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全书读书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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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舆论全书读书报告

《公众舆论》读书报告

黄子祺201111082025

【导言】

舆论，作为政治学、新闻学、传播学等多个社会学科中的重要现象，其概念似乎不言而喻却又难以说清，其来源、本质、特征和功能等问题经过学者们的百年讨论仍很难达成一致。

李普曼在本书中“第一次给了公众舆论全景式的生动关照”意义重大，本书首次向读者明确地揭示了人们头脑中的景象与外部世界的实情之间的差异性，并在对这一问题的起因、影响及解决办法的探讨中重新考量了公共视野中的那些被人们熟视无睹并认作是理所应当的现象，如成见、公意、民主、新闻等。

作为一部致力于批判的学术著作，它提出的改善方式未必有效，但是在引起反思的层面上此书确实是振聋发聩的。

下面笔者从自己的理解出发，简要梳理本书各个章节的核心观点和主要内容，尤其侧重每一章节中相较于前文提出的新观点。

【内容综述】

这是一部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解国家政治生活的书。

从个体层面上来讲，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尤其是对那些超出视觉和经验范畴的事物的认识，与事实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

由于事物如此繁杂，由于个人经历有限，由于成见及其系统的存在，由于报业等提供信息的媒体的运行规律等等等等，人们心安理得地生活在与真实环境不甚一致的想象中。

从群体层面上来讲，既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有如此多的局限性，那么建立在这种人民意志基础上的民主，要么是盲目的——公众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乱发评论，要么是虚伪的——领袖通过各种手段操纵舆论、塑造公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实现人们对不可见事物的有效理解，社会科学的应用是值得尝试的方式，虽然通向理性的道路曲折而漫长。

【分章介绍】

第一部分导论

第一章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

笔者认为李普曼在本章中主要探讨了想象中的真实、外部世界的真实及行动之间的三角关系。

首先，他提出头脑中的景象和外部世界很可能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有时是信息时滞性的结果：

人们对环境的认知是以信息为基础的，而信息的传递是有时滞性的，在这个时差中“每个人仍在适应一种已经不复存在的环境”；有时是人们方便认知的需要：

外部世界中包含了大量既不能也不必亲身经历因而难以把握的事情，人们在设想它们时会“使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对它进行重构”，用象征形象代替多样化的事物和复杂的情况，很多大人物的形象就是这样虚构出来的。

其次，他提出行动是对头脑中真实的反应：

“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情不自禁的信以为真，这三种因素便会产生一种虚假的现实，导致人们做出激烈的本能反应”，也就是说决定人们行为的是人们“相信的事实”和因此产生的情绪，无论这个“事实”是否是谣传或是迷信。

最后，他指出“产生后果的地方不是激发了那种表现的虚拟环境，而是行动得以发生的真实环境”。

在此基础上，李普曼提出了自己对于舆论的定义“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这实际上暗示了，舆论未必是对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和回应，这导致了“人们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时频频误入歧途”。

第二部分对外部世界的研究

第二章审查与保密

本章主要分析了造成外部世界与脑中图像差异的第一个原因——“人为的审查制度”。

李普曼通过一战期间法国军方操控新闻界、隐瞒真实战况的例子说明宣传的形成机制：

等待信息的人们与事件之间存在某种自然的或人为的障碍，此时的虚拟环境由了解真实环境的人来部署，这些人出于某种目的——一般被称为“公共利益”和“秩序稳定”——对发布出的事实进行选择和加工，以期在人民心目中诱发一种特定的结论。

第三章交往与机会

本章主要分析了造成外部世界与脑中图像差异的第二个原因——“社会交往受到的限制”。

李普曼首先指出，纵使没有审查与保密，传播也是有范围的，“大量的事实本来就不会传到整个公众那里，或者传得非常缓慢”。

从客观上来说，技术发展水平与个人经济状况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从主观上来说，人们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不愿关注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或是还没有成为理所当然的意见。

限制信息的传播范围的主要是人们所处的社交圈子。

不同社交圈子的内部成员往往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工作性质、社会地位、收入状况、族裔国别等，并在交往中逐渐形成有着亲密关系和共同价值取向的生物群，这些圈子之间由社交领袖相互勾连和传递信息，并具有模仿更高等级的圈子的倾向。

