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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理论文献综述65

产业集群理论文献综述

汤连帮

201030510870

技术经济及管理

科学研究院

一、引言

从历史环境的来说,在人类社会历史文明出现的那一时刻开始,伴随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产业集群的现象就早已存在。

从产业集群产生的理论基础来看,经济学上的分工思想为产业集群提供了一个思想环境背景。

从古代的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古尼罗河流域和古黄河流域的下游的集中灌溉农业区,再到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美国硅谷、128号公路电子产业集群、底特律汽车工业区,印度产班加罗尔软件的软件开发区、日本的筑波和关西,以及台湾的新竹等等,都说明了产业集群这一经济现象在提高和促进国家国际竞争力和推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二、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开始,产业集群已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在当代颇具特色的产业组织形式。

在当代,产业集群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现象。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都对经济发展有巨大作用。

在大量研究和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得出世界产业集群组织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相似或相关的产业在相同的区域集聚,并变得日益相互依赖而具有产业集聚优势,形成产业集群。

世界各地的产业集群的发展已成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

纵观世界的地理版图,产业集群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可以找到。

在美国,有硅谷和128公路的电子产业群、好莱坞的影视娱乐产业群、纽约麦迪森大街的广告业群、明尼阿波利斯的医学设备业群、克利夫兰的油漆和涂料业群、西密歇根的办公室家具业群、达尔顿的地毯业群、加利福利亚的葡萄酒业群、马萨诸塞的制鞋业群等等。

在意大利,根据统计局的标准,2002年,专业集群有199个,其中纺织品集群69个、制鞋集群27个、家具集群39个、机械集群32个、食品集群17个、金属制品集群1个,化学制品集群4个,造纸和印刷集群6个、首饰集群4个。

然而,产业集群并非发达国家所独有,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大量类似的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些集群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推动出口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秘鲁、巴西、墨西哥、韩国、巴基斯坦、南非、津巴布韦和坦桑尼亚等国都有产业集群存在。

在南非,产业集群历史从1990年才开始的,并且主要由国家政府机构发动的,分别于1996年发布了铝业集群的动议,2000年又宣布了珠宝制造业的集群的动议。

在东欧,波兰、匈牙利等国发展了相关的产业集群,在亚洲,中国、日本、韩国、巴基斯坦、斯洛文尼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也不同程度的发展了相关产业的集群。

在印度,旁遮普邦的路德海阿那得金属加工和纺织工业集群、古吉拉特邦的苏拉特的钻石加工业集群、卡纳达卡邦的班加罗尔电子软件业集群、北方邦德阿格拉的鞋业集群。

因此从上述可以得出,产业集群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世界各国和各地的经济增长无一不闪烁着产业集群的光芒,产业集群正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其正呈现蓬勃生机、繁荣发展。

在我国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也迅速崛起了一批高度集聚、高度专业化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

如广东佛山的陶瓷、潮州市的食品加工与不锈钢器具、东莞的电子、家具和服装、中山的灯具、顺德的木工机械、花卉与家具、花都市的皮革和皮具、澄海市的玩具与工艺品业等,浙江嗓州的领带业、温州的服装和眼镜、义乌的小商品、绍兴的轻纺和化纤业等。

在我国经济发展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产业集群现象也初见端倪,如郑州的肉食品加工业集群、武汉的光电信息业群等。

可见,产业集群已逐渐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产业集群现象的大量出现以及所带动的相关产业的协同效应引起了国内许多学者的关注。

由于我国的产业集群理论主要借鉴于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综合国内实际情况发展而得,所以,对于如何真正把握好借鉴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的质与量是一个难点,鉴于此理由,对国外产业集群理论进行文献综述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献综述试图对国外的产业集群理论进行整合,期待能对国内产业集群理论发展有所贡献。

三、国外产业集群研究概况

3.1经济学中的早期分工思想-产业集群的思想基础

在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古代的一些思想家如柏拉图、色洛芬等,他们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发表的一些见解和看法,可是他们的思想和见解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他们的见解通常会与政治、法律、宗教、伦理等混合在一块,但总的说起来,他们的一些见解中包含了一些产业集群理论的端倪。

