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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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

第一章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

要点提示

第一节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

当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并未在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同样的成功。

在这种历史情况下，西方国家的一些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地总结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积极地探索不同于俄国革命的道路，重新解释和竭力改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Marxism）一词通常用来描述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不同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由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柯尔施最早提出来的。

1923年，柯尔施出版了一书，名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在这本书中，柯尔施论述了一种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该书出版后，遭到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严厉批判。

为了回答和反驳该书出版以来所遭受到的批判，柯尔施于1930年发表了一篇长文《〈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

在该文中，柯尔施首次提出和运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

在柯尔施看来，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一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考茨基的老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联合新俄式‘列宁主义’正统派为一方”），另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今天的无产阶级运动中一切批判的和进步的理论趋向为另一方”）。

两种马克思主义遵循着不同的思想路线，彼此相互对立，没有调和的余地。

柯尔施认为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出版于同一年的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虽然柯尔施正式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初步界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但在当时这一概念并没有迅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直到1953年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梅洛－庞蒂于1955年出版《辩证法的历险》一书，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才流行开来。

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专辟一章来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

梅洛－庞蒂继承了柯尔施的看法，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对立起来，明确地将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把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

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流行开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成为公认的思潮。

在柯尔施和梅洛－庞蒂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的基础上，后来的许多学者进一步地进行了改进和界定。

归纳起来，西方学者主要从二个方面来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当然，这二种用法也并不是严格对立的，它们之间经常有着交叉和融合）：

第一，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思潮。

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要么强调特定思想内涵，突出它与列宁主义的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向列宁主义政治体系挑战的哲学理论体系；要么强调强调主题转换，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问题转向了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提出者柯尔施和梅洛－庞蒂就突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对立。

汤姆·巴托莫尔（TomBottomore）主编的比较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ADictionaryofMarxistthought）反映了这种观点。

在该书中，拉塞尔·杰可贝（RussellJacoby）撰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条目着重强调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对立和分歧，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理论体系汇集成为向列宁主义挑战的政治体系”。

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明确地指出：

“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地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

”换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不再是国家和法律，而是文化和意识形态。

还有的西方学者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新马克思主义”。

在这些学者眼中，只要是与官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特别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不管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如苏共二十大以后，在东欧理论界出现的一些“异端”理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南斯拉夫的“实践”派等等。

第二，从地域上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方国家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

在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和东方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而东方马克思主义则主要是指东方或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主要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而是注重地域的区分。

按照这种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包括西方国家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包括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西方国家共产党的理论。

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世界上还存在着“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是指亚非拉各洲发展中国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例如，非洲的马克思主义，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越南的马克思主义等。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初期的历史背景下，共产党党内外的一批领导者和知识分子根据时代变化，并以西方哲学的视野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社会现实的产物。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又区别于第三国际；他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既不同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又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

因此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有地域性限制——产生于并发展于西方；又有特定思想内涵——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既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又批判马克思主义，宣扬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多元化，主张用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来解释、补充、重建马克思主义，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既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又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

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具有国际性影响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又是一种具有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

最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们并没有明确地标称自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想到自己是一种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创始者，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共产国际所属的西方国家某些共产党内的一股“左”的思潮而出现的。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以沉重的打击，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更加深刻和空前尖锐，使得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迫切地希望摆脱压迫和剥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谋求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1917年，在沙皇统治的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苏联最先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的巨大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于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欧洲其他国家也相继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形成了欧洲革命的高潮。

其中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有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和芬兰革命、1919年的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1923年的保加利亚和波兰的革命起义等。

但是，中、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相继遭到失败。

特别是德国，它虽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但革命仍没有成功。

到了1924年，十月革命后出现的欧洲的革命高潮结束，欧洲的革命从此走向低期，西方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稳定的时期开始。

为什么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而如火如荼的欧洲革命却失败了？

如何总结欧洲先进的国家革命失败的原因?

这是摆在当时各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问题。

当时苏联共产党内和第三国际的主流观点认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是由于缺乏成熟的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建立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无产阶级正党是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当务之急。

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在欧洲各国共产党内强行推行“布尔什维克化”，强迫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按照俄国的模式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当时欧洲国家—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同意这种观点。

他们认为，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却没有按照马克思的预言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恰恰证明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他们那里行不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所属一些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内产生出一股“左”的思潮，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批评苏联共产党的内外政策，批评共产国际，乃至批评列宁的一些观点，矛头指向以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就政治思想而言，这股思潮的一些代表自称继承了德国共产党左派罗莎·卢森堡的观点。

卢森堡在战前和十月革命中，曾就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等问题，提出过不同意见和批评意见。

在西方革命失败以后，卢森堡的这些思想观点被后来称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左的思潮所进一步发挥。

例如，柯尔施认为他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分歧，从渊源上说，就是和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和策略的批评一脉相承的。

在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看来，欧洲革命之所以失败，究其原因，是因为以下两点：

首先，无产阶级丧失了革命意识。

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但需要客观条件，也需要主观条件，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

