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军事失误与教训再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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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军事失误与教训再探讨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军事失误与教训再探讨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军事失误与教训再探讨作者：

张永惠蓄意已久精心策划搞阴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由于日本的诱降政策和英美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开始由较积极的抗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在华北的进攻遭到失败后，国民党便将反共活动的重点转向华中，妄图对我华中新四军聚而歼之。

黄桥战役结束的第九天，即一九四O年十月十九日（皓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总副参谋长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副司令朱德、彭德怀，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项英，这就是所谓的“何白皓电”。

“皓电”污蔑我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

（1）“不服《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

（2）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集中到黄河以北，而且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合并后总编制不得超过十万人（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已有五十万人）。

何白皓电是一个阴谋，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一个信号。

“皓电”发表的次日，顾祝同即指令第三战区司令官部参谋长岳星明拟出增强皖南的兵力，作堵击的准备的防堵计划。

蒋介石下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等部30万大军，会同江南顾祝同，准备向我新四军进攻。

李品仙乘机向我方提出交出整个皖东政权；韩德勤要我在苏北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也有助韩攻我之势；东北军霍守义部由山东南下，增援韩德勤；汤恩伯在皖北地区积极向我推动，不断制造摩擦。

十二月七日，蒋介石批淮《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

十二月八日，蒋又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齐电，再次限期强令新四军北移黄河以北。

十二月九日，蒋介石密令顾祝同：

“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要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月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皖南，战云密布、阴霾满天；华中，爆发一场新的反共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但是，尽管国民党早有围歼皖南新四军的计划，如果要完善其军事包围尚需一定时日，皖南新四军如乘国民党军队布置未就，迅速离开皖南险地，觅路北上，还不致在皖南遭到惨败，当韩德勤向苏北陈毅进攻已露端倪时，中共中央就明确指示：

“确悉军令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服准备自卫行动。

皖南尤须防备。

并于九月二十二日致电新四军军部：

“皖南部队及军部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

由于项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在执行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北移指示的过程中反复动摇、犹豫不决，结果贻误了时机，给国民党军队围歼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以可乘之机。

最后，既然决定北移了，就应该抓紧时机，力争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国民党规定的期限内移动，不应该拖过元旦，到一月四日才移动。

对此，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十一月二十四日曾专门给叶挺、项英发过指示：

“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

……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

”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当然，即使在年内移动，也更多有利于争取和教育中间派的广大人民群众。

对此，项英是有责任的。

避虚就实选择北移路线错误众基础根据材料看，走另外两条路线都比较有利。

从铜繁间过江到无为，这是最后指定的路线，政治上是有利的。

同时行程近，长江两岸都是我军活动的地区，群好，没有国民党军的防区，在日蒋矛盾没有解决以前，国民党队对我军行动也不敢紧迫。

当时在无为成立了以曾希圣为指挥的渡江指挥部，筹备了足够的船只，“最小的船可渡十几个人，大船可渡八九十人。

一次至少可渡四五千人”。

中共无为县委也“筹集了二三十条大船，还有几十条渔船。

”因此只要组织好，一次就可交皖南部接到江边。

诚然，大部队行军难免要走漏消息，长江天堑也不可能等闲飞渡。

但是，偌大的长江，绝非日军所能封锁得了的。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张元寿、马长炎等200余人的部队奉命从江北无为南渡铜、繁，以及皖南事变发生后近千名皖南新四军指战员从铜、繁突围北渡安抵无为的事实，都有力地证明了长江封锁情况并非如项英给中央报告中所描绘的那般森严。

走另外一条路线，尽管国民党顽固派在大江南北布置重兵，蓄意围歼皖南新四军，尽管皖南新四军处在丧失北移最好时机的不利条件下，但是如果北移路线选择适当，皖南新四军还是可能避免遭到皖南事变那样的惨败。

从皖南北渡长江的路线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经过马关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诸镇、南渡镇及竹篑桥、水西地区（原江南指挥部所在地），然后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及苏北；另一条是从铜陵、繁昌之间北渡长江至无为。

