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到立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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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民到立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从“新民”到“立人”：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重申五四精神》之一节

　　由于新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批判启蒙理性和告别启蒙立场成为世纪末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种时髦，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其启蒙主义而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指控。

考察批判者和告别者对启蒙主义的指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在一些人眼里，启蒙即文化殖民主义，它帮助西方的文化侵略，破坏民族的文化传统，使中国沦为西方文化的“他者”；在另一些人眼里，启蒙等同于政治动员和社会教化，因而成为20世纪种种历史罪恶的根源。

要回答如此指控，就不能不对首先五四启蒙主义的形成及其本来面目进行认真的清理。

　　一

　　从19世纪中期开始，无情的事实已经宣告了以专制政治、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相互适应而构成的中国主体文明的失败。

尽管许多人仍然沉浸于中央大国的美梦之中发出种种梦呓，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全面失败却已无情地唤醒着不愿沉迷到底的人们。

如何摆脱现实的困境，成为觉醒者思考和探索的关键。

于是，有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嬗变。

五四启蒙思潮显然无法离开这一历史大背景。

因此，国内学界对思想启蒙运动的讨论往往从西学东渐开始，甚至追溯到明末中国思想的某些裂变，[1]但是，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框架中的某些不合谐音响，还是洋务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富国强兵战略，都显然与五四启蒙思潮相去甚远。

一般说来，在思想上与五四新文化派关系密切的是维新派。

因为从严复的“开民智”和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改造国民性”，至少在表面上一脉相承。

所以，本章的讨论从维新派“新民”思想开始。

　　面对甲午海战暴露的一系列危机，严复等人终于认识到，只是依靠坚船利炮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强国之途需要标本并治，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变革。

在对西方社会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严复指出：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几年之后，戊戌变法的失败使维新派思想家进一步认识到了开发民智、改造国民精神的重要性。

流亡中的梁启超把“新民”当作中国社会变革的当务之急，开始了一场引人注目而且意义深远的“新民”运动。

　　如果我们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参照考察“新民”学说的异质因素，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在寻求走出困境之路时，他们已经触及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一现代社会变迁的根本问题。

严复在《辟韩》中就曾以“天赋人权”的学说张扬自由思想，鼓吹“民之自由，天之所界也。

”他已经看到西方国家的富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联系，感觉到人的自由对于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

康有为也曾接触过西方的自由观念，赞美“人人自立，不复待人”的独立人格。

梁启超等人已经意识到，中国的灾难并非因为礼崩乐坏或对传统权威的背叛，而是恰恰由于中国人对于传统权威的迷信，在于失掉了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

变法运动中的梁启超已经部分地接受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变法失败之后的言论更随处可见自由和权利的概念。

他曾接受穆勒的思想影响，思考关于自由的问题，也曾接受卢梭的民主学说，认为民主不仅可以用以改变中国的政治专制，而且可以用于改造国民精神。

因为变法失败之后对大多数人麻木不仁和随风倒伏的深切感受，他一步步走向西方思想主流，以至在1900年给康有为的信中写道：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及于今日，推其大源，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

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

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梁启超对自由的高度重视。

在《新民说》中，他承认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对个人权利进行过精彩的辩护：

“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

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

”“国民者一私人之集结也，国权者一私人之权利所团成也。

……其民强者谓之强国，其民弱者谓之弱国”并且深深感叹中国权利思想之薄弱。

　　这些学说已经与五四启蒙主义者的努力在表面上呈现着某种相似性。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

在梁启超那里，“新民”只是手段，强国才是目的。

他虽然思考关于人的自由和权利等一系列问题，但这些思考只是关于国家的思考的副产品。

他的新民思想是从国家本位出发的，而不是从个体本位出发的。

他的“新民”活动的目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人。

因此，在他的全部论述中，被反复强调的是“民”而不是“人”；被高度重视的是“民权”而不是“自由”。

而且，他谈民主，是把民主看作强化国家手段，而不是把它看作保护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制度；他谈自由，极力强调的是民族国家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

他“极言新民之为当务之急”，原因是“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从来没有从个体立场上关心过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人权平等现代思想命题。

由于传统思维的拘牵，他们关心的是国家的利益，批判的是民众对国家的冷漠，希望的是民众对于国家责任的自觉。

正因为这样，他虽然看到了破除奴隶性和个人自由对于增强民族活力的重要，却对自由一直抱有警惕。

这种警惕往往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国家的自由而抑制个体的自由；二是强调中国的国情不适宜西方的自由与民主。

梁启超说：

“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他甚至把自由看作中国早已有之的东西，并且总结出这样的规律：

“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体之自由减。

”为了拒绝西方的自由和民主，他千方百计努力证明的是自由与民主之不适合中国国情：

“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与我不适何！

……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

”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什么“与我不适”？

中国国民为什么“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

理由是中国有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它是历史形成的，老百姓习惯于这种专制制度而没有行施民主权利的能力，如果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必将导致秩序混乱、国将不国。

