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导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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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传》导读

《春秋公羊传》导读

陕西师范大学李孝仓

一、春秋、《春秋》、《春秋》传

（一）春秋

“春秋”是时代名，因编年体鲁国国史《春秋》得名。

《春秋》及其三传是了解春秋时代的重要典籍，了解春秋时代又是解读《春秋》及其三传的法门。

然而至今，史学界对春秋时代的认识和见解仍不尽相同。

这必然关涉对《春秋》及其三传的解读。

因此，先将我们所认同的对春秋时代的看法说明一下。

1．春秋始于周平王东迁，其截止年代说法不一，目前通用的起迄年代为周平王元年（前770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年）。

平王姬宜臼（前770—前720年，鲁孝公三十七年—鲁隐公三年）是申侯的外甥，申侯为宜臼争王位，联合犬戎杀了幽王。

当时拥护平王的诸侯是申、许、郑、晋、秦等，而东方诸侯鲁、卫、齐等对平王得政及其东迁十分不满，于是王令不行。

周王室独尊、诸侯并列的局面动摇，王权一步步衰弱，终至形成政由方伯的新形势，霸主相继登场。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将自周平王东迁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分为三个阶段：

一、霸政前期：

迄鲁庄公八年（翌年齐桓公立），凡八十五年。

二、霸政时期：

自鲁庄公九年（齐桓公元年）起，迄鲁襄公十五年（晋悼公卒），凡一百二十七年。

三、霸政衰微时期（即大夫执政期），凡九十一年。

霸政前期的特点，首先是王权衰微，无以号令诸侯。

周平王崩，鲁隐公竟然不奔丧。

周桓王（前719—前697年，鲁隐公四年—鲁桓公十五年）即位，则极力讨好东部诸侯中与周室最亲、最有地位的鲁国，十三年中竟然五次聘鲁，（此后至春秋末就只有僖公三十年、宣公十年两次）希望得到鲁国的支持。

特点之二，诸侯国内乱，郑、鲁、晋、宋、陈、卫等国为夺君位，杀伐争斗此起彼伏，王室毫无控制能力。

其三是诸侯灭国兼并连绵不断，华夏诸侯群龙无首，夷狄戎蛮乘机肆意侵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隐公四年》），中原大地烽火不断，王室亦无能为力。

原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的局面不再。

此时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尊王攘夷，扶危救困，取信于天下，从此进入霸政时期，周王室大权旁落。

霸主在冠冕堂皇的尊王旗帜下，取代了天王号令诸侯的作用。

比如，组织同盟国家立盟誓互不侵犯、协同处理国际争端、抑制裁决篡弑谋逆、组织联军平乱攘夷等等。

在一百多年的霸政中，参与联盟的国家越来越多，范围逐渐扩大。

齐桓公时，主要是东方诸国，齐、鲁、宋、陈、曹、许、卫等。

晋文霸政时则发展到了西方诸国，戎狄渐次归附。

后来，一直被称为荆蛮、南蛮的楚庄王、吴王阖闾亦成为诸夏霸主。

然而尽管霸主有着一定的权威性，无奈诸侯国各怀异志，所以不断结盟也不断毁盟。

如郑国始终首鼠于中原诸侯与楚国之间摇摆不定，与诸侯结盟又二心于楚，招致双方拉据似的讨伐。

尽管霸主协理国际争端，兼并战争始终未曾停止过，甚至可以历经漫长的岁月誓在必得。

如宋之志在灭曹，自僖公十五年“宋人伐曹”始，至哀公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了断，其间历经159年。

郑灭许之志，始自隐公十一年“郑伯入许”，直至定公六年“郑游遬帅师灭许，以许男斯归”，用了208年。

诸侯之间一旦结下怨仇，不报不已。

齐襄公为报九世祖之仇灭掉了纪国。

自庄公十年“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昭公十一年夏“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