柏拉图对早期的分工思想理解主要在《理想国》中体现。

柏拉图对分工思想的贡献重点在三个方面,一、柏拉图认为,劳动分工是禀赋的要求,禀赋不同,则人们从事的职业也会不同;二、柏拉图认为,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三,分工格局取决于禀赋,禀赋取决于身体。

由此可以看来柏拉图对于分工地思想主要从个人禀赋、劳动生产率、身体条件三个方面来理解,虽然这样的理解存在着局限性,但是从所处的时代来说,这种因个人禀赋不同而进行分工的思想,与今天的产业集群理论相比较来说,是最初的概念。

色洛芬的对分工思想的贡献主要在《居鲁士的教育》中阐述。

他认为,一、分工有利于提高社会的财富的创造能力,即分工能提高效率;二、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

因而可以看出他的分工思想是基于提高效率和市场规模而言,现代产业集群理论思想正是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说明集群能够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打破市场的限制。

这与现代产业集群的思想不谋而合。

从上述论述可见,早期的分工思想是基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市场规模的角度来阐述的,这两个思想对后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由于当时的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些思想是不成系统的,总体上是零星、散乱的。

因此,在经济学早期大师们还是没有触及分工创造效率、以及分工受到市场限制的本质性原因。

3.2古典经济学时期的分工思想和产业集群理论萌芽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的英国,代表人物是威廉·配第。

他的分工理论的提出主要在其著作《政治算术》和《再论与伦敦城市增长有关的政治算术》中。

古典经济学形成于18世纪末,此时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他的主要著作是《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被后人尊称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他的分工理论在《国富论》中,得到了详细地阐述。

3.2.1威廉·配第的分工理论

威廉·配第的分工理论主要体现在《政治算术》和《再论与伦敦城市增长有关的政治算术》中。

威廉·配第对分工理论的贡献重点在两个方面:

一是深入而直观表述了分工提高效率的思想。

《政治算术》记载“譬如纺织,当一人梳清,一人纺纱,另一人织造,又一人拉引,再有一人整理,最后由一人将其压平包装,这样分工生产,与只由单独一个人笨拙地负担上述全部操作相比,成本必定较低。

”由此可以表明,与柏拉图和色诺芬比较而言,威廉·配第对分工可以提高效率这一思想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

但是,对于为什么分工可以提高效率,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

二是首次描述出产业集群的经济现象。

《再论与伦敦城市增长有关的政治算术》记载“制造业(之间)会相互影响”。

由此表明,威廉·配第觉察到企业的聚集可以提高效率,这就是产业集群理论思想的雏形,而200多年后德国区域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把这种现象定义为聚集经济。

3.2.2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1723—1790),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对经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当时零星片断的经济学学说,经过有体系的整理,使之成为一门分门别类独立于哲学的大学问。

因此后人尊称其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

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主要体现在《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用了三章,详细地阐述并论证了柏拉图、色诺芬以及威廉·配第等提出的分工思想及其相关问题。

因此,亚当·斯密对于分工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三方面:

一、亚当·斯密提出分工是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并且解释了分工为何会提高效率;二、亚当·斯密认为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又进一步使才能的差异成为有用,同时又使得才能的差异比天赋的差异更加重要;三、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范围对分工会有限制。

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的主要贡献是给后来的学者留下了分工创造效率以及产业集群理论的灯塔式结论:

1分工提高效率的思想以及对此的解释;2市场范围对分工会有限制;3首次描述出产业集群的经济现象。

由于他们这些结论,比较深邃,在当时无人能出其右,因此没有人对此提出有力的批驳意见,也做不出能够证伪的经验材料,所以这些结论被当作公理存在于分工理论以及产业集群思想中。

由于亚当·斯密主要关注是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但对整个社会的分工以及其相互关系演进的特点却很少论及,所以亚当·斯密在分工理论上的瑕疵是没有参透工场手工业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区别以及相互联系,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近代经济学时期才被打破。

3.3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外部规模经济理论

西方关于集群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Simth),他在《国富论》一书中首先提到了集群一词。

