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至全面抗战爆发后忻州商业兴衰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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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至全面抗战爆发后忻州商业兴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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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山西商业在全国乃至世界发展迅速。

忻州地处南北交通咽喉，内地和塞外物资交流都要经过忻州，尤其是清代至全面抗战爆发后忻州商业发展蔚然成风。

忻州商业的活动经商范围延伸到陕西、蒙古、新疆、乃至俄罗斯。

文章试图对清代至全面抗战爆发后忻州商业发展情况作一粗浅探讨，为今后忻州商业发展提供借鉴。

　　1清代忻州商业的发展

　　清代前期和中期，即从1644年至1820年，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朝，忻州处于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的接壤地带，为忻州商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商帮得以迅速发展和壮大，并成为晋西北重要的经济力量。

　　历史条件北部边疆统一

　　18世纪中后期，清政府统一外蒙和新疆。

原来边地之害转而成为两处广阔市场，为忻州商业发展带来空前机遇。

忻州商帮融入到晋商商队中，依托地处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接壤的独特地理优势，几乎囊括了南北经济交流的所有商路必经之处。

忻州商人从清朝前期开始崛起，中后期开始兴旺发达。

忻州必经的商路主要是北路和大小西路。

北路是以前营和后营为中心地带，主要进行同蒙古牧民的贸易以及拓展以恰克图为据点的对俄罗斯贸易。

西路贸易是从忻州出发直达西八县和陕甘宁青的商路，甚至延伸到新疆天山南北、浩瀚戈壁乃至俄欧商路。

西路贸易又分为两支:

忻州出发直达西八县和陕甘宁青是小西路，忻州出发直达西八县和陕甘宁青，甚至延伸到新疆天山南北、浩瀚戈壁乃至俄欧商路是大西路。

忻州商人从内地采购牧民所需要的茶叶、烟丝、白酒、食糖、土布、毛毡、木毛料、瓷碗、铁器、银器、药材、喇嘛用品以换取西北和域外珍贵的毛料、膘壮的牲口和芬芳的廖香。

这些贸易不仅使忻州本地商业获得快速发展，而且促使周围地区经济也欣欣向荣。

　　劳动力过剩

　　元代以前，忻州临近少数民族地区，经常成为战争的战场“兵连祸结，人丁殆尽，土地荒芜”明朝洪洞、马邑居民迁来忻州定居，到明末清初，忻州己经是人丁滋盛之地，加上本地资源贫乏、地瘩人稠矛盾更加突出，农业劳动力过剩，只能远行至塞外的西北做买卖。

　　开通与俄通商道路

　　听州商人程化鹏，幼年前往内蒙归化市（今呼市）学习经商，咸丰初年，他认准了适销对路之货，便贩运杂货取道蒙古抵达西伯利亚转售给了俄国商人，获得了成倍利润。

按当时的惯例与法律规定，商人运茶出境，必须凭借与蒙古通商的名义，才能由绥远掌驻防军事和旗籍民事的将军署，领取通票，先运往外蒙，然后才能再转售给俄国。

然而，在运载途中各个关卡的官吏为了索取暴利，出面侵夺，便以种种借口，非法克扣货物和罚款，因此，给商业贸易造成了极大的人为困难。

程化鹏观察并分析了种种情态，针对性提出了排除干扰、疏通流通渠道的具体策略和方法，他亲自上书理藩院，揭露官吏收受贿赂，力陈贸易好处，从而请求清政府规定官方税收政策条例、准许商人运输茶叶等中国商品与外国人开展广泛的通商贸易。

理藩院批准了程化鹏的奏章，并向各地下发文件公函，接着制定了四联信票作为执行批示相应措施，使得经营茶叶有了政策依据，提供了贸易保证。

国家批准了茶叶等商品贸易后，允许在归化城设店经营，所以中外之间一时贩卖茶叶之风盛行，从业人员与日俱增。

　　忻州商业的发展

　　清代，忻州商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北路和西路重要交通要道上开设一大批商号。

历经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几朝，忻州商业发展迅猛，忻州由此致富者也遍及全国。

其中蒙古，大小西路以及以南北大街为中心的忻州城内是忻州商业经商的主要范围，清代形成都、王、张、陈、石、连六大富商家族是当时典型代表。

六大富商家族富甲一方，发家过程各具特色。

　　旅蒙经商

　　忻州人离邑经商范围很广，有“东口至西口，喇嘛庙至包头，凡鸡鸣狗叫地方都有忻州人”之说。

北至内蒙、新疆、俄罗斯，南至广州，东起山东，西到新疆伊犁。

旅蒙忻州商人占忻州外出经商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内蒙丰镇、萨县、包头、归绥、集宁等地。