考察维新派反对民主共和而主张君主立宪的言论，其理由并不是民主共和制度不好，而是它不适合中国国情。

在这一点上，维新派与他们的前后反对派显示着共同的思维逻辑。

他们关于改革的思考是在维护既有国情的前提下进行的，而国情的根本就是既有的统治秩序。

他们之所以象慈禧太后预备变法的做法一样，主张必须经过开明专制之后，才可以实行民主制度，理由是“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

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

”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自由与民主，也可以在某种限度中谈论公民的权利，但是，这一切只能是为国家这一根本目的所用，一旦自由、民主和人权有可能成为“取乱之道”，他们就会视之若洪水猛兽，象专制统治者一样拒绝承认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合法性。

由此，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梁启超们“新民”的意义只是为国家制造更合格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而不是造就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人。

他们终日忧虑于“国将不国”的危机，却很少正视“人已非人”历史和现实，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自由和权利在他们的思想中从来没有成为目的。

　　因此，梁启超的“新民说”与现代意义上的启蒙主义存在着质的不同。

是否可以把它作为启蒙主义进行讨论，是值得怀疑的。

我以为，虽然“启蒙”一词在中国早已有之，但是，学界谈论“启蒙思潮”、“启蒙哲学”、“启蒙主义”，使用的显然不是少儿入学开蒙之意，而是借用于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

因此，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应该以西方思想启蒙运动为参照。

　　那么，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之“启蒙”本质何在？

毫无疑问，是人的解放和人权的确认。

正是这一点，使它尽管本身也存在着各种不合谐音响，却成为人类文明健康主流的里程碑，成为人类在现代化历程中战胜各种邪恶的思想武器，而且成为走出种种迷雾的灯塔。

思想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主题的继续和发展，二者之间是不可割断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思潮冲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继承古希腊和罗马文化重视“人的尊严”的古典模式，以人为旗帜反对一切扼杀人的力量，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和世俗生活，强调人的中心地位和自由意志，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歌颂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呼唤个体的主体地位。

它使人们终于意识到每个人都有上帝赋于的自由权利，是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剥夺的。

因此，尊重人，爱护人，承认个人的自然权利，成为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健康思想的一大特征。

17世纪到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继承文艺复兴运动的任务，用自由对抗专制暴政和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对抗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对抗君主和贵族特权，把人的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们寻找“永恒的真理”和“永恒的正义”，要保护的是“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

他们呼唤一个理性的王国，是要以理性作为人的解放的武器和人的权利的保证，即以理性秩序维护人的天赋之权。

从文艺复兴运动到思想启蒙运动的全过程是：

从人的自由和解放入手，把在封建神学和专制政治束缚下丧失了生命力的人还原为富有生命力和自由意志的人，然后努力以理性建立一种社会秩序以保障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不被侵害。

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是从神学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人，他们对自由的追求是单纯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和世俗欲望的解放；而启蒙运动中的人则不再满足于个人的叛逃和解放，而要求法律保护之下的个人权利。

　　这一基本过程决定了启蒙运动的基本特征：

从人的立场出发，以人为目的，为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努力。

启蒙主义因此而获得了鲜明的思想标识，使其他一切非以人为目的思想文化运动都不能与它相混淆。

一切立足于民族、阶级、集团、血统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教化都不能盗用启蒙之名，因为那一切政治动员和社会教化都往往是以愚弄的手段达到使人们顺从和效忠的目的，而这正是与启蒙主义相对立的蒙昧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的所谓“启蒙思潮”不应无限扩大，梁启超和他的前后同道们都从来就不是启蒙主义者。

　　二

　　从维新派的思想文化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辛亥革命前夕活跃的思想界和革命派思想家的思想主张。

正是一些革命派思想家和倾向于革命的思想家开始真正走近了启蒙主义，并且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先导。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失掉了一次机会，也堵死了中国政治效法英国和日本而走君主立宪的道路。

尽管清廷在维新志士血迹未干之时就预约变法以图重新获得新派士大夫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尽管康有为们也仍然在呼唤还政于光绪并且与革命派展开激烈的论战，但是，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清廷注定了因为手上的鲜血而失掉了历史机遇。

虽然9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潮流使得辛亥革命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然而，在19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的革命已是必然。

这不仅在于让改革者在刽子手们面前俯首称臣已经不易，而且在于统治者即使到了最后的时刻，也决不愿意放弃特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清王朝自己培养了革命，并把革命一步步推向高潮。

在革命的蕴酿过程中，中国的新思潮开始真正接受了西方现代主流文化最可贵的传统，开始了与世界文化接轨的伟大尝试。

　　在20世纪最初的一年，兴中会主办的《中国日报》等报刊已经使我们看到，革命党人已经举起了人权的旗帜以反抗神权，拿起民权的武器对抗君权，努力唤起国民争取民主和自由。

在革命派的思想成果中，邹容的《革命军》虽然多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浮薄激情，但其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积极影响显而易见。

他不象梁启超们那样害怕自由对秩序的危害，也不为本土传统而抵抗西方文明。

而是从世界文明的健康主流吸取了思想的力量：

“闻之1688年英国之革命，1775年美国之革命，1870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

”他悲叹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发生的“野蛮之革命”，而庆幸世界革命为中国革命所提供的一切：

“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

是非吾同胞大幸也夫！

”他已经认识到革命的意义是由野蛮而进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