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继承了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开创性观察,第一个比较系统地研究产业集群现象。

马歇尔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通过研究工业组织间接表明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把经济规模划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产业发展的规模,这和专业的地区性集中有很大关系,这一类的经济规模称为外部规模经济;第二类则取决于从事工业的单个企业和资源,它们的组织以及管理的效率,这一类的经济规模称为内部规模经济。

马歇尔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指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规模经济使企业生产成本处于或接近最低状态,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单个企业通过外部合作获得规模经济马歇尔发现了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产业集群是由外部规模经济所致。

这种外部规模经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高度专业化的地方性劳动力市场;二是大量廉价而又容易获得的产业生产的中间产品;三是聚集的相关产业产品先进技术和信息获取的便利性。

3.4产业区位集聚理论

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是工业区位理论的创立者,他从企业微观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企业是否靠近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

他认为,企业集群的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因素:

一是技术设备专业化与相互依存促使地方集中化;二是劳动力组织的充分发展与其专业化促进企业的集群化;三是集群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批量购买和出售的规模,得到成本更为低廉的信用,甚至消灭“中间人”;四是企业集群会引发煤气、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共用,降低企业的经常性开支成本。

他在《工业区位论》中把影响工业区位的经济因素分为区位因素和位置因素。

他认为实际对区位起作用的区域因素主要是运输成本(运费)和劳动成本(工资),实际对区位起作用的位置因素包括集聚因素和分散因素,并且在探讨影响集群的一般因素中利用了等差费用曲线来解释产业集群的程度。

胡佛在《区域经济学导论》中指出:

集群的基础是某种产业各竞争区位单位间的吸引。

他认为,外部经济和专业化是产生聚集的重要原因。

他还指出,任何一种产业而言,规模经济有三个不同的层次:

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决定的经济;单个公司(即企业联合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该产业某个区位的集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

对于城市化的经济,他认为,群体以外的其他类产品供给或活动可能增进聚集优势,如公共投入的可供性也即供给的多样性形成了城市化经济的比较优势。

巴顿将产业集群和创新结合在一起。

他认为,产业集群有利于熟练劳动力、经理和企业家的成长。

同类企业的地理集中将促使熟练劳动力汇集和发展适应于当地工业的劳动力的就业制度。

地理集中加剧企业间竞争,而竞争又加剧创新的发生;地理集中有益于商品生产者、供给者与顾客之间的信息传播,而创新是基于正确了解和掌握顾客的需求;并且往往因为企业集聚而使这种需求被众多的企业发现和做出快速反应,使该区域所有企业迅速变革和创新满足顾客新需求。

3.5增长极理论

佩鲁在其增长极理论中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四点:

首先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地理空间的“经济空间”。

他认为经济空间是一种“受力场”,是以抽象的数字空间为基础,经济单位不是存在于地理上的某一区位,而是存在于产业间的数学关系中,表现为存在于经济元素之间的经济关系。

只要在某种客体之间存在抽象的联系结构,就存在经济空间。

佩鲁把经济空间划分为计划空间、极化空间、均匀空间三种类型。

计划空间是指由原料、劳动、资本、动力的供应者和购买者之间建立的经营计划为基础的空间;极化空间是“由中心和向心、离心力的通道”组成的集合体,也就是由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中心与其作用范围组成的空间;均匀空间是指在等值的经济变量的作用与影响下的经济空间,如在同一价格管辖的工厂、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可以认为处在同一均匀空间之中。

其中,增长极是在佩鲁的第二类经济空间———极化空间中出现的。

其次,为了分析有支配效应发生的经济非均衡增长,佩鲁引入了“推动性单位”(propulsiveunit)及“增长极”(growthpole)概念。

所谓推动性单位就是一种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单位,当它增长或创新时,能诱导其他经济单位增长。

推动性单位可能是一个工厂,或是同部门内的一组工厂,或是有共同合同关系的某些工厂的集合。

“推动性单位”与“被推动性单位”通过经济联系建立起非竞争性联合体,通过后向、前向连锁效应带动区域的发展。

佩鲁通过对推动性单位特征及推动性单位对其他经济单位增长诱导机制的研究,指出“如果一个有支配效应发生的经济空间被定义为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的推动单位就被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在特定环境中的推动性单位”,“它是和周围相联系的推动性单位”,它对其他单位(或地区)具有推进作用。