后代研究者所称的那种“两级传播”、“意见领袖”的概念可以在这里找到端倪。

第四章时间与注意力

本章主要分析了造成外部世界与脑中图像差异的第三个原因——“每天用以关注公共事务的时间比较匮乏”。

李普曼通过列举几个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方法的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虽然大部分读者们都将读报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关注公共事务，但是，“当我们直接面对看不见的环境的信息时，想要从他那里得到最有利的判断，每天用那点时间就太少了”。

这似乎暗示着，在保持现状的情况下，要指望普通公众全面把握外部世界是不可能的，更不要提形成理性的见解。

第五章速度、词语和清晰度

本章主要阐述了外部世界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歪曲，笔者将其概括编码流失及解码流失。

从事件到媒体，信息要经过几次危险的跳跃：

首先，当事人需要用语言将所见、所闻、所感描述给记者，而“人所掌握的词语比他们想表达的意思少很多”，因此他们很难恰切的传递出应该表示的全部含义；接着，记者需要将“整个一系列的行动、思想、感情和结果”用简化为寥寥数语的“消息”——那时候这种精简是处于电报的字数限制，而现在则是出于微博及快速阅读时代的需要；然后，在最终出炉之前，也许还要因为编辑等把关人出于版面情况或是吸引眼球的需要，对其进行增改删修。

经过这一复杂的编码步骤，我们很难相信信息没有产生歪曲和流失。

从媒体到受众，信息仍然不是畅通无阻和理解无误的：

首先，“同一个词语在记者与读者的头脑中是否能够唤起同一个想象，这谁都没有把握”，同理，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不同的读者之间；其次，因为我们“面对的情况太复杂，得到的信息又太少，因此，舆论的绝大部分来源于想象”；再次，这种想象的基础和使用的概念常常是平面化和泛泛而论的，难以真实的反映事物（一方面，“很容易把两个只有部分相同的东西看做是一回事”，另一方面，整体内部的多样性在高度概括时被忽视了）；然后，充满喧闹和混乱并追求速度的都市生活使人们感觉钝化、精神涣散，极度影响人的辨别力；最后，如果人们真的去想什么事情，还会受到“经济利益、个人仇恨、种族偏阶级感情”等因素的干扰，很难形成客观理性的意见。

经过如此多的障碍，外部世界与人们头脑中的想象出现极大地偏差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本部分的结语，李普曼充满讽刺和忧心的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源头上的检查和保密，通过另一端的物质与社会障碍，通过飘忽的注意力、贫乏的语言、涣散的精神、无意识的情感丛，通过损耗、暴力和千篇一律”，再加上“事物本身的朦胧和复杂”，“它们共同损害着感性认识的清晰度与公正性”，使得公众舆论既谈不上知识，更谈不上真理。

第三部分成见

第六章成见

本章对成见的本质属性和产生机制进行了统摄性的分析。

成见作为一种意见，主要是指人们对那些没有深入理解和直接观察的“更为广阔的空间、更为漫长的时间和更为庞杂的事物”的想象。

在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这种想象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必要的，因为“要想生动详尽的观察所有事物而不加以分类概括会使人筋疲力尽，面对五花八门的事务也没有这种可能性”。

接下来李普曼论证了这种想象的不可靠。

这种分类概括有着先天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对事物之间的差异产生“夷平”的效果，上文已经阐述此处不再赘言；更有着后天失调：

这种认识从形成到传播再到被接受都是具有选择性的。

首先，人们习惯于“先定义后理解”，“先入之见会强烈的影响整个感知过程”，这导致了“即使是目击者也不可能源源本本的再现事件的全貌”；进而，在描述过程中传播者往往因为个人好恶、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等原因对事实一些下意识的改编，经过这样或那样的放大或缩小、增添或省略，事实往往面目全非；最后，人们接受信息的时候也不自觉的偏向于与自己的既有认识相符合的证据。

