、逻辑和修辞，四个高级课程，即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
当时的大学课程体系还是比较简单的，客观上需要更多的理论知识充实其间。
随着大学的建立，教会开始系统翻译古希腊的哲学著作，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在大学中传播古希腊的学术思想。
从那个时期起，真正开始了西方社会现代理论研究的历程。
也就是说，西方的发迹是从创办大学，传播古希腊理论学说思想开始的。
应该指出，在教会主导的大学教育和研究，开始只对哲学的进步有意义，还不可能引起科学研究的社会冲动和社会风气；哲学进而科学并没有从神学中游离出来，获得独立的性格。
3.学术思想的解放
重提古希腊学术思想，令西方人感到震惊。
那些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先哲们的理论体系和思想见解，以及探索知识的学术研究精神，对于西方学术研究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说亚里士多德在4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170本著作，每年4本著作，可谓博大精深。
但是，翻译古希腊圣哲的思想，加强理论教育，并没有直接威胁到神学，没有构成对宗教教义的挑战。
相反，神学主导下的教学与研究，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继续服务于基督教世界秩序的维护。
古希腊学术著作和哲学思想，从传播到引起社会兴趣，进而转变为对宗教权威的否定，转变为对新知识的热情，以及对科学研究的热情，是需要人文动机和历史动因的。
探索“自然法则和人生哲学”，原本并不需要从艺术领域入手，不需要从建筑、雕塑、绘画和诗歌入手。
然而，历史的演变路径总是这样，弯弯曲曲；在这弯弯曲曲的表象事件背后，隐含着内在的动因。
14世纪开始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发端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只是一件历史的表象事件。
显现出来的是意大利商人，以及达官贵人对文化艺术的喜好，以及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乐意资助和支持艺术家，包括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创作。
事件背后的历史动因，是中世纪的宗教统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生活信念和生活方式，令人失望。
导致社会知识精英及艺术家怀疑神学的真伪，以及对宗教神职人员的不良行为产生不满。
他们开始关注于改变现实生活状况，而不是寄希望于来世。
凭借着各自的艺术天赋和知识才能，在宗教以外的领域，探索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倡导快乐而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现世主义的人生哲学。
同时，怀疑世间的一切是否由上帝安排的？
上帝是否管人事？
我们信奉上帝的意义何在？
这种疑虑必然导致“天人分离”的结果，为哲学探索，以及其它学术研究，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独立出来提供了机会。
这也许就是西方社会在经历中世纪之后，转向古希腊哲学，及其科学研究的历史成因。
“文艺复兴”这个词是15世纪的知识分子创造的；他们原本希望“再生古典文化”，由此来改变中世纪的生活方式。
然而，当西方少数知识分子找到新知识的来源时，实际上是对宗教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对“知识来源唯一性”的一种挑战。
即通过别的方式和方法也可以获取新的知识，宗教教义和神学观念并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
而且，这种认识进一步意味着，改变现实生活方式需要新知识，传统观念和权威教条只能维护而不能改变现状。
这就使文艺复兴注定要成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以打破神学思想体系的禁锢。
后来的事实表明，文艺复兴实际上成为一场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运动。
其人文主义成就，使很多人成了学者，成了知识工作者。
他们体验到了知识的价值，以及知识的源泉；并懂得如何应用方法获取新的知识。
这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本质。
他们以发展新知识为己任，从事学术研究。
不再从宗教教义或神学定论出发，而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学术成就出发，寻求新知识，所谓“言必希腊”。
从而，促进了物理学、数学、博物学、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形成了最初具有科学研究性质的学术小圈子，形成了独立研究的科学家，或者说注重实验和检验的学者群体，以及学术研究风气。
正是由于文艺复兴引发的“社会化理性意识”，导致后来的宗教改革，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秩序和教会文化的基础，动摇了经院哲学家在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中的垄断地位，解除了宗教神学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禁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信念和生活方式。
最终使哲学以及学术研究，从神学中独立出来。
同时，也使学术研究有了明确的功利动机，即为人的需求服务；强化了人的自我意识以及发挥潜能的欲望。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文艺复兴的重要性在于，“对于人本身和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的重视比中世纪的世界观更能推动海外扩张”。