再次,佩鲁认为,增长极理论的核心是推动性单位对被推动性单位的支配效应。

佩鲁认为,现实经济中经济因素的作用是在一种非均衡条件下进行的,由于相互间的不均等影响而产生一种不对称关系,一些经济单位处于支配地位,而另一些则处于被支配地位。

佩鲁把这种一个单位对另一个单位施加的不可逆转或部分可逆转的影响称为“支配效应”。

增长极具有技术、经济方面的先进性,能够通过与周围地区的要素流动关系和商品供求关系对周围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支配作用。

也就是说,周围地区的经济活动是随着增长极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动。

最后,佩鲁认为,推动性单位的支配是发展过程中的积极因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因为,推动性单位支配效应能够引致两种类型的增长效应:

一是里昂惕夫乘数效应。

它是通过推动性单位与其他单位间的垂直的、水平的联系产生。

这种联系可分为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旁侧联系等。

由于这种联系的存在,推动性单位的发展能够通过投入—产出关联而对其他经济单位产生乘数效应,这是由推动性单位的投入而引发的系统产出成倍的增长,是外部经济的乘数效应;二是极化效应。

当推动性单位生产的增加导致区域外的其他活动产生时,这种效应发生。

极化效应所导致的区域外的其他活动可能是推动性单位的投入品供给活动,也可能是推动性单位的产品需求活动。

因此,当政府将某种推动性单位植入某一地区后,将产生围绕推动性单位的集聚,再通过乘数效应以及极化效应,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

增长极理论还包括缪尔达尔(Myrdal)和卡尔多(Kaldor)的循环因果积累原理、赫希曼(Hirschman)的联系理论等。

这些理论认为,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所产生的“极化效应”或“反吸效应”和“报酬递增”,将促使资本、劳动和产出在一定区域的循环积累,而其所产生的“涓滴效应”或“扩散效应”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等,将使经济在地理空间上不均匀增长。

3.6科斯交易费用理论

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认为,企业是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产生的,并通过形成一个组织来管理资源,可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

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用它来分析了组织的界限问题,其目的是说明,企业或其他组织作为一种参与市场交易的单位,其经济作用在于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组织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换,这样减少了市场交易者单位数,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

科斯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较好地解释了产业聚集的成因。

他认为,由于产业集群内企业众多,可以增加交易频率,降低区位成本,使交易的空间范围和交易对象相对稳定,这些均有助于减少企业的交易费用;同时聚集区内企业的地理接近,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对称性,克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并节省企业搜寻市场信息的时间和成本,大大降低交易费用。

在科斯的研究之后,威廉姆森(Williamson)等经济学家进一步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威廉姆森将交易费用分为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他认为,事前的交易费用是指由于将来的情况不确定,需要事先规定交易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明确这些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就要花费成本和代价,而这种成本和代价与交易各方的产权结构的明晰度有关;事后的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发生以后所产生的成本。

按照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观点,从交易的角度来看,市场和企业只不过是两种可选择的交易形式和经济组织形式,他们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其它中间组织形式,产业集群就是处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式。

3.7保罗·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产业集聚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

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Dixit-Stiglitz,简称D-S模型)的基础上,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基石和假定是任何制造业产品都具有运输成本。

他的中心-边缘模型证明工业活动空间集聚的一般趋势,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要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制造业应该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而反过来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

而且空间集聚一旦形成,通过路径依赖性,就很有可能自我延续下去。

他还指出产业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只是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之一,产业集聚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因而克鲁格曼并没有提出政府选择扶持重点产业的观点。

3.8波特的新竞争经济理论

关于产业集群的概念定义,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1990)一书中正式提出了产业集群(IndustrialCluster)的概念,后又在《产业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1998)一文中进一步对其完善。

他认为,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

“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

集群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产业和其他实体”。

产业集群经常向下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并且从侧面扩展到辅助性产品的制造商,以及与技能技术或投入相关的产业公司。

