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题教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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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题教育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题教育
第一节农村改革的成就和问题
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的农村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制度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
这个根本性改革，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使得农业发展越过了长期短缺阶段，呈现出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新格局，解决了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革和小城镇发展，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农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农村经济社会进入建设新农村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
一、农村改革三十年历程和主要成就
自1978年至2008年的30年间，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曾经被总结为“一靠改革、二靠政策、三靠科技”。
实际上，政策调整也是改革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体制变革和技术进步构成了推动中国农村发展的两个车轮。
根据农村改革内容的标志性变化，大体上将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78—1984年
中国农村改革发轫于农业改革。
它首先从改变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入手，在推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责任制形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是农村改革初期的核心内容。
从时间上看，第一阶段是农村改革的突破阶段。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像星星之火，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从局部地区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
1980年，政策上明确提出在农业领域普遍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随后，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责任制形式得到了政策的充分肯定和普遍推广。
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到1983年底，全国农村基本上实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到1984年，中央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在15年以上。
这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就被确立为中国农村一项最基本的生产经营制度。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推行，动摇和瓦解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
从1983年到1985年初的两年时间里，我国开始实行政社分开、撤社建乡的工作。
它宣告了人民公社体制彻底解体，标志着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基础从此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农户作为从事商品性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主体，强化了农村基本生产单位的预算约束和激励机制，使得农业生产的内在动力大大加强。
同时，提高农产品价格也极大地调动了农户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1979年以来，政府对农产品价格大幅度提升，有18种农产品的价格平均上调24.8%。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这一时期的农业和种植业获得了超常规的高速增长，并为其后的农村改革和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数据显示，1978—1984年，中国农业产出平均每年保持了7.7%的增长速度。
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作为中国农民的一次伟大创举，它不仅迎来了中国农业增长的“黄金时期”，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上亿人的温饱问题。
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5亿人下降到1.3亿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5.1%，成为人类消除贫困历史上的一项奇迹。
第二阶段：
1985—1991年
农村改革的成功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把农村改革引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改革外部环境的更高层次。
随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全面确立，农村第二步改革进入了全面探索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改革重心放在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培育农产品市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非农企业发展等重要方面。
因此，第二阶段可以看成是农村改革迈向市场化的阶段。
从1979年开始，国家逐步减少农副产品的统派购种类。
到1985年，国家对农产品的统派购 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实现“双轨制”。
取消了粮食、棉花的统购，将其改为合同定购。
定购的粮食，国家确定按“倒三七”比例计价。
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
对于其它各类农产品，实行价格放开，由市场供求调节。
为了保护和鼓励农民生产和交售粮食的积极性，1986年进一步提出，适当减少合同定购数量，扩大市场议价收购比重。
在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的同时，以1990年10月中央在郑州建立小麦批发市场为标志，9个区域性批发市场和一批各种类型的较为规范的农贸市场在全国各地得到长足发展，为最终取代主要农产品的计划调拨创造了物质基础和制度条件。
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上，国家一方面积极鼓励发展多种经营，优化种植业结构，促进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另一方面鼓励农民从事工商业等非农产业活动和发展乡镇企业。
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异军突起，而且促进了农村经济从传统的农业单一结构转向多部门的综合发展。
在农业总产值构成中，1991年比1978年，种植业比重下降了16.9个百分点，林业、牧业和渔业分别上升了1.1、11.5、4.3个百分点。
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1991年比1978年，农业比重下降了27个百分点，工业比重上升了25个百分点。
农业生产结构变动和农村产业结构变动在这个阶段都快于农村改革的第一阶段。
通过这一时期的改革，市场机制逐渐被引入到农业和农村经济之中，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
1992—1998年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和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推动了中国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
在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
通过这个阶段的改革，农产品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全面取代了计划手段，在调节农产品供求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这个阶段的农村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立法手段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在土地承包期15年到期后，继续延长30年保持不变。
在经过一系列土地制度改革尝试，如“两田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大稳定、小调整”等形式基础上，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确立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模式，保持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稳定。
二是对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流通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尝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产品流通体制。
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国家出台了购销同价和“保量放价”的政策，试图废除粮食的统销制度，让市场在调节产销上发挥主要作用。
但紧接着粮食产量下滑和价格上涨，出于对稳定市场和粮食安全的担忧，国家出台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通过提高粮食价格、恢复定购、建立专项储备制度和风险基金制度，以及实行农产品收购保护价政策，加强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
三是乡镇企业通过加快产权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改善内部管理等，获得了空前发展。
1992—1996年，乡镇企业经历了第二个高速增长时期。
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42.8%同期名义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5.7%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为26.0%，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43.4%，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到1996年底，乡镇企业个数为2336万个，是1991年的1.2倍；吸纳的农村劳动力达1.35亿人，是1991年的1.4倍；完成增加值17659亿元，是1991年的5.9倍。
农民收入增长在90年代后期一直处于减速增长时期。