更严重的问题出现在成见的“成”字代表的那种固执己见和保守僵化上，李普曼引用了一位艺术评论家的话，“如果有人给我们展示一些形状和色彩，而我们又不可能立刻按照自己微不足道的陈腐形式和色调谱系予以接受，我们就会怀疑他未能再现自以为熟知的事物，或者指责他矫揉造作”，也就是说，人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成见是一种想象，而只是将其当成现实本身。

第七章作为屏蔽的成见

本章主要论述了成见系统的积极作用或是说存在的合理性。

坚定地信念会使持有它的人处于一种平和和安宁的心境中，而怀疑和动摇则让人惶恐忧虑、焦躁难安，成见系统正属于前者。

在李普曼看来，成见虽然“可能不是世界的全部景象，但却是一个合乎我们需要的可能的世界景象”——一切都有序而和谐。

人们希望生活在可以认识、可以理解的世界里，而成见就是最好的素材。

因此，任何对成见的干扰，无论它是来源于真实感觉的直接经验，还是来自他人的不同观点，都会被视为是“对我们世界基本原理的攻击”而受到排斥。

但这并不是说成见完全是不可更改的铁板一块，而是指其变动往往源于迫不得已的利益考虑和现实需要，其更新更是需要漫长的过程、反复的强化或是亲身的体验才可以完成。

第八章盲点及其价值

本章承接上文继续论证了人们将成见当作现实、甚至是“理想”的那种倾向。

他指出，“每一代都会出现若干人物孜孜不倦的把那些成见整理、规范、上升为诸如《政治经济学定律》、《政治学原理》之类的逻辑体系”，就像美国的进步观一样，成为人们自觉认可的价值理念。

这些认定是如此自然而然，以至于“使人完全忘记考虑一下这是什么样的行动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行动”，这被称为是“理论不由自主的盲点”。

（这使笔者不由地想到在人类学课堂里的那些悚然而惊的事实——很多深深扎根于我头脑中的基础理念，比如现代意义上的财产私有、家庭等，在当今世界的有些地区非但不是天经地义的，反而是反常怪诞的。

）作者通过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解读，进一步论证了这样一个惯例：

在一定时期内被一个社会范围普遍接受的成见在被理论化加工并上升为某主义或某理论以后，又在民众根据自己理解水平和实际需要所做出的解读中被“模仿、复制、伪造、类推和歪曲”，最终误导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与对应然的追求。

第九章规则及其敌人

本章继续讨论有关成见的问题。

李普曼首先从与上文有所不同的角度解释了成见的现实必要性：

一方面，对同一事物的认知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不仅国别、民族、阶级、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会影响认知，职业、心情等也会左右人们的判断，而事物总是要有一个公允的、固定的、被众人认可的定义来简化、夷平一些特性，因此成见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对“文化人”的要求使得教育“不得不把一个庞大的文明压缩进简短的学校教程”，这一过程中大量带有偏见的分类和删缩是不可避免的，形成了诸如“贪婪的犹太人”、“懒惰的印度人”之类的高度提炼的概括。

作者接下来承接上文继续论证了注意和相信的选择性。

他指出“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便会视而不见”，并将那些“在关键点上符合他们的经验”的样本看作事实，不仅个人如此，新闻报刊等引导舆论的媒体也是如此。

这种选择性导致了在事实认定方面的偏差，人们不承认“一个‘事实’也会有两个方面”，因此要么认定别人看到的是不同的事实，要么认定他是“错误的、异己的、危险的”，从而给理解和沟通造成了障碍。

至于人们为什么如此重视对某些事实的认定并不惜互相攻讦，李普曼认为这是因为在“相信”背后的隐藏着道德准则。

由于成见大多是一些对某个群体或事物的性质、特征等“判断”，因此常常涉及到价值观的领域，李普曼指出“在每一套道德准则的核心，都有一幅对人性的写照、一副对世界的画像和一幅对历史的描述”。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某人的否定就是对他价值观的的否定，对某社会舆论主流的怀疑就是对其所基于的道德判断的怀疑，这当然不可容忍。

第十章发现成见

本章主要考查了在成见的影响下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

李普曼首先通过一战期间欧洲国家无视五千公里的距离要求日本人接替俄国人在东线开战的例子以及估计路程远近的例子，向读者指出从自身出发来考虑问题的思维定势常常干扰人们对空间的有效判断。