二、自然科学的荣耀
1．自然科学的发端
随着君士坦丁堡的沦陷，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整个欧洲处在政治上分崩离析的状态。
奥斯曼帝国控制着地中海和中亚地区，关闭了黑海的通路，把空荡荡的海洋留给了欧洲人，留给了基督教徒。
这对西方世界、尤其是西北欧商人来说，非常不利；决意积聚力量，开拓海上通路，与东方世界建立联系。
当时的基本想法是，继续维持香料、还有丝绸和瓷器的贸易；并寻机找到东方的基督徒约翰，对中亚地区，以及穆斯林异教徒形成东西方夹击的态势。
从此，西方世界翻开了“坚船利炮”的历史，走上海外自由贸易和殖民地扩张的道路。
1498年，当达•伽马驾船到达印度加尔各答港的时候，意味着海上冒险事业的利好前景；意味着新的动物、植物和人类社会被发现，以及传统的观念和假设被打破；意味着人们需要更为精准的地理学和航海术等等，从而刺激了天文学的发展。
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从天文学起步，从社会实践上说绝非偶然，从理论探索上说也绝非偶然。
早在古希腊时期，有关天体运动的命题已经存在，并形成了相应的研究领域和学说体系。
文艺复兴时期的尼古拉•哥白尼的努力，在于用数学形式表达了太阳系各行星运行的相互关系。
哥白尼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成功地在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建立联系；或者说，第一次开辟了从哲学到科学的通路，史称“哥白尼革命”。
他的著作《天体运行论》，发表于他逝世的那一年，即1543年。
哥白尼是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忠实信徒，信奉用数学来表达理论的完美。
导师诺瓦拉是意大利波伦亚大学的数学和天文学教授，极力主张复兴毕达哥拉斯主义。
哥白尼遵循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思想，认为圆球体是几何学上最完美的形式，一切物体无不追求这种完美的形式。
而圆球体自然会运动，圆球体的运动自然也会按完美的形式作圆周运动。
哥白尼依据这一哲学思考或假设，对各天体运行轨迹和周期进行反复推敲、观察和计算。
最终刻画出一幅完美的“天体运行图”；并对古希腊哲学家托勒密的理论做出革命性的修正，把太阳置于天体运行的中心，各行星和地球围绕着太阳作匀速圆周运动。
这就是著名的哥白尼“日心学说”，并因此冒犯了罗马教廷，于1616年被禁止。
哥白尼的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地心学说”以及经院哲学的基础，开启了现代科学研究的大门，使科学最终得以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形成西方至今依然领先的自然科学领域。
从19世纪末开始，科学通过经济领域的革命，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使西方社会加快了物质文明的进程，一举获取世界霸权地位。
伯特兰德•罗素认为，世界上的三大哲学文明，欧洲、中国与印度都各有特色。
欧洲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见长，发展了惊人的物理世界的科学。
中国擅长探讨人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发展了和平的历史与优雅的文化，目前却遭逢现代化的困境。
印度长于人类内心世界的探索，在自我深层意识的理解与表达方面，发展了无与伦比知识，但同样面临现代科技进步的挑战。
在罗素那里，哲学是理解一个社会文明的钥匙，而不是科学和神学。
科学和神学不同于哲学，各有自己的范畴和机能。
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的范畴，一切超乎确切知识的教条都属于神学的范畴。
科学的目的是要探索一切未知的新知识，然而在人类心灵深处感到困惑的问题，几乎科学都回答不了。
神学的目的是要建立基于传统和启示的社会信仰，然而，所有神学认定的确切答案和权威信条，都将受到科学的重新审视或检验，并一再受到科学及其科学知识的挑战。
在神学和科学之间不确定的知识领域，需要哲学的思考。
是哲学上的系统思考，满足了人们对不确定性未来做出合理解释的心理需要，引导人类展开社会实践，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
2．自然科学的革命
哥白尼只是一个沉湎于抽象思辨的数学家，他的学说并不合乎天体运行的实际状态，本质上属于哲学思辨以及由此带来的知性，包括分析、推理和体系化。
作为一种科学，需要系统的观察和分析，透过客观事实把握内在规律或事实真相，并可以进行验证或预测。
在哥白尼之后不久，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埃完成了科研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收集数据或事实。
据此，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科学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或手段，独立于哲学之外而自成一体。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利略发现望远镜，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历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科学这种依靠“理性方法”而不是“个性权威”获取知识的特性，导致后人把“科学”定义为一种方法，一种理解客观事物真相和成因的“方法”。
艾尔•巴比就是这样说的，“本书还是要给科学下一个定义：
我们把科学视为一种研究方法，或者说，理解和学习我们周围事物的方法”。
这是片面的，尽管真理或正确的知识，源于方法的科学性或严谨性，源于理性的方法。
但是，我们不能把“方法”理解为科学的全部；科学的存在价值是“内容”，是“系统的知识”；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获取“确切的知识”或“经过检验的知识”。