经过这个阶段的改革，除粮食外，我国农产品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调节供求的方式已经全面确立，并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全面稳定的提高，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在农产品总量增加的同时，品种增多，品质改善，质量安全水平提高，均衡供给能力增强。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村经济的增长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仅受到资源条件的约束，而且还越来越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农村经济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强。
第四阶段：
1999年至今
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以后，农村改革越来越关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改革的重点主要针对新阶段的农村综合改革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重大问题。
把农业和农村发展放在国民经济通盘格局下，考虑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与农业和农村外部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建立农业和农村经济长效发展机制，从总体上解决“三农”问题。
着力于城乡统筹和农村全面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建设，是这个阶段农村改革的突出特征。
在这个阶段，农村改革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
一是在90年代全面清理农民负担项目的基础上，对农村税费改革进行试点，在试点成功之后全面铺开，取消各种农业税费，使得农业发展进入无税时代。
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终结了中国延绵了2600多年的种地交“皇粮国税”的历史。
2000—2005年，通过减免农业税，农民人均减负1250元。
在此期间，为了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且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和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中央财政共安排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1830亿元。
二是改革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体制，农业全面对外开放。
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要求，我国对有关农产品贸易的国内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等方面进行改革，降低了农产品进口关税，取消了出口补贴，对大宗农产品采取配额制度，并逐步向关税化过渡。
通过这些改革措施，我国农业对外开放程度大幅度上升，农业利用外资水平也有了显着提高，农业和农村发展也进入了后WTO的全球化时代。
三是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调整和改善城乡公共财政投入的分配格局，建立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长效机制。
四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2004年开始，国家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清理和修改不利于粮食自由流通的政策法规，清理和剥离国有粮食企业财务挂账，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使其真正成为市场主体。
五是在推进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着力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社会保障、住房、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等问题，力争为农民工进城就业创造良好的环境。
2006年，国务院专门下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从各个方面做好农民工工作。
六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200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从八个方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为此，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国家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
根据财政部提供的数据，1996年财政支农资金总量为774亿元，到2006年增加到3397亿元。
10年时间里，财政支农资金增加了3.38倍。
在财政支农中，除了“两减免”和“三项补贴”政策外，国家在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在快速提高，用于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使得农村义务教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免费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将覆盖整个农村范围。
通过梳理近三十年来农村改革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发生了彻底改变，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手段和环境发生了彻底改变，农业和农村需要依靠现代科技和新型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提高我国农业的竞争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阶段和目标发生了彻底改变，农业和农村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首要目标。
二、2003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的支农惠农政策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宏观调控中着力加强农业这一薄弱环节，制定了一系列更直接、更有力的惠农强农政策，连续出台了３个中央１号文件。
这些政策力度之大、受益面之广，，操作性之强，多年没有。
——2003年，围绕推进农村全面小康建设，首次明确提出“多予、少取、放活”六字方针，首次明确规定今后国家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
——2004年的“１号文件”，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
农民从减免农业税、免征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和种粮直接补贴、购买良种补贴、购买大型农机具补贴中，直接受惠４５１亿元。
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和价格，对部分粮食主产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
——2005年的“１号文件”，以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为主题，中央首次对粮食主产县和财政困难县乡实行奖励补助，首次对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实行“两免一补”政策，首次提出建立小型农田水利补助专项资金。
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8个省（区、市）提前全部免征了农业税。
继续加大“两减免、三补贴”的力度，政策直接给予农民的实惠比上年又增加251.4亿元。
——2006年的“１号文件”，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主题。
首次提出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重点转向农村，首次明确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义务教育，首次要求用三年时间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延续了2600年的古老税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必须始终不逾地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要加大投入和改革力度，切实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7年6月1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局、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储粮总公司联合发布《2007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继续在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6个粮食主产省按小麦最低收购价进行托市收购。
国家在这些主产区按小麦最低收购价进行托市收购，稳定了市场价格，也就稳定了全国小麦市场价格。
2007年粮食产量50150万吨首次实现连续4年增产（1985年以来）。
2008年1月8日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08年粮食总产量目标还要超过一万亿斤，保证主要农产品供给不断档、不脱销。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
“200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突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积极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努力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切实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
我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协调不仅制约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也明显制约着国内市场的扩大。
因此，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确立了城乡统筹的基本方略，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判断，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支农政策要进一步稳定、完善和强化，支农力度要只增不减。
各级政府都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财政支出结构，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
三、农村改革的新问题
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过程中，一些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村级组织正式权力体系，现在明显有虚置的现象，特别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
从几个方面体现，大量村落里面主要干部，包括村委会主任、村支书长期不在村里住着，有住在县城的，甚至在其它市里，长期不在村里。
任了职，但是这个人不在。
甚至有的村里两个正职都不在家，我们在调查中经常发现这样的现象。
有很多村民不知道村干部是谁，哪个干。
二是在当前阶段，在税费改革之后，出现了各种新型的农民负担，包括教育的、基础建设投入的，包括农户自身的负担和村集体的负担。