接下来，作者分析了无论对于学术探讨、社会运行还是个人生活都意义非凡的概念——时间，它不是绝对的、永恒的，而是相对的，其长短和价值取决于衡量它的尺度。

因此有这样的结论，“智慧的一个重要成分就是能够看出完全属于正在讨论的问题范围内的时间概念”。

也就是说，不同尺度上的时间及其期间发生的事件没有可比性，这种混乱体现在大众史学上则表现为选取不同的时间区间及其起点会导致对同一事件迥异的判断。

正是由于时间的这种特性，李普曼提出“恰当的时间考虑几乎是一切社会问题的组成部分”，在政治生活中，可持续性固然是政策制定必须考虑的问题，但是需要考虑的未来有多远却没人可以确切的回答。

本章还提到了公众舆论事业中的另外两种成见：

一种是把时间的顺序关系误读为事件的因果关系，即“发生于其后必然是其结果”；另一种是把感情因素混入因果分析中，将憎恶或爱好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认为彼此具有相关性。

第四部分兴趣

第十一章兴趣的激发

正如题目所言，本章主要探讨了如何利用人格化、图像化和戏剧化的方式吸引人们关注某个事物。

上文已经提到，因为事物的庞杂和经历的有限，人们需要高度概括的名称和特质以认识、记忆事物，本章中李普曼提出“人格化”是被普遍使用的方式：

把那些空洞抽象的群体和主义用一个典型人物来表示，“把人的特性归到我们的印象名称里去”。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旧的含义会悄悄溜走，新的含义会不期而至”，在人们没有察觉到的时候，名称的语义及其与现实的关系都在改变着。

接着，李普曼论证到“为了使远处的情形不至于成为在注意力边缘摇曳的模糊事物，就应该把它转换成图像”。

图像化拥有这种作用一方面是因为，图像传播者和观众之间建立一种虚构的联系，使他们因为视觉感受认为这是与自己有关的事物；另一方面是因为，图像是与观念紧密联系的，在印证观众头脑中的成见的同时会使他们产生满足感和熟悉感。

第三个途径则是戏剧性，李普曼认为“性刺激和斗争”是最有代表性的手段，前者符合本能，后者使观众期待结果，从而激发兴趣。

第十二章重新思考自我利益

本章的前半部分主要分析了“各种各样的自我”。

李普曼提出，一方面，人的个性是可变的，随着事件的流逝、经历的增加，每个人的特质“会受到各种不易条分缕析的事物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另一方面，人的个性是多样的，“只有当我们周围的环境保持正常与平和时，只有当我们遇见的人期望我们的行为前后一致时，我们才不会知觉自己的许多天性；当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就会认识到许多过去不认识的自我”，也就是说人的表现出来的、占据人格主体地位的个性是因其所处的环境而异的。

这暗示着，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操守都是为了应付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性的，一旦与之脱离就不再具有约束作用，为此作者举了战争中的人性畸变加以佐证。

因为人性的可变性和多样性，我们在认识和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不能一概而论，以此类推，在考量公众舆论的时候，需要注意“究竟是什么样的自我卷入其中”。

本章的后半部分李普曼主要从人性和意识形成的复杂性论证了经济决定论的不可靠。

他指出经济状况的差别仅仅是可能而不是必定会造成见解上的差别和利益上的对立，因为态度更多的是由个人经验而不是阶级决定的，而且“能够确定自身的独特利益并必定会采取行动去实现它”的假设是过分理想主义而偏离事实的。

第五部分公意的形成

第十三章兴趣的转移

本章主要讨论了公意或是说共识在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中是如何达成的。

李普曼首先指出政治生活中的共识往往不是具体的和有针对性的，“如果你简单的假设所有投你票的人与你想法相一致，那么，这就有欠诚实”，也就是说，对某一党派的支持不能精确到具体的政策上，这也就使得即使在民主国家中社会舆论和政府行为也未见得一致。

进而，作者论证了共识达成的方式。

一则是利用模棱两可的措辞使得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他喜欢的东西，并强调了这个方面或那个细节”，越大越空洞的概念越可能被听众出于自己喜好进行选择性理解。

