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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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
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源
彼得·洛温伯格
今天人们普遍认识到，童年时期的情绪决定着成年后的心理健康和心理状态。
现代战争的状态、家庭生活的长期解体、加上基本食物和住所的缺乏、再加上全国上下历久不衰的爱国主义、仇恨和暴力情绪，必然要使儿童的情绪和心理发展产生畸变，因为童年时期在满足基本心理、肉体需要方面的不平衡造成了持久的心理畸形。
为了指明由于家庭和社会创伤而造成的紧张情绪的最主要潜伏点，简要地评论一下现代关于以婴儿期到成年期的特定阶段发展理论和情感发展理论，可能是有益的。
下面所说的只不过是发展的一种理论模式，人格发展心理动力的一种理想模式。
这种模式具有启发性，可用来检验社会、文化资料。
然而，这种模式并不是某一个人心理发展的确切模式。
关于儿童的心理过程和幻想，现在的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儿童指导专家一致认为，儿童丧失母爱会对成年时期的心理健康和感情力量发生长远影响。
儿童与之发生关系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的母亲。
儿童对客体（首先是对母亲）的态度是被动的、感受性的；也就是说，儿童是自恋（narcissistic）和自私的，他希望得到快乐，要求消除不适。
被称为“英国学派”的一些英国精神分析学者曾强调指出，儿童通常都具有一种有害的用嘴发泄狂怒的特性。
当儿童的需要遭到剥夺时，这种具有巨大破坏性的狂怒自然就更为加剧了。
已故英国儿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学者Ｄ．Ｗ．温尼科特描述了婴儿的狂怒状况：
他在狂怒中想要破坏母亲的乳房；他相信能在吃奶时做到这一点。
梅拉尼·克莱因称儿童的世界是一口爱憎情绪强烈的沸腾的大锅；婴儿充满了要对其所瞩望的唯一客体（他的母亲）进行破坏的激情。
琼·里维耶尔在描写婴儿不可控制的狂怒感情和他不顾一切地要进行破坏的情状时写道：
“他变得放肆了。
他好象是自然而然地爆发出了憎恨，想要侵犯。
他如果感到空虚和孤独，就会自然而然地作出反应，就会立即不可控制，大怒而特怒，想要侵犯。
这种狂怒引起了痛苦、暴躁、愤恨、气闷和压抑；进而又引起失落感、悲痛感和忧虑感。
婴儿不能区别“我”与“非我”，他自己的感觉就是他的世界，他就是世界；因此，当他感到冷、饿或孤独时，世界上没有牛奶，没有幸福或快乐——生活中的宝贵事情消失了。
当他受到欲望和愤怒的折磨，发出不可控制的、窒息的尖叫，借以减轻痛苦和怨恨时，他的整个世界充满了苦难，遭受了伤害、痛苦和磨难。
”
雷内·施皮茨在其对孤儿进行的经典的研究中指出，婴儿出生后的头一年里得不到适当的母爱，就会损害他的身体发育和人格的形成。
施皮茨比较了两组孩子：
一组是在监狱托儿所中受到自己母亲照顾的孩子；另一组是在孤儿院中由称职的保姆看护而没有得到自己母亲的亲自细心照料的孩子。
虽然孤儿院孩子刚入院后在身体素质、发育和智力指标上要高得多；但是不到四个月，这些指标就开始下降，情况并不断变化。
他们不会说话，不会自己进食，也养不成清洁习惯。
监狱托儿所的婴儿却在健康成长，因为他们在生命头十二个月里与其母亲有着密切的感情交流。
［①ａ］
稍后，对儿童安全的巨大威胁则是与母亲分离所造成的创伤。
婴儿和幼童应该与母亲（或是长期充当母亲的人）有个温暖、亲密和连续的关系，婴儿和母亲双方在这关系中都能得到满足和愉快；这对于人格的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约乾·鲍尔贝说：
