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解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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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解脱

“我要解脱”

　　中国各类精神疾病已经导致社会经济负担达622亿人民币，跨国药企们的十多年苦旅即将看到曙光。

　　9月13日下午，美国马萨诸塞州达特茅斯传来一声枪响，56岁的詹姆斯?

麦克唐纳在汽车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华尔街众多职业经理中，麦克唐纳算不上大名鼎鼎，然而，和麦克唐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赫赫有名的洛克菲勒家族。

麦克唐纳担任洛克菲勒资产管理公司CEO长达八年，被誉为洛克菲勒家族能找到的“最好的管家”。

　　对于麦克唐纳的死因，据麦克唐纳的朋友和同事说，他的自杀与生意基本无关。

麦克唐纳长期受精神抑郁症的折磨，而他的死正是一种解脱。

　　从某个角度看，麦克唐纳是幸运的，毕竟他为自己的病症找到了一个解决出路。

但在中国，类似和他一样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却可能更多地要面对的是束手无策。

在今年10月10日，世界第18个“精神健康日”时，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总人数已经超过1亿，精神疾病发病率超过7％，其中大部分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

　　不难理解中国精神疾病患者增多的趋势――在经济高速发展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受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而与之相配套的医疗设施以及社会救助体系并没有随之形成。

尤其是去年汶川大地震后，治疗心理疾病更是成为一个全社会性的话题。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一个潜力巨大但却十分独特的市场正在中国形成。

因为长期以来，被俗称为“精神病”的心理疾病，一直不为病人本身和市场认可，传统观点中，这并不属于真正的病症，因此甚至不存在相关的医药和医疗市场。

而这几年来，在“精神病”被抑郁症这类名词代替后，似乎市场也开始火热。

据一些医疗保健咨询公司的分析，中国的精神科药物市场规模从1990年代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了2007年已经增长到2.5亿美元，在2012年则会增长到10亿美元左右。

　　所以现在奇特的局面是，一方面是市场参与者，尤其是跨国药企经过十多年的市场培育，终于开始积极推出新产品来救治患者――目前在中国上市的精神疾病类药物，仅以抑郁症为例就有十几种，其中包括礼来、辉瑞、西安杨森、惠氏等知名跨国药企的明星产品都在其中，并且为了提升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一家公司甚至在短短几年就接连上市新产品――而另一方面，却是更多的患者观念依然停留在过去，无视自己的精神疾病问题。

　　拓荒行动

　　经过长达十多年的漫长等待后，王彦玲终于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佳境。

　　作为中日友好医院的心理门诊医生，她清楚记得在1996年之前，自己的职业几乎还无人知道，每天上门就诊的人也寥寥无几直到在1996年一部名为《心理医生》的电视剧热播之后，情况才稍微开始好转，就诊人数增加到3、4个。

熬到了今年，每天的人数终于出现十六、七个的情况，这几乎是属于爆满了。

同样，王彦玲的一些同行――每小时就诊费用高到数百元的私人心理诊所――今年也开始有了生意火爆的迹象。

　　但直到今天，王彦玲还能接待到这样的病人：

一个带有明显焦虑症状的孩子，从11岁到16岁跑遍了全国各大医院，做了一大摞检测报告找不到病因，孩子母亲一直拒绝承认是心理问题；一个从高二开始就有明显的失眠、抑郁症状的学生，没有考上大学。

“他妈妈带他吃了很多中药，如果能够及早发现是心理问题对症下药，他的人生道路可能就不一样了。

”王彦玲说。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尽管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正视抑郁症这样的精神疾病，但是市场并没有完成普及工作。

事实上，虽然各大制药企业都先后在中国上市了治疗精神类疾病的药物，然而他们都无一例外的要忍受市场的平淡――就中国抗抑郁药市场而言，拥有世界1/5的人口，市场总量却只有世界市场总量的1/200。

以至于一位欧加农高级医药代表在几年前曾不屑地说过，“因为市场实在太小，我们在中国基本上放弃了专利申请。

”欧加农是全球数一数二跨国药企先灵葆雅的子公司。

　　因此全球第一个被美国FDA批准、被海外媒体誉为“世纪之药”的美国礼来公司的抗抑郁药“百优解”，在1995年也是抱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想法进入中国市场。

作为第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抗抑郁药物，面临的状况是“不仅普通公众，即使是大多数非精神疾病的大夫也缺乏认知”。

结果，1996年“百优解”在中国的年销售额还不到100万元。

　　幸运的是，作为第一批拓荒者，礼来敏感地意识到要想赢得市场，就必须先做教育市场的工作，从那些“非专科医生”做起――中国的专科医生资源缺乏，平均每10万人，中才有一个精神科医师。