双堡都家发家于内蒙，都怀琦、都怀暄、都怀探兄弟三人在内蒙萨尔沁垦荒种植。

利用跑马撒黄芥方法在河道两岸种植大量黄芥，丰收的黄芥成了都家命运转折点。

都家从此亦农亦商，经营大西路（新疆）、小西路（陕、甘、宁、青）以及内蒙古批发生意。

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开设了粮食酱醋加工等作坊、店铺、钱庄。

在萨县有四合云、义盛恒。

在包头有钱庄义泰昌、布庄玉顺昌等，又将业务拓展至兰州、凉州（武威）、甘肃（张掖）、西宁、银川等地。

以包头开设大义昌为重要据点，把内地日用百货用品卖到边疆，边疆绒毛、皮张等卖到内地。

　　发家后，都氏仍不忘故土，转而回乡投资。

都家在忻县投资开设的商号有元义诚、晋义诚等财庄9座，义源厚、义源诚等钱庄4座，庆永义、同盛永等布庄3座，大大促进了清末民初的忻州商业发展。

都家信誉极高，都家商号发行的凭贴被视金钱储存。

听州修文庙时，自动捐银1000两。

清末民初，都辅周己是忻州首富。

　　新路的连氏，从最先的帝王老师到归绥垦荒，再到成为一个典型的儒商，新路连氏的发展可谓是儒家思想与商业精神完美结合的典范。

新路连氏祖籍忻县路村都坡头村，连氏始祖连玉是明惠帝朱允坟的老师，靖难之役后隐退。

连玉放弃贵族生活，在归绥以开垦荒地为生。

新路连氏十世连养全，不仅在土默特平原上开垦荒地上千亩形成一个连氏村庄（位于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桃花乡连家寨子），而且沿大西路和小西路开设商贸店铺。

十四世连宗尧持家有道，商业己经初具模型。

民初，新路连氏商业达到鼎盛，布庄、钱庄、杂货、毛皮等商号遍布包头、归化、萨拉齐、集宁、丰镇、哈密、伊犁、乌鲁木齐和忻县，著名商号有大顺玉、双和德等。

在忻州的买卖有帐庄双盛生、绸缎庄双盛明、布庄双盛昌、药店久顺和等。

　　大西路经商

　　沿着西路经商的商人是从忻县出发到达陕甘宁青乃至延伸至新疆、俄欧商路。

西路贸易又分为两支:

忻县出发直达陕甘宁青的商路、忻县出发直达新疆、俄欧的商路。

樊野王氏远祖是明代洪武二年的移民，从朔州马邑县移到忻州东王村。

约在清朝初年由东王村迁至樊野村。

王氏发迹始于王荣次子王拔。

雍正二十年，王拔之子王植基科考屡试不中，弃儒从商到大西路做生意。

风餐露宿，备尝艰辛三十年把大西路生意做大。

在咸丰、同治年间，王植基的儿子王芳来、王朋山拓展王家商业至大小西路和华北地区。

樊野王氏己经成为富甲一方的财主，大小西路生意中天申恒和义成昌最为知名。

“开设的字号有天申恒、义成昌、泰和昌（钱庄）、义和顺（货栈）。

华北地区商号设在北京、天津等地。

在忻州开设有帐庄义生恒、钱庄义聚恒、义兴恒、糕点铺义聚隆等”。

　　小西路经商

　　王家在包头的大益西等商号主要经商于小西路的陕、甘、宁、青等地。

都家在小西路开设名叫大义昌的绒毛店经营皮毛、绒毛等货物，这家店的分支店很多，“在北京、天津、上海、兰州、武威、张掖、西宁、银川等地都有分支店。

从天津、北京等地办货发往陕·甘·宁·青等地。

1

　　.本地商业

　　听州商人在外经商资本雄厚，“水流千里归大海”，本地商业也很殷实，商号皆与塞外成连带关系，总号设在忻州，而分庄位于察、绥等地。

如双堡都氏在忻州设立商号有:

“财庄有元义诚、晋义诚、义丰祥、义和恒、同义祥、元复诚、永德诚、永盛恒、玉顺隆9座，钱庄有义源厚、义源诚、义德恒、晋义兴4座;布庄有庆义永、同盛永、晋义厚3座，货栈永远店一座”。

　　清同治、咸丰年间，嘉禾陈家在忻县四大集镇之一奇村开设商号，有“钱庄、帐庄、布庄、绸缎店、杂货店、粮店等商号17家;有铜匠铺、铁匠铺、银匠铺、木匠铺、车铺、柜子铺等29个，有糕点摊、杂碎摊、日用杂货等大小摊点17个，有骡马市、碳市、水果市、打虎市等专营市场’。

