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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产证券化为突破口盘活存量资产
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处于明显的下滑态势，经济增长速度由过去的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而整个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因而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成为新一届政府经济工作的基调和方针。
然而，目前资本市场与经济走势出现明显的背离，现有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无论是金融工具还是配置资源的效率都不能满足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要求，存在着明显的金融资源错配和低效的状况。
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宏观经济政策，要注重微调和定向调控，用好增量，盘活存量。
同时要加快资金周转，优化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让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
这突出表明了存量资产调整对解决目前我国社会资金配置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融资结构调整的紧迫性。
本文拟从盘活存量资产的政策含义入手，分析盘活资产存量的背景及重要意义，然后提出盘活存量资产的主要路径如提高直接融资规模，扩大债券、优先股、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的发行;清理重组存量债务、开放民间金融等，重点分析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潜力。
最后，提出以资产证券化为突破口促进存量调整的建议。
一、盘活存量资产的政策含义
总理李克强在有关会议上多次提出，要落实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决策的具体措施，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如何盘活存量资金、用好增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已然成为未来货币金融政策改革的重点。
盘活存量资金主要是指要激活社会各经济主体沉淀的闲置资金，提高资金的流动性，从而在流动和交易中发挥资金的优化配置功能，以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紧张的问题。
广义的存量资金主要包括：
中央银行的货币存量、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资产、地方政府的财政及融资平台资产、各类社会机构及民间资本。
1.中央银行的资产及货币存量。
从中央银行的资产结构看，2014年末，外汇资产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占总资产的比重为87.4%，其中外汇储备为3.84万亿美元，约占总资产的80%。
从央行的负债结构看，存款性公司存款和政府存款合计约占总负债的76.3%，其中存款性公司存款占比为67%，政府存款总额为3.13万亿元[1]。
从货币存量来看，2015年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25.74万亿元[2]，我国已成为货币存量最大的国家。
近年来我国货币发行增速较快，以罗纳德?
麦金农教授提出的M2/GDP作为衡量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指标，可以看到中国货币化水平指标持续十几年上升，从2000年的1.36到2013年底1.95的高位（见图1）。
我国已积累了巨额货币存量，而新增货币对经济增长的“边际驱动力”却正在减弱，如图1所示，我国货币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GDP的增长率近年来却越来越低。
2012年GDP增速首次低于8%的水平[3]，据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GDP增速为7%左右。
显然继续沿袭传统的发行货币刺激经济的思路，已不可持续。
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外汇储备和金融性公司存款占比较大，未来存在较大的存量调整的潜力。
2.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资产。
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已到155.12%[4]，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高值。
2014年末我国存款性公司提供的国内信贷为107.7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更是高达169.21%。
从信贷总量来看，2015年3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27.52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人民币贷款余额85.09万亿元，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社会融资存量的66.7%[5]。
这说明银行信贷仍然是我国各类经济主体融资的主要渠道。
从贷款的投向结构看，2015年3月末，中长期贷款余额33.58万亿元，占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总额的51.6%;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7.3万亿元，其中重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46万亿元，重工业中长期贷款占工业中长期贷款比重为88.5%;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15.89万亿元，占企业贷款余额的30.2%;农村贷款余额20.3万亿元，房地产贷款余额18.41万亿元，其中个人购房贷款余额12.1万亿元，住户消费性贷款余额16.07万亿元。
然而，在如此庞大的社会融资投放之下，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却普遍感到资金紧缺，依然存在融资难和融资贵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银行信贷资金的期限结构和投放的行业结构不合理。
一方面，重工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及其相关产业，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获得了大量信贷资金，而这些产业往往是“两高一剩”的行业;另一方面，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农企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却因缺乏信贷支持，发展乏力。