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每1万中就有一名精神科医生。

此外目前中国有四分之三的抗抑郁药物是非精神科医生开的，但地市级以上综合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20％。

　　于是，礼来1996年在中国启动了“礼来旭日工程”，组织了几百场大型学术研讨会、座谈会，编辑临床参考资料，针对不同人群开展疾病普及活动，近30000名医生参加了抑郁症识别与诊断的培训，其中通科的医生占了很大比重。

　　这在当时并非易事，西安杨森中枢神经产品市场总监王彤焱回忆说：

“上大学学临床医学，大家不愿意去精神病院实习。

连我们学医的学生都不愿意去接触那些人，可见社会上的压力有多大。

”

　　但通过礼来的“旭日工程”，那些检查结果正常就急于把病人转出去的通科医生，开始注重从病人精神症状上寻找病因了，病人看病都会定期收到礼来寄送的精神卫生资料。

正是通过这样的市场启蒙，礼来的品牌在医生和病人群体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最初惠氏的“怡诺思”――目前全球销量第一位的抗抑郁药物――在中国上市时，就没有那么幸运。

惠氏当时仅把它看成专科药物而派了几个人去做销售，结果和全球形成强烈反差，它在中国十几个上市的抗抑郁药物中排名倒数第一。

　　在反思后，惠氏认为，此时的市场已经不可能在人力和成果上像礼来那样做一次大普及培训，只能细化到更深入的市场。

通过市场分析，惠氏发现由于对精神疾病和神经疾病的混淆，近一半病人首次是去神经科就诊的。

而和其他通科医生相比，神经科的医生也更愿意了解精神疾病。

因此，惠氏的医生教育锁定了神经科，并且组织神经和精神学科的专家共同探讨一些大脑疾病的课题。

惠氏还特意设立了精神科医师奖，曾经让一些获奖的老专家激动不已，因为这是老专家在这个领域的贡献获得了首肯。

　　除了医生培训，对于病患和大众的普及宣传也做得更加专业、到位。

惠氏就“怡诺思”这个产品设立了专门的网站，包含了抑郁症的病因、诊断等基本普及知识。

此外还开始了“绿丝带”关爱行动，深入社区和大学进行认知抑郁症的宣传活动。

在进行活动中，惠氏并不刻意去触碰人们对于疾病敏感的心理，而是强调“了解得多一些，可能就会帮助到你身边有需要的人”。

就在北京航天大学进行讲座后，一个女学生等候了良久，对讲座的安定医院院长说：

如果不是来听了这个讲座，我可能就去自杀了。

　　深耕细作

　　在经过了前期的“教育市场”、“培训医生”后，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跨国药企开始对中国市场显示出更大的雄心。

从欧加农大态度转变上可见一斑，其总经理表示要成为在中国中枢神经领域的前三名，而且对所有产品都申请了专利保护。

因为其产品“瑞美隆”已经受到了中国仿制药的冲击，将近20家中国公司在申请其仿制药的注册。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一步开拓细分领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

这些跨国药企一个主要竞争领域集中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方面。

这是精神疾病中严重的一种，甚至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

然而它的治疗过程又很漫长，最初的治疗一般需要两年。

复发再次治疗就需要五年时间，每次复发大脑的功能就衰退一次，但是疾病的隐私性和病耻感造成中途停药的“脱落率”很高。

　　“在众人面前服用一片治高血压的药和一片治疗精神病药，别人看到的反应不一样，所以有些病人会藏药，拒绝服用。

”王彤焱说。

因此，西安杨森上市的第一个非典型抗精神分裂症药“维思通”，三年前推出了长效针剂。

而最新上市的“芮达”每天只需要服用一次，计划到明年底就可以上市一个月注射一次的长效针剂，以保证病人服用的依从性。

　　而与之相配套的做法则是走出医院，帮助医生管理起散落在家的病人，以达到治疗的全过程关护。

通过西安杨森和中华医学会合作开展的“彩虹计划”，病人的相关治疗情况、信息都存储在医院的系统中，护士定期会打电话督促病人回来打针、就诊，目前该项目已经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延展到了全国16家医院。

　　礼来甚至有一个可以帮助病人“减肥”的康复中心，这个礼来全球“康复干预中心”项目目前在中国也已经设立35个。

由于服用药物会导致体重增加，专科医院可以介绍病人到设立在院内的康复中心来，专门培训的护士免费为病人做身体的常规检查，并且指导病人和家属学习如何控制体重、运动等，该项目每年的投入就在二、三十万美金。