“生命的头三年中长期的分离（指母子关系）对孩子的人格起着特有的分离（指母子关系）对孩子的人格起着特有的影响。
在临床上，这种孩子感情淡薄，十分孤僻。
他们不能开展与其他孩子和成人间的正常联系（Libidinalties），从而得不到名副其实的友谊。
”［②ａ］
对婴儿和儿童来说，母亲是最好的保护人，她能使孩子满意和减轻孩子的痛苦。
玛格丽特·马勒说：
“没有母亲，正常的婴儿就面临着……失去帮助和希望的危险，从而感到焦虑。
”这种危险对孩子之所以特别具有威胁性，不仅是由于孩子要完全依赖他人，全然没有自助能力，而且还由于孩子本身具有强烈的矛盾心理。
在儿童成长中的口腔施虐、肛门施虐和恋母情结阶段（Oralsadistic,andsadistic,andoedipalphases），大大发展了对爱恋对象的侵犯特性。
孩子由于其自身的敌意和侵犯性，就必须同恐怕失掉爱恋的强烈担心作斗争。
他虽然狂怒和担心，但必须保持对对象（母亲）的爱恋。
如果孩子不能立即得到母亲的爱和保护，就会作出反应，以为得不到母亲的爱是因为自己很坏。
他就会缺乏自尊心，［③ａ］就会把自己看作是个不可爱的和没有价值的孩子，是个赶走爱恋者的坏家伙。
他那健康的自恋平衡（narcissisticbalance）就会遭受坡坏，他的自我（ego）也就减弱了。
对付内在恶劣感的一种方法是，把自己身上的这些恶劣的不合群的东西投射到其他人身上。
鲍尔贝把幼童生活中与母亲（或承担母亲义务者）的分离称为“原始焦虑”。
母子分离状态引起强烈的惊恐、慌乱和苦恼。
由于母亲对孩子的生存非常重要，分离焦虑总是要引起反应的；它很容易引起反应，只有孩子所爱恋的母亲本人才能完全消除这种反应。
［④ａ］
一些研究童年时期母子分离和个性形成问题的专家学者认为，青春期和成年期想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愿望表明，在惊慌和恐怖状态中有回归到个性形成以前的阶段（Pre-individuationphase）的需求。
这种结合可能是群众之间的互相融合，也可能是与专制制度及其独裁领导者的融合。
［⑤ａ］
与母亲的分离产生了敌意，因为这种分离被认为是遭到了所爱者的拒绝，被体验成是失掉了爱。
这种焦虑和敌意最盛的时期也是控制和冲突调节的方式确立的时期。
因此，分离焦虑和敌意是同一经历激起的。
敌意必须压抑，因为它是针对所爱者的，并且，表示敌意、冒着继续遭到损失的风险，更要危险得多。
敌意被压抑着，就会产生更大的焦虑。
对母爱的急切需求和对母亲的强烈的无意识的敌意，都促使神经过敏、易于焦虑的人在后来生活中面临挫折时倾向于回归到原始的焦虑和狂怒。
战争的恐怖、父母们被杀和致残及儿童死亡的景象，使孩子们受到了创伤。
如果认为儿童不知道破坏和侵犯，那就过分相信了儿童的单纯，误解了儿童的本性。
当然，侵犯性并非终止于婴儿期和童年期。
温尼科特、里维耶尔、克莱因、施皮茨、鲍尔贝和马勒所描述的新生儿和婴儿的气愤和狂怒在婴儿长大成儿童时也是一种破坏性的行为：
这在所有的托儿所中都可以见到。
安娜·弗洛伊德和多萝西·Ｔ·柏林厄姆描写了他们对排泄训练时期所特有的侵犯性和控制的冲突所作的观察：
“将一、二岁的孩子一起放在游戏围栏里，他们就要互相啮咬，互相扯拉头发，互相窃取玩具而不顾对方的不愉快。
他们正生活在一个破坏和侵犯性起着主导作用的成长阶段。
我们如果观察做游戏的幼童，就会注意到：
他们破坏自己的玩具，扯掉玩偶和玩具兵的胳膊和腿，把球刺破，打破一切易碎的东西……。
随着他们的力气和独立性的增长，就越加需要有人照管，以免造成太多的破坏，以免互相伤害，以免伤害弱小者。
”
作者接着又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我们常常半开玩笑地说，托儿所里有连绵不断的激烈的战争。
”［①ｂ］
幼童想杀死所有在想象中和现实中妨碍、冒犯和拒绝他的人。