冬“楚师灭蔡，执蔡世子有以归，用之”。

定公元年，楚相囊瓦欲得蔡昭公之美裘，不予，被扣压于南郢三年，直至献裘始得归，蔡楚结怨已深。

伍子胥父诛乎楚，心怀复仇之心逃往吴国。

定公四年，蔡昭公、伍子胥借吴王阖闾之力伐楚报仇，破楚入郢。

诸侯之间矛盾交错，形势复杂。

春秋后期，“诸侯僭王室”又进而发展到“大夫僭诸侯”，各诸侯国内部的“大夫世袭”司空见惯。

其后果必然是卿大夫宗族力量渐强，实力膨胀，逐步操纵了诸侯国的政权，就是这样，春秋终于进入了大夫以至陪臣执政时期。

比如：

鲁国三桓专政，竟至将昭公驱逐在外七年多，最后死于乾侯；齐国崔杼、庆封专权，直至陈（田）氏夺权；郑国子产大权独揽；晋宋诸国形势亦然。

晋国在入战国后竟然为大夫韩赵魏三家所分。

国际事务中同样政在大夫。

襄公十六年，鲁、晋、宋、卫、郑、曹、莒、邾娄、薛、杞、小邾娄十一个诸侯在溴梁集会，竟然由大夫盟誓。

自此“大夫盟”成惯例。

可见列国大夫擅权，诸侯失政，“君若赘旒然”的严峻形势。

2．这个变化过程，正是社会形态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演进的初期阶段。

西周诸侯的土地和奴隶是周天子分封的，受封者仅拥有“食其租税”的权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进入东周以后，王室权力衰弱，封建领主对受封土地“食其租税”的领有权向所有权转化，土地上的劳动者也随土地一起成为领主所有。

促进这一形势变化的还有一个重大的经济因素，那就是春秋初期铁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铁制耕具利于开垦荒地，“私田”渐广。

这些变化使得天子“受民（劳动力）受疆土（生产资料）”无法维持，土地王有制向私有制过渡。

《诗经·大雅·大田》：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及《左传》中多次记载的贵族之间的土地纠纷，充分说明土地王有已解体，私人占有的局面已经是天子无法控制的了。

伴随各国私有土地的产生，新兴地主阶级逐渐形成，氏族贵族制没落。

郑国、晋国“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这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法。

表明自由民增多，新兴地主阶级财产、势力膨胀，制法的必要性突出了。

铸刑鼎，打破了贵族原有的特殊地位，正如《左传·昭公六年》所云，“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

无论贵族还是新兴地主、平民，都要受这法的约束。

封建宗法制下的与生俱来无可改变的身分地位，不再一成不变。

战功可以使庶人、工商进为下级军官，从被统治阶级跻身统治阶级行列，战功也可以使无人身自由的奴隶获得自由。

这一切变化都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3．春秋是我国历史上国内战争最为频繁的时期，仅据《春秋》所记载的军事行动，就多达四百八十余次。

即使是国家之间的聘问、盟会等行为也多数与战争紧密相连。

战争几乎成了这一时期政治生活的主题。

华夏诸国与戎狄的战争是由来已久的。

《诗经·小雅·采薇》：

“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写的就是西周时代抵御戎狄入侵的士卒的感受。

周平王东迁之举不仅不能回避戎狄，反而使他们进一步向中原进逼，深入到了黄河流域，对中原诸侯国造成重大威胁。

他们多次侵伐郑、卫、齐、晋、宋、鲁等国，甚至灭邢、温，亡卫。

卫国因此而迁都楚丘，再迁至帝丘。

齐桓公称霸，联合起诸侯才北败戎狄，南服荆楚。

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秦国强大起来，诸夏与戎狄的战事减少，相融多于相伐。

春秋时期更多的是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的战争。

诸侯兼并，西周就已经发生，武王时期的八百诸侯到春秋初期只剩一百三十几个了。

东迁后，衰弱的周天子更无法控制局面。

弱肉强食，大国称霸，齐、晋、楚、秦、吴你方唱罢我登场。

中小国家趋利避害游走于大国之间以寻求庇护，但是最终还是被大国一个一个地吞掉了。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卿大夫宗族实力的膨胀，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形成，国内的阶级矛盾日益深重。