这种片面性导致后来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偏差，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又称“庸俗经济学”，偏向于数理逻辑，偏向于数学化、工具化和技术化。
失去了理论科学本身应有的思想、见解和智慧。
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思辨以及对整体统一性的理解，在科学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
哲学和科学一脉相承，科学离开哲学思考，将失去思想源泉；反过来说，哲学离开科学的实证性研究，永远只能是一种假说，充其量只能启迪人们的思维；弄不好是一种荒谬的猜测，误导他人。
哥白尼并没有完成天文科学的革命，确立现代天文科学。
这项事业后来经布拉埃、开普勒、加利略和牛顿最终得以完成。
从而，确立了自然科学的历史地位，改变了西方社会的基本信仰和文明进程。
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西方社会随着科学的进步，最终解除了宗教的魔咒，使整个社会生活建立在科学信仰的基础之上，包括连哲学也转向了以科学信仰为基础。
布拉埃是一位天文工作者，先后服务于丹麦皇家天文和布拉格帝国天文台。
对行星运行进行长期的观察和记录，获得大量的一手数据，临终托付给了自己的助手约翰内斯•开普勒。
开普勒在客观数据的基础上，经过数学运算获得天体运行的三大定律。
开普勒为了表达对哥白尼的尊敬，以及承认他的贡献，给自己的科学巨著取名为《哥白尼天文学简论》。
开普勒学说的最大问题，在于对“力”的空间传递，只做了数学演绎，而没有给予经验事实上的证明。
他的学说也没有在天文学界产生显著的影响，人们无法接受“运动”和“力”可以不通过接触进行传递。
之后，意大利人伽利略•伽利莱在“数学的动力学”方面迈出了最初的、也是最难的一步。
于1632年发表了他划时代的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伽利略的成功在于懂得如何通过实验积累“事实层面上”的数据，然后加以数学推演；换言之，把实验归纳和数学演绎，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建立了动力学，即运动物体的科学，打通了从哥白尼、开普勒到“牛顿革命”的通路。
同时，创立了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方法。
伊萨克•牛顿最终完成了天文学以及物理学的革命，于1687年首次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是科学史上公认的最伟大的著作。
牛顿用数学方法证明了宇宙中最基本的法则，即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
这四大定律构成了统一的体系，可以对物理世界的一切变化做出解释和预测。
大到天体运行，小到钟摆运动。
在西方人眼里，牛顿的出现，混沌的世界开始变得有序，神秘的自然不再令人感到恐惧。
有人惊呼，上帝创造了世界，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
有人戏言，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一定是个“数学家”。
这段天文学进而物理学的革命历程，以及从博物学家约翰•雷《从创世的工作中看上帝的智慧》，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即生物学的革命历程，表明科学探索是一个前赴后继的过程，需要几代独立科研工作者群体在公允的命题上的持续努力；进而，需要打破宗教神权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束缚，包括对科研工作者的约束。
这恰恰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最重要的成就，即思想和个性的解放；后来的新教主义又为科学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
自由和独立，对科学研究工作及其创造力的发挥是十分重要的。
按照管理学家德鲁克观点，知识分子本质上是自我引导的。
巴纳德把写作当作业余爱好，却写出管理学的传世之作《经理人员的职能》；亚当•斯密为了消遣，打发时间，写成《国富论》，成为经济学之父。
3．科学理论的力量
科研主要是指理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能改变世界，理论科学的任务是探索新知识。
科学必须与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的种种因素结合，才能形成决定性的力量。
科学及其科学研究的发生，还必须要有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尤其是经济领域中的实际需求。
就像足球明星一样，要是没有球迷，世上没有人会花一辈子的时间跟一只球过不去。
借用伯尼埃观点，穆斯林世界缺乏科学的原因是，缺乏试验性的、可检验的科研观念和愿望。
这表明理论科学研究服务于教育和社会实践，尤其是经济领域实践的重要性。
西方世界在走向海洋的过程中，并没有找到东方的基督。
更多地看到的是那些冒险家，肩负着君王的使命而去，腰缠着真金白银而归。
这对西方人是一种莫大的刺激，使之意识到以往日复一日的平凡日子已经改变；“昨天”不同于“今天”。
昨天穷困潦倒的冒险家，今天成了女王陛下的座上客。
可谓一夜暴富、名利双收。
人们自然想到的是，“明天”也将不同于“今天”；加上新教伦理的洗礼，即相信依靠现实的成就，能够获得救赎，成为上帝的选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弄钱是人生的主要之事”。
这一切，激励着西方人抛弃过去安贫乐道的生活，狂热地投身于发财致富的事业。
这也许就是现代文明的本质特征，每一个人都闪烁着“金灿灿”的眼光。
整个西方社会转向海洋的历史并不光彩，包括以非经济的强制手段，殖民地扩张政策和坚船利炮，迫使其他国家打开国门和市场。
与此同时，随着海外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先是英国，后来是整个欧洲被动员起来了，从家庭手工业，到大规模的工厂，开始了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史家称“工业革命”。