由于猜忌而想除掉妨碍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和竞争者，这是普遍存在的常有的事。
教育的首要社会目标之一，就是要约束儿童的十足的侵犯性。
首先，外部权威要禁止住想要进行破坏的直接行为。
其次，儿童要学会抑制住自己的冲动。
对这种冲动的防御方法是同情和怜悯这类的反应形成（Reactionformation），以及认真照料和细心周到这类的强制性防御。
这些冲动是可以被压抑住的，或升华成为相互竞争和极富建设性的活动。
儿童要学会批判和克服自己的敌对的、反社会的欲望；这就是说，他要不让冲动有意识地表现出来。
他要认识到，伤害、致残和杀人是坏事。
他要确信自己不再想干那些暴力和破坏的事情了。
只要外部社会支持他约束其侵犯行为的努力，他就能不再干坏事。
当竭力抑制其侵犯性和破坏性的冲动的儿童身处战时社会的时候，围绕着他的外部世界的憎恨和暴力正好与他内心世界中尚未抑制住的侵犯狂相吻合。
正是在开始接受教育抑制冲动的年龄上，这些冲动却得到了战时社会的赞许和确认。
当儿童生活在心里想着并在实际上进行着战斗、残害和屠杀的人们中的时候，他不可能压抑凶杀的、破坏性的欲望。
儿童不是避开战争的恐怖和残暴，而是以纯朴的激情趋向恐怖和残暴。
他曾试图将之埋葬于自己内心的那种凶杀的、破坏性的冲动，现在却得到了战时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大众传播媒介的鼓励。
对于儿童来说，他内心升起的暴力幻想是能够产生焦虑的。
这就是说，似乎有个内心的信号提醒他谨防失控的危险。
此外，当儿童与家庭不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常会出现温尼科特所描写的神经质、尿床、大便失禁、偷窃、逃学和犯罪等症状。
［②ｂ］
许多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指出了民族社会主义对不安全感的防御功能。
哈罗德·拉斯韦尔不同于那些把希特勒说成是父亲的（或儿子的）象征的人；［③ｂ］他准确地揭示了“希特勒对德国人民所具有的母性功能”这一主题，认为纳粹主义是为了补偿曾经缺少的母爱和家庭生活而出现的一种回归欲望。
拉斯韦尔强调肛欲阶段在纳粹所宣传的纯洁和污染中的作用。
“对于德国社会中的某些阶级来说，希特勒本人起着一种母性作用；这一点有着深刻的意义。
他那连续不断的道德说教就是全身心地关注着孩子的身体发育、智力增长和伦理形成的焦虑的母亲所作的说教。
他在公众面前演说，就象他的自传所写的那样，谈论从历史教学的最优形式到消除社会弊病所造成的灾害的方法等各类教育问题。
他之所以谈论这些教育问题，是由于他一直关注着“纯正”；他经常提到‘种族血统的纯正’，并常常提到个人的禁欲、节制法则。
这位现代加拉哈德主义（Galahadism）大师使用新教的清教主义语言和天主教的虔诚语言阐述家庭生活的准则。
他所坚持的主张充满了深切的疑虑、反复的肯定、有力的否定和严厉的强制。
这实质上是保姆所主张的一组‘禁止事项’。
”［①ｃ］
同样，研究结果表明，童年时期丧失父爱（这一点在以后接近和经历恋母冲突（oedipalconflict）的年龄阶段时有着愈益增长的重要性），也对青年人的人格及其对父亲的形象、政治权威和权力的来源的看法有着深刻的影响。
乔治·Ｒ·巴赫在其对父亲在外的小学儿童和父亲在家的小学儿童进行比较研究中发现，“父亲在外的儿童理想主义地幻想着父亲的形象”，这“似乎表明存在着要求父爱的强烈倾向”。
而“父爱要求的被剥夺则强劲地刺激着理想主义的、满足愿望的幻想”。
［②ｃ］离家在外的父亲被理想化了。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反应形成——即抵御对父亲的憎恨，抵御的方法是将这些受抑制的敌视父亲的情感转换为其对立的意识。
［③ｃ］
精神分析理论和临床证据告诉我们，父亲长期在外的结果是加强了对母亲的亲近。