”从各方面情况来分析，上述两条路线都比较可取。

但是项英却选择了第三条路线：

绕道天目山到达漂阳，待机北渡。

叶挺军长当时不同意走这条路，他建议：

“要走，从大路走，由皖南直奔苏南，与陈毅和粟裕同志所领导的部队会合。

如果敌人要在大路上打我们，全国人民看得清楚，他们在政治上就处于不利地位，这样我们可以堂堂正正之师，分化和瓦解一部分敌人。

”但叶挺不是党员，军分会作出的决定他不能否定。

项英虽是副军长，但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是新四军的实际决策人物。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从地形来说，第三种路线所经之茂林地区是个东西北三面环水，南面靠山的绝境，易进难出。

这种地方行军时“必丞去之，勿近也。

”叶挺在狱中也曾说：

“行军的路线没有选择好，走的尽是山路。

”从敌情来说，国民党事先已在这里朝岭方向呈口袋状布置了五个师又一个旅，尤其是正面的第四十师，是蒋介石装备精良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强。

此外，从政治上来说，向国民党后方行动，容易贻人口实，于我不利。

所以，走这条路线无异于自投罗网。

即马头镇——毕桥镇——竹篑那条路线也比走茂林有利。

这条路线苏南我军和皖南我军可以对进，互相策应，沿途都有我军兵站，群众基础也好。

皖南事变前我军近两千名非战斗人员就是从这条路线上通过的，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虽然日寇当时在苏南反复扫荡，国民党五十二师和一O八师在沿途修筑了工事，但是我军如果分批分移，摆在面前的这些困难也不是不能克服的当然分批移动走第一条路线或者走第二条路线或者同时走这两条路线都有被日、蒋各个击破的危险。

可是正如陈毅所说：

“都没有全军覆灭的可能”。

所以，南走茂林，实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难怪事变结束后，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部）在其战斗详报中总结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时，其中一条就是“状况判断错误，轻离老巢，南过章家渡投我部署上最强三包围圈内”。

分散突围便于被敌各个击破犹豫不决北移中贻误战机皖南新四军南走茂林的本意是“声东击西”，对在南面布防围堵之国民党军队佯作威胁，使对方误以为我军南下交其主力吸引过来，然后我军再向东折向旌德、宁国去苏南。