产业集群包括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他机构。

1990年,波特通过对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10个发达国家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一书,认为一国的竞争力取决于产业创新与升级的能力,竞争优势是通过高度本地化过程而产生并持续发展的,各国只能在本国有特色的产业中获得国家竞争优势。

文中提出了产业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钻石体系”由四个相互作用的关键要素构成,分别是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企业战略、结构与同业竞争,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它们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他认为,国家只是企业的外在环境,政府的目标是为国内企业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

因而,评价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是该国能否有效地形成竞争性环境和创新地理集中性使得各个关键要素的功能充分发挥,在互动的过程中,推动产业集群的出现。

1998年,波特又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企业集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系统地提出了以企业集群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竞争经济理论。

他认为,企业集群对竞争优势至关重要的原因如下:

一是企业集群能够提高集群内企业的生产效率,使每个企业在不牺牲大规模企业所缺少的韧性的条件下从集群中获益;二是企业集群能够提高集群内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集群成为创新的中心;三是集群能够降低企业进入的风险,促进企业的衍生与发展。

波特主要的贡献在于从企业竞争力角度来说明产业集聚现象,认为产业集聚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并对产业集聚为何能影响企业的竞争力进行说明。

3.9熊彼特的创新产业集聚论

熊彼特将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他在解释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时认为,除了战争、革命、气候等外部因素之外,技术创新的产业集聚和增长的非同期因素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熊彼特主要是从创新角度来说明产业集聚现象,认为产业集聚有助于创新;反之,创新又推动产业集聚。

创新并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它需要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和竞争,需要企业集聚才得以实现。

四、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最新进展

当前,国外关于企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集群的机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社会资本以及经济增长与企业集群的关系、基于企业集群的产业政策和实证研究。

LynnMytelka和FulviaFarinelli把产业集群分为非正式群、有组织群和创新群,探讨如何在传统产业中培育创新群和建立创新系统,从而使传统产业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J·VernonHenderson和AnthonyJ·Venables从经济发展和地理的角度探讨产业为什么会群集、新集群是如何形成的、脱离集群的后果等问题。

为了解释以上问题,他们对国际和国内经济的地理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

SumaS.Athreyr通过对剑桥高科技群增长和变迁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剑桥高科技群是如何增长和变迁的、哪些微观经济要素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剑桥高科技群没有达到硅谷的水平等问题,其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经济组织和集群的关系。

CatherineBeaudry和PeterSwarn对产业集群的强度影响产业集群内企业绩效的途径进行了研究,他们用雇员数量作为衡量产业集群强度的指标,对英国几十个产业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在不同产业存在着产业集群正效应和负效应的结论。

MachielVanDijk和OrderNomalor从需求角度解释了产业动力学,在假定消费者偏好多样性和相关技术兼容性不同的前提下,探讨新技术应用的时间和频率是如何影响产业动力的,验证了新技术应用模式和产业中企业数量的关系。

MarkLorenzon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产业集群内企业的信息成本的特点,解释了不同的信息在不同产业集群的存在原因和地理接近与信息成本的关系。

OECD对不同国家的产业集群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待深化的问题:

如何使产业集群更有竞争力,重要知识问题的确定,产业升级优化战略的设计,如何从传统竞争走向战略协作和差异化竞争。

斯科特用成本理论,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

他认为,最具有发展动力的产业集群通常需要以社会文化准则为基础的集体制度安排来克服市场失效。

五、国内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概况

我国对产业集群以及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大量开始研究则是在2000年以后。

他们不仅将西方的产业区、新产业区、产业集群理论引进到国内,还从案例研究中挖掘具有中国区域特色的理论内涵,对于国内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培育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北京大学王缉慈是中国较早关注产业集群现象的学者,在其《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和区域发展》中,比较系统的研究了产业集群的及其竞争优势问题,认为集群是一个适合创新的空间,产业集群形成发展的原因是地理上临近和社会根植两组效应作用的结果,并从区域创新网络的视角探讨了新产业区地发展机制,她认为中国沿海城市的一些开发区将可能出现以柔性专业化特征的新产业区。

仇保兴认为,产业集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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