但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却失去了。

资本主义国家一是通过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消除了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二是通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欺骗，使无产阶级不再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不再有革命的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强调客观因素和经济条件，似乎只要坐等经济条件成熟，革命的胜利就会自动到来，是行不通的。

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因此，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动无产阶级革命，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使工人意识到自己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使工人阶级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

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对无产阶级重获革命意识的未来并不乐观。

所以“德国、匈牙利、巴伐利亚、典地利、波兰和巴尔干的例子告诉我们，危机和苦难是不够的。

在这里有最可怕的经济危机——然而革命没有来到。

还必须有把革命带来的另一个因素，而如果缺乏它的话，革命就流产或失败，这个因素就是群众的精神”，因此，“必须总是以一种唤醒和加强工人的阶级意识的方式去行动和说话”。

其次，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改变了其统治形式，它们的统治日益带有“总体”的性质，所以不能照搬十月革命所采取的暴力革命的模式。

如果要在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革命成功，必须采取“总体革命”的道路。

所谓总体革命，就是不只是进行政治革命，通过暴力夺取政权，而是从“总体”上改变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特别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依靠政权、暴力和经济剥夺，而且更多地是依靠意识形态的控制。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欺骗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无产阶级日益认同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因此，这些国家的革命不只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更重要的还是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和心理革命。

这股欧洲共产党内的“左”的思潮首先在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得到了系统的表达，因此，卢卡奇就自然地被视为这股后来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创始人。

除此之外，同样于1923年出版《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德国共产党人柯尔施和写下著名的《狱中笔记》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也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变和主要流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之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一股影响广泛的思潮。

在其发展过程中，它逐渐从欧洲共产党内的一股“左”的思潮演变为超越党派范围的多种多样的流派。

20世纪20至3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

在这个时期，作为欧洲共产党内的一股“左”的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站在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领导人和理论家的立场上批判他们的思想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欧洲革命失败的原因，寻找欧洲革命的出路。

但由于这股思潮是同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相对立的，因而在它出现不久之后，就遭到了理论上的批判、抨击和组织上的纪律制裁。

如卢卡奇和柯尔施在其著作、文章发表的第二年，就被共产国际斥责为“理论上的修正主义”，柯尔施坚持和发展自己的观点因而被德国共产党开除出党，卢卡奇在先是保持沉默、继而多次公开检讨之后进留在党内。

鉴于这种情况，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逐步远离了组织性的共产党组织，独立地发展起来。

特别在一些从来没有参加过共产党，甚至从来没有与任何共产党有过接触的西方学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他们自己所属的立场或学派“发展”、“补充”或“改造”马克思主义，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一股独立于任何党派的纯粹理论思潮。

例如，法国的戈德曼、梅洛－庞蒂和萨特，德国的布洛赫等许多人就都没有参加过共产党。

长期在西方国家发挥重大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则基本上是一个学院内的马克思主义流派。

从思想上来说，这个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从黑格尔主义的角度解释马克思的思想，力图确定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表现了某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末经历了形成时期之后，在20世纪30至60年代末进入了鼎盛发展的时期。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形成时期还没有产生独立的流派，但在鼎盛发展的时期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流派。

在这个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重点寻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哲学家的马克思”；分析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心理根源；反思启蒙精神、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大众文化，致力于发达工业文明批判；构筑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并用各种西方社会思潮解释、补充、重建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结合起来，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了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见解。

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国际共运内部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逐步演化成为具有国际性影响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社会思潮。

在20世纪30年代，当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在资本文义经济危机中在德国崛起，而德国工人阶级未能起而制止它时，从政治、经济、法律、特别是从心理学上分析其原因，在一个时期里，成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研究课题。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研究，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在西方一些人的心目中，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者”、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有密切联系的法国的马勒和高兹等人．更根据他们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的分析，提出了“新工人阶级论”和相应的劳工战略，从而加重了这种外观和印象。

从哲学观点上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单一的，基本上都是按照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的精神去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针对着西欧一些共产党内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议会道路和人道主义的宣传，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又产生出另一股相反的倾向，这就是按照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精神去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了转向时期。

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多元化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分化，并出现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

他们重点探讨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生态危机等问题。

在研究过程中，由非正统马克思主义转向了非马克思主义。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题又从哲学、文化问题转向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研究重心从对资本主义批判转向研究市场社会主义；前苏联东欧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合流。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和一贯的学派或思想体系，不同的学派和代表人物的主张和观点相差很大，所以表现了各种各样的特征，但其主要特征有两点：

第一，理论与实践的分离。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紧密地结合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将理论和实践分离了开来。

从整体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理论学说，很难算得上是一种实践的指南。

安德森指出：

“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有它的独特性，使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传统具有明确的定义和区分的界线。