为什么在上海市一个村50万才叫经济薄弱村，这个村必须收入50万才能保证基本建设投入。
这50万属于农民负担的内涵。
而且随着新农村建设幅度进一步加大，这种农民负担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
像一些隐性的，很多农村里小学的设立，现在基本是每个乡镇才有一所小学，山区的小孩要送到镇里上学，怎么办？
很多家长没办法，只好在镇里租一间房子，陪着小孩读，专门给他做饭，这也是负担。
这也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是城乡差别化，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
与此同时，村内农户家庭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
我们过去看到的是城乡之间的矛盾，村内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矛盾不断加大，可能导致村内社会矛盾，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新问题。
，农村基础设施滞后改变农村基础设施滞后的状况，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目前全国农村还有7%的行政村不通公路，46%的行政村不通自来水，3亿左右的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
近年来各地为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应当也更有条件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的发展过程过程村改革如火如荼的开展过程。
四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长期投入不足，设施老化。
主要表现，历史投入欠帐多，水利工程年久失修，不少区县农村仍在种“望天田”。
五是农业机械化水平低，新机具新技术推广滞后。
全国耕地机械化水平不到20%，机械播种、收割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投入不足，不少超期服役的机具更新困难；新机具研究开发相对滞后，因一家一户和受地形地貌限制，推广十分困难。
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赋予"三农"问题更多新的时代内涵.而"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是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推进的系统工程.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2004年以来连续3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分别以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为中心。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一五”规划中一项重要内容即是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用法律形式转化为国家意志。
从把“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首位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到“两个趋向”论断，再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体现出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解决力度不断增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
执政党经过20多年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后，转变战略重点，视“三农”问题为“重中之重”，意在集中力量解决这一影响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推进改革开放进程，实现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富裕。
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一贯的战略思想。
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制定和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取消农业税，采取一系列更直接、更有力、更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快了农业和农村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第二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落后是历史形成的，全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300多万个自然村，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状况差别很大。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但总的来看，农村面貌依然落后。
全国目前仍然有近4万个村不通公路；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用水没有达到卫生安全标准；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厕所；2%的村庄还没有通电；农村人口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民收入不高，手中没钱；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还靠天吃饭；目前约占2/3的农民消费支出还不到整体的1/3。
正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清醒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党和国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这既是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也是其总体目标。
这20个字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
“生产发展”———新农村的物质基础。
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生产发展。
农业是农村的产业基础，生产发展首先指的是农业的现代化，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
“十一五”时期，不仅工业要转变增长方式，农业也要加大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一方面协调粮食与其它作物的比例，力保我国的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协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关系。
“生活宽裕”———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目标。
要达到生活宽裕的目标，首先要通过开辟各种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2005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实际增长11.5%。
保持农民增收势头不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得到广大农民支持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从宏观层面来讲，农民增收可以激发广大农村的巨大消费潜力，使农民的需求成为一种有效需求，从而增强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力。
“乡风文明”———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乡风文明本质上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内容包括文化、风俗、法制、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
近年来，虽然一些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但文化生活却单调乏味，同时一些不良文化有所抬头。
农村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不适应，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适应，主要问题是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现有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文化体制不顺、机制不活。
因此，如何使广大农民过上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
“村容整洁”———改善农民生存状态。
新农村建设中“村容整洁”的要求，最主要的是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
长期以来，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人居环境不能令人满意。
“露天厕、泥水街、压水井、鸡鸭院”，是对农民生活居住环境的形象描述。
农村的房舍、街道建设缺乏规划，浪费大量土地；通行条件差，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由于缺少硬件设施，加上农民的不良生活习惯，垃圾污染严重。
另外，随着一些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工业污染问题凸显，亟待改变。
“管理民主”———健全村民自治制度。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实行村民自治制度。
从全国来看，各地具体情况差别比较大，但基本制度已经确立起来。
完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
从国家层面来讲，要出台村民自治法的实施细则。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内容，不是只强调农村某一方面的建设。
也就是说，从五中全会就提出来新农村建设总的要求有五句话，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这五句话讲到了整个经济的发展，讲到了农民收入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提高，讲到了农村整体面貌、环境的变化，讲到了农民素质的提高，也讲到了农村的管理、民主政治的推进问题。
从具体的工作上讲，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协调推进五个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五个方面的目标:
一是经济建设，使农村生产力要得到发展，农民生活水平要得到提高；二是政治建设，使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推向前进，科学民主管理的水平进一步提高；三是文化建设，使农民素质不断提高，农村文化事业得到繁荣发展；四是社会建设，使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社会事业得到发展；五是政权建设，加强农村基层党的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能够让农村基层的党组织真正成为带领农民建设新农村的领导力量，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
二、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1、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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