既如此，，只须分兵一部向南佯攻即可。

然而，行动前我军九千余人被编成了三个纵队。

皖南地区山高岭峻，三路纵队齐头并进，手中又没有预备队和突击力量，一旦有变，不能互相支援，便于敌人重兵分割围歼，各个击破。

皖南事变中，第一纵队就是被敌人重兵围困于求岭而与兄弟纵队失去联络，被敌击破。

陈毅在总结皖南事变军事教训时指出：

“皖南我军既然要集中起来北移，那就应该三个团走前面，三个团走中间，辎重在后面，集中走一路才是正确的。

十几万人的队伍才可以分几个纵队走。

”分兵南进，这是皖南新四军北移过程中军事指挥上的第一个错误。

一月四日，新四军夜间行军，一路上明火执仗。

因连日下雨，道路泥泞，章家渡浮桥中断，部队河中徒涉，行动缓慢，直至五日下午三时方全部到达茂林等各自指定位置。

新四军在茂林休息一天，大做宣传工作。

制造假象迷惑敌人，隐蔽企图迅速突击，是我军行动的基本原则，新四军转移中指挥和行动是严重违反这一原则的。

从云岭到三溪（国民党军四十师在这里立足未稳）不过八九十里，如果行动迅速，以突然的动作在这里打开一条通道，是完全可能的。

一出旌德，即成外线作战，行动就很自由了。

国民党也承认，如果新四军出了旌德，再加一倍兵力也消灭不了了，可新四军不仅不利用有利条件迷惑敌人，而且将自己的行动企图暴露无疑。

部队行军四十里，竟要休息一天多，看似爱护部队，实则贻害全军。

身在绝境而无紧迫之感，这就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严重的伏笔。

这是皖南新北移过程中军事指挥上的第二个错误。

战斗打响后，6日下午决定攻击前进，7日中午拿下星潭。

到7日中午三路纵队各自胜利地击退了顽军的拦击。

一纵通过了求岭；二纵出丕岭，所属前卫团（新三团）抵达星潭外围，遭到顽军四十师一二O团的阻击；三纵也占领了高岭，向星潭进发。

当时的态势是：

由于国民党顽军蓄意布成袋形攻势，企图一举围歼皖南新四军。

因此当军部随第二纵队从云岭南下后，云岭即被顽军控制；部队甫离茂林，即被顽一四四师进占。

新四军退路已断，彼时唯一出路只有迅速打开星潭，撕破顽军的合围圈，皖南危局尚有转寰之一线希望。

但是，就在要不要打星潭的问题上，军部领导发生了分歧。

据军部作战科副科长叶超回忆：

“叶挺军长的决心是要三团的一个营出击，另外再从后面调五团的一个营从侧面迂回一下，坚决把星潭打下来。

但是项英同志不赞成这个方案，他强调我们的部队向来不打硬仗，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硬拼恐不行。

他怕攻不下星潭，我们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项英在这个关键时刻优柔寡断，在要不要打星潭这个问题上，军部领导在丕怜到星潭之间的百户坑召开会议，从七日下午三时起整整讨论了七个小时，行动方向仍未定下。

叶挺忍无可忍，气愤地说：

“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没有决心，不能犹豫不决。

我的态度就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请项副军长下决心吧”。

但是，武断的项英最后还是否定了叶挺的正确意见，决定不打星潭，部队掉头后撤到丕岭以西，改道由高岭出太平。

而实际上二纵新三团第一营副营长（即政委）张玉辉的回忆都证实了这一点。

但在七日夜里的军部会议上由项英拍板，决定全军从星潭折回，改向高岭方向突围到太平，由太平上黄山再待机北渡。

结果因部队秩序混乱，直至八日上午十时方撤离歪岭。

八日下午继续行动，准备突击高岭。

这时又因向导带路，误走廉岭；高岭方面，我五团与祝七十九师发生激战，久攻决心已晚。

顽一四四师占领茂林后，向高坦方向猛攻，使我军腹背受敌，陷入顽军的全面包围。

九日晨，军长叶挺亲临阵地指挥，将一四四师击退，部队进入高坦。

当晚，叶挺率部绕过东流山，全军转入横直五六里之石井坑中。

拿破仑说：

“在严重的危机时刻，不应有丝毫的犹豫不决，犹豫不决前总是毁灭人，而从不会把人从厄境中救出。

英国的查理一世原有能力战斗并能获得胜利，但他犹豫不决以致被斩了首。

”在新四军突围的过程中，项英拒绝军长叶挺的正确意见，优柔寡断，放弃星潭，功亏一篑；朝令夕改、一日数惊，以致丧失时间，贻误战机，从而挫伤了部队的士气。

这是皖南新四军北移过程中军事指挥上的第三个错误。

正当部队转回高坦时，项英既未向中央请示，又没有通知军长叶挺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错误地下了一道“带官不带兵，分散打游击”的命令，然后，项英和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率少数警卫人员于九日凌晨脱离部队，不告而别。

叶挺，饶漱石发现这一情况后，当即电告中原局和党中央。

中原局书记刘少奇除立即复电叶、饶，要其“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外，并立即向党中央陈述看法：

“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救危局。

”中共中央接到叶、饶和中原局的电报后，于一月十一日给叶、饶发来一电：

“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

”一月十二日又连续发来类似上述内容的电报。

项英等主要指挥者临阵不能沉着果断地实施指挥，一度放弃领导责任，背着军部私自离队，使用权皖南全党全军顿失重心。

这不能不是项英在皖南新四军北移过程中所犯的最为严重的错误。

《中共中央关于袁、项错误的决定》也说项、袁是“可耻的怯懦动摇”。

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客观上洽注定了人军失败，而上述新四军主要指挥者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错误，又在主观上皖南新四军的败局无法挽回。

