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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理论基础
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
——摘自《社会工作概论》（李迎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学科，其理论基础具有综合性。
以下我们主要介绍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中对社会工作具有重要或直接影响的一些理论、学说。
这些理论、学说即构成社会工作学科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学的社会福利理论
（一）社会学的社会福利研究的演变
在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早期社会学家一般都不太关心社会福利问题的研究。
作为社会学创始人的孔德及斯宾塞等从实证的观点及社会有机论出发，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结构，认为社会结构具有关联性、互赖性及整合性，以此暗示社会的持续特质与稳定形态。
而以解决社会不稳定为对象的社会福利，被视为是短暂而过渡的矫正行动。
社会问题解决之后，社会福利亦当随之消失。
斯宾塞就曾严厉批评社会改革的方案。
在他看来，慈善性的社会改革方案，其作用不外在于阻碍社会进化的规律。
后来的社会学家如迪尔凯姆及韦伯等，对社会问题不是不感兴趣，就是对解决问题的改革行动持怀疑态度。
19世纪80年代德国俾斯麦政府颁行一系列社会保险政策，开创了通过政府干预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先例。
继之，欧洲各国陆续制定社会保险及社会救助政策。
1945年，英国工党政府把发表于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theBeveridgeReport）提出的理想付诸实施，开创了现代福利国家社会福利的新纪元，亦开启了社会福利理论研究化阶段。
不过，在1970年之前的欧美福利理论研究，研究者只是试图从欧美社会福利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归纳出一些简单的分析模式，其所抱持的观点，除了秉承古典社会学家对社会福利研究漠不关心的态度，其记述社会福利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的必需性，正如牛津大学的弋德索普（JohnH.Goldthorpe）在1962年所批评的，完全是一种“为解释而解释”的观点。
只说明了社会福利在每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存在事实，即“社会福利存在的状况”，而未进一步探讨“为什么存在”以及“如何存在”。
①
这种局面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有了转变。
社会学家开始摒弃传统上社会学不重视社会福利理论研究的态度，为当时欧美积极且广泛的政府干预社会福利服务寻找理论上的依据。
这一研究是以帕森斯（TalcottParsons）为代表的结构能主义开启的，其他学派如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等亦不同程度地介入了这一领域。
这里我们仅对结构功能主义及冲突理论的社会福利理论一简要述评。
（二）功能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
1、功能主义思想的演变
功能主义所探讨的，是社会秩序如何维持，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结构、过程和方法等。
它从整体的观点和静态的角度出发，认为欲解析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必须从对社会整体的探讨入手。
因为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是由社会所影响的，社会体系的子系统（sub-system）如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是依附于整个社会体系的功能而存在的，并促进社会体系的整合。
早期社会学家如孔德、斯宾塞及迪尔凯姆等，其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功能主义的内容。
但功能主义的直接提出者是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KasparMalinowsk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ReginaldRadcliffe-Brown）。
他们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功能是为了达到社会秩序，联结社会关系，而功能的发挥必须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内才能达成。
“结构”指的是一个社会体系内不同部分的位置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功能”指的则是不同部分所扮演的角色，以使体系能够有效率地整体动作。
伴随人口的成长产生了社会分化，社会关系趋向复杂，因之需要复杂的社会体系来维持全部体系的整合功能。
继早期功能主义学者之后，帕森斯、默顿（R.K.Merton）、戴维斯（KingsleyDavis）和莫尔（WilliamMoore）、斯梅尔瑟（N.T.Smelser）等对功能主义理论有更进一步的发挥。
帕森斯是将功能主义更系统化的社会学家。
他认为“社会体系”才是社会学所要探讨的主题，惟有透过社会体系的理论才能建立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他特别强调社会中无论是个人或团体彼此之间建立的关系体系，其目的就是要达到功能性目标。
而社会体系的功能性目标分为四种，即适应（adaptation）、目标达成（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及潜模式维持（latency）。
帕森斯在建构社会体系模式时，着眼点为共识（consensus）、均衡（equilibrium）和整合（integration）。
默顿在批判帕森斯有关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修正功能主义”。
他不认为社会体系中的不同部分必然是相互依赖的，指出这种相互依赖的情形只能存在于某种特殊的关系之中。
他亦反对社会体系趋向稳定与均衡的观点，认为个人的某些行为对社会稳定和均衡反而有破坏作用。