有些概念和口号，如“人权”等，绝对正确的同时几乎不具有实际上的意义。

二则是激发感情，这种手段在形成关于经验之外的事物的公意中被经常使用，李普曼指出，“刺激来自视觉之外的某处，对刺激的反应也到达视觉之外的某处，只有感情完全留在人们的心中”。

关于那些超出经验之外的事物，人们在清楚的了解之前就被政客们用形象化和象征的方式激起了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一旦具有了普遍性就会成为形成公意的枢纽，成为拉选票的抓手。

第十四章是或不

本章论证了现代民主的实质：

少数人提出选项，大多数人选择是或不。

为了说明这一点，李普曼首先分析了个体的认识是如何受他人影响的：

个体从父母、亲戚、教师、朋友等人际交往范围内的，后来被有的学者称为首属群体的那一部分人那里得到信息；而对于一些更加“重大”和陌生的事件——它们往往是不可直接体验的，个体则从“权威人士”、“专家”那里获得信息，在这一过程中，与其说人们是在独立自主的判断现实，不如说是在“值得信任和不值得信任的报道者之间进行选择”。

在论证了个体对视觉之外的事物的认知是来自于权威之后，李普曼进一步阐释了“对于那种遥不可及的局势，大众能够采取直接行动的方式是有限的”，也就是说，面对公众事件，纯粹个体的行为大约是自发的、盲目的、微观的。

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如果一个群体如果要达成合作，那么领袖以及被特权制度所谓系的等级就是必不可少的，在政治生活中“总是有一个内部人的圈子，周围环绕着一些向心圈，它们渐行渐弱，直到消融在对它们漠不关心或者无动于衷的平民百姓中”。

本章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所谓民主的权利既不是每一个人都获得对重大事宜的全面的、理性的认识的权利，也不是站出来对这些争端付出什么直接行动的权利，而是“出自各自的目的而说‘是’或说‘不’的权力”。

虽然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伟大的，但是毕竟，“少数人提名之后，多数人才能投票选择”。

第十五章领袖与平民

本章阐释了领袖是如何引导民众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共同意志的，也就是李普曼所说的“通过精心安排能够制造出同意”。

除了上文已经论述过的激发共同情感之外，本章还指出象征意向的使用可以使人们找到想象的共同体的那种归属感，和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幸福的未来的那种崇高感。

因此象征既是“团结的技巧，又是一种宣传的手段”，巧妙的运用它不见得会使认识更理性但却使行动更有效。

李普曼还论述了政策影响的范围与人民的认可程度之间的关系，它指出“如果领导者的计划中所需要的人们采取远离行动的场合，如果成效隐而不显或是显露的很迟，如果人们的义务是间接地而并非应尽的…这些计划就会成为最得人心的计划”，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不干己事”的政策，人们更加不会投入精力思考。

于是，领导人往往利用这一点，尽可能的模糊某项政策可能造成的利益损害，将其描述为一种无伤大雅的小变动。

李普曼论述的第三条策略是“声称他们只不过是揭示了一个早已存在与公众头脑中的规划”，也就是谎称自己是民意的代表，而通过上文关于“是或不”的分析，我们知道民意本来不是清楚的和有规划的，只能算是一个模糊的偏好，选择权和决策权是不能混同的。

作者清楚的指出，“规划不会在大众头脑中同步产生…因为思想是有机体的一种功能，而大众不是一种有机体”，是领导者通过媒体指出并高亮某一事物之后，人们才有了对它的感受，而这种感受本身也会受到多方面的引导。

第六部分民主的形象

第十六章自我中心的人

本章继续对现代民主制度进行解构，而且笔者认为李普曼似乎是倾向于精英政治的。

早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就有这样的怀疑，是否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知识和能力，以至于能够对国家大事指手画脚，以至于担当立法者和行政官？

“民主政治论者宣称人人都具有这种本能”，而无论是古代雅典还是当今某些民主国家的政治实践往往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予了人们更多的机会了解世界，但是普通大众关注公共事务的平均水平仍不足以支持他们理智的参与政治生活。