于是，春秋中后期，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战争硝烟不减，诸侯国内各部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争夺君权的战争甚嚣尘上。

这类夺权的战争多数属于新兴地主阶级与封建领主之间的战争，属于社会转型的战争。

为适应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需要，各国军备暴增，纷纷突破“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周礼之制。

战争规模迅速扩大，战争的方式也在变化。

《春秋》没有正面、明确地表现奴隶的起义战争。

僖公十九年“梁亡”，《公羊传》曰：

“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

自亡也。

其自亡奈何？

鱼烂而亡也。

”何休《解诂》曰：

“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国之中无一不被刑者。

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状若鱼烂。

鱼烂从内发，故云尔。

著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当绝也。

”显然梁国是平民和奴隶的起义，即国内阶级斗争所推翻的。

《左传》中有奴隶造反的记录。

如僖公十六年因鄫国被淮夷侵凌，鲁、齐、宋、陈、卫、郑、许、邢、曹为鄫修筑城墙，服役之徒不堪其疲惫困乏而造反回家。

（二）《春秋》

1．“春秋”本是春秋时期鲁国国史的专名。

因鲁史编年必记载四时，不便以四字为书名，乃错落举“春”、“秋”以统括“夏”、“冬”。

《孟子·离娄下》曰：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赵岐注：

“此三大国史记之异名。

‘乘’者，兴于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梼杌’者，嚚凶之类，兴于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

”）

史称《鲁春秋》。

“春秋”也是当时各国史记的通名，《墨子》中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之说，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

《国语》中所说的《春秋》也是泛指史书。

故此，后代以“春秋”作为“史”的代称，进而被借用来表示岁月、年龄。

今传世之《春秋》，是孔子依据当时的鲁国史书修订而成的。

《公羊传》中所说的“不修《春秋》”指的是鲁国原国史，是史书，今已不存。

经孔子笔削而传世的《春秋》，是以鲁国十二公的历史故实为依托，立经世大法的政治书。

二者有质的不同。

2．孔子与《春秋》。

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历来说法纷纭，主流意见是今传世之《春秋》是由孔子修订的。

《孟子·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君子曷为为《春秋》？

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

”孔子修《春秋》的目的，不在于记史而在于以史实说法，借事以明义，在针砭世事中立治世之法，从而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著于竹帛，传之于弟子，进而传于后世。

只看它在不少年份中，春夏秋冬四季之下只有一两个字，如“雨”、“螟”、“宋灾”之类；有多处是“夏，四月”，“冬，十月”之类只记时不记事；桓公十三年春季之后只有“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寥寥数字，桓公七年甚至只有春夏无秋冬，显然，它不是一部按部就班记事的国史。

名为《春秋》，又非正经史书，历史上就曾有因为不解其中味而诬《春秋》者，比如王安石蔑之为“断滥朝报”，意思是说《春秋》是残破不全的诸侯赴告。

也有深解其中味者，朱熹《近思录》就指岀：

“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

《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

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

……《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

《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

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

……《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

律令唯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

”此言很是精辟。

《孟子》和《史记》还分别阐释了《春秋》的社会价值，《孟子·滕文公下》曰：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

孟轲、司马迁所谓使乱臣贼子惧，以为将来者之诫，也正是孔子修《春秋》的目的。

《孟子》、《春秋繁露》、《公羊传》、《史记》、《汉书》等大量典籍，或说孔子“作《春秋》”，或说“为《春秋》”，或说“修《春秋》”，或说“次《春秋》”，或说“笔削《春秋》”。

可见战国、西汉以来的学者都承认《春秋》为孔子所作或由他修订的。

《史记》更是多少次反复记述这一史实，此说为历代学者认可。

不过也有些学者置疑，如唐人刘知几在他的《史通·外篇·惑经》中就提出一些疑问。

宋王安石说如“断烂朝报”般的《春秋》，不会是孔圣人所修。

近代疑古派也提出过一些怀疑。

今人杨伯峻声称“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