而这一点又将增强儿子潜伏的恋母冲突。
被激起的乱伦幻想将加深受惩罚的恐惧，因为这种欲望是遭禁的。
单独同母亲在一起的男孩有着深深的去势焦虑（castrationanxiety）；其结果就加强了对离家在外的理想化了的父亲的认同，渴望与父亲之间的同性爱恋。
对远地父亲的同性恋情感是一种与母亲分享的对父亲的爱情，是对强化了的与母亲乱伦情感的抵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时整个经济的需要大大加速了妇女的解放；而妇女的解放又使妇女从事了传统上男人们所从事的职业，担任起了家庭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她自己及其孩子们认为，在工业和农业中工作的妇女现在正做着“男人的”工作。
因此，管理家庭的母亲可能在其孩子们的心目中被看作是个“阴茎崇拜”者或男性的形象。
当她不习惯为家庭幸福和纪律承担完全责任时，她会变得焦虑不安。
这种焦虑由于她得不到情感和性欲的满足以及对她丈夫的悬念，而进一步加剧。
所有各种焦虑必然会立即传染给孩子，然后孩子也变得焦虑不安。
心神不安的母亲常常会比她在正常情况下更爱惩罚人；这既是为了避开她自己的性欲情感，也是由于忧虑她作为纪律执行者的作用。
这一点加强了年轻男孩的消极受虐狂（passivemasochism）和去势焦虑。
变成同性恋者的男孩常常是如下的孩子：
他被留下单独与母亲在一起，并形成对母亲的热烈依恋，而且这种依恋没有父亲的在场和保护来起居间调理作用。
反对女性化的斗争和向自恋对象选择（即选择象他自己一样的人、同他先前一样的人和他想要成为的人）的回归，都在无父亲照料下成长的男孩身上大大地加剧了。
如果幼年时期与父亲分离和失却父爱有损于儿童对挫折的耐受力和现实检验功能的话，我们就必须考察正常儿童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幻想形成的过程。
对儿童的政治概念、政治领导概念和民族身份概念方面的研究表明，有许多终生的基本认识是在小学二年级以前（即在八、九岁时）就已形成。
［①ｄ］小学儿童显示出对某一政党的倾向，显示出“我们好，他们坏”之类强烈的民族沙文主义，显示出对国旗和自由女神雕像之类的爱国主义象征的积极依恋之情。
戴维·Ｏ·西尔斯指出：
“情感先于信息。
儿童表现出对领导人的强烈的信任情感，然后才有支持这一情感的理由。
”对高级领导人的熟悉程度实际上在小学二年级就已达到了成年人的水平。
根据弗雷德·格林斯坦的抽样调查，美国九岁儿童有９６％的人知道谁是总统。
根据罗伯特·Ｄ·赫斯的研究，七岁至九岁的儿童有９５％的人能认识和正确识别总统。
智利、日本和澳大利亚进行的研究也发现，对国家领导人的识别能力具有同样高的水平。
［②ｄ］
儿童往往将总统理想化，并将政府人格化——即他们把政府看作是领导人本身，而不是人们于其中起作用的一个机构。
儿童对个人权力和对领导人超凡魅力加以夸大的程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在儿童的意象中，领导人具有上帝般的素质。
８６％的二年级学生把美国总统看作“指挥国家的人”；７６％的二年级学生以为总统制定法律。
总统被儿童们视为仁慈的、起保护作用的、权力大而强有力的人。
对３６６个芝加哥儿童作研究表明，有６０％的二年级学生认为总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③ｄ］
战争状态下的心态补充了儿童对于自己和世界的最原始的心理机制，即分裂和投射（splittingandprojection）的手段。
分裂正是战时人们所做的，他们把世界分为“好的”和“坏的”国家，分为站在我们一边而只有优点并为我们所喜欢的国家和我们所赠恨的罪恶敌国。
这样，我们满足了自己的侵犯性情感，从而能够得到愉快。
对于儿童，人也有两种，一种“好”，另一种“坏”。
战时离家在外当兵的父亲被理想化了。