默顿将此称为“负功能”（dysfunctional）。
他还指出了帕森斯理论中视“社会中的某些制度对社会体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的偏颇，以为这种假设忽略了“结构因素”如何影响这些体系内的制度。
相同的制度在不同社会中，其形式可能有所差异，但却并不影响其功能的发挥。
戴维斯和莫尔的功能理论则着重于社会如何透过结构阶层化体系来达到功能的发挥。
戴维斯和莫尔的功能理论则着重于社会如何透过结构阶层化体系来达到功能分化的目的。
不同的社会地位获得不同的奖赏和报酬，也取得不等的权力，社会结构中的不同阶层借此来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
他们的理念亦旨在证明由于社会分工和阶层化过程而出现的不平等似乎是所有社会必定存在的现象，因而是普遍的。
斯梅尔瑟的功能理论应用了“结构分化”（structuraldifferentiation）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变迁，后被引用来解释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
在他看来，任何社会体系、社会制度或社会组织，由于逐渐僵化而无法发挥其相应的功能，同时外在社会的需求需要组织体系改变其功能，社会体系本身势必产生分化，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并重新适当有效地发挥功能。
2、功能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就出现了一种从功能主义出发的社会福利理论，被称为“社会行政观点的社会福利理论”。
这一理论把社会福利视为解决社会失调或社会问题的一种方法，以维持社会的整合和秩序。
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政府社会福利，以及这些福利解决社会问题的功能。
该理论认为，现代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服务，就是了为解决人类社会贫、愚、懒、脏、病等“五害”，因此乃有维持政策、教育政策、就业安全政策、住宅政策以及健康政策等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
社会行政观点的社会福利理论认为社会福利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设计的，其理论假设的基础十分简单，解释力也比较弱。
而且该理论只重视工业社会福利制度的分析，因而限制了这种研究观点的比较能力，特别是工业社会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福利的比较研究。
帕森斯创立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体系及后来学者对其进行的修正补充，为社会福利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完善的理论框架。
持新功能主义观点的社会学者将社会福利视为政府的一种积极的干预措施。
政府透过社会福利服务来干预解决社会问题乃是社会结构的一种“功能必要性”，是为了达成社会体系的整合功能。
帕森斯、默顿、斯梅尔瑟等对政府透过社会福利干预解决社会问题都持相当支持的态度。
这一态度与早期功能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尽管功能主义社会福利学者将社会福利视为一种政府行为，但导致社会福利项目与模式发展与演变的基本原因还在于经济与技术方面的因素。
威伦斯基（HaroldWilensky）、卡特莱特（P.Cutright）、里姆林格（GastonRimlinger）及加伦逊（WALTERGalenson）等人的世界范围的不同国家社会福利模式演变的比较研究一再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发展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准高度相关。
而人口结构、都市化因素及政治结构等也与社会福利有密切的联系。
卡尔（ClarkKerr）在其1962年于伦敦出版的《工业主义与工业人》（IndustrialismandIndustrialMan）一书中则强调技术因素在福利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卡尔认为，工业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原子本质的趋势。
政府的干预，特别是在社会福利方面，犹如原子扩散一般，逐渐扩大其范围和深度。
从前工业社会的慈善福利和家族福利，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职业（企业）福利和国家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的发展是种原子本质的趋势。
政府的干预，特别是在社会福利方面，犹如原子扩散一般，逐渐扩大其范围和深度。
从前工业社会的背着福利和家庭福利，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职业（企业）福利和国家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的发展显然是有阶段性的。
而工业技术的发展，成为决定政府干预社会福利的先决条件。
虽然以上观念引起了不少争议，但却提供了一种解释工业国家社会结构和社会福利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架构。
虽然以上观念引起了不少争议，但却提供了一种解释工业国家社会结构和社会福利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架构。
综合考察功能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可见，他们一般是从“功能必要性”的角度出发剖析社会福利模式的发展与演变的原因的。
在他们看来，西方福利国家的产生主要是受到两种结构因素的影响，第一种即社会结构本身的“成长过程”，第二种即“结构变迁”。
“成长过程”指的是社会成长的能力，其中心因素为经济力量，以及改变结构的政治力量。
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加速了社会的成长变化。
“结构变迁”包括组织和制度的变迁，其变迁的方向势必导向“结构功能分化”。
而此结构功能分化导致社会规范的松弛及社会流动的迅速增加，结果引发社会的问题和压力。
从结构功能分化的角度来看，至少以下三种推动着社会的变迁使其走向分化：
其一是工业化，它促进了社会经济和人口的成长；其二是都市化，人口向都市集中，带来新的社会压力，如规范解体与新的社会需求；其三是科层化，政府科层组织不断扩大，政治参与机会不断增多，导致政府干预范围的扩大和政治参与对政策形成的压力。