　　除了减少已有病人的“脱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如何精准寻求到自己的定位，也是重要的一环。

礼来中枢神经产品市场总监王子平似乎就面临着这样的难题，手中拥有“百优解”和“欣百达”两个拳头产品，却不可避免遭遇到拳头打架的情况，“欣百达”作为新药正在势头上压过老药“百优解”。

于是，提出了“要让合适的病人用到合适的产品”的市场对策：

“百优解”对抑郁症的动力缺乏症状治疗效果更为突出，而“欣百达”则对于一些躯体疼痛症状更起作用。

而对医生进行培训仍然是帮他们找到适应症病人最好的途径。

“比如我们告诉医生在诊断时，碰到病人只回答半句，再问就容易哭，这很可能就是一个低动力性状的病人。

”王子平说。

　　恢复社会功能

　　惠氏公司的高级市场经理梅?

Z萍还清晰地记得在汶川大地震之后组织的七场教育活动中，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分享了她的经历：

她一家13口全都死了，但是她以为一定要坚强。

其实每天晚上她都会做恶梦。

而当她痛哭的倾诉出来之后，仿佛心灵的重负也被放下了。

　　这样能给心灵带来震撼性质的活动，实际也是惠氏进一步深入市场的一种方式。

通过公司员工与外部世界的分享，不仅让外界更多地了解惠氏的产品，而且也巧妙地进行了情感营销。

去年惠氏的“怡诺思”在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了排名第四位的药物，销售接近1千万美元。

　　实际上对惠氏这样的公司来说，在抗精神病医药市场取得一定成绩后，就不可避免的要考虑承载更多的社会性功能，这既是药企的应有之义。

而且也是进一步提高自身品牌影响力的最好办法。

毕竟，中国的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人群中，抑郁症患者竟占了50％至70％，远远高于国外的比例，而中国由抑郁症导致总经济负担达到622亿人民币，精神分裂症作为严重的精神疾病，对社会安定、他人生命财产的威胁影响更大。

尽管随着非典型精神类药物的治疗效果的改善，“把疯子治成了傻子”的情况不再出现，但是如何更快恢复病人社会功能，仍然是医疗界持续努力的课题。

　　几个月前，西安杨森的“芮达”产品经理吕风云从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王秀珍那里听到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故事：

一个准备马上结婚的姑娘，突然精神分裂症发作，这给她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而在服用了“芮达”第四天，家属打电话说“真的不得了，我孩子的病情在缓解”，而到第八天家属已经回电话患者基本没问题了，之后如期举行了婚礼。

　　尽管这只是一个突出的个案，但是如何体现出“芮达”在改善病人社会功能的显著作用，并且把对中国病人治疗提升到一个新阶段，是西安杨森在上市“芮达”前就考虑的事情。

　　这种明显的疗效和功能改善，在“芮达”美国上市的时候就是伴随“个人社会功能量表”进行测评的。

于是，西安杨森也决定在“芮达”上市的同时来推行这种量表。

　　2009年2月西安杨森在中华学会专家的领导下成立了“个人社会功能量表中国协作”小组。

“在精神科著名专家的领导下进行量表研究的教授对量表进行汉化，并且拍摄了病人诊断的视频，大家来规范评估的一致性，整理培训资料。

经过这样的流程才培养出第一批医生。

”王彤焱说。

由第一批培训的医生作为讲者再到全国各地去做培训，目前已经有3千多名医生得到了量表的培训，并且希望年底能够达到5千人。

　　一些医生会听到病人家属很形象的反馈：

他很久没有自己洗衣服，居然开始洗衣服了；他开始知道问候关心家人了。

当然，这种推进需要循序渐进，尽管他们给医生提供了培训、甚至准备了计算器以便他们更好地做评估表测算，但是并不是所有医生都会给自己“自找麻烦”，他们认为控制好症状就已经做好了本职工作。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得到这些及时的救治和帮助。

中国不同地区精神卫生服务存在着差别。

王彦玲就发现，从一些偏远地区来看门诊的病人，服用的还是10多年前的老药，而一些前来实习的医生在专业知识上也明显存在差距。

而情况证明，并非富人比穷人更容易患精神疾病，只是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和接受治疗，相反偏远地区人群因为缺乏认知，精神疾病程度更为严重。

但这对跨国药企来说，也意味着机会，西安杨森计划明年把团队扩大100多人，在社区、基层的专科医院实现100％的覆盖，“每个地方都有人去跑，而这只是开始。

”王彤焱说。