因此，必须调整银行的信贷结构，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3.政府财政存量资金。
财政存量资金，是指闲置在政府账面上未使用的财政资金。
据中央银行2014年资产负债表显示，政府在中央银行的存款3.13万亿元[1]，而我国2014年的累计财政收入为14万亿元[7]，约22%的财政资金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账户内。
从数量上可以看出，当前我国财政存量资金规模不小，出现了大量闲置的财政资金。
另一方面地方财政普遍面临偿债的压力，大量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面临集中偿还债务的高峰期。
据2013年10月国家审计署统计，全国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警戒线）100%，分别占两级政府总数的19.9%和3.56%，而2015年是地方政府性债务还款的高峰年。
因此在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的情况下，盘活财政沉淀的存量资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才能发挥财政稳增长、调结构的效用。
4.民间和社会机构资本。
首先，从商业保险资金看，保监会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保费收入突破2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突破10万亿元，其中资金运用余额9.3万亿元[8]。
其次，从社会保障基金来看，截至2014年底，社保基金会管理的资产规模已达1.53万亿元。
随着社保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保值增值压力日渐凸显。
再次，从住房公积金来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8月末，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7.03万亿元，职工提取总额3.49万亿元，有约3万亿元资金沉睡。
最后，从大量的民间资本来看。
据国际金融协会（IIF）预计目前我国民间资本存量估计达30万亿元人民币。
民间和社会机构资本是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扩大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重要力量。
要激活闲置的民间和机构资本、提高民间资本利用率，必须打破现有金融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铁路、电信、医疗等领域，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公平环境。
因此，打破行业垄断、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和推进企业的并购和重组，盘活民间和机构闲置资金是存量调整的重要发展方向。
二、盘活存量资产的背景及重要意义
（一）盘活存量资产是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提和基础
当前我国经济已步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驱动力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企业杠杆率过高，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地方债务规模庞大，陆续到期偿还压力大增。
而且，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新兴行业、“三农”、小微企业多年的融资难问题已成痼疾。
经济建设中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生产能力过剩等比比皆是。
这些都表明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滞后、产业结构和融资机构的深层次矛盾。
在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投放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只有通过盘活银行体系、融资平台的沉淀资金和社会闲置资金，才能改变目前信贷资金过度集中于房地产行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垄断行业及产能过剩部门的不合理状况。
利用盘活的信贷资金调整资金投向结构，重点扶持第三产业中的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以及“三农”、安居工程等项目，为经济及产业结构的转移升级提供坚实的资金基础。
（二）激活存量资产以解决流动性不足及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
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早已过百万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也已超过80万亿元，如此庞大的资金投放的情况下，实际利率和汇率却高企不下，这反映了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存在货币空转现象。
而且我国货币的数量与货币价格指标之间存在严重脱节。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数据显示，我国的贷款利率（6%）比最接近的美国的利率水平还高2.75个百分点（见图2）。
近年来，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来看2012年2月以来已连续36个月同比下跌，处于低位运行，进一步推高实体企业实际贷款利率。
从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看，以2010年为基期我国的实际有效汇率2013年底为115.29，已升值了约15.3%，相对美国、日本、欧元区国家也严重偏高（见图3），这严重削弱了我国出口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导致其利润空间下降、加大了国内企业的融资压力。
通过盘活货币存量、调整银行信贷结构，可以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金融资产，实现金融资产持有者和风险的优化配置，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也有助于银行从原来一些资产周转速度比较慢的资产中解脱出来，提高信贷资产的流动性，重新配置其资金，实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
（三）盘活信贷资产，缓解影子银行风险