受此三种结构功能分化因素的影响，社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和福利需求，如工业社会中劳工因工作条件和环境改变而引起的问题；缺乏劳动能力人群如老人、残障人员及儿童等福利保障问题，原本这一问题由家庭来解决，但在工业社会中，由于家庭功能的式微，上述人群必须由其他福利机构来照顾；都市人口的集中，造成对公共设施如住宅、卫生设备、交通等的严重需求等等。
这些问题或需求形成问题压力，它透过民主政治的参与来影响政府政策，要求政府干预市场机能的运作，提供各种社会福利来满足个人和家庭的需求。
因此，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社会福利的发展，其结论必然是，社会福利的兴起和发展乃是结构功能分化后的功能性反应。
功能观点的社会福利理论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达于全盛不是偶然的。
在50至6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体系趋于成熟，并处于优势研究地位。
这一体系的理论假设趋向于保守和支持既有的社会秩序。
由于社会福利传统上的保守本质，使得从功能观点来解析社会福利的意义似亦理所当然的。
另一方面，由于功能观点迎合了社会政治优势团体的的需要，并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提供功能理论学术研究的环境，
理论学术研究的环境，借此来合理化政府干预社会福利的权利基础，同时亦借此来解决工业社会所发生的问题。
功能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具有合理的成分。
它视工业化与都市化为社会福利之因，愈是工业化的社会，其社会福利愈趋相近。
这种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工业化与社会福利之间的逻辑联系。
既然社会福利由工业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条件来决定，那么，各国就应当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其相应的福利项目。
功能主义视政府透过社会福利干预社会问题为理所当然，亦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社会福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但功能主义福利理论在强调工业化等因素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作用的同时，忽视了社会福利所具有的主观性质，因此就难以解释例如中国在其工业化之初何以能够建立起城市工业劳动者的社会福利体系这样的问题。
这一理论的构建者希望创立一种社会福利的“大理论”，并以此诠释所有社会的社会福利及其发展，因而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采取了“异中求同”的方法忽略了社会福利的差异本质。
此外，功能主义的福利理论对社会变迁和发展未作充分解释。
（三）冲突主义的社会福利理论
1、冲突主义的演变
冲突主义的创立者达伦道夫（RalfDahrendorf）1959年在其所著《工业社会的阶级与阶级冲突》（ClassandClassConflictinIndustrialSociety）中提出了冲突理论模型，它把社会体系视为分工、敌对、压制、异议、冲突、非整合和变迁的系统，而社会体系的冲突冲突来源，是利益和权力分配的不平均。
个人或团体为争取有限的利益和权力，势必导致社会体系的冲突。
和功能主义模型强调功能整合不同，冲突理论模型是从动态的角度来解析社会结构的。
冲突理论将其来源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其基本假设是社会体系的冲突和敌对，源于资本主义体系内劳工阶级的异化，而劳工阶级的异化则源于阶级之间利益的矛盾和冲突。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冲突理论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差异，这里我们姑且不论。
除达伦道夫的冲突理论模型建构外，晚近在部分吸收或批判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这些也被归于冲突理论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在解释西方福利的起源、演变与本质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结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结合一些现代人类学理论而创立的。
阿尔都塞试图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出发，来探讨一种社会结构下为什么和如何产生“阶级矛盾”。
他认为导致社会阶级产生矛盾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体系的本质”；为了避免因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导致社会体系的崩溃，必须透过“意识形态的政府机构”以及“压制的政府机构”的动作，使社会体系免于解体。
另一结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波连查思（NicolasPoulantzas）则偏重于政治结构的分析，探讨政治结构与社会阶级变迁之间的关联。
认为政治结构透过意识形态与压制机构，来维持社会体系的整合，显然，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假设与功能主义有些关联，认为社会变迁的目标在于透过政府维持社会各个不同的部分之间的整合。
批判理论反对经济基础为社会体系的决定因素，而侧重于意识形态和政府的影响力量。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或矛盾，导致体系中不同部分相互依赖性的逐渐增加；而就社会体系来说，主要的难题就在于维持一个持续的“合法性”。
因此，如何通过某些动机和报酬的提供，借以维持已有社会体系的持续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上述目标是通过政府来实现的；而由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则合法化了社会秩序。
显然，批判理论的这一思想，和结构马克思主义相似。
2、冲突观点的社会福利理论
冲突理论模型出现后，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一些学者尝试用于社会福利研究。