吃堑长智总结皖南惨败教训第一、军队高层指挥人员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

关于新四军北移问题，中央从1940年1月起，屡有指挥和批评。

但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就是不认真执行，不是寻找理由予以推托，就是以撂挑子相要挟。

1940年5月陈毅同志曾气愤地说：

“项英既不去皖北，又不来茅山，竟这样目无中央！

他赖在皖南，按兵不动，犹豫不决，到现在还五心不定，将来一定会输得干干净净。

”事实被陈毅不幸言中。

项英之所以对中央的批示采取阳奉阴违、消极抵制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抗战时期一贯的右倾思想使得他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从而不能不正确地分析当时的战略形势和理解中央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是项英在思想上没有牢固建立“党指挥枪”的概念。

项英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有功的，对新四军的建立与发展也有贡献。

但由于没有树立严格的党性观念，他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和功绩，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自己与党中央的关系。

他在新四军内“完全自成风气，对于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到极不正常的程度。

”由于对中央不尊重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不执行中央军委的指挥，其结果不仅贻害自己，更给党的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第二、首长的决心直接关系到部队的命运，应力戒粗心大意，力避侥幸和武断。

新四军北移路线，本来有两案可行的供选择，而项英却另选了一最危险的方案。

他为何出此下策中央军委参谋部当时的总结曾怀疑“是否受内奸影响”故意所为。

后来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项英错误选行军路线的原因，一是他对敌情，地形了解不够，对情况估计不足，这是粗心大意所致；二是他主观武断、刚愎自用，项英历来在新四军内部实行家长制领导作风，以“党”代军，以“党”代政，实际上是他个人说了算。

叶挺虽为一代名将，但一直受到项英等到人的排挤，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此次行军路线，虽然叶挺力主走马头镇，郎溪与苏南部队会合，参谋人员也倾向于由铜、繁间北渡，但项英却武断地否定了这些正确意见，坚持绕道天目山。

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对行军路线的错误选择给部队带来的重大损失，说明首长在下定作战决心时，必须尽力弄清敌情，我情，地形等各方面情况，缜密分析，正确判断，来不得任何粗心大意和主观武断，只有“知彼知已”，才能“百战百殆”。

第三、军事指挥员应当加强军事理论修养，提高指挥艺术。

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多次出现行动计划与实际指挥相矛盾的情况，这些情况既反映了项英等人在政治上的盲目，更暴露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弱点和缺欠。

他们不善于关照战全局与各阶段的关系，不善从主要战略上目的出发采取有效的战术行动，不善于敌变我变，我变敌变的辨证角度揆度战局的发展进程，甚至在一些基本用兵常识上犯错误。

作为高层指挥人员，在军事素质上存在如此严重的缺欠，是导致最终失败的重要内因。

这无疑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诫的惨痛教训。

第四、沉着果断、临危不惧应该成为每个革命军人，尤其是指挥者的基本素质。

新四军领导人项英、袁国平等在战斗中，先则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继则张皇失措，临阵动摇，完全缺乏一个将领应有的风度，更缺乏一个革命军人应有的品质。

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错误是不能原谅的。

孙子说：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

”这是很有道理的。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稍纵即逝，指挥员必须沉着镇定而又反应敏捷。

同时，指挥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部队的情绪产生影响。

因此，每个指挥员必须具备沉着冷静、英勇果敢、坚韧顽强等基本素质和品格。

这样，才能以自己的言行为部队作出表率，率领战士赢得最后的胜利。

皖南事变是我军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失败战例，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教训。

“青山处处埋忠骨”，皖南英烈，浩气长存，我们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今天，一定要珍惜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这些教训，从中获得教益，力争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以尽可能少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