近年来我国的商业银行由于资本充足率、存贷比、信贷额度的限制，特别是在实施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互联网金融和利率市场化的冲击下，商业银行趋向于资产表外化，以减缓流动性压力。
商业银行于是纷纷通过理财产品、银信合作、银证合作、委托贷款等影子银行进行监管套利。
开展融资活动的非金融机构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融资性担保公司、私募股权基金和各种民间借贷组织等机构，也具有影子银行的特征。
2015年2月，据全球管理咨询公司奥维咨询发布报告称，据估算2013年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大约在31.2万亿元人民币。
因此影子银行的风险已不容忽视，需要加强监管并防范其风险积聚。
影子银行业务借款主要流向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因为影子银行看中了地方融资平台有土地抵押，还有财政承诺、人大的决议作为隐性担保，所以并不担心地方融资平台违约。
由于“影子银行”信息不透明且资金成本相对较高，加上其背后隐含地方政府担保，极易造成财政与金融风险的累积。
盘活银行存量资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资产，可以缓解银行流动性压力、规范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避免影子银行风险的累积。
利用市场化融资方式，在资本市场进行交易和转让，可以分散风险、按市场供求定价，提高存量资产流动性的同时，达到资金的优化配置效果。
三、存量资产调整的主要途径
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总体思路，即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定向微调和精准发力，摒弃依靠大规模货币信贷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
要在货币少增或不增的情况下，实现信用的增加，可以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使用市场化手段来盘活存量资产，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金融工具创新，结合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改变我国目前的融资结构，实现信用的增加。
未来盘活存量资产的主要途径有扩大直接融资、重组存量债务、开放民间金融等。
（一）深化体制改革、盘活闲置资金
1.盘活存量财政资金。
在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盘活沉淀的存量资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发挥财政稳增长、调结构的效用。
首先，要积极推进财政分权改革，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预算的规模和支出结构，规范各类城市建设投融资公司，逐渐改变地方政府融资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和银行信贷的局面。
其次，针对地方国库现金余额不断攀升，可鼓励地方财政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国库现金管理，比如上海市XX局最近对于400亿元国库现金管理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定期存款的商业银行，就有助于实现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最后，加快清理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资金，清理政府性基金预算结转资金;加强部门预算结转资金、转移支付结转资金、偿债准备金管理;规范权责发生制核算。
把盘活的财政存量资金重点用于发展急需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带动有效投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盘活外汇储备和机构资金。
从央行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出，我国还有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除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以外，可以拓宽外汇储备运用渠道和方式，比如拓展委托贷款平台、商业银行转贷款渠道、增加战略性资源投资等，提高外汇资源的使用效率。
深化社保基金和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渠道的改革，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把社保、公积金、商业保险等基金的债券投资范围扩展到地方政府债券，提高企业债的投资比例;基金直接股权投资的范围，也可以从央企管理的改制试点项目，拓宽到地方行业龙头企业以及优质的民营企业;最后，可以加大社会机构资金对保障性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等项目的参与度。
3.发展民营银行。
我国民营企业已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并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允许民营金融机构出现，可加剧银行体系的竞争，提高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银行间市场能够给民营银行提供流动性、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开放民间金融有益于中国银行业通过进一步的产权多元化来提高公司治理，风险管理能力与效率，使中国的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实力和质量得到提升。
应该鼓励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促进金融机构股权结构多元化。
引导民营银行针对中小微企业为主要客户群开展信贷投放，提高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比如前海微众银行、浙江网商银行等银行的设立就是很好的开端。
（二）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工具
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优先股、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可以提高资产的周转率，降低融资成本、实现信用的增加。
第一，考虑加大市政债券的发行量，以缓解地方政府日益严重的财政支出压力。
同时利用市场化平台可以增加地方融资的透明度和约束力，防范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发生。
2011年在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和深圳市进行地方政府债券试点，总体发行规模仍很小。