19世纪以来社会福利的急剧发展，以及政府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加强，特别是20世纪中叶的“福利国家”的兴起，激发了不少学者以冲突模型解释这种变化的热情与兴趣。
沙维尔（JohnSaville）是最早应用冲突模型探讨福利国家起源与发展的学者。
他认为福利国家的发展是以下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一，工业资本主义对一个更有效率生产环境的要求，尤其是需要高生产劳工；其二，劳工阶级反对剥削所作的斗争；其三，有产阶级承认为了政治安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沙维尔重视劳工阶级的角色，以及劳工运动在导致福利国家上所起的作用；但他同时亦强调：
“如果低估了其他两个因素的重要性将是历史上的不正确和政治上的错误；同样的，如果误解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也是不正确和错误的。
”①沙维尔并指出，19世纪英国有产阶级之所以关心福利改革，乃是为了经济上的效率和政治上的稳定。
冲突模型的社会福利理论将福利国家的一个主要功能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减少社会冲突和紧张。
对统治阶级来说，降低工人对资本政体的不满，争取劳工的国家认同，而使阶级的冲突得以消除，这才是他们所最关心的。
冲突模型社会福利学者并据此指出了俾斯麦所推行的一系统社会政策的虚伪性：
俾斯麦的社会保险政策，貌似关心工人福利，实际目标则在于粉碎当时在德国日益成长的政治势力，即革命的社会主义。
为了对抗激进的社会主义，统治阶段遂通过社会政策设法来“国家化”低的社会阶级，把劳工纳入有产阶级的社会秩序中。
冲突模型的社会福利理论认为福利国家的另一功能在于增加资本社会经济上的效率。
孟德尔（E.Mandel）认为大型公司的规模和资本密集的经营需要稳定：
消费的稳定及投资的稳定。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就变得必要，同时，“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失业给付等”体系形成了这种稳定力量的来源之一。
孟德尔对健康和教育服务发展的分析亦旨在证明，这些措施的最初动机乃在于增加工人的生产力和生产年龄。
②
至于福利国家是否如其提倡者所称达到社会平等的效果，冲突模型社会福利学者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沙维尔发现福利服务大部分是由劳工阶级来提负其财政，故其所牵涉的再分配，只是一种水平的再分配，而不是垂直的再分配。
因此，在他看来，福利国家只不过是将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自助的措施，稍经改变装入20世纪的新瓶而已。
唐荷夫（G..W.Domhoff）亦指出，1934年美国新政时代的社会保障立法，大众被迫节省其所得之一部分以备不时之需，所得、地位和权力的分配，本质上丝毫不受其影响。
欧非（ClausOffe）的研究亦旨在证明，资本社会的政府机构，使这个资本社会成为一个“资本”的社会。
他指出，在所有先进资本社会，不论是先进或后进的福利国家，我们所看到的是“贫穷与富庶的共同存在……谋利的工业生产逻辑和个人需求逻辑的并存”。
这种矛盾并未因福利国家的来临而解决，它只不过是在某些部分被修正和降低其严重性而已，因此，“福利国家丝毫不代表资本社会结构上的变化”。
也正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内，社会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
冲突模型的社会福利理论对福利国家的起源、演变及其本质的揭示是深刻的，有助于克服对福利国家认识上的片面与肤浅。
但由于这一理论只提供了社会福利演变的一般性原则，因而难以用于具体的社会福利政策的研究。
二、经济学的社会福利理论
经济学有关社会福利的理论极为丰富，为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作为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专业社会工作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因而，经济学的社会福利理论成为社会工作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择要介绍一些经济学领域有关社会福利的理论，主要涉及一些学派的社会福利理论。
（一）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有新旧之分。
我们在这里介绍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等人的社会福利思想。
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就福利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以1920年庇古出版《福利经济学》一书为标志。
它强调通过国民收入增加和国民收入再分配两种方式，来增加全社会的福利。
就前者而言，关键是合理配置生产要素。
在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力。
要获得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就必须给劳动力的所有者劳动者以适当的劳动条件，改善他们的生活福利状况，使劳动者患病、伤残、生育、失业、年老、死亡能得到适当的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以及增加一些必要的货币补贴。
就后者而言，福利经济学主张应向高收入的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同时向劳动者增加失业补助、社会救济，以实现“收入均等化”。
只要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进行得合适，即使国民收入总量未获得增加，也同样可以收到增进普遍福利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新福利经济学导源于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由英国的卡尔多、希克斯和美国的萨缪尔森等人所倡导。
新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所谓“帕累托最优状态”，认为在收入分配固定不变条件下，只要每个社会成员根据各自的偏好方式花费其收入，使他们获得的效用或福利达到极大值，就可以推论整个社会的效用总和或社会福利达于极大值状态。