西方各国从海外获取廉价原材料，加工成工业化的产品再卖到海外，包括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确立了基于自由贸易的“盈利模式”。
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是“技术革命”，从而使科学有了用武之地，显现出理论科学的内在的威力。
首先是在英国的纺织业，为了适应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迫切需要依靠机器来代替人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确保纺织业的相对竞争优势，尤其相对于印度和中国的竞争优势，从而尽可能多地获取超额利润。
1773年，织布工人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飞梭可以使一个工人独自完成织布工作，而不需要帮手。
1765年，木匠哈格里夫斯发明了多轴纺纱机，并以女儿珍妮的名字命名，又称珍妮纺纱机。
随着机器代替人力，为动力的导入，进一步提高机器运行的效率，以及规模化生产制造，奠定了基础。
1771年，阿克赖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使自己的工厂效能和规模得以迅速扩大；1779年，纱锭数扩增到几千个，工人数增长到300名，实现了家庭手工业向规模化工厂的转变。
同年，1779年，纺纱工人萨缪尔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又称“骡机”，为大规模工厂实现机械化奠定了基础。
至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782年，詹姆斯•瓦特发明了第一台蒸汽发动机，真正实现了“以机器代替人力”，瓦特本人也被誉为“工业革命之父”。
1785年，英国出现了第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工厂，随后在矿产业、冶金业和机械制造业，也引入了蒸汽动力，实现了机械化和现代工厂制。
英国也就成了世界的工厂或工业基地。
之前，博尔顿就意识到这一点，鼎立支持瓦特的研发工作，表现出一个企业家的远见卓识和创新精神。
当英国国王问起博尔顿在忙什么时，回答说“陛下，我正在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
国王大惑不解，博尔顿解释说“是力量，陛下。
”
瓦特的真正成就在于，自觉应用自然科学理论于技术研究和开发领域，使科学和技术历史地结合起来了，这是西方工业文明优势保持至今的内在原因，也是瓦特本人能够超越同时代人的根本原因。
瓦特钻研过力学、数学和化学，并做过系统的实验，仔细计算过汽缸的热效能。
他懂得依靠理论，弄清事物的原理，指导实践或研发。
他不同于传统的工匠，即依靠反复试错，摸索经验，提炼技术；使技术始终停留在“经验性成规”的层面，上升不到理论，所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借助于现代科学理论，展开大规模实践，包括技术开发，成为当今世界普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这一切始于瓦特，始于牛顿革命。
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对此的解释是，人们受牛顿学说的启发，意识到“人类的各门知识都可以分解为少数简单而统一的、有理性的人能够发现的定律。
随后人们就开始把牛顿的物理学分析方法，应用于包括思想和知识在内的所有领域，而不仅仅是物理领域”。
在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支配下，乃至古希腊自然哲学观的影响，人们努力寻找人类社会的内在秩序和法则，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领域发展，形成了“经世济民”的宏大理论，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效地指导着社会的实践。
当然，也有一些人文方面的理论学说，貌似科学，甚或披上了自然科学的数学外衣，显得严谨、规范而不容置疑；实际上毫无指导社会实践或启迪人们智慧的价值。
社会领域毕竟不同于物理世界，人们在探索社会领域的内在规律或法则、原则等等的时候，深深感知到“追求真理”和“创造幸福”之间的冲突。
如果社会存在着客观真理，那么生活期间的人们会感到幸福；反之，人们感知到的幸福，应该合乎社会运行的内在法则。
遗憾的是，伟大的凯恩斯说，天堂是美好的，走向天堂的路是由“恶”铺垫的。
据此论点，可以推断，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尤其是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观念，实际上已经影响并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预期和选择，从而影响着社会运行及其公认的游戏规则。
由此而论，社会领域的法则，存在于人们的共同预期之中，存在于人们的共同价值立场以及思维方式之中。
按照中国人的老话，人心的向背，决定着成败。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门社会学科或学说，无论多么合乎逻辑、多么合乎自然之必然、多么合乎客观理性，等等，最终都是可以还原的，还原到作者或学者最初认定的价值立场或价值前提，还原到最初的社会需求或个人动机，还原到自然哲学观和自然科学观，亚当•斯密也不例外。
这一点，是我们理解或解读现代社会领域各个学科和学说思想的关键，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
三、经济学科的成就
1．人类社会的财智
在人们的观念中，“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科，应该由经济学来承担“指导社会实践”的使命和任务。
在亚当•斯密之前，西方世界一直崇尚“重商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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