第十七章独立的共同体

本章承接上文，论证了简单封闭的独立共同体才是正统民主理念兴起的地方，同时也许也是其唯一可行的地方。

李普曼描述了杰斐逊眼中民主制度理想的环境：

以小土地的所有者为人民，以乡镇田园的农业社会为背景，孤立于与外部世界从而做到自决、自治。

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一切事物都是可以直接认识的，并且都是与“我”相关的，于是每个人都有意愿、有能力也有机会处理公共事务，民主得以运行。

可问题是，人们“很快就会忘记这些理论最初是针对特定条件而构想出来的”，于是当这种独立的共同体已经因为需要应付的环境放大了若干倍而不复存在了以后，当年那些对“人民自发的形成舆论并处理公共事务”的假设却保留下来了。

第十八章压力、自由授权及特权的作用

本章梳理了美国民主实践的发展脉络，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姑且将其概括为从精英民主到大众民主的演变，以及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逆向回归。

李普曼首先追忆了联邦成立的困难和解决方式。

他指出，因为背景、利益所导致的立场不同，“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要使他们在重要问题上做出一致的决定是多么困难”，因此联邦的建立并不是像理想主义者想象的那样，是来源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自发合作，而是通过平衡权力实现了特殊利益平衡的一种状态。

正是由于联邦的这种性质，最初起草并通过的宪法所维护的政体是“限制多数统治的范围”的精英民主政治。

但是，“一部坦诚的非民主宪法是不能被长期容忍的”，因而在杰斐逊执政期间人民对宪法的虚构和想象逐渐改变，开始将其视作民主的表达，这一进程伴随着选民资格的不断降低和范围的逐渐扩大，大众民主开始形成。

但是，正如本章以上的若干章节所论述的那样，大众民主存在诸多局限，并不像它的设计者认为的那么完美，因此，从李普曼生活的年代开始直到现在，真正拥有民主权力的人的范围在逐渐收缩，这反映在两个方面：

行政权力的增长和参与政治生活的隐性资格的提高。

就前者而言，李普曼敏锐的观察到“代议制政府的声望在那么迅速的衰落，而总统的权力却在那么迅速的增长”。

近年来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了，无论是议会制的英国，还是总统制的美国，都出现了议会（或国会）权力流失的趋势，议员们信息不足、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各执一词，吵吵嚷嚷为政治制造花边新闻。

就后者而言，李普曼通过“轮流任职可以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官职是在心腹之间转来转去”、“职务薪金可能像杰斐逊的朴实那样示人以俭，政党组织的开支和胜利果实却是大手笔”等说法暗示，真正参与政治生活并发出有影响力的声音的民主权力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人人有份儿，而是受到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交往圈子等多重因素的限制。

第十九章旧物新装：

基尔特社会主义

本章介绍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并指出这种假设不能解决传统民主主义的困惑和局限，因此被他视为旧物新装。

李普曼首先大胆地指出现有的任何政权都需要“以某种强制方式来建立，它们全部需要实行强制而保持不坠，它们最后全部都会被强制抛弃”，因此否定强制性的努力都是不能实现的，这其中包括社会主义。

他列举了科尔笔下的公社所拥有的权力，并指出其权力之大、范围之广和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别无二致，因此在没有强力介入的情况下是不能建立的。

接着，李普曼让步地假设这个社会确实建立了，但他指出它随后又会面临如何运转的问题，并对科尔提出的新民主论展开了批判。

科尔将工厂视为新民主的基本单位，他相信那里的人们可以像早期民主主义者们想象的乡镇中的人们一样彼此认识，可以以及热衷于管理内部事务。

李普曼认为这种假设本来就是一厢情愿的，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厂的规模会远远大于天然单位，并使实际的人际交往变得困难；就算是这一假定无误，工厂也不是孤立的，纯粹的内部事务是难以界定的。

至于科尔所想象的治理国家的方式也被李普曼视作是太过理想主义的。

科尔所构建的社会也是代议制的，代表是从“不同而又必须的功能团体”中选拔出来的，这些功能性代表将代表人民决策国家事务。

首先，李普曼指出这种代议制仍然面临着传统的困惑——当代表们面临的是超出自己直接经验范畴的事务，怎样保证他们的认识是贴切合理的。

其次，李普曼认为代表的选拔方式也存在问题：

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