陈家商号从奇村拓展到J听县古城，开设钱庄复合源，布庄复顺源、复盛源、复顺诚，估衣店复昌永。

南北两关还有油房、皮革、杂货等多家商号。

清朝后期，陈家生意进入极盛时期，相继在包头开有钱庄复兴恒、萨县复兴当、丰镇当铺明远当，山东专营哈达的复合昌。

2民初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忻州商业达到鼎盛

　　辛亥革命致使南方商路断绝，晋中等其他商帮无可挽回的走向衰败，地处边塞的忻州远离战乱，局势相对稳定，忻州商业呈现繁荣并逐步由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

　　2.1店铺林立城内约有工商户400余户，资本3.26万，南北大街、东大街、南北两关以及临大街各条小巷商店林立，各商店货物齐全，种类繁多。

“全城商业以绸、布、纸、钱、粮、铁、药、估、当十大行为主，以都、王、张、陈、石、连六大富商家族为主要商业资本家。

六大财主在城内设有财庄，负责总、分商号的结算”。

根据民国十九版（（off兴》半年刊载:

“本地之商业，在昔堪称殷实，城内商号林立，一望而知为繁荣之区，城内商店种类齐全，经营的商品有绸缎、布匹、铁器、陶瓷、茶叶、烟酒、纸张、油类、醋酱、海味、粮食、估衣、糕点、杂货等。

奇村、董村、庄磨、三交4个集镇商业亦颇为兴旺”。

　　2.2钱庄和银号的建立

　　商业的发展必然引起资金频繁流动，这就为服务商业的金融机构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从清道光年间开始，忻州商帮进入鼎盛时期。

忻州县城财神庙、泰山庙是全城钱庄人员往来、资金汇兑、金融信息的发布中心。

　　聚丰泰（原名庆春厚），阎锡山父亲设立，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开业，有资本1万银元。

聚丰泰每年都要从盈余中提成，以作扩大经营之资本。

在山西省182家钱庄中，只有14家钱庄这样做，聚丰泰就是其中之一。

　　同义祥在西街，开设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独资经营，总号有12人从业，资本9000银元，存款4770银元，放款万银元。

　　除了聚丰泰外，还有义兴恒、福全源（均在泰山庙），义聚恒、晋义兴、选清源、义德恒（均在草市巷），义源厚、德义和（均在打磨巷），义源泉、义源成（均在周家巷），聚美成（十字街），聚德昌（北大街），义源兴、元义恒（均在财神庙巷），义丰元、元和泰等钱庄。

这些钱庄，大多为忻县都、王、张、石、连、陈等财主开设。

另有一家所谓公立钱庄，地址在打磨巷，由城内十家大商号集股兴办。

　　县村镇也有不少钱庄，“奇村镇就有德合荣、集祥生、崇仁厚、广积元、源丰厚、义恒昌六家。

作头村有村长宿正义开设的义成永钱庄，既放债，又发帖子，还经营酿酒’f[1:

199]。

村镇的钱庄放款，除采用信用放款外，还采用抵押放款方式。

抵押品一般是土地、房屋等不动产。

3全面抗战爆发后忻州商业走向衰落

　　忻州商业在清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发展迅速，但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晋商整体衰落，忻州商业也难逃衰落命运。

　　首先，阎锡山推行的经济政策给忻州商业造成极大危害。

民国八年（1919年），阎锡山投资2万银元在忻州开设庆春厚钱庄，垄断市场，买空卖空的打虎（倒贩银元），造成通货膨胀，晋钞贬值，许多商店倾家荡产。

1930年，蒋阎冯大战，又使本县商业蒙受挫折，金融业受到极大摧残。

　　其次，现代交通工具的冲击。

1933年后半年，北同蒲铁路己铺轨到忻口，很快铺到原平，1937年6月，铺轨到大同后跟平绥铁路接轨。

现代化的火车取代了马车骡驮，致使晋商商道萧条。

　　第三，日本侵略直接造成忻州商业瘫痪。

1937年，日军侵入忻州，实行组合统治私商贸易，五次治安强化及限价停价，致使当地商业呈现出衰落之势。

　　总之，清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听州商帮吃苦耐劳精神使忻州商帮创造了辉煌的商业业绩，但随着1937年日本入侵忻州，忻州商业走向衰落。

忻州商业在中国商业史上曾经贡献巨大，总结其经验教训可以为当代忻州商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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