而且四个试点地区的政府债券还本付息仍由财政部代办，易产生道德风险。
第二，允许资质较高的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来补充资本金不足和缓解流动性的压力。
优先股是相对于普通股而言，在利润分配及剩余财产分配方面享有优先权;同时，在投票表决权上做出让渡，一般只有知情权、建议权、质询权等。
优先股政策推出也有利于促进产能过剩行业兼并重组需要;还可以加大政策性金融机构金融债券的发行，以补充其信贷资金的不足问题，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导向作用。
第三，针对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担保物不足、经营时间短等缺陷，以多个中小企业所构成的集合为发债主体，各个企业按各自发行份额、到期还本付息的一种企业债券。
以“捆绑”的方式发债，克服现有主板市场体制的限制，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三）积极推动存量债务的清理和并购重组
目前我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偿还压力很大。
可以运用收购、兼并等形式实现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
政府应该允许僵尸企业破产和退出，推动存量债务的重组和清理。
并购重组可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先进力量，可以大力发展各类并购融资方式，比如并购基金、并购贷款、夹层资本、过桥融资票据等。
并购基金是美国、欧洲成熟市场PE的主流模式，国内并购基金主要通过收购股权获得控制权，进行重组改造，持有一段时间后再出售。
目前国内只有商业银行抵押贷款、配套融资及新设立的券商并购基金。
未来可以借鉴国外并购融资支付方式，包括国外商业银行、保险公司、风险投资等都可以作为融资对象，发行产品支持并购融资。
在并购融资的工具选择中发展债券融资、权益融资和混合融资等多种方式。
（四）加快资产证券化发展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结构性融资工具具有拓展经济主体的直接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实现表外融资、增强资产的流动性、提升资产负债管理和应用范围广泛等诸多优势。
资产证券化可盘活存量资金、加快资金的周转，从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受限于资本金和存贷比约束，同业业务和理财产品的监管加强进一步制约了商业银行资金运用空间。
我国目前有人民币贷款余额85万亿元[6]，如将其中的5%进行证券化，就可大幅缓解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压力。
通过资产证券化将银行贷款转变为直接融资，还可以适度调整我国的融资结构;建立相对标准化的产品和二级市场，发挥市场价格发现及风险转移分散机制。
因此在次贷危机的不良影响消减之后，我国2012年重启了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工作。
中国债券信息网数据显示，2012年试点重启至2014年末，以成功招标为统计口径，共发行77单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总额合计3170.16亿元，实现了爆发式增长[9]。
随着资产证券化发行由审批制变更为备案制，资产证券化将迎来常态化发展阶段。
四、以资产证券化为盘活存量资产的突破口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盘活存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优化信贷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
这突出表明了存量资产调整对解决目前我国资金流动性不足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不足的紧迫性。
资产证券化可以盘活银行存量资产，有利于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优化，拓宽社会资金投资渠道，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资产证券化是使用市场化方式来盘活存量资产的重要手段。
（一）推动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必要性
1.开展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在国内金融工具中，资产证券化产品恰恰能够发挥出“盘活存量资金的功能”。
目前国内存量金融资产以银行贷款为主且中长期贷款占比长期超过50%，商业银行如果坐等贷款自然到期并重新放贷，将会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和效果，难以满足实体经济中企业的融资需求。
资产证券化有利于完善传统的投融资体系，在拓展企业融资渠道的同时也提升了债务资本市场的功能，进而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一方面可以将缺乏流动性的信贷资产转换为可以自由买卖的证券，帮助商业银行加速收回资金、提高流动性和信贷周转速度;另一方面也有益于优化信贷结构，运用新增的资金重点支持中西部发展、三农、小微企业、民生领域，进一步加强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切实发挥其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方面的作用[10]。
2.开展资产证券化有利于分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尽管近年来国内直接融资比例逐步上升，但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仍然较大。
我国商业银行业由于发展阶段的缘故，目前仍主要采用依靠扩大信贷资产规模来增加收入的盈利模式，而这一模式从长远来看难以为继。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金融脱媒化的日益深化，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将逐步发展为银行与资本市场并驾齐驱的体系。
从现实背景来看，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规模在2008年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的带动之下超常规增长，一定程度上透支了未来融出资金的空间，同时也导致金融体系风险过多地集中于银行业，增加了潜在的金融风险。
因此，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等业务，不仅有助于商业银行改善信贷结构错配状况，强化流动性管理，同时还能减少银行资本占用，缓解资本补充压力，进而促进银行各项业务的良性发展和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