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特点就是：

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他们在各自所属的东欧和中欧党内，在政治和思想上起到了不可分割的作用，但从1918年到1968年这半个世纪里，这两者（理论与实践）在西欧却越来越脱离。

”

虽然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直接参加并且组织了当时的革命群众的斗争，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他们都先后脱离了革命运动。

由于革命斗争的失败和背离党的观点，卢卡奇和柯尔施分别流亡到苏联和美国，在研究院或大学里从事学术研究，完全与政治斗争和工人运动断绝了联系。

葛兰西则在20世纪30年代初被意大利法西斯当局判刑入狱，他的主要理论著作《狱中笔记》是在完全与外界限绝的监狱里写成的。

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这三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流亡生活和与世隔绝，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积极参与西方政治组织和工人运动的结束。

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特有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越来越远。

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一些学院派人士，他们绝大多数不是实际的活动家，而只是一些学者、教授。

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具有教授职称。

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人物霍克海默从未参加过任何工人阶级的政党，他虽然在政治上相当激进，但既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批判德国共产党。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力干将阿多诺对工人阶级运动毫无兴趣，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毫无个人联系。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们同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法兰克福学派的组织机构——社会研究所本身只是一个典型的学术研究机构。

1933年纳粹上台后，社会研究所被迫流亡他乡。

该所于1934年迁往美国，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

“该所迁移美国，就使它转移到一个连形式上从事社会主义事业或具有任何实质性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巨大工人阶级运动也不复存在的政治环境。

在新环境下，该研究所稳步地倾向于适应当地的资产阶级秩序，并对自己过去和现时的著作加以检查以适应当地的学术气氛或集体的感情，进行带有通常实证主义特征的社会学调查。

该所为了在新的住地掩饰它自己，在实际上完全退出了政治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研究所迁回德国，但它的社会作用和方向在美国期间发生的变化，再也不能变更了。

社会研究所在西德已经彻底的非政治化，彻底地割断了与工人组织和运动的联系。

它不仅融入了主流学术界，在学术界声誉日隆，而且受到了“官方”的喜爱和保护。

霍克海默本人甚至从一个激进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者堕落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拥护者和辩护者。

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虽然建立了各种名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但大都并不想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

他们虽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从不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或工人组织，大多数人也不参加现有的任何党派活动。

他们的学说也主要只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发生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它在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是不统一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国际性的行动组织，也不开展国际性的实践活动。

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的成员各自进行独立的理论研究，著书立说。

他们之间除了属于同一流派的研究者相互间进行理论讨论外，彼此很少交流。

尽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理论与实践是分离的，但这主要是说他们的理论已经不是革命行动的指南，他们不亲身参加革命的组织和运动，并不是说他们不关注实践问题，不否定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

从他们所关注的一些理论问题来看，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回避现实的挑战，在他们那深奥难懂的语言中负载着大量关于急剧变化着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信息，跳动着这个特定时代的脉搏，也倾注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深刻关注。

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书斋里，用他们特有的语言和方式曲折地反映着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

不管人们已经或将对他们的理论作出怎样的评价，有一点不可否认：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产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对于人们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几乎都进行了探讨，并作出了自己的理论回答。

此外，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对革命的前途和未来持有悲观态度，但他们仍然没有完全放弃革命的希望。

他们寄希望于在理论中求证出革命失败的真实原因，力图阐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通过新的手段和途径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

第二，研究重心的转移

本来，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有机整体，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哲学却成了唯一重要的因素。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被或多或少地弃置一旁。

“西方马克思主义故意闭口不谈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统最核心的问题：

如详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以及推翻这种国家机器所必需的阶级斗争战略。

”在主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虽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有所论述，但要么没有任何创见性，要么抛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范畴和原则。

“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

”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等等都是从属于哲学的。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志是方法。

卢卡奇所说的方法指的是辩证法，特别是主客体的辩证法。

在卢卡奇看来，只要忠实于这种辩证的方法，即使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命题都抛弃了，那么也不失为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卢卡奇和柯尔施这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观点对于所有的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很大影响。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上众说纷纭，但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哲学，甚至可以归结为哲学。

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从柯尔施到科莱蒂，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从德里达到福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实就是：

专业哲学家在其中占了压倒优势，他们在大学里担任的学科无一例外的全是哲学。

他们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西方著名的哲学家，他们的代表性著作要么典型的哲学著作，要么是从哲学角度谈论各种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也大多是哲学流派。

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心转移的决定性事件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一部重要著作，1932年分别在苏联和德国第一次发表出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这部手稿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们从这种手稿中着重阐发马克思的哲学思想。

他们认为，《手稿》是“新的福音书”，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是“包括了马克思的全部精神视野的唯一文献”，“马克思思想的哲学前提找到了完全成熟的完美表达”。

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是从哲学走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从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极端推崇来看，他们似乎倒转了马克思本身思想的发展轨道。

与马克思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从政治学和经济学走向哲学，从历史唯物主义走向黑格尔哲学。

所以，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从黑格尔哲学的角度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