新福利经济学还认为，任何经济改革都会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损。
如通过某种经济政策使受益者补偿受损者，且补偿后还有剩余，这就增大了社会福利。
后者便是卡尔多和希克斯提出的“假想的补偿原理”。
（二）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称为“反危机理论”、“有效需求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针对西方世界经济危机而提出的理论，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凯恩斯的反危机理论，建立在提高社会有效需求的基础上。
他不同意“供给自然创造需求”的学说，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情况正好相反，即并非供给决定需求，而是需求决定供给。
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买方”社会，这种需求名曰社会有效需求，不是自然需要。
社会有效需求包括资本的有效需求或投资需求和居民的有效需求或消费需求。
只要设法提高这两类需求从而提高社会有效需求，便可刺激投资增加、生产增加、供给增长，实现充分就业，进而摆脱经济危机。
要提高资本有效需求，国家就必须积极干预经济，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有关公共福利的各种基本建设，以刺激资本家投资建厂、发展物质生产。
要提高居民的有效需求，办法有两条：
一是刺激出生率回升、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摆脱人口危机；再就是刺激生活水平的提高。
后一条也是其中主要的一种办法。
人口增长了，特别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居民的有效需求自然会提高。
而要提高出生率，提高生活水平，也有赖于积极的国家干预。
国家可借广泛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途径，实现这两个目标。
因为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了，居民的生活福利可以得到增进，妇婴得到保护，生育得到保障。
在凯恩斯看来，为了刺激社会有效需求的提高，国家即使出现财政赤字也在所不惜。
凯恩斯的以上“反危机”理论，对西方国家战后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直接的推动作用。
（三）新剑桥学派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剑桥大学的罗宾逊、卡尔多等学者为代表形成的一个学派。
这个学派认为，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不合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症结所在。
只有资产阶级国家主动地、积极地采取各种措施来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使之趋于“合理化”，实现收入“均化”，才有可能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
因此，新剑桥学派寄希望于国家调节，寄希望于国家实行包括社会福利措施在内的社会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以实现收入“均化”。
为了实现收入“均化”，以达到普遍福利的目标，新剑桥学派还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主张。
如它主张国家应给予低收入家庭以救助、补贴，逐渐减少以至消除贫困家庭；主张失业保险的津贴应适当提高，以使失业者可能享受科学、文化和技术知识的教育，提高自身素质，以便日后能够从事收入丰厚一些的工作，主张实施高额财产税、累进所得税，以抑制高收入的过分增加，使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水平逐渐“均等化”，等等。
罗宾逊甚至主张实行断然的、几近没收式的遗产税，以消除财产过于集中的不合理现象。
没收的遗产税上交国库，用于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事业。
（四）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福利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其中马克思、列宁的有关思想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关于“社会总产品”即社会成员集体的劳动所得的分配原则。
他指出，社会总产品不能不折不扣平等分配给所有社会成员，从中应该扣除：
（1）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2）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3）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在将剩下的部分作为消费资料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应从中扣除：
（1）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
（2）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3）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就是现在所谓官办济贫事业。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社会总产品“两次有效扣除学说”，包括了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及其设施的制度构想。
列宁在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中，提出“工人最好的保险是国家保险”。
他还在《关于对杜马的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的决议中提出国家保险四原则：
（1）它必须为工人在所有丧失劳动能力的各种情况下提供保险；
（2）保险的范围应包括所有工资收入者及其家属；（3）所有受保人应收到与其工资收入相当的补偿，保险支出全部由雇主和国家负担；（4）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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