他受到颂扬，并且所有对他的敌意情感都被投射到了另一边的罪恶敌人身上。
［④ｄ］
在精神分析研究和临床工作中，尤其是在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中，近来往往强调青春期这一年龄段对性格形成和解决自我同一（identity）问题的重要性。
在这段年龄中，经过大量痛苦的探索、考验和怀疑之后作出了终生的基本选择和承诺。
那么，当受过损失的儿童们在政治上起作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他们作为青少年对现实的挫折怎样反应呢？
对于青少年的侵犯性，有许多理论上和经验上的看法。
艾伯特·班杜拉和理查德·Ｈ·沃尔特斯的基本看法是，青春期侵犯现象是对社会的模拟或模仿。
他们的研究是重要的，因为研究表明，具有侵犯性的男孩来自缺少情感培育的家庭。
恋母情结阶段之后的儿童不得不压抑其性欲冲动和敌意冲动，以利于对父母的深情依恋。
青春期的生理成熟过程导致恋母情结的暂时复活。
但是这时必须最后放弃乱伦的性欲愿望和敌意愿望。
青少年对父母的感情联系也必须充分地解开，以保证其未来能自由选择对象和充分顺应社会现实。
他必须明确而最终地抛弃在实践和情绪上对父母的依赖性。
［①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对父母权威的摆脱是“青春期最重要的、但也是最痛苦的心理上的成绩之一。
”［②ｅ］
在讨论童年时期受损害的后果时，我们已注意到儿童特定阶段的性心理形成的情况。
我们依次考察了口欲阶段所受的创伤，与母亲分离而独自生活所受的创伤、肛欲阶段对侵犯性的斗争和对控制所作的努力、恋母冲突、学龄时期潜伏的政治社会化以及成年期之前的青春期危机。
每个阶段都有其特殊的重点和冲突的焦点。
每个阶段都可能成为一个固结点，日后如果烦扰和动荡过大过猛，使儿童不得安宁的话，就会回归到这个固结点上。
我们在找寻历史证据时，必须在广泛的范围内尽量搜集多种临床材料、文化资料和统计数据。
本文将介绍三部分历史材料，即比较资料、定性资料和定量资料：
这是从上述各类资料中抽出的一部分。
各种历史证据在提出新假说、提供新观点和勘定未来开拓领域方面都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精神分析的兴趣在于研究事件的同时，研究战时的一代人。
早在１９１９年，保尔·费德恩即阐释了战后遍及中欧的罢工和士兵、工人委员会的心理因素。
他把皇帝这一国父形象的丧失视作战争的心理创伤事件：
皇帝已不能再满足婴儿对父亲的如下幻想：
父亲是全能全权的，是英明坚强的，能提供绝对的安全和保护。
这时德国和奥地利的皇帝被剥夺了土地、宝座、权力和提供安全感的能力。
因此，造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不再敬畏国家的社会。
费德恩认为对于国家的某些儿子来说，失望产生于战争期间，因为当时他们的领导人和军官们提出了不负责任的、有时是不可能做到的、将他们置于死地的要求。
士兵和工人委员会被看作是建立一种非父权制的社会制度、建立一种取代战败的父亲的兄弟会的尝试。
然而这种形势是不稳定的。
费德恩１９１９年３月（这个日期值得注意，因为它是欧洲共和主义发展的顶点）预言，由于流行的家庭模式和人们想被人支配的愿望等心理上的原因。
中欧的共和政体将让位而转向独裁。
没有父亲的社会将不会成功。
“在已经摆脱社会父子关系的人们当中，向往这种关系的趋势仍旧非常强劲，人们只是期待一个适合的新人物出现，希望他成为他们理想的父亲，以便再度以儿子的身份建立起同他的关系。
”［③ｅ］象本篇这样的研究论著是要评价战争之类的灾难对儿童的影响，应尽可能利用历史上的最佳临床观察资料进行比较研究。
如果战时所受的伤害对幼童有深远的影响，那末这种影响在现代世界中就不可能限于一时一地。