对整个金融体系而言，通过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能够分散金融风险，防止其过分向银行体系集中，实现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逐步平衡，从而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11]。
3.开展资产证券化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的强制实行趋向于抬高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
而通过开展资产证券化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实体经济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一方面，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出售表内资产、打包卖给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现金和流动性，增强其对实体经济的放贷能力，提升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非金融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其拥有的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存量资产进行盘活，有助于缓解融资压力，拓宽融资渠道。
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通过结构化融资安排，将不同资产产生的现金流进行重组并予以相应的融资安排，有助于提升资产组合的整体信用质量，使得企业能够以低于传统债务融资的成本获得资金[12]。
（二）资产证券化常态化发展对策建议
近期包括存款保险、民营银行准入、国债期货等一系列举措的集中推出意味着利率市场化正加速推进，而资产证券化与利率市场化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中国经济由注重规模向注重效率转型。
资产证券化和银行理财、信托计划相比，有风险隔离、结构清晰、易于监管、不存在期限错配等优点，有利于优化银行信贷结构并提供其运行效率，促进资产证券化常态化发展将有力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金融效率的提升。
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资产证券化健康有序发展。
1.丰富参与主体，逐步增加基础资产池类型。
在实践中，由银行发起证券化，在银行间市场发售，由其他金融机构购买，使风险仍然滞留于银行业内部。
因此必须扩大参与主体、提高市场的流动性。
第一，扩大发行主体。
不仅仅商业银行、券商可开展信贷证券化、企业资产证券化、资产支持票据业务，应允许其他金融机构参与。
比如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期货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以及金融租赁公司等，引入业务竞争机制，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第二，扩大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
在大力发展优质资产（如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基础设施中长期贷款、信用卡贷款、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企业应收账款、资产支持票据和租赁资产的证券化，进一步拓展非信贷资产证券化，诸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收入证券化，航空、铁路、轮船等客货运收入证券化，知识产权类（版权、专利权等）收入证券化，最后推进银行不良贷款的证券化[12]。
第三，扩大投资群体。
允许支持国内养老基金、证券基金、保险公司和企业年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资产证券化的交易，增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额度。
2.尽快完善定价机制。
资产证券化产品定价思路与一般固定收益产品相似：
获得每期的现金流;选择合适的利率曲线;计算利差（名义利差、零波动率利差、期权调整利差）;最后根据计算得到的利差判断该产品价值如何。
尽管资产证券化产品也被归类为固定收益类，但是不管是MBS、ABS还是CDO，其现金流都是非常不稳定的。
并且对于中间层和权益层的定价还要涉及到违约相关性和回收率的难题。
在我国，定价的困难主要存在于两方面：
首先，定价模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
证券化产品的定价过程中大量使用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情况。
比如CreditMetrics和其他评级机构使用高斯Copula来获得资产池的违约相关性，其获得的相关性是静态的，但现实中资产间的相关性却是动态的[13]。
其次，数据匮乏，并且有的数据不可靠。
模型参数需要使用市场数据来确定，很多利率是不连续的，比如贷款利率，在市场化之前，贷款利率每次调整都会间隔一段时间，难以预测;在市场化之后，数据则尤为匮乏。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使用利率模型来模拟利率路径。
提前还款的研究基本是空白，并且我国居民的消费特征与国外相异，国外的一些经验模型在我国可能不适用。
依赖评级得到的关于资产的违约率和回收率不可靠，会增加资产证券化的定价风险，不利于其正常的发展。
3.构建多层级市场，提高证券化市场流动性。
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目前主要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和交易，而机构投资者普遍以持有到期为主，交易十分冷清，流动性不足是制约投资者对信贷资产证券产品需求的重要因素。
因此，加快信贷市场和资产市场的联结与融合的同时，要努力促进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将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在交易所上市，将受益于交易所推出的质押式协议回购制度，从而增强流动性，也有利于将风险分散至银行体系外[11]。
适时推出竞争性做市商制度，增加银行间的做市商报价制，目前央行已规定受托机构、发起机构可与主承销商或其他机构按协议约定对信贷证券化产品进行做市安排。
通过做市商制度可有效提升流动性。
探索建立和完善托管结算平台、健全信贷资产证券产品的流动转让机制。
探索融资融券、质押回购、期权等多种交易方式，构建多层次的资产证券化市场[10]。
4.优先发展信贷资产和个人住房贷款证券化。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15年3月末，我国金融机构发放的各项贷款余额85.91万亿元，其中企业及其他部门中长期贷款余额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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