对其它工业国家、对２０世纪的其它战争来说（例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国来说），德国的这些现象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考虑儿童所受战争影响的历史学者来说，英国的经历特别有价值，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许多英国儿童撤离他们在伦敦和其它大城市的住宅和家庭，并在这难受的经历中得助于安娜·弗洛伊德、多萝西·Ｔ·伯林厄姆和Ｄ·Ｗ·温尼科特这样一些儿童心理学专家的专门指导。
这些精神分析学者对撤退的儿童进行了细密的观察，并发表了关于儿童对战时家庭分裂的反响和适应情况的详细研究结果。
这些儿童是“正常的”儿童，他们既没有住院治过病，也不是少年罪犯。
他们不象集中营中大多数幸存的儿童那样在精神上被自己的经历伤害得那么严重，不象那些集中营幸存儿童那样由回归防御（regressivedefense）抗拒着一切改变。
［①ｆ］遭到闪电战攻击的英国儿童有个家庭般的环境，在各方面都受到了正常发展的引导。
［②ｆ］他们离开家宅和家里人这一事实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性。
资料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的第一手观察结果，而不是从父母的报告中筛选出来的。
安娜·弗洛伊德和多萝西·伯林厄姆发现，当亲生母亲不在时，孩子会认可代替母亲的人，但是“没有能代替亲生父亲的人。
”他们写道，“婴儿对父亲的感情关系在生活中比其对母亲的感情关系开始得晚，但从两岁以后确实构成了其感情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形成其性格和人格的复杂因素中的一个必要的因素。
”［③ｆ］
研究者们发现，离家在外的父母被高度地理想化了。
父母的来信传来传去，要给孩子们读上不知多少遍。
父亲在外服兵役时，孩子提起父亲来总是带着思恋和敬仰之情。
那些实际上被父亲抛弃了的孩子们对父亲特别形成了爱恋、热爱和钦佩的关系。
一个从来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孩子，会幻想出一个理想化的父亲；这个父亲容许他有受到禁止的贪婪愿望和破坏性愿望；这个父亲爱他、保护他。
［④ｆ］
然而，当父亲休假回家，从而侵犯了密切的现存母子关系时，他就遭到孩子的怨恨和不满。
父亲被看作是个把母子隔开的闯入者。
有个小男孩说过：
“写信给我爸爸，说我不要他来这里。
我不想同他共进晚餐。
别人可以领走我爸爸。
”［⑤ｆ］但就是这个孩子，当母亲不在身边，和父亲两人一道时，同父亲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弗洛伊德和伯林厄姆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发生了极大的灾难时，孩子们根本不承认其父亲的死亡。
所有的孤儿在谈起自己已故的父亲时，都好象他们的父亲仍旧活着似的。
他们拒不承认父亲死亡的事实，幻想着父亲的复活、从天堂归来。
［⑥ｆ］
对青年纳粹党人进行精神分析的最新颖的尝试是马丁·旺１９６４年所作的卓越的分析；我认为他的分析在概念上最具洞察力，最为有用。
［⑦ｆ］他精确而透彻地阐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儿童的心理动力，这些儿童在希特勒崛起时达到了可以发挥政治作用的年龄。
旺氏指出，深深的内疚之心也是一种因对父亲怀有不甚明确的敌意而产生的尚未认识到的自责。
对离家在外的父亲这一对手的敌意，表现于因父亲降级和战败而感到高兴的思想中。
但是，敌意是与对加剧儿童同性恋欲望的理想化的父亲的思慕之情共生的。
这种同性恋的欲望能为儿子提供一个摆脱因单独留下与母亲在一起而加剧的恋母冲突的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往往被弃置一旁；乱伦的欲望则转向他人。
旺氏认为，这种心理防御再现于神化元首、丑化犹太人的纳粹运动。
强烈的同性爱恋之情通过对全权首领的顺从、通过将妇女说成是“生儿育女者”、通过把犹太人当作“乱伦罪犯”和“种族玷污者”加以迫害而得到消除男孩在由焦虑而且好惩罚人的母亲抚养教导时，会形成一种消极受虐狂倾向；这一倾向可通过对某一男人的顺从而得以控制，因为这与对女人的顺从比较起来危害性和去势危险性要小得多。
自卑、自辱的感情变成了对犹太人和其他被视为劣等人的羞辱和轻蔑，从而减轻卑下感、消除由于被遗弃而产生的受虐狂幻觉。
因为从前的战时敌人一同难以被攻破，所以那些没有自卫能力而唾手可得的犹太人便由移位机制（mechanismofdisplacement）变成了那些需要一个回归目标者的牺牲品。
这种研究方式已被用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儿童这一当代问题。
黑尔曼·罗斯卡姆普在其对德国第二次大战期间出生的大学生所作的临床研究中，强调了下述两个方面之间的冲突：
一方面是孩子把参战的父亲高度理想化成为一个全能的人物；另一方面是对战败回来的父亲的看法。
［①ｇ］父亲离家在外时受到尊敬和赞美，是个家人切盼其回家的对象。
然而很快就清楚了：
他不是所渴望的那个样子。
他是个战败者，是个靠不住的父亲，闯回了迄今没有父亲的家庭。
在此以前，母亲代表了现实的一切。
相反，这时的父亲却是个一无所有者：
他未能满足家人的大多数愿望，使希望化为乌有，还增添了以前没有过的一些限制。
叙述战时和战后年轻德国人经历的最丰富的资料是这个时期的文学：
这个时期的文学的意义远高于其在魏玛时期丰富的文化中所占的地位。
有时文学生动真实地叙述了一代人的经历，并深刻地描绘了细腻的统计（或数量）资料不能传达的感情；这就为历史学者摄取了事物的精髓。
许多有特色的情感是统计不出来的，是不能用文件资料来证实的。
了解、识别和指出父亲的形象和去势焦虑是可以做到的，不需要、也不可能用电子计算机对之加以计算。
这就要求历史学者既要有分析的能力、又要有文学鉴赏力。
例如，人们能从数量上测定（或比较）某个人的痛苦、哀伤、失落或狂怒的感情的程度吗？
对于这类感情的显示，我们必须依靠我们文化资料中最敏感的部分——文学中个人情感的描述。
说到这一点，令人惊异的是恩斯特·格勒泽尔（１９０２—１９６３）所著的和平主义巨型自传体小说《１９０２年》：
作者在小说中激情满怀而又悲怆地描述了自己的感情，往往令人读来更象是精神分析中的一个病人的自由联想。
评论家威廉·索斯金认为《１９０２年》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与《军士格里沙》和《西线静悄悄》齐名。
［②ｇ］这本书在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冬季接连再版了六次，在德国售出了七万册，已译成了二十五种语言。
这本书的书名取自作者的出生年份；这一年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服兵役的年次。
１９０２年的士兵不能在前线参加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的战争［③ｇ］。
他们还太小，上不了前线；但是正如格勒泽尔所尖锐地指出的：
“战争没有给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们留下空白。
”他说，该书记述了“社会上非战斗人员的悲剧；这一悲剧系指被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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